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蘇關系是20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蘇同盟則是中蘇關系史上的最重要問題。隨著雙方檔案的解密和陸續(xù)開放以及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學術界關于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及其影響、中蘇同盟破裂原因的宏觀探討和微觀考察均取得重大進展。這些成果或可引起對某些中蘇關系史的重要結論乃至新中國外交史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反思。

　　關鍵詞：中蘇關系；
中蘇同盟；
毛澤東；
赫魯曉夫

　　作者簡介：徐思彥，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北京100720）

　　中蘇關系是20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中國原駐蘇聯(lián)大使李鳳林先生對其重要性有精當闡釋：第一，中蘇關系集兩國關系、兩黨關系、兩國及兩黨領導人高層交往于一體，同時包含了大國關系、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系、不同文明國家間關系、新型民族國家和歐洲傳統(tǒng)大國間的關系，國家利益、意識形態(tài)摻雜其間，因而使中蘇關系在廣度、深度、復雜程度上都要超過其他大國關系；
第二，中蘇關系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外交都曾發(fā)揮了巨大的影響；
第三，中蘇關系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系的演變密切相關，尤其表現在冷戰(zhàn)時期中蘇美大三角關系的互動及其所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上。①「參見李鳳林：《序：中蘇關系的歷史與中俄關系的未來》，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5-6頁」正因如此，長期以來，學者挖掘史料，潛心研究，試圖從不同視角對中蘇關系做出更符合歷史真實的闡釋。

　　中蘇同盟是中蘇關系史上的最重要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lián)檔案的解密、中國外交檔案的陸續(xù)開放、相關歷史文獻與當事人回憶錄及日記的整理出版，使關于中蘇同盟的研究更加深入，脈絡更加清晰，細節(jié)更加精確，一批頗具學術品質的專著、論文相繼面世，其中部分論著已經或即將以英、俄、波、日、韓等文出版。本文僅就這一研究，尤其是中蘇同盟破裂問題研究的新進展撮要如下。

　　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及其影響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蘇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商談，終于在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沈志華的《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一文，依據俄國解密檔案，澄清了一些過去不清楚的問題。第一，毛澤東堅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會談之初，斯大林明確表示了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的立場，試圖繼續(xù)維持1945年根據雅爾塔協(xié)定簽訂的中蘇條約。在毛澤東的堅持下，蘇方同意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第二，1950年中蘇條約的最初文本是蘇方起草的，而非以往流行的說法，是周恩來起草的或蘇方按照周恩來的意思起草的。第三，雙方談判中，在關于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問題上，最后做出讓步的是蘇聯(lián)。①「參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頁」

　　1950年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談判，對中方而言，應該是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后來中國領導人卻對條約一再批評。原因何在？楊奎松認為，由于民族情感的高漲和民族自尊心的影響，中國領導人在中蘇條約談判過程中經歷了相當復雜的心態(tài)轉變，而中蘇條約談判實際上包含著中蘇國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如關于旅順口問題、大連港問題及中長鐵路問題，中方為了維護權益進行了艱苦的談判。這些不僅導致中國領導人后來對中蘇條約評價很低，也為中蘇同盟的最終破裂埋下了伏筆。

　　楊奎松指出，最能反映毛澤東等人民族感情發(fā)展變化軌跡的是對中蘇合營公司的態(tài)度。出于與蘇聯(lián)進行經濟合作、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濟的考慮，在毛澤東、周恩來與斯大林的首次會談中，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成立合營公司的建議，雙方經過多次具體談判一一達成了協(xié)議。但國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此反應激烈，懷疑這將有損中國的主權，甚至說人民政府是"賣國者"，加之蘇聯(lián)方面一些損害中國權益的做法，取消這幾個合營公司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毛澤東后來甚至聲稱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才同意搞中蘇合營公司的。由此可見，剛剛獲得獨立的中國人，內心的民族主義情感必然表現得異�？簥^，但是另一方面，上百年的屈辱歷史和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是嵌刻在人們內心深處的一道依然在流血的傷口。越是自尊和自信，其心態(tài)上也就越是容易轉向敏感，越是容易對一些問題做出過度的反應".②「楊奎松：《中蘇之間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3-119頁」

