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回首“二戰(zhàn)”和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風云時，都會以崇敬的心情懷念那些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人類的和平而奮斗的杰出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宋慶齡這位巾幗英杰。在她光榮的一生中，抗戰(zhàn)期間的國際傳播活動是她生命中相當輝煌的一段歷史。她雖然不是軍事家，但卻以特殊的身份和活動，作出特殊的貢獻，成為偉大的世界和平戰(zhàn)士和出色的國際宣傳家。
　　宋慶齡作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戰(zhàn)士，為爭取抗日戰(zhàn)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所作的重要貢獻是多方面的，僅就新聞輿論及國際傳播方面來看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國內，她為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新聞出版自由，喚起民眾，維護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抗戰(zhàn)，去爭取民族的獨立解放。在國際上，她真實傳播中國人民抗戰(zhàn)實情，讓國際社會了解、同情與支持中國的反侵略正義事業(yè)；溝通中國人民支持世界反法斯斗爭與各國人民共同努力實現人類和平。
　　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極為重要的東方戰(zhàn)場，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理應在軍事上，在政治上相互了解，相互支持，但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和國民黨當局的封鎖，當時中外相互了解與支持十分艱難。此時宋慶齡以崇高的威望和豐富的經驗，在中外人民之間架設了相互溝通和合作的橋梁，起到任何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靈活多渠道地開展國際傳播
　　
　　《新聞通訊》――國際傳播的重要陣地。宋慶齡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特別貢獻是于1938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了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進步機構――保衛(wèi)中國同盟，大力呼吁和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zhàn)的援助，特別是對抗日敵后根據地的援助。同時又承擔起國際宣傳的重任。她說：“保衛(wèi)中國同盟不但在為中國的斗爭爭取國際同情，為前線與敵后的戰(zhàn)士爭取援助方面負起責任，并且感覺到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為此，在宋慶齡親自指導下，創(chuàng)辦了保衛(wèi)中國同盟的機關刊物《新聞通訊》。
　　《新聞通訊》創(chuàng)刊于1938年后期。開始是一份油印的英文簡報，1939年4月在香港第一次改為英文半月刊出版。到香港陷落前不久的1941年11日停刊，先后出版了38期。宋慶齡邀請進步的外國記者貝特蘭、愛潑斯坦負責編輯英文版。在最后一年，還增出中文版，由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鄒韜奮、金仲華擔任編輯和撰稿，以爭取海外華人華僑對祖國抗戰(zhàn)的了解與援助。關于刊物的內容，宋慶齡回憶說“我們運用各種方法，通過中英兩種語言，說明了哪些地方真正進行著對敵斗爭；我們刊登了描繪中國人民在戰(zhàn)場上和自力更生的生產運動中英勇戰(zhàn)斗的生動報道；此外，我們還揭露了那些貪污腐化背信棄義的人們，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種種罪惡活動來破壞這一場光輝的事業(yè)�！�
　　《新聞通訊》是宋慶齡在抗戰(zhàn)時期創(chuàng)辦的惟一的刊物，她為之傾注了許多心血，使這個短小精悍的刊物造成了廣泛的對外影響，為中國開拓對外傳播事業(yè)留下可貴的一頁。
　　宋慶齡先后為刊物撰寫了八篇文章和評論，起了定下刊物主要方針和基調的作用。她通過刊物，高瞻遠矚地向國外朋友闡述了中國抗戰(zhàn)與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關系，與保衛(wèi)世界和平的關系。
　　在宋慶齡的親自指導下，《新聞通訊》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優(yōu)良傳統(tǒng)�？�物的成功之處，還在于善于組織外國友人，以其在中國各地前方和敵后的親眼目睹的經歷，寫出具體生動的報道文章，非常有說服力。特別是刊物上開辟了“戰(zhàn)地報告”欄目上，就有許多這樣生動活潑的文章，如馬海德大夫對諾爾曼?白求恩的回憶；伊文思?卡爾遜上校介紹他訪問新四軍的經歷等，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正如該刊英文編輯愛潑斯坦所回憶的：這些文章“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言詞來要求人們給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戰(zhàn)地做實際工作的人們寫的報告，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感到那些取得成功、存在的問題，那種有創(chuàng)造性的戰(zhàn)勝危險和困難的情景都是他們自己經歷的事”。因而中國人民的斗爭令人信服地取得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
