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師10月28日晚遇害，在事發(fā)一小時之后，就有同學給我發(fā)短信，當時我還不知道具體情況，只知道他被人砍傷了，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有點麻木。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對暴力和血腥已經(jīng)如此習慣，習慣得如每天的洗臉刷牙。

　　人的情感會有親疏遠近，這是天然的。好惡喜厭愛憎……，這些因事因人而發(fā)的情緒與情感，其強度與深度也都與先天稟賦、人際交往的疏密，還有后天的情感教育密切相關。

　　我認識程春明教授，至少不算陌生，但是我們基本上沒有私交，也從無超過五分鐘以上的兩人單獨相處。第一次與程老師的近距離接觸還是在電話里，至少有六年以上了，是因為我寫過一篇書評，關于舒國瀅教授的一部文集，程老師看到以后，舒老師牽線，我們在電話里通了幾句話，那時就感覺程老師是個熱情的人，也是個謙遜的人。

　　后來，我去了法大，在我少數(shù)參加的幾個會議上，我遇到程老師，這時候我們當然會聊幾句，對他的感覺還是如初，他是個熱情、善良和謙遜的人。再后來，有時候會在學校辦公樓的樓道、電梯里遇到，這時也就是普通的相互問候。

　　一個多月以前的9月28日，我們在北航的一個案例研討會上遇到，照例寒暄問候，他給我的印象還是那樣，熱情、善良、開朗、謙遜。最后一次遇到，則是上上周的10月22日下午，我們都在E段教學樓上課，在課間，我們一起站在教學樓外的天井里抽煙、聊天，上課鈴響了，就各自回教室。

　　我和程老師的所有交往全都在這里了，我們沒有很深密的友情。

　　知道程老師去世，是在事發(fā)之后兩個小時，我從另外的同事那兒獲知。我想，我對程老師的悲痛和惋惜，也是這樣一點點開始的，我沒有他的親人好友那樣的深悲劇痛，但是心理上一直處于莫名難受的狀態(tài)。

　　這種狀態(tài)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和他是同事，我認識的人，但更重要的卻不是這層關系，而是我們都是有血有肉，同樣來自我們都不清楚的一個神秘之處的生命。

　　在最初的兩天，這種心理狀態(tài)甚至帶來了一些生理反應，數(shù)日來，只要醒著，一個人的時候，我無時不想到那血腥的場景。當晚，從得知程老師去世之后，我就開始上火，臉上起包，第二天和第三天，腸胃不適、上吐下瀉，沒怎么敢多吃飯。我甚至怨恨媒體過于寫實的報道——傷口的長度和深度，讓我一直難受，說不出哪兒難受，可是哪兒都難受，一種莫名而焦慮的難受。

　　我自知，這種難受是源于我們都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有喜怒哀樂的人。而現(xiàn)在這個活生生的人，說沒就沒了，來不及打個招呼，來不及道個別，來不及一個相互致意的友善溫和的表情，甚至連一個笑容都來不及給我、給他，他的生命就如煙而逝�，F(xiàn)在，他還躺在那個冰冷的地方，帶著致命的傷口，帶著他的親人友人們難以平息的深悲劇創(chuàng)，帶著他對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眷念。雖然今天的太陽如此輝煌燦爛，可是程老師卻再也看不見了，再也看不見了。

　　事發(fā)的第二天下午，是我的“中國憲政史”課，走進教室的時候，還有二十分鐘才上課，我沖著同學們笑說了一句：“嚇壞了吧都？”大家就笑了——空氣里彌漫著過于詭異的緊張，我本能地想緩和一下，然而我立刻又覺得似乎是不妥的，我覺得自己整個的狀態(tài)怎么會那么滿擰。上課鈴響了，我提議同學們全體起立，為程老師默哀一分鐘。之后，我沒有講平時該講的內容，那一堂課，我給大家講“愛”，也讓同學們討論這個話題。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與現(xiàn)在的許多中小學教育相比，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老師們無論水平如何，都很敬業(yè)，他們教給我們的善良、正直、理想主義，也總是在他們自己身上體現(xiàn)著。然而，就是在那樣敬業(yè)的教育中，中國長期以來的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可是一樣不缺，因為老師們也是愚民教育和暴力文化的受害者，正如現(xiàn)在的大量教師是愚民教育、暴力哲學、仇恨文化和全社會犬儒主義盛行的多重犧牲品。