　　中蘇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其影響與意義就已溢出了雙邊關系的界限。沈志華在考察了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及對日和約的內在關系后認為，三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從中蘇同盟條約開始，經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到對日和約簽訂，這是冷戰(zhàn)在遠東形成的三部曲�？梢哉f，中蘇締結同盟條約，中國以蘇聯(lián)盟國的角色加入冷戰(zhàn)，使遠東地區(qū)的態(tài)勢驟然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不再是美蘇冷戰(zhàn)的中間地帶，臺灣地區(qū)和日本的戰(zhàn)略地位便凸現出來，由此決定了美國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定向。朝鮮戰(zhàn)爭進一步使美國明確了在東亞的集體安全政策，并把兩大陣營在亞洲的對抗推向了高潮。蘇聯(lián)拉住中國和朝鮮，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陣線，而美國則把韓國、日本和臺灣地區(qū)糾集在一起，構筑了東亞的共同防御體系，遠東冷戰(zhàn)的格局從此定型。③「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與對日和約》，《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72-188頁」

　　作為中蘇美大三角之一角的美國對中蘇結盟極為關注。張小明認為，對中蘇同盟的認識與反應是美國外交決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中蘇同盟從建立到破裂長達近20年，但美國對同盟性質的認識并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美國政府認為，從長遠來看，中蘇之間存在著矛盾，中蘇同盟遲早要分裂，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蘇之間的緊密關系會持續(xù)下去，不會出現嚴重分歧。張小明指出，戰(zhàn)后的"遏制"戰(zhàn)略促使中蘇分裂，是杜魯門以來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但美國政府對中蘇同盟所做出的應對策略則前后變化較大。起初，一些部門和人士主張對中國采取懷柔政策，以促成中共內部所謂"鐵托主義"的發(fā)展，從而分裂中蘇關系，即"以和促變"的策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美國認為中蘇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長遠的未來，對中國采取了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孤立的政策，企圖"以壓促變".在中蘇同盟裂痕出現以至最后公開破裂時，美國政府反應遲鈍，繼續(xù)對中國施加壓力，使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未能及時得到改善。④「參見張小明：《美國對中蘇同盟的認識與反應》，《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43-56頁」

　　可以補充的是，根據2004年10月解密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特別報告，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蘇關系的評估和預測一再失誤。1958年，中情局的報告認為"，中國幾乎肯定將保持與蘇聯(lián)的牢固結盟""，將繼續(xù)承認莫斯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袖"，隨著中國地位的加強"，將來肯定會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損害我們所評估的這一時期的中蘇合作".甚至到了1959年7月，中情局的報告仍然斷定："在我們評估的這個時間段，中蘇同盟會繼續(xù)保持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盡管中蘇之間存在分歧，但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而必須維持現狀".事實上，毛澤東此時已在廬山決定，反擊赫魯曉夫及所有懷疑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人。半年以后，中蘇分裂便公開化了。①「參見沈志華：《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預測（1958-1959年）——美國最新解密檔案》，見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zhàn)史研究》第1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頁」

　　中蘇同盟破裂（一）：宏觀探討

　　1969年中蘇兩國兵戎相見，中蘇同盟徹底破裂，風雨中飄搖的同盟條約名存實亡。中蘇同盟破裂以后的40年間，學界一直在嘗試回答人們都在關心的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為什么要置中蘇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體利益于不顧？中蘇兩國為什么會從當初的良好愿望出發(fā)，走到了最后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結局？

　　中蘇兩黨、兩國領導人在雙邊關系中作用之重要，在現代國際關系史上大概未有能超出者。

　　這不僅與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也與毛澤東、赫魯曉夫個人的經歷、思想乃至性格不無關聯(lián)。因此有學者從分析兩國領導人入手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楊奎松認為，在中蘇兩黨反目成仇的過程中，毛澤東起了決定作用。從歷史上看，俄國人雖然給了毛澤東很多幫助，但與毛對蘇聯(lián)的期望值比較起來，莫斯科實在做的太少。使毛澤東最為不滿的是，斯大林顯然沒有把他和中國共產黨放在應有的地位，在國共決戰(zhàn)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表示出不信任，極大傷害了毛澤東的感情。從獨特個性來看，毛澤東是那種極好強、易敏感、愛沖動，不太能掩飾自己內心情感及好惡的人，多次因一些事涉中蘇關系的不同層次問題雷霆震怒，反應激烈。從民族利益的分歧看，毛澤東看不慣蘇聯(lián)人重利輕義，總是企圖指揮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沾這些國家便宜的政策和行為，認為蘇聯(lián)搞"老子黨"、"大國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從革命理念上看，圍繞要不要斯大林這面旗幟的問題，毛澤東同赫魯曉夫以及蘇共的沖突愈加尖銳。根據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關系變化的情況，可以說導致雙方關系迅速走上破裂的根本原因，還是革命理念上的歧義。

