蔣介石的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深刻地影響著此后一段時期臺灣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則仍如噩夢一樣，仍糾纏著、牽累著歷史的新一頁。

　　蔣介石是一個愛反省的人。他的日記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就是他的反省記錄。一周過了，有《本周反省錄》；
一月過了，有《本月反省錄》；
一年過了，也常有“本年反省錄”一類的記載。

　　自然，丟掉大陸，對蔣介石來說，可謂創(chuàng)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許多自責，日記中常見“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等字樣。他甚至有過“遁跡絕世，了此一生”的念頭。但是，蔣性格頑強，《反省錄》自稱，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補過，以求自贖。（《民國38年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與此同時，他在臺北開辦革命實踐研究院，調(diào)集干部學習，總結經(jīng)驗，多次發(fā)表演講，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檢討的內(nèi)容。

　　“近因”：“外交失敗”、“軍事崩潰”

　　1949年3月底，蔣介石在《上月反省錄》中表示，要徹底檢討失敗原因，擬成條目，以便反省與改革。條目自甲至寅，共13條之多（以下簡稱《反省十三條》），但寫得很簡略，多數(shù)條文只有一句話， 1951、1952、1953這幾年，蔣介石逐月審讀1944年至1948年的日記，不時寫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審閱1947年6、7兩月的日記后，決定將這一段失敗期間的日記秘密印刷，分贈部屬，共同研討過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蔣經(jīng)國研讀自己1945年的日記，認為其經(jīng)歷教訓，比之讀任何歷史為有益。1952年，蔣介石再次決定將1944年的日記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蔣介石的《反省十三條》，綜合考察蔣遷臺前后的其他日記與文章，這一時期，蔣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為八個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敗。蔣介石認為這是“最大之近因”。在蔣看來，世界上只有強權，毫無信義。蘇聯(lián)外交反復無常，毒辣殘忍；
美國有頭無尾，輕諾寡信；
英國陰險狡詐，唯利是圖。自己不加區(qū)別，均以“信義”對之，焉能不敗。（《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蘇聯(lián)乘馬歇爾返美述職之際，向國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調(diào)解國共糾紛，在東北與中國經(jīng)濟合作。當時，蔣介石堅拒不理。遷臺后，蔣介石檢閱當年外交記錄，認為此舉殊為失策。當時應不顧美國，以自主精神與蘇聯(lián)談判，解決問題。這樣做，可使美國有所顧忌，而不敢輕易怠慢中國。他將此視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訓”。1951年，蔣介石檢閱1945年11月日記，認為蘇、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僅據(jù)文字、語言及表面現(xiàn)象，即將某國視為誠意可信的友邦，將是“傻中之傻”。

1952年11月，他閱讀1944年7月以后的日記，認為外交只有強權，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馬歇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執(zhí)行人，因此，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指責馬歇爾“誤美害華之罪”，稱馬歇爾為滅亡中國的“禍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就認為，他的“革命剿匪”任務之所以失敗，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編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馬”的“冥頑不靈”。他批評自己外交運用無方，過分相信美國，因此應該引咎自責。遷臺后，他總結既往教訓，覺得只剩下這“彈丸一片亁凈土”了，自誓從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國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軍事崩潰。1949年10月，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中曾稱：“我們今天失敗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們軍事的崩潰�！彼�列舉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缺點共8條，軍隊的弱點與缺點達16種之多。12月12日，蔣介石演講繼稱：“軍隊里面不僅精神喪失，而且紀律蕩然”，“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顧”，“在還沒有和敵人接觸的時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個腹案，就是怎樣脫離戰(zhàn)場，從那一條路逃到那一個偏僻安全的地點，茍全性命�！�1950年1月，蔣介石演講又稱，認為軍隊失敗的原因在于“沒有建立軍隊監(jiān)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訓工作亦完全失敗”。

　　關于軍事戰(zhàn)略與指揮，《反省十三條》沒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談到：1945年11月，蔣介石鑒于蘇軍阻撓，中國軍隊接收困難，曾主張東北問題暫時擱置，將開到東北的五個軍調(diào)到華北，首先解決關內(nèi)的中共軍隊，先安關內(nèi)，再圖華北，由近及遠。但是，由于馬歇爾出面調(diào)處，蔣介石相信外援，將大量精銳部隊開入東北，以致內(nèi)地空虛，各戰(zhàn)場都感到兵力單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誤。

　　“總因”：“黨內(nèi)分裂”、“金融政策失敗”

