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朔：山東蓬萊人。1954年后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中國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副秘書長、亞非團結(jié)委員會副主席、亞非人民理事會秘書處中國書記、亞非作家常設(shè)局秘書長等職。“文革”開始后受批判，絕望中于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藥去世，終年55歲。著有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散文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萊仙境》、《雪浪花》、《香山紅葉》、《茶花賦》、《海市》等。
　　
　　最近忽然接到電話，一名記者向我了解楊朔的情況，我驚訝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還沒有完全被遺忘。
　　楊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開始知道這個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說《三千里江山》。那個時期這本書堪稱“家喻戶曉”，方今暢銷書很少能與之相比。因為它不僅是文學作品，而且起政治輔導教材作用。與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可以相提并論。對于我這初出茅廬的青年來說，只有仰慕的份。沒想到，幾年后就因工作之故，與楊朔有了近距離的接觸。
　　
　　不愛開玩笑的白面書生
　　
　　大約1957年之后，楊朔開始參加“和大”（中國人民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的簡稱，與中國亞非團結(jié)委員是同一機構(gòu)）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協(xié)，同時兼任“和大”副秘書長、亞非團結(jié)委員會副主席。一度被派往開羅常駐，任亞非人民團結(jié)組織書記處中國書記。后來成立了亞非作家協(xié)會，他是亞非作協(xié)常設(shè)局聯(lián)絡(luò)委員、秘書長。我與他接觸就是在這一范圍內(nèi)的各種國際會議場合。
　　他很早參加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革命活動，當過戰(zhàn)地記者，到過延安，革命經(jīng)歷豐富，又是名作家，在那個時候我們后生小輩是只能仰視的。不過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書生，既無大作家的傲氣，也無老革命首長的架子，而且還沒有文人的浪漫不羈的作風。他對工作很認真，老老實實、兢兢業(yè)業(yè)。在代表團內(nèi)遵守紀律，服從領(lǐng)導。
　　與其他領(lǐng)導干部不同的是他的發(fā)言稿都是自己動筆，如果經(jīng)團長審查有什么意見，他一般不堅持己見。與我們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處，態(tài)度謙和。一般說來，代表團出國以后，不像在國內(nèi)那么等級森嚴，氣氛比較放松，在廖承志、劉寧一兩位喜歡開玩笑的領(lǐng)導帶頭之下，談笑風生，笑話不斷。有不少才氣橫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張香山等等，還有駐埃及大使陳家康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語如珠，經(jīng)�；ハ嘀�間善意的取笑。而楊朔雖是文人，卻很少參加這種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擊。他一直是獨身，這也是別人開玩笑的一個話題。廖公常逗他說，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緊機會。他也只是笑而不語。對于他終身不娶，有各種說法，一說是他原來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戰(zhàn)爭中犧牲了，他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不再作他想。還有說他并非有意獨身，只是知己難逢，沒有遇到合適的。以我對他的認識，這兩種說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實而認真的人，工作如此，對個人感情大約也是如此。
　　
　　用膠東口音英語“吵架”
　　
　　楊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時與人交往、開會發(fā)言一般不需要翻譯。只是同他的中國話一樣，英語也有濃重的膠東口音，聽起來有點費勁。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譯名發(fā)音，例如“he comes from 加拿大（讀如Jia Na Da）”，“I went to 東京（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陳家康大使開玩笑說，當年孔夫子周游列國，到了倫敦，講的就是楊朔式的英文。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蘇分歧公開化，在亞非團結(jié)運動中常�！俺臣堋�。楊朔也用他的膠東口音英語認認真真地吵，寸步不讓。我沒有隨他常駐過開羅書記處，陳樂民大約在1964-1965年間隨他一起在開羅工作，講過兩件趣事：在一次工作會議上，照例與蘇聯(lián)書記爭吵起來，蘇聯(lián)人竟罵楊朔“stupid（愚蠢）”，楊朔應聲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結(jié)果大家都笑了。
