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究竟是怎樣爆發(fā)的，多年來的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流意見是從愛國主義的“宏大敘事”上概括北大師生的動機，以為巴黎和會不斷傳來的外交失敗導致了北大師生的不滿。這些主流看法當然有道理。不過，我們還可以從許多比較世俗的視角對這場具有中國歷史轉(zhuǎn)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發(fā)難

　　當年，蔡元培是滿懷熱情來到北京來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將北大由先前的官僚養(yǎng)成所變?yōu)檎嬲�意義上的中國最高學府。經(jīng)過差不多兩年的奮斗，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導下，蔡元培啟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換了先前一大批舊人，這勢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甚至堅決反對。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是黎元洪當大總統(tǒng)時候的事情，現(xiàn)在北京政府權(quán)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手里，而段祺瑞和安福系對蔡元培職掌北大后的作為非常不滿，以為引用非人，敗壞士習，借教育家之美名，實行灌輸社會革命、無政府等說，陰為破壞舉動。北京政府將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發(fā)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視為洪水猛獸，北大和蔡元培實際上與政府處于幾乎全面的對立狀態(tài)。

　　說得更明白的一點，蔡元培隸屬于南方的國民黨，是孫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時主持北京大學是用北京政府的錢，但在許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學卻與南方的孫中山政府遙相呼應(yīng)，而南方的孫中山政府此時正在想方設(shè)法推翻北京政權(quán)。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為北京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呢？勢之必然不得不然。他們雙方都在積蓄力量，都在尋找機會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這種平衡終于因某種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動狀態(tài)。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這年元旦，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主編的《新潮》雜志創(chuàng)刊，其中的激進思想終于被反對者抓住了把柄。于是從1919年初，北京官場、學界乃至一般知識界關(guān)于北大的傳言就越來越多。如果仔細體會林紓在五四游行前發(fā)表的那兩篇影射小說和致蔡元培的公開信，就知道當時政府對北大的不滿其實已經(jīng)傳到社會上。

　　林紓的第一篇影射小說是1919年2月17日發(fā)表在《新申報》上的《荊生》。這部小說寫“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師陶然亭。他們力主去孔子滅倫常和廢文字以行白話，終于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廂的“偉丈夫”荊生。荊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等三人抱頭鼠竄，狼狽而逃。

　　這里的皖人田其美，顯然是指陳獨秀，田與陳本一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
美與秀對舉；
浙人金心異顯然是指錢玄同，錢為金，同對異；
新歸自美洲的狄莫當然指新近留學歸來的胡適，胡為周邊族群的漢人稱呼，而狄則帶有某種程度的歧視。至于偉丈夫荊生，或以為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樹錚，或以為是練過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為是林紓心目中衛(wèi)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荊生》的發(fā)表終于使林紓出了一口鳥氣，因為陳獨秀、胡適及錢玄同等人新文化主義太不拿他林紓當回事，林紓原本自戊戌年間就是新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只因為給陳獨秀新文學的絕對主義提了那么一點點建議，希望在提倡新文學的同時注意“古文之不當廢”，就被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給打入舊文學的陣營，并被錢玄同、劉半農(nóng)以“雙簧信”的形式肆意調(diào)侃，惡意攻擊。

　　林紓的積怨并沒有因為《荊生》的發(fā)表而消解，他似乎也有點得寸進尺，得理不饒人。緊接著，林紓又在《新申報》上發(fā)表第二篇影射小說《妖夢》。說一個叫鄭思康的人夢游陰曹地府，見到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楹聯(lián)一幅：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么東西。

　　學堂里還有一間“斃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聯(lián)：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學堂內(nèi)有三個“鬼中之杰出者”：校長叫“元緒”顯然影射蔡元培；
教務(wù)長叫“田恒”，顯然影射陳獨秀；
副教務(wù)長叫“秦二世”，顯然影射胡適之。

　　對于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無比，罵得粗俗刻薄無聊。小說結(jié)尾處，作者讓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出場，將白話學堂中的這些“無五倫之禽獸”通通吃掉，化之為糞，宜矣。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個讀書人寫書人的基本風骨與人格。