　　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否定毛澤東過去一切成功的實踐和一系列正在進行的新的革命嘗試，就是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種認識使毛澤東從根本上失去了對蘇聯(lián)的信任。②「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蘇聯(lián)觀變化原因剖析》，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82-306頁」

　　李丹慧則認為，1954年至1960年中蘇同盟關系由親密向分裂的變化，主要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從本國立場和利益出發(fā)，對各自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估計以及對對方探索方式的認識相聯(lián)系。這種估計和認識構成了中蘇兩黨兩國對內、對外方針政策的基礎。當雙方的探索以及為此而制定的政策趨同、雙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間以信任為主時，中蘇關系就表現為親密無間，或可以在求同存異中發(fā)展；
而當雙方的探索、政策及雙方的基本利益相背離，相互間猜忌、戒備勝過信任時，中蘇關系也即轉為冷淡直至走向分裂。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都未能把握住共同探索、共求發(fā)展的機遇，而是選擇了相互背離的道路，直接影響了中蘇關系數十年。③「參見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的演變》，見中俄關系史學會編：《戰(zhàn)后中蘇關系走向（1945-1960）——中俄（蘇）關系學術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1-90頁」

　　牛軍以毛澤東的危機意識為切入點，討論領袖個人與中蘇同盟結局的關系。所謂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包含了毛澤東對世界政治的基本觀察和對世界政治本質特征的感受，大體說來有三個方面：認為緊張與沖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
對威脅的特殊的敏感；
迫切追求激烈的變革或躍進。

　　毛澤東的危機意識是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強化并植根于內心深處的，成為毛澤東思考和認識國際事務的基本前提，因而必定要對他的外交決策、包括處理與蘇聯(lián)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在由核武器所反映的中國軍事戰(zhàn)略及國家安全問題上，①「中蘇在中國發(fā)展核武器問題上的分歧與中蘇同盟的破裂，孰因孰果，學者的表述稍有不同。這個過程可能更為復雜，或可將其作為一個互動的過程進行考察。參見牛軍：《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緣起》，見章百家、牛軍主編：《冷戰(zhàn)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281頁；
沈志華：《援助與限制：蘇聯(lián)與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0頁；
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fā)展與中蘇關系的破裂（1954-1962）》，《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4-69頁」在由中印邊境沖突所引出的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強烈的危機意識使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不滿乃至憤怒無法平息。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大躍進"問題上的分歧，更使中蘇同盟的裂痕發(fā)展成為無法彌縫的鴻溝。"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下半年已經顯露敗相，這對毛澤東處理中蘇關系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赫魯曉夫對"大躍進"運動的態(tài)度，尤其他那些被認為是影射攻擊人民公社的講話，更加劇了毛澤東的危機感。

　　毛澤東將赫魯曉夫的言行同中共黨內的斗爭聯(lián)系起來，認為黨內的不同意見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勾結在一起，就"簡直要把昆侖山脈推下去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逐步從中演繹出后來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毛澤東之所以要發(fā)動"文革"，恰恰是因為他在鞏固政權和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方面，感到了強烈的危機。1959年夏季是毛澤東這個思考過程的開始，歷史的演變證明，毛澤東的理論邏輯決定從這一刻起，中蘇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②「參見牛軍：《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緣起》，第273-296頁」