　　反省之三，是黨內(nèi)分裂，紀律掃地，組織松懈。蔣認為這是革命失敗的“總因”。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陳誠為書記長。此后，三青團與陳立夫掌握的國民黨系統(tǒng)的矛盾逐漸尖銳。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宣布黨團合并，但雙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蔣介石認為，陳立夫想借合并之機消滅三青團勢力，并在國大代表等選舉中把持包攬，擴大矛盾 。1948年5月，蔣介石曾慨嘆黨內(nèi)糾紛日甚一日，裂痕無法彌縫，自感此為生平“最大過失”。他設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級黨部活動，徹底改組；
或者聽任各派自動組黨，分道揚鑣。遷臺后，他曾力主將國民黨的性質(zhì)定位為“革命政黨”，而不是“純粹民主政黨”，甚至主張將縣、市以下基層黨部改為秘密組織。當時，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糾紛也多，蔣介石因此傾向于將國民黨徹底解散、重新組黨。1950年，蔣介石在《反省錄》中聲稱，革命失敗，其起因在于黨務內(nèi)部的分裂，以致影響到軍事、政治、經(jīng)濟、社會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紛亂與崩潰。9日，他列舉改造國民黨的理由，認為民國敗亡，人民沉淪，主義不行，共匪叛亂，均應由本黨負責。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傾軋，人事糾紛”是革命失敗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記中表示，革命事業(yè)以黨為基礎，多年來，自己專力于軍事與政治，將“黨事”委之他人，結果在人事、組訓等方面都毫無基礎，以致敗亡既速且慘，今后不能不“以黨事為先”。

　　桂系是國民黨的重要軍事派系，后來逐漸發(fā)展成為重要的政治派系，蔣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宮”緊密相關。蔣介石遷臺后，對桂系仍恨之入骨，稱之為“廣西子”。他批評李宗仁與白崇禧“害國害民”、“偽言偽行”，“無廉無恥”。1950年4月2日，蔣介石約白崇禧等聚餐，談笑言歡之際，內(nèi)心想的卻是，彼雖表示歸誠，但完全無法相信。1952年，他批閱1948年4月至5月之間的日記，認為桂系當時聲勢浩大，壓倒一切，所造成的“黨內(nèi)斗爭”形勢，較之中共的“圍攻”還要險惡。

　　1950年3月，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還曾談到，由于組織不嚴，因此被中共滲透到內(nèi)部，盜竊機密，制造謠言，“以致我們幾百萬部隊，并未經(jīng)過一個劇烈的戰(zhàn)斗，就為敵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經(jīng)濟、金融政策的失敗，蔣認為這是軍事崩潰的“總因”。1950年3月，蔣介石檢討失敗因素，認為“財政為第一”。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期間，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曾按國際慣例，大量拋售國庫中的黃金。蔣介石始終認為此舉屬于宋子文“誤國”中的最大過錯。1952年10月，他撰寫講稿，對于是否要如實記錄此事，頗費躊躇，但最后仍然決定“實錄”，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國敗黨，私心自用的“罪過”太多，“以此為最”。

到了1955年，他回憶過去，仍認為“誤用宋子文一人”，結果是招致政治、經(jīng)濟、外交的全盤失敗。

　　反省之五，是抗戰(zhàn)勝利后，選擇實行民主憲政的時期、制度，以及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等，都動搖“剿匪之基本”，與“剿匪對共政策”背道而馳。他強烈感到，錯學了美國民主。

　　抗戰(zhàn)勝利后，美國介入中國內(nèi)政，派馬歇爾出使中國，調(diào)解國共糾紛。當時，馬歇爾按照美國模式，要求國民黨改變一黨專政制度，開放政權，成立聯(lián)合政府。為了滿足美國人的這些要求，蔣介石于1946年召開有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1947年、1948年相繼召開“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通過《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總統(tǒng)與副總統(tǒng)。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灝因組閣與立法委員意見分歧，彼此攻擊，蔣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國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員工資，他為此煩悶苦惱，感到中國“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黨員如脫韁之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蔣介石與人談往事，覺得民主、憲政、國民大會等一套做法“到處束縛軍政”，以致無法“剿匪”。他心有余憤地表示：“所謂民主與憲政，其害國之大，竟如此也，誠悔莫及矣�！痹谑Y看來，聽美國人的話，實行“民主”與“聯(lián)共”，是促使國民黨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為“輕浮急躁”、“擅自獨斷”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驕矜、憤懣，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虛心，全憑主觀行事。蔣介石認為這也是失敗的“總因”。1949年5月27日，蔣介石自我反省，認為一生大病是“輕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視科學，卻總不能實踐“科學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評自己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自信自決，以致無人進言，不能集思廣益，折中至當。例證之一就是，西安事變中，自己誤信中共“亦是國人與同胞”，“召其抗戰(zhàn)”，擅自獨斷，而未能謀之于眾，以致鑄成大錯。在他的《反省十三條》中，第九條為：不研究、不學術（作者注——應為“習”）、不注重客觀，也可視為對自身的批評。