　　為林紓這兩篇小說居間協(xié)助發(fā)表的是北大學生張厚載。張厚載即張豂子，筆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蘇青浦人。時在北京大學法科政治系讀書，1918年在《新青年》上與胡適、錢玄同、傅斯年、劉半農(nóng)等北大教授就舊戲評價問題展開爭論后，為胡、錢等師長所不喜。所以他后來似乎有意動員、介紹他在五城中學堂讀書時的老師林紓創(chuàng)作影射小說丑詆胡適、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

　　或許是張厚載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紓接連寫了這兩部只能是發(fā)發(fā)牢騷的影射小說。只是不巧的是，當林紓將第二篇小說《妖夢》交給張厚載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說是有一個叫趙體孟的人想出版明遺老劉應(yīng)秋的遺著，拜托蔡元培介紹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及林紓等學術(shù)名家題辭。

　　蔡元培無意中的好意感動了林紓，他們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來不曾聯(lián)系而已�，F(xiàn)在自己寫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說，似乎有點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囑張厚載無論如何也要將《妖夢》一稿追回[1]，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對新文化運動的若干看法。他認為，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最近外間謠言紛集，這大概都與所謂新思想的傳播有關(guān)。晚清以來，人們恒信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F(xiàn)在民國將十年，上述期待都成為現(xiàn)實，然而國未強民未富，反而越來越亂問題越來越多�，F(xiàn)在所謂新思想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其實，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像中國過去那樣崇奉倫常，但西方國家的倫理觀念也不是現(xiàn)在所謂新思想所說的那樣簡單。林紓在信中指出，天下惟有真學術(shù)、真道德，始足以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若《水滸傳》、《紅樓夢》，皆白話之圣，并足為教科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傊�，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這是林紓關(guān)于文言白話的系統(tǒng)意見。

　　至于道德，林紓對當時所謂新道德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的說法予以批評，以為當時學術(shù)界一些新秀故為驚人之論，諸如表彰武則天為圣王，卓文君為名媛，尊嚴嵩為忠臣等，其實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標新立異，擾亂思想。他認為，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jù)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借自己在知識界的地位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是非常危險的。很顯然，林紓盡管沒有直接批評蔡元培對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與縱容，但至少奉勸蔡元培善待全國父老之重托，以守常為是。[2]

　　小說《妖夢》沒有被追回，而林紓致蔡元培的這封信卻又被《公言報》于1919年3月18日公開發(fā)表。林紓原本可以與蔡元培等人達成某種妥協(xié)，卻因這種機緣巧合而喪失了機會。

　　蔡元培收到張厚載具有挑釁性的來信后似乎非常憤怒，指責張厚載為何不知愛護本校聲譽，愛護林紓。[3]至于他看到林紓的公開信后，更一反溫文爾雅忠厚長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開示復，就林紓對北京大學的攻擊以及對陳獨秀、胡適等人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等言論有所辨明。

　　就事實而言，蔡元培分三點解釋辯白北大并沒有林紓所說的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這三項情事，外間傳言并無根據(jù)。借此機會，蔡元培公開重申他辦教育的兩大主張：

　　一、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fā)展。

　　二、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講授，以無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比如帝制復辟的主張，為民國所排斥，但本校教員中照樣有拖著長辮子而持復辟論者如辜鴻銘，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人管他；
再如籌安會的發(fā)起人，被清議所指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員中就有劉師培，只是他所講授的課程為中國古代文學，亦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由學校過問；
至于嫖、賭、娶妾等事，為北大進德會所戒，教員中有喜作側(cè)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引誘學生與之一起墮落，則亦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假使有人批評您老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學，難道不覺得好笑嗎？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只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guān)系，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于學校呢？[4]

　　蔡元培的解釋或許有道理，但在林紓看來，他之所以公開致信蔡元培，實際上并不是指責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夠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別與那些年輕激進分子的特殊關(guān)系，方便的時候稍作提醒，不要讓他們毫無顧及地鼓吹過激之論，對于傳統(tǒng)，對于文學，還是持適度的保守態(tài)度比較好。他在寫完致蔡元培公開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過自己的這點心跡，他表示自己多年來翻譯西方小說百余種，從沒有鼓吹過棄置父母，且斥父母為無恩之言。而現(xiàn)在那些年輕一輩何以一定要與我為敵呢？我林紓和他們這些年輕人無冤無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說要爭名的話，我林紓的名氣亦略為海內(nèi)所知；
如果說爭利，則我林紓賣文鬻畫，本可自活，與他們并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更沒有利害沖突。我林紓年近古稀，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如此懸殊，我即老悖癲狂，亦不至偏衷狹量至此。而況并無仇怨，何必苦苦追隨？蓋所爭者天理，非閑氣也。林紓似乎清醒地知道，他與胡適、陳獨秀這些年輕人發(fā)生沖突，對自己并沒有多少好處，肯定會招致一些人的攻擊謾罵，但因為事關(guān)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棄自己的原則聽之任之。林紓決心與新文化的倡導者們周旋到底。

