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為影響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在其發(fā)展過程中相繼形成了三種區(qū)域模式：以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為代表的北�！�波羅的海模式，形成于30年代末，執(zhí)政時間長，政策體系完備，擁有較大的組織規(guī)模和穩(wěn)定的社會支持；
以中歐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人為代表的內陸模式，形成于50年代末，行動溫和而長于理論建構，現實成就不如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大，卻以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領袖著稱，擁有更廣泛的國際影響；
以南歐社會黨人為代表的地中海模式，是一種完全憑籍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選舉成功而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偶然模式，主要在反壟斷結構改革政綱方面造成一時的轟動效應，對現存社會體制的觸動程度以及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貢獻并不大。

　　從理論上看，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和內陸模式各自都有一套淵源流長的理論體系，都有一代一代理論家為建構和完善這套體系作出了前后相繼的努力。不過，前者注重現實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xù)性，對抽象的哲學思辨和理論論爭不感興趣，反對理論同現實的任何背離；
后者則熱衷于倫理原則的建構和基本價值的闡釋，對具體的政策規(guī)定卻十分籠統(tǒng)，通常是以千差萬別的現實活動作為統(tǒng)一的抽象原則的補充。同它們相比，地中海模式根本談不上什么理論體系，它無非是在歐洲政治氣氛發(fā)生轉折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為一種替代選擇而產生和崛起的一股政治思潮，表現為地中海沿岸各國社會黨在一段相對集中的時間里陸續(xù)走向執(zhí)政舞臺，紛紛提出激進的施政綱領，引起世人矚目。

　　北海—波羅的海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多以工黨命名，表明了它們與工會運動合二為一的依存關系；
內陸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一律稱作社會民主黨，較為典型地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改良運動形象，工會運動僅僅是它的依靠對象，而不是它本身；
地中海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除希臘外都叫社會黨，既表明它擁有較多的“社會主義”色彩，不愿意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黨混為一談，也反映了它同工會運動相對薄弱的聯系。密特朗曾對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各自同工會的關系作過比較性分析，他說：“英國職工大會決定工黨的方向，德國工會聯合會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戰(zhàn)斗基礎，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尤其是初期，雖然從工會會員中吸收黨員，卻不得不在工會聯合會之外生存并與之平行發(fā)展�！盵1]鑒于三黨在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中的代表性地位，這一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對各模式黨與工會關系的一般性概括。

　　由于民主社會主義自稱是介于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種選擇，身處多黨政治環(huán)境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必然要同它左面的共產黨和右面的保守黨發(fā)生關系。北�！�波羅的海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從產生之日起就沒有受到過來自共產黨的威脅，而長期作為與保守黨相對立的左翼代表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內陸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對共產黨也基本采取排斥態(tài)度，但由于共產黨的一度強大也在黨內時而出現同共產黨合作的呼聲。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國的特殊國際地位，使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人更樂于同保守黨妥協(xié)聯盟，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犧牲掉部分政治原則。相比而言，最熱衷于同共產黨建立合作關系的是地中海模式的社會黨人。這部分是由于共產黨的力量在這一地區(qū)一直很強，社會黨的成功不能象北�！�波羅的海地區(qū)和內陸地區(qū)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那樣依靠共產黨的弱小和衰落，而只能憑藉共產黨的強大，同它進行有效的左翼聯盟，共同反對保守黨的政府和政策，然后再利用人們對共產黨一旦執(zhí)政是否還能保持西方民主制度的疑惑，獨占左翼聯盟的成果，排擠共產黨，在政治舞臺上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左翼代表發(fā)揮自己的作用。

　　上述模式分化，作為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謀求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關系的全面民主化。但由于社會民主黨人主要是通過在現存社會秩序中盡可能充分地贏得政治權力（參政執(zhí)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它首先表現為一個政治運動，各國的政治變革進程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漲落及諸模式的形成都有著十分直接而巨大的影響�，F代政治變革的核心內容是政治權力逐步從專制走向民主，即政治的民主化。在歐洲三大地理區(qū)域內，政治民主化的發(fā)展道路、表現形態(tài)及實現程度都不盡相同，這種差異性又怎樣分別作用于各自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本文將對此作一比較性探討。