　　在用人問題上，蔣介石覺得自己過于“寬大”、“寬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評自己“對人不�！�、“用人無方”。李濟深、陳銘樞、白崇禧、李宗仁等“背黨叛國”不止一次，但自己不問恩怨，不念舊惡，重用如故。這不僅是獎惡，而且是自殺，是“誤國”，表示對“叛徒”應“殺無赦”。

　　蔣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誠，有時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鄉(xiāng)掃墓，路過紹興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譴責自己違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義。他認為，此后三年內(nèi)連續(xù)失敗，即是天父對自己的懲罰。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戰(zhàn)勝利后，大批黨政干部從內(nèi)地到淪陷區(qū)，競相以接收敵偽物資為名，瘋狂地掠奪財富，特別是“票子、房子、車子、條子（金條）、女子”，當時有“五子登科”之稱，惹得民怨沸騰，廣泛流傳“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一類歌謠。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反思當時的“接收”工作，批評黨政干部皆為物質(zhì)所誘，造成自私自利之惡習頹風，而其原因，則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準備，未對干部作嚴格之監(jiān)督與準備。因此，“實由余應負其責”。次日，更進一步自認，干部誤國，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嚴，制度不立，以致抗戰(zhàn)甫勝即敗。1952年7月底，他反省為中共所敗的原因，認為其一是軍政與社會組織空虛，干部腐化，喪失志節(jié)，最后一年，幾乎沒有一個干部能夠效命奮斗。

　　蔣介石《反省十三條》的最后一條是，未能“宣傳”社會經(jīng)濟政策與民生主義。蔣認為這是“唯一之致命傷”。1949年2月3日，蔣介石回奉化，游覽城鄉(xiāng)，發(fā)覺當?shù)剜l(xiāng)村40年來毫無改革，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因此，他在日記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的實施方案，在預定4月份的大事時，特別將擬訂“實行民生主義之方案”列為內(nèi)容之一。10月19日，蔣介石研究軍隊戰(zhàn)勝的基本條件，列出的條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實行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壓迫專制，反對侵略，反對漢奸，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行民生主義而戰(zhàn)。1950年1月3日，他決定開展“社會經(jīng)濟運動”，其內(nèi)容為兵農(nóng)合一、三七五減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訂當年《大事表》，第17條為“社會性的民生主義政策”，其內(nèi)容中有醒目的兩句話：勞動有食、耕者有田。

　　蔣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還有：無組織、無宣傳、無監(jiān)察、無賞罰；
無秘密、無偵察；
不科學、不前進；
無策略、無輕重（無重點，無中心）等，不贅述。

　　反省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或膚淺部分

　　蔣介石遷臺前后的反省，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或膚淺的部分。

　　《反省十三條》最后一條，檢討在大陸期間未能“宣傳”社會經(jīng)濟政策和民生主義，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zhì)，但說得太輕飄了。其實，不是未能“宣傳”，而是未能實行的問題。國民黨執(zhí)政期間，沒有解決“民生”，特別是廣大貧苦農(nóng)民的生存、溫飽和獲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敗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在1947年8月，蔣介石在研究英國、美國和蘇聯(lián)社會之后，曾寫過一段《雜錄》，中云：“我國為歷史上最長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強之美德。今日必須發(fā)揚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與強權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矯正蘇俄之專制，實現(xiàn)民生主義，以第三種力量樹立于遠東，盡我對世界之使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應該是比較正確的選擇�？上�，他當時空有認識，而未能付諸實踐。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講稱：“我們今天真正要造福于農(nóng)民，就惟有徹底實現(xiàn)二五減租。這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我們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边@時候，大半個中國已經(jīng)轉(zhuǎn)手，蔣介石提出“造福農(nóng)民”，幻想以二五減租作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這真有點像俗話所說：“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了。不過，他的這一認識對他治臺方略的形成還是有益的。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另一原因是長期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既違背世界潮流，又喪失民心，尤其是知識分子之心。結果是使國民黨的軀體日漸腐朽，百病叢生而無藥可治。但是，蔣介石卻因戰(zhàn)后國民大會選舉及召開中出現(xiàn)的種種“亂象”，錯誤地視“民主”、“憲政”為禍國之道，覺得民主反而不如專制、獨裁好，這就對歷史作出錯誤總結了。

　　1949年6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動來迎接新歷史、新時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礎，完成新任務。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自后種種，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人們在創(chuàng)造新一頁歷史的時候，不可能離開既往歷史的影響，更離不開對既往歷史的認識與科學總結�？梢钥吹剑�蔣介石的上述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都深刻地影響著此后一段時期臺灣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則仍如噩夢一樣，仍糾纏著、牽累著歷史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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