　　還有每次會議之后，文秘處（都是埃及工作人員）整理出會議紀要（英、法文），發(fā)給各位書記。有一次，楊朔批評他們沒有忠實記錄他的發(fā)言，遺漏了重要的話（順便提到，在中蘇分歧公開之后，埃方的態(tài)度是依違于二者之間，而埃方工作人員，特別是兩位英法文十分流暢的資深翻譯，對中國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譯記錄故意整他，交來一份記錄稿，把所有破句、錯字、語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頭語都照樣錄上，使人無法卒讀。氣得楊朔夠嗆。這些只是花絮。
　　總之楊朔一直忠于職守，工作無可挑剔。與此同時，他很勤奮，筆耕不輟，在這期間又寫了許多散文，大多與非洲風光和獨立斗爭有關(guān)。
　　我曾于1960年8月隨團參加日本廣島一年一度的反對原子彈氫彈大會。代表團中有巴金和楊朔。那一次，除了團長的主要發(fā)言外，不記得在什么場合還有巴金一個發(fā)言。巴金寫了發(fā)言稿，征求楊朔意見。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彈受害者的苦難）“我的心在流淚”。楊朔看后，提筆就把“流淚”二字改成“燃燒”。我在一旁，私心對楊朔欽佩之極，覺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淚”只是同情，而“燃燒”是怒火中燒，立即有了戰(zhàn)斗精神，一詞之差，境界迥異。這是我當時的想法，至今記憶猶新�，F(xiàn)在回過頭看“我的心在流淚”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點。
　　
　　面對“批斗”誠懇檢討
　　
　　“文革”開始后，“和大”所有駐外人員陸續(xù)調(diào)回北京“接受運動的考驗”。作為領(lǐng)導干部――所謂“當權(quán)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楊朔本來屬于作協(xié)，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時正式調(diào)到“和大”，為何在“和大”“參加運動”，我就不清楚了。
　　現(xiàn)在記憶模糊，對“批斗”楊朔的會印象不深，好像開他的會比較少，而是有幾個造反派專門“研究”他的作品，雞蛋里挑骨頭，找出“反動”思想，寫出大字報。我有一點印象的是說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我之所以對這點留下印象是因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時恰好感到他把那個知識分子寫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對此人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如果這還算是“美化”，是否知識分子就不該有任何出路了？楊朔的散文文筆優(yōu)美，但內(nèi)容是與時俱進地配合政治形勢的，所以對他作品從政治上挑剔，作各種反面的解釋，實在是牽強附會。我記得一次會上楊朔曾企圖為他的作品辯解，被主持人打斷。
　　另外他真誠檢討過買房子一事。他用稿費買了幾間房子，被認為是“變修”的證據(jù)之一。他對這點誠懇地接受，說無產(chǎn)階級作家怎么能有房產(chǎn)呢？說明自己是被資產(chǎn)階級思想腐蝕了。此外，我就沒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對象，因為他并不負責“和大”的日常工作，許多人也不認識他。直到1968年，軍代表進駐，造成了他的悲劇。
　　“文革”開始后，特別是批判“反動路線”之后，原來的領(lǐng)導干部一律“靠邊站”，由造反派掌權(quán)。軍代表來了之后，接過了運動領(lǐng)導權(quán)，有了權(quán)威，氣氛更加緊張起來。他們“依靠”對象也“階級路線”鮮明，經(jīng)過“深入群眾”“調(diào)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說“和大”的運動右傾，對走資派太寬容，階級界限也不清，這些人整天出國與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沒有更嚴重的問題？
　　
　　匆匆走上絕望之途
　　
　　他們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對象都隔離起來。大約有六七人，多為原“和大”的領(lǐng)導干部，楊朔也在其中，還有一位比較年輕的姚某，雖非“當權(quán)派”，但據(jù)說有反動社會關(guān)系，并且解放后還有聯(lián)系，也被隔離審查。他們被集中到一間大會議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寫檢查交代。同時在軍代表領(lǐng)導下給每人成立了“專案組”，進行“內(nèi)查外調(diào)”審查。在軍代表講話之后，有一個經(jīng)常把“光屁股長大”掛在嘴邊，自詡“根正苗紅”的勤雜工得風氣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朔”幾個大字。楊朔被送到隔離室之前經(jīng)過那里看到了這幾個字。在這以前，他還沒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這些字樣是軍代表來了之后才出現(xiàn)的，所以大約他以為這是軍代表給他定的性。他關(guān)進去之后，就遞條子出來，要求與軍代表談話。我聽說軍代表說先冷他一下，給他點壓力，讓他好好交代問題。誰知楊朔就絕望自殺了。
　　我碰巧成為了這一不幸事件的見證人之一。當時的情況是：幾位隔離對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間大會議室，會議室是兩扇玻璃門，從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門并不上鎖，日夜有人輪流在外面“值班”。凡沒有任務(wù)的（例如參加專案組之類）閑散人員都要輪到，日夜各一人。所謂“值班”，就是在會議室門外有一把椅子，一張小桌子，坐在那里守著。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廁，一般不出來，其實他們也絕不會逃走。