　　然而林紓為道義獻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識分子圈所認同，當他的《荊生》、《妖夢》及致蔡元培公開信發(fā)表之后，立即引起新知識分子圈的集體反對。李大釗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應(yīng)該本著所信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5]魯迅也抓住林紓自稱“清室舉人”卻又在“中華民國”維護綱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諷，敬告林紓您老既然不是敝國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國的事情了罷。[6]《每周評論》第12號轉(zhuǎn)載《荊生》全文，第13號又組織文章對《荊生》逐段點評批判，并同時刊發(fā)“特別附錄”《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摘發(fā)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余家報紙譴責林紓的文章。

　　傳言的困擾

　　林紓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中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盵7]

　　蔡元培何止“必有所聞”，而且正為此事而煩惱。1919年初開始，關(guān)于北大的謠傳就不斷，這些謠傳有的是撲風捉影，有的是道聽途說，有的是刻意造謠，要之，北大確實進入一個動蕩歲月，多事之春。3月4日，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報》“學海要聞”欄刊載“半谷通訊”，說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為此往訪北大校長蔡元培，詢以此事，蔡校長對于陳學長辭職之說并無否認之表示。且謂該校評議會議決，文科自下學期或暑假后與理科合并，設(shè)一教授會主任，統(tǒng)轄文理兩科教務(wù)。學長一席，即當裁去。

　　“半谷通訊”的“斑竹”為北京大學法科政治系四年級學生張厚載。張厚載或許確實與北大那些新派師長有不同意見，或許與老派師長來往密切，但是不管怎么說，他在1919年初通過《神州日報》的“半谷通訊”欄目一再散布的消息，諸如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nóng)等以思想激進受政府干涉，陳獨秀態(tài)度消極，準備辭職等，雖然被蔡元培、胡適一再否認，并受到開除學籍的處分，然而我們現(xiàn)在需要反省的一個問題是，張厚載的這些所謂“謠言”，為什么都在后來不幸而言中？

　　張厚載關(guān)于陳獨秀辭職的報道顯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專注，上海報紙甚至有專電以言此事者，以為北大將發(fā)生大變故。輿論界的傳言顯然影響了北大的運轉(zhuǎn)，不得已，蔡元培在張厚載的消息發(fā)布后半個月致函《神州日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提出三點更正：

　　一、陳獨秀并沒有辭職的事情，如有以此事見詢者，鄙人絕對否定之�！鞍牍韧ㄓ崱敝兴�謂并無否認之表示者，誤也。

　　蔡元培信誓旦旦說這番是在3月19日，不幸的是，此后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3月26日，蔡元培就與湯爾和、胡適等關(guān)系諸君商量陳獨秀事至深夜。

　　二、關(guān)于文理兩科合并不設(shè)學長，而設(shè)一教務(wù)長以統(tǒng)轄教務(wù)。蔡元培也在聲明中否認，以為此事曾由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議定，當時陳獨秀也在場，經(jīng)評議會通過，定于暑假后實行�！鞍牍韧ㄓ崱闭f自學期實行，顯然是不對的。至于設(shè)立教務(wù)長一人，純粹為教務(wù)進行起見，于陳獨秀是否辭職并沒有必然關(guān)聯(lián)。

　　蔡元培的這個解釋其實等于否認陳獨秀辭職或許是事實，因為文科不再設(shè)學長，而歸諸教務(wù)處，就是“半谷通訊”中說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務(wù)處組織法》確實在3月1日的北大評議會上通過。更為吊詭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jīng)濟門主任會議，當場議決將已發(fā)表的文理科教務(wù)處組織法提前實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務(wù)長一人，馬寅初當選。這里面雖然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圈內(nèi)部不易說不便說不忍說的矛盾和陰謀，但也不能一味指責張厚載是造謠生事。