　　二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一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創(chuàng)制新的政策，以便由國家采取有效的行動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的變革，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種種問題；
（2）接納新的社會力量，不斷同化現代化所造就的并具有新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勢力，使社會成員盡可能廣泛地參與政治。[2]盡管政治現代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它主要還是指同工業(yè)化所引起的深刻社會變革相適應的一種民主政治秩序。筆者也正是基于這一考慮，才引用亨廷頓的上述標準來界定歐洲各國政治的專制與民主程度。因此，這里的民主并不是指“人民主權”或“人民當家作主”。它只是借用西方學術界的一個概念，以標明歐洲各國政治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狀態(tài)，進而探討不同地理區(qū)域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處的不同政治環(huán)境對形成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的不同影響。

　　根據以上標準，北海—波羅的海國家最早、最平穩(wěn)地完成了從專制到民主的過渡。從形式上看，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政體大概是變化最緩慢、保留封建社會痕跡最多的國家，君王、爵號照樣存在，議會、政黨沿襲不變。但從內容上看，這些國家則是資本主義民主享受得最充分、所花代價最小的國家。試想，他們在歷史上并不曾有過為了爭取民主權利而進行的流血斗爭，可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它們同其它歐洲國家相比，誰所承受的專制陰影更濃呢？現在的國王、貴族、議會和政黨雖然同它們產生之時的稱謂出入不大，可就權利和責任而論，今昔對比，到底還有多少共同之處？一切的變化都是在不露痕跡的漸進中完成的，北�！�波羅的海國家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地和平地完成了民主化改革。

　　英國自1688年“光榮革命”、1689年《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確立了君主立憲的現代議會政治制度以后，300年來其基本形式幾乎未曾變動。但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繼走上歷史舞臺，1832年、1867年和1884年對議會下院的組成和選舉進行了三次意義深遠的改革，一步一步地把選舉權從貴族擴大到資產階級，再從資產階級擴大到無產階級，基本上實現了成年男子普選權。此后，1909年、1949年、1958年，改革的觸須又相繼伸進了以貴族血統(tǒng)為基礎的議會上院，使之逐步從一個權力機構變成一個諮議性或榮譽性機構。普選產生的議會下院真正成為了國家權力的樞紐。迄今為止，英國還沒有一部被稱為“憲法”的法律文本，可幾百年來陸續(xù)制定和形成的一系列政府法規(guī)、議會提案、政治宣言以及傳統(tǒng)慣例，都構成了英國政治機構、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行憲準則。正是在這種不斷形成、不斷更改和不斷補充的“集合憲法”指導下，統(tǒng)治階級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以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社會，并逐步把新的社會力量吸收進政治體系。于是，舊制度一點一點死亡，新社會一步一步誕生，英國政治社會的民主化以加倍的耐心和無與倫比的妥協(xié)精神實現著，同時也是以不可逆轉的趨勢前進著。

