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貴的謊言”肯定不是開著武裝直升機在伊拉克平民腦袋上普及民主，也不可能是強拆隊開道、精神病院“善后”式的“維穩(wěn)”。 　　 　　16歲那年開始黑客生涯時，朱利安?阿桑奇給自己起代號叫“門戴克斯”(Mendax)。19年之后，當他創(chuàng)建那家如今已婦孺皆知的解密網(wǎng)站時，用的名字倒是一個更加簡潔的夏威夷土詞――Wiki(直譯“快”)。
　　Mendax是個拉丁詞，取自羅馬三詩人之一賀拉斯所著《歌集》第三卷，原文寫作Splendide
　　Mendax，意譯“高尚的虛假”。賀拉斯熟讀亞里士多德，自然曉得亞氏的老師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首創(chuàng)“高貴的謊言”
　　(Noble Lie)一語；“高尚的虛假”之類，大抵由此而來。而柏拉圖假蘇格拉底之口，講的其實是一則關(guān)于等級制的政治寓言――如何借助“欺騙”使理想城邦中的國民安守其與生俱來的稟賦，以便穩(wěn)固地維持哲人為王、有德者居上的“善政”。
　　門戴克斯先生阿桑奇繞過splendide(高尚)、直趨Mendax(虛假)，顯見得和我等大眾一樣，對這類謊言的“高貴”用心不甚感冒。列寧說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diào)和的產(chǎn)物和表現(xià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現(xiàn)代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和阿桑奇?zhèn)�、我們所持的看法倒是一致的――國家也好，政府也好，是特定階段不得已而存在之物。
　　《尚書》所謂“善政”，《獨立宣言》鼓吹的“人皆生而平等”，因此多半只是矯情。最優(yōu)的政體，大概應當像經(jīng)濟學家所設想的那樣，基于對私欲的追求，為個人追逐富貴名利提供足夠的空間和保障；至于“陶冶性情”、“提升節(jié)操”，多半是教育部門的事，甚至只能是每個人的私事，跟國家無關(guān)。
　　因為國家只該是這么個消極存在，阿桑奇才要“解密”。普天之下的民眾，自是一片喝彩――“文明社會”了嘛，一國政策的制定、政府的運作，自然應當基于公意和“常識”，沒什么可遮遮掩掩的；解密出來的種種愚行和丑聞，恰恰說明政府力量的擴張、假“保密”之名的黑幕乃是萬惡之源。“匡扶正義，藿香正氣”，靠解密就可以了。
　　問題在于，阿桑奇要解的那個“密”，與柏拉圖那番“高貴謊言”之后的“真相”，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或者更進一步說，我們這群頗具智性優(yōu)越感的現(xiàn)代人，究竟在探究一個“密”還是一個“謎”?
　　“謎”者，《說文》命之為“隱語”，無非是一句話換了一個表達，刨根問底、去偽存真，謎底自然就揭出來了。倒是那個“密”字，好像要復雜得多，什么“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倒是和泰西哲人那“高貴的謊言”異曲同工。
　　回到《理想國》當中，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何以那位與現(xiàn)實政治當局若即若離、最后還被“民主力量”判處死刑的蘇格拉底，對“高貴的謊言”會如此上心。
　　希臘城邦有些受貴族統(tǒng)治，有些大行其民主，亦有些擁戴暴君，我們今天對國家那種欲棄不能的復雜感情，古代的哲人多少也有體會。但蘇格拉底并未因此放棄為正義――理想城邦中三階層各安本分、不圖僭越的“適當”――尋找理性基礎的努力。
　　在他看來，恰恰是“高貴的謊言”這種對真理的政治表達，在引導有心的觀察者思量實在的真理。因為在個人和城邦中，皆存在著太多低俗的欲望，人們既無從將之杜絕(這倒是現(xiàn)代政治家們很欣賞的目標，不管使用的工具是福音書還是毒氣室)，只有以公利之名將其限制在一定范圍內(nèi)，也就是節(jié)制(Moderation)。熱愛真理者將穿越謊言，思考并達到自己應許的高尚階層席位；愚鈍之人將虔誠地相信謊言，老老實實呆在自己目下的位置上“不逾矩”，因為這也有助于公共利益，自己不會吃虧。
　　如此說來，即使在最理想的城邦中，適度的虛假也屬難免。不過，倒也不是哪個政府都可以厚著臉皮說自己“奉天承運”，糊弄輿情是為了踐行“高貴的謊言”。阿桑奇指望以維基解密改變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規(guī)則自是奢望，但人們對其一片叫好，多少也是看不過美國政府近些年來四處出手、管東管西的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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