　　三、至于張厚載在通訊中說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nóng)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謂陳獨秀已在天津，態(tài)度消極，而陶孟和、胡適等三人，則由校長以去就力爭，始得不去職云，蔡元培在聲明中認為“全是謠言”。[8]

　　然而，細繹陳獨秀等人在此時前后的心跡和活動，也不能說張厚載的說法全無根據(jù)，全是謠言。

　　陳獨秀是一個敢做敢當?shù)哪凶訚h，性格率直，不拘小節(jié)，他在北大主持文科的時候，確實得罪過不少人，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節(jié)上斗不過陳獨秀，就只好在小節(jié)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陳獨秀恰恰在這方面上是弱項。

　　蔡元培有心保護陳獨秀，所以在1919年初，他出面發(fā)起北大進德會，規(guī)定不嫖、不賭、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這簡直有點禁欲主義的味道。盡管如此，陳獨秀也在這個戒約上簽了字，成為會員。

　　然而入會不久，卻有一個流言在北大傳播，說是陳獨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被妓女抓破了下身。這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新聞，終于使那些反對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紓在《公言報》發(fā)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大概說的就是陳獨秀嫖妓這個傳聞，“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為北京大學惜”。

　　林紓的信件加劇了這些傳言的傳播，同一天的《公言報》在《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的標題下，以林紓信中所說為據(jù)，指責北大教授陳獨秀、胡適等人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批評陳獨秀以新派首領(lǐng)自居，教員中與陳獨秀沆瀣一氣的，主要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而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即前后抒發(fā)其議論于《新青年》雜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志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發(fā)行。文章暗示北大同時創(chuàng)刊的《國故》雜志與《新潮》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不一樣，相互爭辯，各守新舊，然而遺憾的是兩派總是忘其辯論范圍，純?nèi)我鈿�，各以惡聲相報�?/p>

　　這篇文章還說，日前哄傳教育部有訓令給北京大學，令北大將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人辭退。但據(jù)記者詳細調(diào)查，則知尚無其事。這雖然否認了北大將辭退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的傳言，但無風不起浪，謠言依然在知識界繼續(xù)流傳，人們總是相信這個謠言變成事實也只是個時間問題。

　　由于《公言報》的這條消息直接牽涉《國故》雜志和劉師培，《國故》和劉師培即便不能認同于陳獨秀等人的學術(shù)主張，但他們也不愿介入這種人事糾紛，于是《國故》雜志社和劉師培很快發(fā)表聲明予以駁斥。只是這個聲明只涉及《國故》和劉師培自身，至于其他事項，他們當然也不愿表態(tài)。

　　《國故》與劉師培的聲明是否受到某種壓力，我們不好推測，但蔡元培有恩于劉師培，而劉師培和《國故》且都是北大的人和北大的雜志，則是事實。這個事實當然使他們不希望北大內(nèi)訌，即便內(nèi)訌，他們也不希望這些家丑外揚。[9]

　　劉師培和《國故》雜志社的聲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派教授對老派教授的懷疑，但是這個化解剛剛開始，不料又被張厚載給粉碎。張厚載大約當此時致信蔡元培，表示林紓的小說《荊生》是他轉(zhuǎn)給上�！缎律陥蟆返�，“半谷通訊”的欄目是他張厚載的，有關(guān)北大的那些傳聞都是他張厚載發(fā)。

　　張厚載的“投案自首”并沒有使蔡元培感到高興，一向?qū)�學生無限寬厚的蔡元培這次終于忍不住發(fā)火了。他告訴張厚載：“在兄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
兄為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fā)布之，于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10]溫文爾雅的蔡元培終于一反常態(tài)發(fā)怒了。

　　蔡元培的憤怒等于坐實張厚載、林紓所言并非全虛，盡管有的地方可能有夸大，有失實，但其畢竟是無風不起浪，總有蛛絲螞跡可尋。于是北大和蔡元培的壓力越來越大，于是有3月26日在湯爾和家專門討論怎樣處置陳獨秀問題的會議，與會者有蔡元培、沈尹默、馬敘倫和湯爾和等。而后面這三個人都是蔡元培最為倚重的浙江幫，也就是傅斯年所說的蔡元培的三個“謀客”。他們在蔡元培背后出主意，原本都是怎樣對付北洋政府的，不料今天晚上他們將精力、智慧都用在怎樣對付陳獨秀和胡適等人身上。