　　那天晚上正好輪到我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條短褲。我一個女的，覺得很別扭，就盡量“非禮勿視”，目光不向玻璃門看。大約九、十點鐘，他們陸續(xù)拿著臉盆出來到走廊盡頭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覺。我見到楊朔也在其中，并無異樣。到了半夜，我已經(jīng)趴在桌上睡著了，忽聽里面那位比較年輕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進去，就在門外問怎么回事，姚出來說楊朔好像出了問題，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約與楊朔挨著，他起來上廁所，發(fā)現(xiàn)楊朔的樣子不對勁，推他不醒，才感到有問題。
　　我趕緊打電話叫辦公室負責人，不久來了好幾個管事的，可能軍代表也在其中。他們把楊朔抬了出來，那姚某是懂一些醫(yī)學的，他還掰開楊朔的眼睛看瞳孔。楊朔被緊急送往醫(yī)院，以后的情況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記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軍代表宣布楊朔搶救無效，已經(jīng)去世。據(jù)說發(fā)現(xiàn)他床頭有安眠藥瓶，醫(yī)院診斷是服了過量的安眠藥。大家都知道楊朔一直有嚴重的失眠癥，離不開安眠藥，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有機會儲備了足夠致命的量。剛開始隔離審查，就有人自殺了，這在當時也應算是運動領(lǐng)導的失誤。（例如怎么會允許他身上帶這么多安眠藥？）
　　
　　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軍代表當然不會認錯，反而開大會，宣布楊朔“自絕于人民”，而且還羅列他的“反動資產(chǎn)階級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購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宮，夏有夏宮”云云。并分批組織大家去“參觀”他的住宅。我發(fā)現(xiàn)他所謂的“豪華住宅”就是一進小四合院的半邊，沿著游廊拐過來，不記得有幾間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過當時與他同級別的領(lǐng)導干部的規(guī)格，只不過別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狀。所謂“冬宮”、“夏宮”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節(jié)選擇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間而已，那時沒有空調(diào)，冬天還可以節(jié)約點煤。印象中還見到他有一個養(yǎng)女，當時大約只有十來歲，我還曾閃過一個念頭，她不知會有什么反應，以后將如何生活。但是以我當時的處境，這些都不屬于我可以過問的事。
　　后來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楊朔當時在“和大”并不是受沖擊最大的，也沒有說不清的“歷史問題”，為什么在軍代表剛剛進駐之后要匆匆走上這條絕路呢？我們都認為還是由于他太老實，太相信黨，也太認可軍代表的權(quán)威。在運動初期，造反派對他的批判，他還可以認為是“小將”胡來，運動后期總是會有正確結(jié)論，會“落實政策”的。但是軍代表被認為是毛主席派來的，貫徹毛澤東思想，執(zhí)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權(quán)威。楊朔大約真誠相信他們的話就代表最高領(lǐng)袖，那么，在他們進駐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級，變成敵我矛盾性質(zhì)（看來他也真的認為那地上的幾個大字就是秉承軍代表的意思，而軍代表就是奉旨給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談話，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絕。這樣，他就絕望了。這是我們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楊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樣想的，已無法知道。
　　記得他過去在閑談中曾提到過楊剛（共產(chǎn)黨內(nèi)著名才女，名記者，上世紀50年代自殺）和楊棗（楊剛之兄，名記者，抗戰(zhàn)勝利后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于獄中），說他們兄妹都是極有才華的，結(jié)局那么慘，真可惜。嗚呼！豈料楊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楊朔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不僅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學養(yǎng)、才華、文字的錘煉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真摯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種無拘無束的氛圍中得到自由發(fā)揮，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個性、更精彩的有永久價值的作品的。
　　（摘自3月13日《北京青年報》。小標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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