　　楊奎松和陳兼認為，毛澤東及其所發(fā)起的政治變革和政治斗爭，對中蘇兩黨兩國從全面結盟走向全面對抗的歷史進程影響重大。而影響毛澤東決策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同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的一致性是毛澤東做出"一邊倒"決策的主要基石。隨著赫魯曉夫實行非斯大林化，中蘇兩黨迅速開始在革命與戰(zhàn)爭等一系列關系到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發(fā)生分歧。兩黨圍繞著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某些爭論，成為兩國同盟關系走向破裂的重要動因。第二是國家利益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與蘇聯(lián)結盟逐漸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而且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以及蘇聯(lián)的大國主義傾向，促使毛澤東逐漸把蘇聯(lián)看作對自己國家利益的一種潛在威脅。第三是不間斷革命的觀念問題。毛澤東的這種觀念使他在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注定會把蘇聯(lián)作為中國的趕超目標，而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非議，加劇了毛澤東對蘇聯(lián)的不滿。中共黨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尖銳批評，使毛澤東甚至懷疑蘇聯(lián)要干涉中國內政。這就使中蘇同盟關系發(fā)生逆轉是不可避免的了。③「參見楊奎松、陳兼：《毛澤東與中蘇同盟的興衰》，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364-366頁」

　　朱瑞真從六個方面分析了中蘇分裂的根源。一是中蘇兩國對外政策的變化與國家利益的沖突；
二是中蘇兩國不同的建設社會主義方針的沖突；
三是蘇聯(lián)大國沙文主義政策與中國獨立自主方針的沖突；
四是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
五是歷史因素；
六是兩國領導人的個人因素。他認為在這六個因素中，領導個人因素是最主要的。"當時中蘇兩國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是對外政策的決策者。赫魯曉夫本人對中國認識的發(fā)展與變化，事實上決定了蘇聯(lián)對中國的政策；
同樣毛澤東對蘇聯(lián)認識的發(fā)展與變化，事實上也決定了中國對蘇聯(lián)的政策。因此，這兩位領導人對對方的認識，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時沖動，都能左右中蘇關系發(fā)展的走向".④「朱瑞真：《中蘇分裂的根源》，見中俄關系史學會編：《戰(zhàn)后中蘇關系走向（1945-1960）——中俄（蘇）關系學術論文選》，第91-101頁」

　　張曙光從文化心理角度解釋了中蘇經濟合作瓦解的原因。他認為，經濟關系中持續(xù)不斷的摩擦是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顯然，文化的思維方式之謎與原因、印象與實際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對蘇經濟政策的核心".毋庸置疑，兩國經濟關系已經建立了模糊的相互依存的方式，這應使雙方都滿意。然而，北京對莫斯科的不滿和反對多源于其領導人對同盟者的種種感覺，出于他們對"外國鬼子"和"民族屈辱"的強烈情緒。"即便是相同的意識形態(tài)，共同關注安全問題，相互的經濟利益也不能減輕中國人的這種情緒和增加對"俄國傲慢自大"的忍受力".在斯大林時期所受的委屈，以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蘇聯(lián)援助和貿易，在華蘇聯(lián)專家的特權，莫斯科勉強提供的先進技術"，合資企業(yè)"，還有粗魯、公開地批評中國的經濟政策，這一切使中國人對蘇聯(lián)"沙文主義"根深蒂固的懷疑和焦慮必然復活和急劇增長，造成中國領導人重新考慮其對莫斯科的政治態(tài)度。很快，私下的不滿和抱怨及個人的不和導致了公開的爭吵和指責。中蘇的分裂變得不可避免了。①「參見張曙光：《中蘇經濟合作的瓦解（1950-1960）——從文化心理角度所作的解釋》，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241-243頁」

　　李捷認為，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蘇聯(lián)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國對蘇聯(lián)"老大哥"地位的挑戰(zhàn)，希望中國納入蘇聯(lián)的經濟軌道，遵從它的經濟分工；
中國則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經濟發(fā)展道路。這是導致中蘇兩國在國家關系上從結盟走向破裂的深刻的經濟原因。而中蘇兩國戰(zhàn)略利益的沖突則直接導致兩國同盟關系的破裂，蘇共二十一大進一步明確了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為核心的對美緩和戰(zhàn)略，并主動放棄了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lián)為首"的提法，這和中國領導人"東風壓倒西風"的戰(zhàn)略方針和戰(zhàn)略目標南轅北轍。尤為嚴重的是，中國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說服蘇聯(lián)領導人放棄既定的國際戰(zhàn)略路線，赫魯曉夫又決心強行推行自己的國際戰(zhàn)略，并對中國施壓，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涉及戰(zhàn)略利益的嚴重事件。中蘇的盟友關系和戰(zhàn)略合作關系終于破裂。②「參見李捷：《從結盟到破裂：中蘇論戰(zhàn)的起因》，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439-457頁」