　　按照胡適后來的說法，蔡元培頗不愿意此時“去”獨秀，因為這樣一來等于承認外面的謠言是對的。而湯爾和不知什么原因力言陳獨秀私德太壞，并根據(jù)外間傳言添油加醋地渲染陳獨秀狎妓事，說陳獨秀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陳獨秀將該妓女下體挖傷以泄憤。[11]湯爾和認為此種行為如何可作大學師表。這個說法其實與林紓的攻擊一致。

　　湯爾和滔滔不絕講了幾個小時，勸蔡元培解除陳獨秀的聘約，并要制約胡適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guān)、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

　　蔡元培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湯爾和等人說了幾個鐘頭后，方才點到問題的根本。湯爾和說，如果我們一味保護陳獨秀，那么北洋政府就不會放過北大，那么我們多年來的辛苦就將付諸東流。這句話真的打動了蔡元培。蔡元培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盵12]

　　而且，那時，蔡元培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所以當聽了湯爾和等人所講的陳獨秀那些“私德”后，也不好再為陳獨秀辯護。

　　政府諸公的鬧心

　　北大內(nèi)部糾紛有著復雜背景，陳獨秀案只是新派知識分子內(nèi)部糾紛的一種表現(xiàn)，更多的當然還是有新舊兩種思想觀念的沖突。我們知道，北大之所以惹來外部麻煩，其實就是從1919年1月1日發(fā)行《新潮》雜志始。

　　林紓、張厚載以及報章雜志如《公言報》的批評說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則是對北大愛護有加的教育部長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說：“自《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于在事員生，不無微詞”；
“近頃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辯難，因辯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shù)范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為隱憂耳�！盵13]傅增湘對《新潮》所代表的激進思想高度關(guān)注。

　　傅增湘對激進思想的關(guān)注主要來自政治高層和守舊勢力的壓力。段祺瑞和安福系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們其實一直在關(guān)注著蔡元培和北大的動靜，擔心教育上出問題，擔心學生鬧事。所以蔡元培、陳獨秀，乃至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范看，其實也是一直在提防著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黑手。

　　說來其實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來自安徽，而陳獨秀、胡適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這兩股安徽勢力各自爭鋒，他們就是不愿意交叉不愿意溝通，寧愿與外省人一起收拾安徽人。這也算是安徽人的劣根性了。所以陳獨秀在6月被捕時所散發(fā)的傳單，其主要斗爭矛頭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樹錚、段芝貴等人。

　　大約在3月末，安福系參議員張元奇以北大教員、學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請教育總長傅增湘加以取締，當時攜去《新青年》和《新潮》等雜志為證。張元奇還表示，如教育總長對此無相當之制裁，則將由新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并彈劾大學校長蔡元培。但據(jù)新國會中的人說，彈劾案的提出須得到多數(shù)議員的贊成，此次張元奇表示要彈劾傅增湘，只不過是參議院中少數(shù)耆老派的意見，并不能形成參議院的共識。張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過是恫嚇而已。[14]

　　盡管張元奇和安福系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理由的搬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他的恫嚇也不能不引起傅增湘的重視。4月1日，蔡元培應(yīng)傅增湘的要求到教育部面談一切。由于年初以來外間議論紛紛，《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6卷2號開篇就刊登大字聲明，否認《新青年》與北大有直接的隸屬關(guān)系。聲明指出，“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fā)生種種無謂的謠言�，F(xiàn)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志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盵15]這個聲明一方面告訴我們外間的謠傳還真的不少，而且時間也比較早，另一方面為保護北大和蔡元培，陳獨秀都人理直氣壯地聲明這個雜志與北京大學無關(guān)。

　　《新青年》編輯部的聲明減輕了蔡元培的一個壓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并通過傅增湘向安福系說明的只是《新潮》雜志的問題。