　　北歐國家的情況同英國十分類似，甚至比它更加溫和、平穩(wěn)。具有悠久民主傳統(tǒng)的北歐各國大體上從12世紀開始就陸續(xù)出現主要由貴族把持的新型議會。議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常起著重要作用，不但貴族利用議會反對王權，而且隨著14-16世紀等級議會在北歐各國陸續(xù)形成并日趨活躍，市民和農民也與貴族、教士并列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這使“議員在同國王合作的條件下，能夠聯合作出一些代表整個民族利益的決定，而老式的議會卻沒有這方面的功能�！盵3]專制王朝建立后，議會就成了可以與之對抗的現成工具。因此，北歐國家的專制制度同英國專制制度一樣，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與地中海國家那種極端的專制統(tǒng)治是不一樣的。隨著這種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的逐步發(fā)展，北歐國家在滯后但卻迅速發(fā)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動下，和平而漸進地走向政治民主化，未曾經受任何起義或內戰(zhàn)之類的流血事件。1809年，瑞典通過憲法，廢除了貴族特權，確立了議會民主制度，實現了貴族和市民的聯系，比較順利地走上了一條以漸進改良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之路。1865年的議會改革則標志著瑞典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正式確立，“開明專制”的封建時代從此結束。20世紀初，社會民主工黨被接納進政治體制，并日益成為其中的主角，進一步推動了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瑞典都成功地嚴守中立，從而保持了自己歷史發(fā)展的延續(xù)性。丹麥是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的背景下于1849年頒布君主立憲制憲法的，但它的自由主義改革卻早在18世紀后期就已開始。這次憲法的頒布事實上起到了瑞典1865年議會改革同樣的作用，宣告“開明專制”的結束和資產階級統(tǒng)治時代的到來。挪威則在1814年脫離丹麥統(tǒng)治之后，轉入瑞典的統(tǒng)治之下，繼而結成瑞挪聯邦，順理成章地接受了瑞典的政治制度，到1905年成立獨立國家之時，已經具備了相當鞏固的民主墓礎。隨后，挪威工黨同瑞典社會民主工黨一樣，成為本國政治體制中的主導性力量，著力推進政治的民主化改革。芬蘭立國較晚，19世紀初以前隸屬瑞典，經歷了與瑞典同樣的政治變遷。1809年成為俄羅斯帝國內的一個自治、立憲的半獨立國家。1905年俄國由于日俄戰(zhàn)爭的失敗和國內革命的爆發(fā)放松了對芬蘭的控制，芬蘭便加快了自己的立憲改革進程，于次年頒布憲法，確立普選的一院議會制，奠定了現代芬蘭的法律基礎。1917年12月，芬蘭利用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之機贏得獨立，把政治民主化大大地推進了一步。盡管后來也出現過專制的復辟，但總的趨勢還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二戰(zhàn)中德國法西斯對芬蘭的控制以及戰(zhàn)后蘇聯勢力在芬蘭的加強，只是表現在國際政治關系方面，對國內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影響并不大。這一點也適用于德國法西斯對挪威和丹麥的占領。因此，北歐各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英國式的，它也是通過數百年的有群眾直接參與的歷史演進，使人民逐步擺脫專制主義的陰影，同時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環(huán)境而實現的。

　　很明顯，北�！�波羅的海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模式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模式，代價最小而根基最穩(wěn)。但是，這種模式的進展需要具備兩個必要的前提：（1）社會力量有組織、有理智、有耐心的斗爭，通過斗爭持續(xù)不斷地給統(tǒng)治階級施加壓力而不激起統(tǒng)治階級的強烈反抗；
（2）統(tǒng)治階級適時的、適度的讓步，通過讓步不斷吸收新的社會力量并進行自我改造，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并不是所有的社會和民族都能夠產生這樣兩個前提，北�！�波羅的海地區(qū)妥協(xié)的民族特性和高度的經濟發(fā)展為它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心理和物質條件。當然，北�！�波羅的海國家地處歐洲大陸邊緣，不易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焦點，而較早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又準備了足夠的實力不容其它國家窺伺，使之有足夠的余地按自己的模式向前發(fā)展，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國際條件。地中海地區(qū)和內陸地區(qū)便不具備這種有利條件。正如克賴斯基所說，民主的進程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象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那樣從容不迫地、有計劃地、平穩(wěn)地向前推進，戰(zhàn)爭和動蕩使民主的發(fā)展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都充滿了曲折性[4]。因而，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qū)這種獨特的政治環(huán)境中孕育和發(fā)展起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龐大的組織規(guī)模，保持始終一貫的漸進發(fā)展態(tài)勢，養(yǎng)成務實的行為習慣，進而積淀成同自己的對手形似對立實則妥協(xié)的思想傳統(tǒng)，自然都是順理成章的了。