　　沈志華認為，分歧、矛盾乃至領袖的個人性格等，都不足以導致中蘇同盟關系的破裂。任何同盟關系中，矛盾與沖突都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各國之間也是如此，有時甚至會發(fā)生激烈沖突。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這種結構性弊病。第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tài)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

　　作為革命者的共產黨人，在其執(zhí)政前普遍缺乏國家主權意識，在各個共產黨之間，目標是一致的，理論是統(tǒng)一的，在相互關系的準則上只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很少或未及考慮不同地區(qū)和不同國度的差別。及至領導革命成功，掌握了國家政權，在處理相互關系時仍然接續(xù)前緣，才發(fā)現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共產黨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導國際主義準則與維護國家利益之間的兩難境地。這種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隨著共產黨執(zhí)政時間的延長而加劇，且特別突出地作用于社會主義國家處理相互關系的主張中。這些主張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沒有一致的認同，面臨危機時無法找到妥協(xié)的平臺和條件，國家關系的破裂也就成為必然。第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系等同或混淆于國家關系。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zhí)政黨之間的關系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國家關系是黨際關系的延續(xù)，即各國共產黨把他們執(zhí)政前相互關系的政治形態(tài)及其準則帶到了執(zhí)政后的國家關系中。這種關系范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fā)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tǒng)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部各國之間在發(fā)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異。

　　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關系的這種政治特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同盟內在的不穩(wěn)定性：一旦處于領導地位的某個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受到挑戰(zhàn)，或者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他們之間的整體利益，那時，領導與被領導的原則以及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fā)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也就面臨著終結。

　　在中蘇關系的變化過程中，除了隱含著上述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普遍性矛盾外，還有其特殊性，即存在著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tài)正統(tǒng)地位的斗爭。

　　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重要體現是意識形態(tài)的正統(tǒng)地位，于是，中蘇之間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分歧就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斗爭、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xié)，但領導權之爭不在于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不共戴天，列寧主義與教條主義水火不容，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只能是分裂。①「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42頁」

　　從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的結構性弊病探討中蘇同盟分裂原因，找到了癥結所在。從同盟體制來考察，更有利于分析中蘇同盟的形成、演變與破裂。國際政治學者施韋勒（R.Schweller ）認為，很少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和追求變化的國家混合存在的同盟，后者指在生死關頭不得不結盟時才會參與防衛(wèi)性的維持現狀的同盟。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蘇聯(lián)基本上是維持現狀的國家，而依據民族主義建設國家、臺灣問題尚未解決的中國卻迫切希望改變現狀。也就是說中蘇同盟的破裂是"先天"注定的命運。至于何時、以何種形式破裂則又有諸多因緣巧合的因素。

　　中蘇同盟破裂（二）：個案考察

　　上述宏觀因素的分析是以對中蘇同盟歷史演進過程中諸多個案的史實重建為基礎的。個案的史實重建如果有悖于歷史真實，宏觀因素的分析則可能謬之千里。值得慶幸的是，隨著相關檔案的解密及各種歷史文獻的公之于世，中蘇同盟破裂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或揭開面紗，或匡正謬誤，或填補空白。正如牛軍所說：這些成果不僅引起對一些中蘇關系的重要研究結論的再思考，而且應該引起對建國以來中國外交史中許多重要理論問題的反思。②「參見牛軍：《90年代中蘇關系研究綜述》，未刊稿」

　　1."聯(lián)合艦隊"與"長波電臺"