　　這批國際友人的作者隊伍中有不少知名人士，除馬海德、伊文思?卡爾遜外，還有英國的喬治?艾爾溫?霍格、希爾達?賽爾文?克拉克夫人、路易?艾黎、詹姆斯?貝特蘭、凱塞林?霍爾、弗里茨?詹森、羅爾夫?貝克爾等。
　　《中國論壇》、《中國呼聲》――正義之聲。宋慶齡在30年代曾熱情支持創(chuàng)辦這兩份進步的英文刊物，使其能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伸張正義，反映人民要求民主和團結抗戰(zhàn)的呼聲。《中國論壇》的主編是伊羅生，他出生于美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30年到中國，在上海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大陸報》任記者，他深入中國現實生活，尤其在“九?一八”后，目睹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對中國人民的斗爭深表同情。他思想傾向革命之后，接受共產國際委托，幫助中共工作，于1932年1月13日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論壇》，直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指導，是我黨在白區(qū)的一份外圍刊物。經史沫特萊的介紹，他結識了宋慶齡。1933年宋慶齡在上海創(chuàng)建了民權保障同盟，他成為同盟的中央執(zhí)委。宋慶齡還派了史沫特萊和陳翰笙協(xié)助伊羅生辦好此刊物。這本刊物熱情介紹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中共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并配合民權保障同盟發(fā)表有關材料，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進行揭露與抨擊。宋慶齡曾通過這刊物，發(fā)表重要文章。宋慶齡支持的另一份英文刊物是《中國呼聲》。1935年美國友人格蘭尼奇夫婦到上海后，結織了宋慶齡、魯迅，他們很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義斗爭。為此宋慶齡請他們出面，創(chuàng)辦了英文半月刊《中國呼聲》，主要是宣傳人民的抗戰(zhàn)，并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宋慶齡對他們給予熱情鼓勵、指導，中共地下黨也通過宋慶齡在此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宣傳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宋慶齡親自為這刊物收集材料，約請一些知名人士談對局勢的看法。不少進步的國際友人也在此刊物上寫文章，支持中國抗戰(zhàn)。在宋慶齡的關懷下，《中國呼聲》在國際上起子很好的作用。
　　利用國外新聞媒體傳播中國抗戰(zhàn)的情況，爭取國際的了解與支持。在國民黨實行新聞封鎖的情況下，這是宋慶齡開辟國際宣傳所采取的又一種靈活手段。她回憶說：“由于我站在中國人民一方面，因此我向廣大群眾說話的一切途徑都被封閉起來了。出版和廣播完全操縱在反動派的手里�！彼龑懙奈恼略S多是以外國讀者為對象的，“主要是我在中國通過英文報紙和其他國內外可資利用的媒介寫給英美人民的�！彼�還說：“當我的意見必須傳播得越廣越好的時候，我就只好依靠外國報刊和其他外國的媒介了�！薄斑@種公開的傳播方式有時也使得人民能夠通過自己的途徑而聽到�！�
　　如1935年1月，她通過美國紐約的《今日中國》雜志刊發(fā)了《向美國朋友的呼吁》，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對 中國的侵略正在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瓜分中國的慘象正在我們眼前可怕地出現，并將導致世界性的戰(zhàn)火”。宋慶齡正是巧妙地利用國外的新聞媒體廣為傳播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情況與呼聲，并將日本侵略軍的法西斯罪行揭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以爭取各國人民團結一致，支持中國抗戰(zhàn)，也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
　　宋慶齡善于團結一批國際友人，特別是一些進步的外國記者、作家，通過他們在國際輿論界，傳播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和抗戰(zhàn)真相，反對日本侵略，反對法西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在幫助中國的國際宣傳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史沫特萊是宋慶齡較早認識的國際友人和記者。她出生于美國的工人家庭，是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1928年以后，史沫特萊先后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和英國《曼徹斯特衛(wèi)報》記者的身份，支持中國革命斗爭，深入采寫許多抗戰(zhàn)的新聞報道。她曾作為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協(xié)助宋慶齡支持進步報刊。史沫特萊寫過很有影響的書籍，有力地支持中國的正義斗爭，如1934年，出版了《中國的戰(zhàn)歌》。后來，又采訪朱德寫成了《偉大的道路》。
