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條件下的主流媒體宏觀經濟報道要力求為經濟健康、平穩(wěn)運行提供輿論保障；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監(jiān)督、預警并就涉及國家重大經濟利益問題影響國際輿論。 　　關鍵詞 主流新聞媒體 宏觀經濟報道 核心任務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日益顯著和國內市場化改革走向縱深，中國經濟所面對的國內國際環(huán)境都空前復雜和充滿變數。在這種前提下，營造一個好的輿論環(huán)境對于保障經濟又好又快發(fā)展至關重要。主流新聞媒體由于掌握最核心的新聞資源和話語權，在引導輿論和新聞監(jiān)督方面應承擔主要責任。主流新聞媒體財經報道的質量和輿論導向對經濟的運行和發(fā)展影響重大，特別是財經報道的核心部分――宏觀經濟報道，因其主要報道與宏觀經濟形勢和政府調控政策相關的重要新聞，更是對經濟的健康平穩(wěn)發(fā)展負有重要責任。對于我國的主流新聞媒體來說，從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的高度去認識財經報道特別是宏觀經濟報道的重要性和核心任務，這是經濟發(fā)展和新聞媒體自身成長的需要。
　　
　　一、為經濟健康、平穩(wěn)運行提供輿論保障
　　
　　一個國家經濟健康、平穩(wěn)運行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主流新聞媒體在提供輿論保障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宏觀經濟報道是以報道宏觀經濟形勢和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為主要任務的，如果全社會不能在一個較大范圍內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形成共識的話，政府就無法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或者政策難以推行。就無法保證經濟的健康、平穩(wěn)運行。在實踐中，主流新聞媒體在從事宏觀經濟報道時應當做到這樣幾點：首先，對經濟總體運行狀況的判斷應與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個聲音，對內可以安定民心，為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好的輿論環(huán)境；對外則利于保持國家安定、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形象，有利于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經濟運行中不免會有一些波動，新聞媒體應當強化大局意識，理清“波動”的來龍去脈，冷靜客觀的分析，不要以偏概全、以點帶面，做出對經濟發(fā)展造成傷害的錯誤判斷。另外，對于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則不能帶有炒作的心態(tài)，要站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上，做有建設性的報道。
　　例如：2005年7月，隨著上半年各項重要經濟數據的發(fā)布，一場關于中國經濟是熱、是冷的爭論又再度掀起（2003年關于中國經濟的“冷熱之辨”持續(xù)了將近一年）。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自從2000年步入新的增長周期以來，長時間保持較高速度發(fā)展，部分行業(yè)過熱已有蔓延之勢，因此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居民消費價格（CPI）和商品零售價格（RPI）在2004年三季度達到最高值后，已呈下降趨勢，同時投資增長也已回落，而部分行業(yè)過熱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消費又持續(xù)低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通縮風險�？梢哉f，兩種觀點都并非沒有依據，那么作為新聞媒體應當怎樣報道這場關于中國經濟冷熱問題的爭論呢？又如何作出負責任的判斷呢？《?望新聞周刊》就這一重大、敏感問題及時推出了一組名為《中國經濟趨勢研判》（2005年7月4日第27期）的專題報道。從標題上看，“研判”是研究判斷的意思，既不是草率的作出定論，又不是羅列各方觀點，而刊物的判斷模棱兩可。“研判”就是以一種審慎的態(tài)度研究問題、并作出帶有傾向性的，而非絕對的判斷。這非常符合《?望新聞周刊》的定位，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作為主流權威的新聞周刊，不能避重就輕，要力求作出負責任的、有利于全局的、又不掩蓋問題的判斷，從而正確引導國內國際輿論。
　　在專題報道開篇的引文中寫道：“……事實上，自從90年代中后期中國經濟告別短缺格局后，經濟的復雜性便日益顯著，人們對于關鍵時期的關鍵數據自然也有不同的解讀。這之中，既有專家個人立場的原因，也與轉型期體制變化、結構變化及經濟周期的自然變化復雜交集密不可分�！边@段話對于“冷熱”之爭發(fā)生的原因和背景作了交待，告訴讀者，由于中國經濟的復雜性，關于“冷熱”的問題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熱中有冷，冷中有熱”。從構成專題報道的篇目來看，《中國經濟步入溫和調整期》、《經濟放慢是合理減速》、《歷次宏觀調控的回顧與反思》組成了專題的主體；另有三篇配文是對持不同觀點的權威專家的采訪。整組專題一方面將不同的觀點和思考呈現(xiàn)給讀者，另一方面，主體文章通過對主流學者的深入訪談、對一手資料的精心梳理整合和編輯記者的反復研討，得出了屬于刊物的判斷：“新一輪經濟增長在經歷了三年上升期后，目前開始進入溫和調整期，雖然當前經濟處于一個較為理想的區(qū)間，但宏觀調控應未雨綢繆，防止未來出現(xiàn)滑坡。”