　　1958年夏季發(fā)生的"聯(lián)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一向被視為中蘇同盟出現重大裂痕的重要事件。所謂"聯(lián)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即1958年4月，蘇聯(lián)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希望雙方合作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電臺；
7月，尤金大使又向毛澤東轉達赫魯曉夫的意見，希望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蘇聯(lián)人的建議惹惱了毛澤東，他召見尤金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中央政治局全體在京成員在座，足見問題之嚴重。以往的解釋多沿用外交部編撰的《當代中國外交》的論斷，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蘇聯(lián)企圖控制中國和中國反對蘇聯(lián)控制的矛盾和斗爭。③「參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12-113頁」大量中國和蘇聯(lián)檔案資料的公布，使人們重新認識這一問題成為可能。沈志華指出蘇聯(lián)領導人的想法本無惡意，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更沒有設想通過建立長波電臺或聯(lián)合艦隊的方式對中國進行控制，只是蘇聯(lián)建議的方式有些簡單、唐突，特別是未能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而毛澤東對這一具體建議做出激烈反應，主要原因還在于中蘇同盟關系此時發(fā)生的微妙變化。"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蘇聯(lián)的威信受到打擊，而毛澤東則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赫魯曉夫渡過了難關，蘇聯(lián)居高臨下指揮各方的時代已經過去"，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會再甘居被指揮的地位，也不會容忍赫魯曉夫重復斯大林時代的做法。④「參見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于遠東防空協(xié)定、長波電臺及聯(lián)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1-42頁」徐天新認為，毛澤東可能會擔心，共同艦隊會使中國受蘇聯(lián)的控制，但對這種擔心不能夸大。問題的真正癥結在于，毛澤東此時正是得意之時，中國正在趕英超美。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這樣做是看不起中國，是要壓中國一頭，當然他接受不了。⑤「參見徐天新：《論1958-1959年間的中蘇關系》，見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zhàn)與中國的周邊關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68-269頁」

　　2.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

　　關于1958年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對中蘇同盟關系的影響，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俄羅斯學者認為是對克里姆林宮的挑戰(zhàn)，也是向蘇聯(lián)在"全球馬克思主義帝國中領導地位"的挑戰(zhàn)。中國外交史則多強調，這個時期中蘇兩國在外交領域存在許多共同利益，相互進行了必要的支持與配合，包括炮擊金門時蘇聯(lián)對中國的支持。戴超武指出，第二次臺海危機對中蘇同盟的嚴重損害是多方面的。首先，赫魯曉夫對中國采取炮擊金門這樣重大的行動竟事先不通知他而一直耿耿于懷，可以說危機為雙方關系的發(fā)展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陰影；
其次，在本質上，蘇聯(lián)反對中國對臺灣問題以及沿海島嶼的政策，危機加深了雙方在臺灣問題以及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的矛盾與分歧；
第三，炮擊金門的另外一個重要后果，是促使蘇聯(lián)領導人決定停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而赫魯曉夫的這一決定實際上是中蘇同盟分裂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核政策上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的緣起，這種連鎖反應的影響不可低估。因此，"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兩國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分歧，同時更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清楚地表明，中蘇兩國的矛盾和分歧開始由意識形態(tài)領域向國家關系特別是國家利益的方向發(fā)展，成為中蘇矛盾和分歧公開化以及國家關系迅速走向惡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佟复鞒�武：《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和中蘇關系》，見章百家、牛軍主編：《冷戰(zhàn)與中國》，第269-272頁」

　　3.核武器

　　蘇聯(lián)與中國核武器研制并非新問題，稍早一些的論著及回憶錄主要講的是，中國如何在蘇聯(lián)背信棄義后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根據中俄的檔案文獻、相關出版物及口述史料等，沈志華從援助與限制兩方面探討了蘇聯(lián)與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問題。蘇聯(lián)在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國，端賴于中蘇同盟的存在，尤其是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澤東。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領導層，權力斗爭激烈。

　　赫魯曉夫為了戰(zhàn)勝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一再向中國示好。因此當毛澤東提出希望蘇聯(lián)在核武器方面予以援助時，赫魯曉夫很快由答應向中國提供核保護發(fā)展到提供核技術。可以說，蘇聯(lián)不斷提高對中國核武器研制幫助的層次和力度，是中國能在短短的十年內制造出原子彈的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赫魯曉夫內心深處對毛澤東不信任，特別是中蘇在核戰(zhàn)略和核政策以及處理國際事務等方面的分歧不斷顯露，蘇聯(lián)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且時刻都在考慮如何對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約。②「參見沈志華：《援助與限制：蘇聯(lián)與中國的核武器研制》，《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0-131頁」