　　三

　　地中海國家的人民則無法享受到這種漸進的安恬，他們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如同他們的經濟發(fā)展道路一樣，充滿了曲折和反復。專制主義的陰影總是籠罩在上空，人們面對高壓已習慣于用槍炮解決政治問題，致使政治民主化要在無數的流血和犧牲、多次的顛簸和倒退之后才能向前邁進一步。每一次反對舊秩序的革命都表現得十分激進和徹底，但先進的思想卻缺乏牢固的組織和心理基礎，激烈的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的政治秩序時時面臨著大廈將傾的危險，舊勢力或舊勢力的靈魂總是在新的形式下復活，致使革命的成果發(fā)生蛻變，社會又回復到革命前的起點。當然，這種回復并不是簡單的回歸，革命中產生的新思想和新組織必然要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于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反復斗爭，新思想的因子一點一點地積聚，最后連社會上最保守的集團也不得不接受新思想所規(guī)定的現實選擇，從而完全消除了專制勢力反撲的可能，政治便實現了民主化。如此看來，歷史的發(fā)展歸根結底是漸進的，任何超越某些步驟的跳躍都會為它所未能清除的舊勢力殘余付出代價，都必須回過頭來補課。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一場反對最強大的專制王朝的最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蛇@場革命在艱難和曲折中反反復復半個多世紀以后，最終還是以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建立而告終。以致托克維爾認為，應該把法國1789年以后的60年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統(tǒng)稱之為法國革命。在這60年中，“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但它總是“膚淺而易逝”；
“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于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5]是的，1789年革命中建立的第一共和國僅僅在數年之后即被第一帝國所取代，進而導致王朝復辟；
1848年革命打出的第二共和國又在短短5個年頭之后讓位于第二帝國，直到1875年方最終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百年回首，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可不久人們就忘記了自由，先是甘當“世界霸主”拿破侖·波拿巴的“平等的奴隸”，繼而擁戴“歷史小丑”路易·波拿巴為自己的新主人，專制主義仿佛成了法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擺脫的傳統(tǒng)。其間，人民并不是沒有抗爭，雅各賓恐怖、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六月起義、巴黎公社，反專制主義的抗爭并未曾止息，有的溫和，有的激進，有的悲壯，有的慘烈，但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即使在1875年共和憲法通過以后，專制復辟的陰影也時有所現。不管是19世紀末的布朗熱事件和德雷福斯事件，還是20世紀30年代一度活躍的法西斯組織，從中都不難看到專制主義的陰影。更有意思的是，二戰(zhàn)以后建立了議會民主制的第四共和國，可這是一個非常民主卻又非常不穩(wěn)定的共和國，議會爭吵、內閣危機層出不窮，致使國內外事務都難以正常處理，終致把半專制主義色彩的戴高樂主義請上最高權力舞臺，宣告了這個以典型的議會民主制聞名的共和國壽終正寢。第五共和國半總統(tǒng)制的建立實踐著戴高樂所謂“管理人民”的思想：“人們需要有人來對他們加以管理，就象他們需要吃喝睡一樣。人們是需要有組織的政治動物——即需要秩序和領袖。”[6]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戴高樂如何思想和行動，而在于半總統(tǒng)制的第五共和國確實比議會民主制的第四共和國政局穩(wěn)定得多，經濟發(fā)展也要迅速得多，說明這種政治體制符合法國的國情，反映了法國社會中專制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某種交織雜存狀態(tài)。讓·達尼埃爾說得好：“自年大革命以來，這個民族就一分為二了�！�…一個是大革命繼承者的法國；
一個是天主教繼承者的法國�！币虼�，“法國政權的演變無一不有一種追本窮源并且受到君主制啟示的先例�！盵7]