　　《新潮》確實是經(jīng)蔡元培、陳獨秀同意出版的一個刊物，其經(jīng)費補助也來自北大官方。根據(jù)傅斯年的回憶，他與羅家倫、顧頡剛、潘家洵(介泉)、徐彥之(子俊)等同學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影響下，覺得應(yīng)該成立一個社團，創(chuàng)辦一個雜志，表達一些主張，為自己將來走向社會提供一次鍛煉的機會，所以他們想到了創(chuàng)辦新潮社，創(chuàng)辦《新潮》雜志，并由徐彥之找文科學長陳獨秀匯報，得到陳獨秀的大力支持。陳獨秀表示：“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愿，經(jīng)濟方面可以由學校擔負。”所以說，《新潮》當然是北大的刊物，盡管是以學生主體。

　　有了陳獨秀的表達和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籌備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們召開第一次預備會，確定了雜志的基本宗旨：

　　一、批評的精神；

　　二、科學的主義；

　　三、革新的名詞。

　　基于這三點宗旨，徐彥之將雜志的英文名字定為：The Renaissance，直譯應(yīng)該是“文藝復興”，而中文名詞在羅家倫的堅持下定為“新潮”，其實也蘊含著英文的意思，兩個名詞恰好可以互譯。11月19日，開第二次會，把職員舉妥，著手預備稿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被圖書館的一個房間撥給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幫助他們把印刷發(fā)行等事情搞定。于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面世。

　　《新潮》出版之后很快發(fā)生很大的影響，有幾家報紙幾乎天天罵《新潮》，幾乎將罵《新潮》作為他們職業(yè)。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幾個教員休息室里，也從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氣負苦的地方，甚而至于樹若干敵，結(jié)許多怨，尤其是傅斯年和羅家倫兩個人，更是因此成為許多人攻擊的對象。特別是有位“文通先 生”，一貫和北大過不去，所以當《新潮》出版兩期之后，他又開始看不慣，有一天拿著兩本《新潮》和幾本《新青年》送給地位更高的一個人看，加了許多非圣亂經(jīng)、洪水猛獸、邪說橫行的評語，縱容這位地位最高的來處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這位地位最高的交給教育總長傅增湘斟酌辦理，并示意蔡元培辭退陳獨秀、胡適這兩位教員，開除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位學生。這就是當時傳言的所謂“四兇”。他們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所以仔細閱讀蔡元培復林紓的信，可以感覺到蔡元培在那封信里，并不只是對林紓說話，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話。

　　接著就是所謂新參議院的張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辦《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彈劾傅增湘。再接著，就是林紓即傅斯年所說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偉丈夫”徐樹錚。接著就是老頭子們羅唣當局，當局羅唣蔡元培。接著就是謠言大起。校內(nèi)校外，各地報紙上，甚至遼遠若廣州，如成都，也成了報界批評的問題。誰曉得他們只會暗地里投入幾個石子，罵上幾聲，羅唣幾回，再不來了。按照羅家倫在《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的說法，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總統(tǒng)徐世昌。[16]

　　最高當局對蔡元培對北大已經(jīng)嚴重不滿，接下來或許會有所宣布，所以在五四前夕，北大和蔡元培實際上處于非常困難的狀態(tài)，他們之所以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傳言影響下一躍而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還有主動出擊，變被動為主動的意思。

　　[1]張厚載迅即致信蔡元培，表示稿已寄至上海，殊難中止。見《蔡元培書信集》上，398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書信集》上，391頁。

　　[3]《復張厚載函》，《蔡元培書信集》上，398頁。

　　[4]《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函》，《蔡元培書信集》上，388頁。

　　[5]《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每周評論》12號，1919年3月9日。

　　[6]庚言：《敬告遺老》，《每周評論》15號，1919年3月30日。

　　[7]《蔡元培書信集》，389頁。

　　[8]《致〈神州日報〉函》，《蔡元培書信集》上，401頁。

　　[9]《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1、24日。

　　[10]《復張厚載函》，《蔡元培書信集》上，398頁。

　　[11]《湯爾和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89頁。

　　[12]傅斯年：《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風格》，《蔡元培先生紀念集》，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13]《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書信集》上，404頁。

　　[14]《申報》1919年4月1日。

　　[15]《新青年編輯部啟事》，《新青年》6卷2號，1919年2月15日。

　　[16]《傳記文學》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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