　　關于蘇共停止援助中國核武器研制這一重大政策變化，戴超武從三個方面做了分析。第一，蘇聯(lián)外交政策的變化，其突出表現是，赫魯曉夫提出的"三和路線"，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進一步裁軍，停止核試驗。值得強調的是，第二，蘇聯(lián)外交政策的變化同蘇聯(lián)對核武器作用的認識以及蘇聯(lián)軍事戰(zhàn)略的調整相一致。蘇聯(lián)領導人強調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以往關于戰(zhàn)爭的概念，戰(zhàn)爭已不再是政治的繼續(xù)，戰(zhàn)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區(qū)別不大了，并認為核武器可以制止戰(zhàn)爭的爆發(fā)，因此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用戰(zhàn)爭來解決國際爭端和意見分歧。第三，這一時期發(fā)生的"聯(lián)合艦隊"風波、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等事件，也是促使蘇聯(lián)決定停止援助中國核技術的重要起因。尤其是第二次臺海危機的發(fā)生，使赫魯曉夫認為，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是非常危險的，中國可能會擴大在臺灣海峽的軍事行動，將蘇聯(lián)拖進同美國的一場核戰(zhàn)爭。這樣，臺灣海峽危機期間及其以后，赫魯曉夫開始擔心蘇聯(lián)當初承諾援助中國核技術是不是操之過急，開始考慮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終止與中國簽訂的相關協(xié)定。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蘇聯(lián)的行為是把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領域，實質上是對控制中國的企圖失敗后對中國的打擊報復，加深了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以及蘇共領導的反感。因此，蘇聯(lián)停止援助中國發(fā)展核武器是中蘇關系破裂的重要標志，也成為日后中蘇論戰(zhàn)的一個重要論題。③「參見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fā)展與中蘇關系的破裂（1954-1962）》，《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6-85頁；
第5期，第62-72頁」

　　4.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問題

　　戴超武認為，1962年，中蘇在中印邊境沖突與古巴導彈危機問題上的立場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huán)，使蘇聯(lián)由"中立"轉向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軍事設備。"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一些國家的反應使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堅信"革命外交"的正確性，由此對中國外交和中蘇關系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印邊界沖突表明中蘇在如何認識和實踐"和平共處"路線問題、對待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的政策立場、對不結盟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認識和態(tài)度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國際戰(zhàn)略問題上存在著根本分歧，這成為中蘇論戰(zhàn)的重要內容和中蘇分裂的重要標志。①「參見戴超武：《中印邊界沖突與蘇聯(lián)的反應和政策》，《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1-78頁」

　　5.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

　　1962年春夏，在中國新疆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及所屬塔城地區(qū)，發(fā)生了6萬多邊民成群結隊并攜帶生產資料非法逃亡蘇聯(lián)的嚴重事件，即所謂伊塔事件。限于資料，30多年來，該事件一直蒙著神秘的面紗，學界的探討也是推斷多于考證。李丹慧依據大量新疆地區(qū)保存的有關歷史檔案，并采訪了當事人和知情者，撰寫出《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一文，對該問題做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系統(tǒng)和細致的考察。

　　文章指出，蘇聯(lián)在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qū)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蘇聯(lián)僑民和蘇僑協(xié)會的大量存在，是伊犁邊民出走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
大躍進對新疆經濟的影響以及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當地居民生活水準下降是事件發(fā)生的國內因素；
最重要的則是中蘇關系惡化及蘇聯(lián)改變了對新疆蘇僑的遣返政策，"蘇聯(lián)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發(fā)放蘇僑證的數量，擴大其發(fā)放范圍，并千方百計鼓動僑民和中國公民越境前往蘇聯(lián)的做法，無疑使得歷史上存在的那種可能性轉化成為一種現實性。這就是伊塔事件產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②「李丹慧：《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中國新疆的檔案材料》，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480-509頁」

　　6.中蘇論戰(zhàn)及其影響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fā)生的中蘇論戰(zhàn)是中蘇同盟由分歧到最終破裂的標志性事件。這場論戰(zhàn)對中蘇兩黨兩國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高正禮認為，中蘇論戰(zhàn)對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既起到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也產生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作用，這種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毛澤東等領導人對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形勢做出了過于嚴重的估計，認為在和平發(fā)展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的共產黨內部必然出現修正主義，陷入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誤區(qū)。第二，嚴重干擾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如廬山會議由糾"左"轉向"反右"，與赫魯曉夫對人民公社的態(tài)度不無關系；
論戰(zhàn)導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lián)撤走專家，停止援助，催逼債務，加重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困難。第三，毛澤東等領導人認為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雖有缺點，但基本方向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必須堅持，從而逐漸中斷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第四，中共領導人錯誤地認為，一國獨立建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guī)律，因此，既沒有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系，也不怕同蘇聯(lián)等社會主義國家斷絕經貿往來，惡化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際環(huán)境，陷入關門搞建設的局面。③「參見高正禮：《中蘇論戰(zhàn)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2-118頁」