　　同法國相比，另外幾個地中海國家民主與專制的反復斗爭雖然沒有這么典型，但長期以來專制的陰影更加濃厚、民主的光輝更加稀微卻是無疑的。意大利1799年被拿破侖攻占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一部分。1814年拿破侖退位后，又落入比拿破侖帝國更加專制腐朽的奧地利和西班牙的統(tǒng)治之下，處于封建割據狀態(tài)。1820年、1830年和1848年，意大利人民為反抗專制政體和外族統(tǒng)治，相繼發(fā)動了人民起義，并在部分城市和地區(qū)成立了共和國，但很快即遭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鎮(zhèn)壓。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并頒布了皮埃蒙特憲法。該憲法規(guī)定國王為最高國家元首，掌握行政權實行兩院制議會，立法權由國王和兩院共同行使。這是一種被稱為“二元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體制。本來隨著政治民主的逐步發(fā)展，社會各階層民主權利的逐步擴大，這種體制可以向完全的議會民主制過渡�？墒牵�意大利缺乏民主傳統(tǒng)，政府無視法律而自行其是的現象時有發(fā)生，到19世紀末甚至出現了獨裁的軍政府，并試圖解散議會，實行王權專制。這個計劃雖然未能實施，但專制的陰影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軍國主義擴張的一個重要源泉。一戰(zhàn)之后意大利混亂的社會形勢和激烈的階級沖突則導致政治走向全面反動，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在意大利首先確立。皮埃蒙特憲法名存實亡，民主權利被大肆剝奪。二戰(zhàn)以后，就實行何種政治體制的問題，意大利國內存在著兩種尖銳對立的政治力量：一方是以梵蒂岡為中心的保守勢力，力圖保持君主立憲制，阻撓民主改革；
另一方是以意共為首的民主力量，要求徹底廢除君主制實現共和。1946年6月，意大利舉行全民投票決定國家體制問題。結果，共和派以54.3%的選票獲勝，意大利共和國正式成立，民主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殘余仍然存在，嚴重干擾著意大利的政治生活。1960年新法西斯主義分子尋釁鬧事，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動亂，使共和國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共和制雖然保住了，可政局不穩(wěn)，社會秩序混亂，黑手黨猖撅，以及近年來又趨活躍的新法西斯勢力，這些都程度不等地妨礙了意大利政治民主的充分實現。

　　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15世紀后期就建立了專制王權，此后直到本世紀70年代獨裁統(tǒng)治的最終完結，400年間就一直未能擺脫過專制的陰影。人民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可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西班牙從1808年到1854年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就相繼爆發(fā)了4次人民革命，可每次都是推翻了舊的專制，又迎來了新的專制，直到1868年第5次革命才勉強建立起一個共和國。但共和國僅僅維持了5年多就被軍事政變推翻，導致王朝復辟。1931年，第6次革命爆發(fā)，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得以建立�？�8年之后，極端獨裁者佛朗哥又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把共和國徹底扼殺，西班牙進入長達36年的個人獨裁統(tǒng)治時期。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才最終走上君主立憲制的民主化道路。葡萄牙雖然沒有經過這么多的革命和反革命，但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曲折和遲緩卻與此驚人地相似。1820年葡萄牙革命雖然在形式上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但國家卻陷入立憲派和專制派的長期斗爭之中，民主政治秩序終難建成。1910年，葡萄牙爆發(fā)共和派革命，建立共和國。但共和國存在的16年中政局動蕩不安，政變、暴動層出不窮。美國學者查·愛·諾埃爾認為，1910-1926年間的葡萄牙共和國動蕩不定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任何一個受革命力量震動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8]1926年，軍隊發(fā)動政變，推翻共和國，建立“沒有獨裁者的獨裁國家”。兩年后，薩拉查獨裁統(tǒng)治正式確立，薩拉查及其繼承人執(zhí)掌葡萄牙政權長達46年之久。直到1974年再次發(fā)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統(tǒng)治，恢復共和政體，政治民主化才得到較大發(fā)展。另一個地中海國家希臘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道路同樣充滿了曲折和反復。1829年希臘擺脫土耳其的統(tǒng)治獨立立國，1832年成立希臘王國。1924年經公民投票改為共和制，1935年王朝復辟。二戰(zhàn)后希共力量與親國王派發(fā)生內戰(zhàn)，希共失敗，希臘確立君主立憲政體，但政局動蕩，閣潮迭起。1967年，軍人發(fā)動政變，建立獨裁專制。7年后軍政府垮臺，共和政體得以恢復，希臘緩慢地走上了相對平穩(wěn)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因此，70年代中期獨裁政權的倒臺標志著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政治秩序從專制跨入了民主的大門，但三國的政治民主化過程是否結束，會不會再出現反復，此時下結論，恐怕還為時尚早。