　　那時候，我們缺乏的，最缺乏的情感教育——如現(xiàn)在一樣匱乏，那時候，我不會愛，不懂得敬畏生命——僅僅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是遠遠不夠的，十年的家庭善行培養(yǎng)，社會上一夜的惡行就足以摧毀它，人類墮落的能力和速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現(xiàn)在的我，同樣沒有身不由己地去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雖然多年來，我在理性上不斷地明示、暗示自己去努力地愛，去敬畏生命。但是，很遺憾，從生命本身和情感本身出發(fā)，如泉涌般的愛和對生命的敬畏，在這次事件中，讓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那是沒有的。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內心里有很柔軟的一面，但也有很冷漠的一面。這冷漠的一面，從一定程度上說與柔軟的那一面同樣本質。這就是我為什么在聽說程老師被如此血腥地砍傷之后，沒能立刻反應過來的原因。我是一點點反應過來，隨著當晚獨自一人對事發(fā)現(xiàn)場無以控制的想象，一點點遞增著這難受，這悲傷。

　　也許，正是因為自己感受到的這一切，使得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既然我自知缺乏理想的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也自知缺乏在生命本源意義上反對暴力的能力，那么我至少要在理性層面上反對暴力、反對仇恨。無論在道德和在法律上，作為殺人嫌疑犯的付成勵同學，他的暴力行為都是要強烈反對和譴責的，但他同樣是暴力文化、仇恨哲學的受害者。

　　有些人因為此事件本身譴責學校，在案情大白天下之前，我想任何人沒有資格就此事件本身譴責學校，因為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學校在其中有沒有責任。

　　退一步講，即使學校有責任，譴責學校這樣的小環(huán)境，雖然不是毫無意義，也意義不大，它有更為深刻和普遍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原因，于學校而言，總體上說這是一起偶然性的突發(fā)事件，學校也是受害者。在一個彌漫著如此暴力氣息和仇恨毒霧的當代中國社會，人的生命似乎越來越像個僥幸的存在，誰也保不定自己哪天出了門就再回不了家——可能僅僅是因為你在城管執(zhí)法現(xiàn)場拍了幾張照片，也可能僅僅是因為你對警察執(zhí)法的方式表示不滿，或者是因為你在被征地過程中不愿意失去家園……，既然絕大多數(shù)的人們都是如此僥幸地活著，我想我這個既怯懦又愛管閑事的人或許尤其沒有理由例外。

　　我愿意用理性的聲音替代我尚未煉成的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告訴任何一位在我博客里或者在其心中詛咒我死的人們（我收到過不少這樣的紙條，因為我反對死刑或者其它他們不喜歡的觀點，他們發(fā)出過各種各樣讓我去死的詛咒），以及將來可能的所謂“執(zhí)法”過程中殺害我的人，如果你真的對我拿起屠刀，將我殺死在路邊、寓所，甚至我現(xiàn)在任教的講臺上，如果死之前我還能說話，我希望自己能夠對你說：“對不起，我沒能幫你走出暴力的誤區(qū)�！薄�—如果那一刻我來不及說，或者我說出了本能反應的惡語，那就以現(xiàn)在的文字為準吧。

　　程春明老師已經(jīng)被殘忍地殺害，殺害他的不僅僅是付成勵同學，更是這背后無處不在的暴力文化和仇恨哲學。師生兩個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遠遠不止于他們兩位直接的當事人，還有各自的家人，程老師的父母、妻子還有未來的孩子，付成勵同學的父母親友（他的父母還要再背上罪犯家屬的沉重心理負擔，這是怎樣的傷痛？），以及一切雙方當事人認識的友好相識，還有容易被忽視的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們。有些傷害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才一點點爆發(fā)出來，也許，對有些人來說，這種心靈傷害的康復，甚至可能整整一生都未必能完成。

　　人死不能復生，悲傷也無法替代對生命本身的敬畏。如今付成勵同學深陷囹圄、未來生死未卜，如果我們還沒有能力如行云流水般地熱愛生命、敬畏生命，至少可以做到理性上對此信念的認同，至少可以在理性上基于對生命的敬畏，而悲憫作為生命中一員的付成勵同學，鼓勵他堅強地活著。在良法意義上，付成勵同學固然應當承擔自己戕殘生命的惡果，親友、學校、老師、同學、全社會包括我自己在內卻也有義務關懷他、愛護他，幫助他早日獲得靈魂的救贖與新生。

　　我相信，只有愛才能完成這些使命。我更相信，仇恨只能增加仇恨，暴力也只能助長暴力，只有愛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融仇恨與暴力。

　　2008年11月3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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