　　以往的研究多將思想混亂和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視為中蘇論戰(zhàn)最為嚴重的消極后果。對此，薛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過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就是以蘇共為中心的一統(tǒng)天下，即一個中心、一種模式、一條道路。而在論戰(zhàn)中，其他各國共產黨無一例外地關注、參與并做出自己的判斷。這種表面的混亂恰恰說明各國共產黨在各自思考、探討、研究、發(fā)展馬克思主義。

　　因此，論戰(zhàn)在客觀上推動了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探索本國革命和建設道路。

　　關于這場論戰(zhàn)對中國的消極影響，薛鈺也認為是極左思想的泛濫，同時她還指出了論戰(zhàn)對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由于中共在論戰(zhàn)中把世界革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改變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正確主張。中共一系列"支左反修"言行，造成"光榮孤立"，全世界89個共產黨、工人黨中，有78個先后與中共中斷了關系。由于反對"和平競賽"、批判"洋奴哲學"，中國再次對西方文明關閉了大門。①「參見薛鈺：《對60年代中蘇論戰(zhàn)中若干問題的再思考》，見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對抗》，第436-438頁」

　　7.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即越南戰(zhàn)爭升級以后，中國和蘇聯(lián)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都施以援手，但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可能攜手行動，而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李丹慧認為，1965年-1972年，由于中蘇兩國關系的變化及各自戰(zhàn)略方針的調整，兩國在援越政策上的分歧不同階段有不同程度的表現：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是被動的配合，雙方矛盾尖銳，紛爭不斷；
70年代初，中蘇在援越問題上的矛盾較之60年代中后期有所弱化，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上基本以配合為主，矛盾沖突居于次要地位。在她看來，"盡管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問題上矛盾根深蒂固，沖突接連不斷，但是兩國對越的援助量都是相當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因此，無論兩國之間有什么矛盾沖突，最后的受益者都是越南。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中蘇兩國圍繞援越抗美問題的斗爭，也帶有爭奪越南的成分。中國不能容許蘇聯(lián)取得對越關系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zhàn)略勢力范圍，取美國而代之，從南面威脅中國。②「參見李丹慧：《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沖突》，見章百家、牛軍主編：《冷戰(zhàn)與中國》，第372-414頁」每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與沖突，都是在中蘇同盟關系上撕開一道裂痕，而中蘇關系的惡化又使兩國在越來越多的具體問題上，一致越來越少，矛盾越來越多。中蘇兩國終于由"同志加兄弟"變成了一度不共戴天的敵手，中蘇同盟徹底破裂。

　　中蘇同盟的解體對于中國、蘇聯(lián)乃至世界政治的發(fā)展都發(fā)生了重大影響。沈志華認為這種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中國和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改革嘗試產生了阻斷性影響。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綱領，是繼20年代新經濟政策和戰(zhàn)后列寧格勒派之后，蘇共第三次開始的改革嘗試。同樣，中共八大也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問題。但是，中蘇分裂阻斷了這種嘗試和思考。毛澤東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嚴重妨礙了蘇聯(lián)的改革，也把中國逐步推向了極端的革命道路。中蘇分裂構成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源。第二，對冷戰(zhàn)國際格局的變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如果說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美國遠東戰(zhàn)略的走向，使冷戰(zhàn)從歐洲擴展到亞洲，那么，中蘇同盟關系的破裂，則最終導致中美關系趨向緩和及正�；�，以致中國實際上退出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抗為標志的冷戰(zhàn)舞臺。此后，毛澤東又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構想。第三，對蘇聯(lián)在冷戰(zhàn)對陣中敗北的結局也產生了深刻影響。中蘇分裂的直接結果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從而導致在以美蘇為首的兩個陣營對抗中的力量對比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同時，蘇聯(lián)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對付中國的威脅時，不僅增加了本來已不堪負重的國力消耗，而且大大削弱了自身對抗美國和控制東歐的能力。因此，蘇聯(lián)最終解體與中蘇分裂不無聯(lián)系。③「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第39-42頁」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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