　　地中海諸國長期的專制統(tǒng)治和反復的反專制斗爭，使社會矛盾始終處于十分激烈的狀態(tài)，社會力量分裂成尖銳對立的兩極：一極極端保守，一極極端激進。兩極之間，缺乏一個溫和而強大的緩沖帶，沖突一觸即發(fā)。在這樣的基礎上誕生的政治體制必然是十分僵硬的，缺乏彈性，既不可能消融舊的社會勢力，又不可能吸收新的社會勢力。政治統(tǒng)治者，不管是專制主義者還是共和主義者，都由于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而不可能作出積極有效的、能推動社會前進的政治經濟政策，地中海社會便在反復與迭蕩之中呈現出某種停滯（或者說進步特別緩慢）的特征。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極化的社會結構，使代表社會兩極的政治力量——保守黨和共產黨擁有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代表溫和的中間勢力的社會黨卻長期得不到發(fā)展。但是，待政治民主的大門在70年代陸續(xù)敞開之后，人們高漲的變革欲望又被激發(fā)起來，情況便發(fā)生了戲劇般的變化。這時候，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主要階級基礎的新中間階級已經崛起，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的保守政策、政治腐敗和對大資本的維護引起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反感，人們急欲尋求一種民主的替代；
而共產黨的一些左傾主張又容易使人們產生疑慮，害怕剛剛推翻舊的專制，又換來共產黨的新專制（虛擬的“蘇聯威脅”戰(zhàn)后一直籠罩在歐洲上空）。主張漸進改良的民主社會主義力量由此贏得了日益廣泛的社會支持，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作為政治民主化進程主要推動力量的共產黨，在民主真正到來之時，強大的政治地位卻被社會黨取代了（在意大利，表現為共產黨的社會黨化）。當然，由于置身相對激進和極化的社會環(huán)境，作為左翼領袖上臺執(zhí)政的社會黨也不得不帶有比它們西、北部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同伴更激進的特征。法國社會黨甚至公開宣稱，自己在經濟結構特別是生產關系結構的變革方面絕不社會民主黨化。[9]不過，民主秩序建立過程的艱難和時間的短暫，卻限制了民主基礎的發(fā)育，反復的可能性隨時存在。這進一步加劇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缺乏自成特色的理論體系，缺乏始終一貫的既定戰(zhàn)略，缺乏穩(wěn)定的政治盟友，缺乏牢固的組織基礎等弱點。各國社會黨的領導人實際上都有密特朗同樣的苦衷：不是他們在治理和改變國家，而是國家在治理和改變他們。80年代的燦然崛起和90年代的倏然衰落，同樣清楚地表明了地中海地區(qū)獨特的政治環(huán)境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決定性影響。

　　四

　　在下面即將討論內陸地區(qū)政治民主化進程以前，讓我們先把前面提到的幾種政體形式作一簡單歸納。作為專制統(tǒng)治的政治體現，君主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期表現是不一樣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取得勝利以前，地中海各國的君主制大多表現為絕對的（或無限的）君主制，君主擁有壟斷的政治權利；
北�！�波羅的海國家的君主制則表現出某種開明性（或有限性），君主的權力受到其它社會力量的制約。政治民主化在前者往往表現為革命，結果是議會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實行比較徹底的民主化；
在后者則主要表現為改革，資產階級同貴族逐步妥協(xié)，最終形成議會君主立憲制。這時候的君主立憲制已完全剝奪了君主直接支配國家政治的權利，行政權由內閣執(zhí)掌，而內閣只對議會負責，事實上同議會共和制已沒有實質性區(qū)別，君主只是一個禮儀性職位和國家的象征而已。但是，除了這幾種政治體制以外，還存在一種特殊的政體形式，即意大利1861年以后一度實行的二元君主立憲制。它的主要運行方式是由君主任命對其負責的內閣，直接執(zhí)掌行政權，立法權屬于議會，但君主有否決權，因而國家政權是由君主和議會共同分享的。這種政治體制在地中海地區(qū)和北海—波羅的海地區(qū)表現都不充分，特別是在北�！�波羅的海地區(qū)幾乎未曾出現過（18世紀的英國和19世紀前半期的瑞典，從君主和議會各自擁有的權限上看與此有點類似），它的典型地區(qū)是一戰(zhàn)前的德國和奧地利。因而，內陸地區(qū)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這種二元君主立憲政體的產生和演變是密不可分的。