　　《中國經濟趨勢研判》發(fā)表之后，其主要文章和觀點得到國內外上百家權威媒體的引用，一場關于“冷熱”的爭論幾乎因為它的發(fā)表而平息了。報道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導向作用，減少了不必要的爭論，值得重視的問題和苗頭又得到了強調，為經濟全局的健康平穩(wěn)運行作出了一個主流媒體應有的貢獻。
　　
　　二、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監(jiān)督、預警
　　
　　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一方面市場機制并未完全建立，“看不見的手”并非在所有領域都能充分發(fā)生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雖日益嫻熟，但仍有漏洞，“看得見的手”需要更加有力和靈活�？傊�，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仍需假以時日，需要社會各種力量的共同努力。新聞媒體本來就是社會的“?望哨”，主流新聞媒體的宏觀經濟報道因此更負有“?望經濟全局，對經濟運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監(jiān)督和預警”的責任。由于新聞媒體的不可替代的獨特立場，往往對問題更具穿透力和思辨性，更因為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作用力，發(fā)揮其“監(jiān)督、預警”的功能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力量。
　　舉例說明：2006年8月8日，《上海證券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國家與省級GDP數據相差8048億元 差距來自哪里》的文章。文章通過對國家統(tǒng)計局和國家發(fā)改委公布的上半年數據的比較，發(fā)現(xiàn)國家與省級GDP統(tǒng)計結果差距巨大：“一方是10.9%，另一方是12%，這兩個數據之間，整整相差了8048億的生產總值�！苯涍^深入研究，記者有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國家GDP數據與省級數據之間的差距呈逐年擴大趨勢”。對于這樣一個標志經濟發(fā)展速度的最重要、最基礎的數字，究竟為什么國家和地方的統(tǒng)計結果會出現(xiàn)如此大的差距，記者認為原因是：“GDP是考核干部政績的‘硬指標’，地方政府具有操縱統(tǒng)計數據的強烈動機；地方政府又具有這種操縱能力。”
　　統(tǒng)計數據，尤其是象GDP這樣的重要宏觀經濟數據造假、失實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來說是極其危險的。記者可以說十分及時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并進行了披露，引起了全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很多知名網站，如新華網、人民網、新浪網等都將該文作為當日的重頭新聞進行了轉發(fā)，從而引發(fā)了媒體關于GDP注水、摻假等現(xiàn)象的批判，同時，很多媒體也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GDP統(tǒng)計出現(xiàn)巨大誤差的原因和統(tǒng)計體制改革的迫切性等。如《經濟參考報》發(fā)表了評論《集體之兩版GDP統(tǒng)計數字 讓百姓怎樣相信高"政績"政府》，《南方日報》發(fā)表《國家統(tǒng)計局醞釀重大調整 將直接核算地方GDP》，《中華工商時報》發(fā)表《中央地方統(tǒng)計差距大 GDP糾偏寄望統(tǒng)計體制改革》等。媒體的報道形成了一種攻勢，有利于及早鏟除這一經濟生活中的毒瘤。這是媒體對于宏觀經濟領域問題的進行監(jiān)督、預警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三、 就涉及國家重大經濟利益問題影響國際輿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持續(xù)、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產出的4.4%，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到2005年，已晉升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工業(yè)制造業(yè)規(guī)模居世界第四，其中170多個行業(yè)的產量居世界第一；對外貿易規(guī)模在全球排名第三，占全球貿易總量的6.5%；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量于2003年首度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2005年吸引外國投資規(guī)模占全球的6.7%。中國經濟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02-2004年間分別達到13.8%、16.7%、14.5%。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對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與增長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硬實力”的較量，也是“軟實力”（媒體力量）的較量。中國政治經濟地位的提升是“硬實力”的增長，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應當相應地占據國際輿論陣地，影響國際輿論，維護國家利益。因此經濟報道應當明確自己的責任，即在涉及中國重大經濟利益問題的時候，要配合國家政治外交策略，發(fā)出屬于中國的聲音，對國際輿論產生應有的影響力。