　　斯諾的陜北之行和由此誕生了震驚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是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輿論斗爭上的歷史性突破，而斯諾的成功又與宋慶齡的幫助是密切相關的。1936年1月，斯諾曾去上海找宋慶齡，請求協(xié)助聯系去陜北考察，據他回憶：“那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被封鎖了9年的世界性頭號新聞，這徹底喚醒了我作為記者的本能欲望。我請她幫助我，以便到紅區(qū)以后起碼作為一個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被當作間諜。”宋慶齡經過地下黨與陜北取得聯系。不久獲得中共中央的來信，信中說：邀請一位公道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yī)生到陜北去實地考察邊區(qū)的情況，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隨后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1936年6月斯諾與馬海德終于得以秘密進入紅區(qū)。斯諾在陜北訪問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及許多紅軍指戰(zhàn)員。斯諾回來后出版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使世人第一次了解中國共產黨長征的英雄業(yè)績和抗日主張。
　　
　　新聞活動的宗旨與風格
　　
　　明確的宗旨。宋慶齡在這時期所開展的一切新聞與國際宣傳工作，都是作為她致力于中國的民族獨立解放和人類和平進步而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她在《真實報道的傳統(tǒng)》一文所回憶的當時創(chuàng)建保衛(wèi)中國同盟的宗旨在于“積極參加了爭取民族生存的尖銳的斗爭，積極參加了反抗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爭取民主自由與人類進步的世界性的斗爭”。
　　宋慶齡的新聞活動對國內旨在喚起民眾、團結抗戰(zhàn)，對外的國際宣傳則在于真實報道抗戰(zhàn)情況和人民的呼聲，爭取國際社會的了解、同情與支持，并溝通及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
　　在當時國民黨實行新聞封鎖，而我黨又尚無法大力開展國際宣傳的情況下，宋慶齡特別致力于國際宣傳“為中國的斗爭爭取國際同情”“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她還說“我們把報道實際情況作為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宋慶齡在國際宣傳中，充分表現了國際主義精神，反復宣傳中國抗戰(zhàn)是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出不懈的努力，為此她發(fā)表了許多致世界人民、國際友人的信件、廣播和文章。歷史已經證明，宋慶齡和戰(zhàn)友們的共同努力，在抗戰(zhàn)中，架起中國抗戰(zhàn)與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中相溝通相聯結的重要橋梁。
　　真實報道的傳統(tǒng)。正是針對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當局的造謠、歪曲及新聞封鎖，宋慶齡對進步報刊，尤其對外傳播提出“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反映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和抗戰(zhàn)的英勇業(yè)績。這點在她指導下的《新聞通訊》樹立了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她創(chuàng)辦新的對外刊物《中國建設》(《今日中國》的前身)時，還強調說：“出版《中國建設》來繼承并發(fā)揚它的前身保衛(wèi)中國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傳播中國的真實情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她還認為這也是“忠實地為真理效勞”。
　　國際宣傳的特點與文風。對內宣傳與對外傳播雖有相同之處，但又有區(qū)別。國際宣傳有自己的特點與要求，這點宋慶齡是非常清楚并樹立了楷模。她曾說過：“我所發(fā)表的文字許多是以國外讀者為對象的。”這提出國際宣傳非常重要的原則是針對不同于國內的“國外讀者”，使他們了解中國的斗爭與各國人民爭取安全與幸福的密切關系。
　　國際宣傳要善于用事實說話。早在她創(chuàng)辦保衛(wèi)中國同盟時就提出要彌補與改變過去的一個工作缺點“缺乏事實以進行宣傳”，特別是中國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實際情況。她在指導《新聞通訊》的對外傳播中，十分重視組約在華的國際友人撰寫自己的親歷見證，以事實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用事實對外介紹中國人民的抗戰(zhàn)業(yè)績，因為這是最有說服力的。
　　宋慶齡的文章都有自己的風格。她不僅愛憎分明，立場觀點明確，深入分析，以理服人，而且文風技巧生動活潑。周總理對宋慶齡的文章獨特的風格作過很高的評價“宋慶齡的文章說理清晰、語言新穎，是親自動手寫的，這種作風和文風很值得學習�！�
　　這都表明宋慶齡不僅是位杰出的政治活動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國際宣傳家。她留學美國，后又在歐洲生活數年，十分了解外國情況。她有很高的文學素養(yǎng)，善于寫作，特別是擅長英文寫作，因而在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中，留下不少浩然正氣，傳播中外的名篇佳作，成為她畢生為真理奮斗的偉大事業(yè)的一部分，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以及世界愛好和平、友誼的朋友們的心中。
　　責編：翟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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