　　1848年革命的風暴搖撼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寶座，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他們急忙吸收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分子進入內閣，并答應制訂憲法，同意新聞自由，特赦政治犯等。隨著奧地利和普魯士革命的初期勝利，形式上作為全德國民議會開展活動的法蘭克福議會便緊鑼密鼓地登場了�？扇唛L的議會辯論并沒有取得什么實質性的成果，它所建立的帝國中央政府根本得不到各邦政府的支持，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干脆拒絕接受這個議會給他的帝國皇帝封號。議會后來被驅散了，它制訂的憲法成了無人遵守的一紙空文。盡管1848年風暴強勁地掃蕩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發(fā)展贏得了較大的活動空間，但畢竟民主革命在德意志各邦相繼失敗了，這標志著德意志地區(qū)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將滲入大量的君主專制因素。

　　作為王權統(tǒng)治者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讓步的一個具體表現，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1852年向他的臣民頒布了憲法。盡管憲法給予了國王以很大的權力，但畢竟有了一個同王權相抗衡的民選議會，普魯士從此開始了王權與議會權互相制約和爭奪的拉鋸戰(zhàn)。60年代初，自由主義勢力曾一度占了上風。但隨著傅斯麥政府的建立，王權勢力取得了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這種對政權的控制并沒有改變君主立憲制政府自由主義色彩越來越濃的趨勢：資產階級由于國家的統(tǒng)一和“文化戰(zhàn)爭”的開展而獲得了自由發(fā)展工商業(yè)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無產階級則由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而享受到了其它國家需要艱苦的斗爭才能享受到的物質利益。不管這是君主的恩賜，還是人民斗爭的成果，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對德國經濟、政治的進步起到極大的催化作用。

　　奧地利被普魯士的小德意志方案排擠出統(tǒng)一德國的領導地位之后，不得已同匈牙利共同組建奧匈帝國，同時進行了一系列憲政改革，增加政府中的自由主義因素，以求同資產階級達成妥協(xié)，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1867年12月，奧皇弗蘭西斯·約瑟夫（兼奧匈帝國皇帝）頒布了新憲法，即“十二月憲法”，滿足了資產階級關于實行普通兵役制、改革稅收政策、改革教育和婚姻法等要求，資產階級自由派開始參加內閣，使其開始有“資產階級內閣”之稱。此后，奧地利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雖時有反復，但基本上同德國一樣，通過二元君主立憲政體逐步進行著自由主義的改革。1907年，奧地利實行成年男子普選權，政治民主化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當然，從當時整個歐洲的形勢來看，西歐各國基本上都建立了民主主義政體，東歐則仍然是專制主義的保壘，奧地科正好處于二者之間，民主自由度較東歐先進，較西歐則不如。德國的情況與此類似。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德國和奧地利都成立了共和國。可是，共和國都不是因為革命而是因為戰(zhàn)敗得來的，共和國政府成為君主政府的替罪羊，接受協(xié)約國的制裁和宰割。舊勢力，不管是地主莊園經濟還是帝國官僚隊伍，不管是同王室聯系密切的工商巨頭還是王朝軍隊，都被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如果說戰(zhàn)前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現在至多變成了資產階級—地主政權。從政治民主化實現的程度來看，此時的共和國同昔日的君主國并沒有太大的差異。這也正是法西斯獨裁勢力能夠在兩國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共和國實際上成了兩個專制政權之間的一個短暫過渡�；蛘哒f，缺乏社會基礎的共和國由于自身的軟弱無能，不但未能推進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反而導致了民眾對共和政體的失望，并喚起他們對專制政權的強大和輝煌的回憶，從而心甘情愿地跟著極端專制主義者把整個民族帶進毀滅的深淵。直到二戰(zhàn)以后，德國和奧地利才在占領軍的刺刀下逐漸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總統(tǒng)共和制得以確立和完善。不過，總統(tǒng)在德國和奧地利都是沒有什么權力的，類似于北�！�波羅的海國家的君主，一切大權皆掌于議會和對議會負責的內閣手里。