　　中國經濟的成長一直伴隨著一些西方國家關于“中國威脅論”的雜音。他們出于轉移國內矛盾的需要或其他陰險的用心，不時會將矛頭指向“崛起”的中國。因此，首先應當強調的是，中國主流新聞媒體的對外經濟報道應當反復聲明：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對于世界來說是機遇，而不是挑戰(zhàn)，有利于世界各國的共同發(fā)展。中國經濟穩(wěn)步增長、市場逐步開放、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為各國帶來無限商機，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推動了全球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簡而言之，中國的發(fā)展需要世界，但世界更需要中國。
　　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從2003年至今，一直備受世界矚目。但中國的新聞媒體，尤其承擔著影響國際輿論責任的主流新聞媒體并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應當說，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國際輿論戰(zhàn)”中，中國并沒有能夠爭取主動，暴露出國家“軟實力”亟待增強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國家在操控和利用媒體方面十分嫻熟：早在2001年8月，英國《金融時報》就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廉價貨幣》的文章，引發(fā)了關于人民幣重估的爭論；隨后，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又在《金融時報》發(fā)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2年，《金融時報》刊登《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一文，稱中國向其它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fā)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的通貨膨脹。國際輿論的壓力隨即轉變成政治上直接的壓力。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公然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提交提案，要求人民幣升值；2003年正當中國舉國抗擊“非典”的時候，美國財長約翰.斯諾在6月提出：中國應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并為此在9月專程出訪中國；歐盟也認為中國的匯率制度是個“問題”；
　　從2003年9月到2005年4月，七國集團接連發(fā)表四次公報，要求那些還沒有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應該增加匯率的靈活性。
　　可以說，日本和西方國家試圖對人民幣升值加壓是從制造輿論開始的，同時，對中國的輿論戰(zhàn)也伴隨著其政治斗爭的始終。中國主流媒體雖然有一些應對，但缺乏總體策劃和有步驟的實施，并沒有形成強大的輿論攻勢。除去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有一些言論外，其他主流新聞媒體往往止步于轉發(fā)新華社播發(fā)的國家領導人和央行行長等在不同場合就此問題的表態(tài)和發(fā)言。我們回顧當時的新聞，很多標題是這樣的：《溫家寶正面回應人民幣升值輿論 重申匯率穩(wěn)定》、《溫家寶重申：人民幣不會迫于壓力升值》、 《溫家寶：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主權》、《 周小川：改變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時機尚未成熟》。雖說，這樣的新聞報道也對國際輿論造成了一定影響，但由于媒體缺乏主動應對國際輿論戰(zhàn)的意識，中國主流媒體的聲音在這一場輿論大戰(zhàn)中顯得非常微弱。
　　其實，一些在主流媒體從事人民幣升值報道的記者也對此有所感觸�！�?望新聞周刊》經濟記者王健君在一篇業(yè)務文章中寫道：“中央重要媒體在匯率改革問題上僅僅是簡單重復一些官方觀點和簡單的新聞事實，而很少有廣泛、深入、持久、專業(yè)和精辟的深度分析報道。而國內許多媒體無法看清形勢，大量采用美國、歐洲財經媒體的觀點和分析，更加惡化了中央財經決策的輿論環(huán)境。當時，自己在一次采訪中被外管局某官員質問而汗顏不已：‘現(xiàn)在是最需要你們（中央媒體）為市場解釋清楚的時候，但你們的表現(xiàn)真的令人失望�！療o論是否因為客觀原因影響，‘不敢說話’使中央媒體在這方面失去了主導權，令人扼腕�！�
　　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所面對的世界政治經濟環(huán)境日趨復雜、多變，創(chuàng)造一個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至關重要，主流新聞媒體的宏觀經濟報道不能滿足于只是報道和分析宏觀經濟形勢，而是要在涉及中國利益的重大經濟問題上發(fā)出與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聲音，最大限度地爭取和維護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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