　　從上述政治民主化進程可以看出，專制主義傳統(tǒng)在內陸地區(qū)的深厚程度并不稍遜于地中海地區(qū)。但是，地中海地區(qū)的自由主義革命精神在內陸地區(qū)卻不存在，專制王權反而在客觀上成為政治民主化的一股推動力量。不過，這種推動同北�！�波羅的海國家王權勢力在強大的壓力下逐步妥協(xié)退讓、給予新的社會勢力愈來愈大的活動自由是不一樣的。它主要表現為專制王朝政治策略的主動改變，以便盡可能地保留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和統(tǒng)治范圍。民主力量缺乏斗爭和努力，只跟在國家政策的后面撿拾“民主”的成果，從而給予了專制統(tǒng)治者以毋庸置疑的統(tǒng)治委任狀。另外，戰(zhàn)爭（不是革命戰(zhàn)爭，而是專制統(tǒng)治階級的爭霸戰(zhàn)爭，如王朝統(tǒng)一戰(zhàn)爭、兩次世界大戰(zhàn)等）對政治的民主化影響極大。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以全民族的失敗而告終，19世紀普魯士王朝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雖然節(jié)節(jié)勝利，可勝利是屬于專制統(tǒng)治者的，不屬于人民。從形式上看，每一次戰(zhàn)爭的結局都推動了民主化向前邁進一步，可對人民來說，戰(zhàn)爭所帶來的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失敗的屈辱和對統(tǒng)治權威的進一步臣服（二戰(zhàn)后的權威為占領軍當局）。民主力量的這種政治無為，無疑有助于形成內陸國家一切民主運動所共有的某些特征：妥協(xié)、軟弱、理論完備而無實際作為（相反，對專制權威的崇拜和與此相關的獨裁運動都可能達到一呼百應）。在內陸地區(qū)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親政府色彩一直是比較濃的。且不說拉薩爾主義者心甘情愿地充當容克國家“反資本主義”的俘虜，只看一戰(zhàn)爆發(fā)時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對國家戰(zhàn)爭政策所投下的那張贊成票和戰(zhàn)爭結束時謝德曼政府對舊勢力的無可奈何，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這種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再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20年代的種種理論和宣傳，特別是它的“防御性暴力”學說和“紅色維也納”改良，在當時是何等風光，被譽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鐵師”，可在法西斯的進攻之下，傾刻之間便煙消云散了。所以說，德意志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往往需要現實的允可，方能獲得大的發(fā)展一旦環(huán)境不利，混亂、消極乃至瓦解都是有可能的。二戰(zhàn)以后，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應該說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影響赫然，但這種成就主要表現為選舉力量的增長，而這種增長又是戰(zhàn)后政治、經濟環(huán)境發(fā)展的一種自然要求，并非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觀努力使然。這一點從兩國社會民主黨同保守黨的經常而廣泛的妥協(xié)以及它們在社會變革上的無所作為就可以看出來。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影響的擴大，主要得力于它的理論學說，而不是它的現實成就。

　　注釋：

　　[1]弗朗索瓦·密特朗：《此時此地》，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14頁。

　　[2]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27頁。

　　[3]福爾默·威斯蒂主編：《北歐式民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頁。

　　[4]維·勃蘭特、布·克賴斯基、歐·帕爾梅：《社會民主與未來》，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頁。

　　[5]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序言第2頁，第240頁。

　　[6]戴高樂：《劍鋒》，巴黎1959年版第60頁。

　　[7]讓·達尼埃爾：《一位總統(tǒng)的信仰——密特朗主義的奇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8]查·愛·諾埃爾：《葡萄牙史》，紐約1952年版第231頁。

　　[9]《共運資料選譯》，1986年第6期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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