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的北京,一片凄風細雨, 　　 仿佛故意要配合這個悲劇性的紀念日。 　　伯納?布里塞豎起了衣領(lǐng)，這個一頭白發(fā)的男人嘴角掛著法國人慣有的微笑，第四次走進圓明園的廢墟。
　　作為歷史學家兼《費加羅報》資深記者，布里塞此行是為了參加紀念圓明園罹難150周年的一次“重量級對話”。
　　他被邀請的原因,是2003年曾用法語撰寫過一部有關(guān)圓明園的書籍――《1860:圓明園大劫難》。圓明園罹難150周年這一天,他將與70歲的臺灣歷史學家、《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的作者汪榮祖對談。
　　對于第17次來到中國，布里塞的話很符合這一情景的氣氛、或許也是中國人最希望外國人在這種場合下的表態(tài)：每次來到這里，自己都感到一種羞恥，“這是一個被中國人反復(fù)記憶，而法國人希望永久遺忘的地方”。
　　
　　雨果的收藏
　　這一天，布里塞還參加了圓明園遺址的雨果雕像落成儀式。
　　布里塞了解雨果之于圓明園和中國人的意義：對于上世紀和今天的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維克多?雨果的譴責代表了憤怒和主持正義的神奇力量。他那封關(guān)于“兩個強盜”焚掠圓明園的信經(jīng)常被人引用。
　　這位大思想家和大文豪，雖然還有很多人可以與他比肩，但是因為對同胞的譴責，“他受到了中國人民的尊敬。”布里塞說。
　　然而，布里塞在自己的書里也寫下了這樣的內(nèi)容：1989年4月，當一位中國教授專程到雨果在根西島的故居拜訪時發(fā)現(xiàn)，雨果竟然也是中國珍玩的鑒賞家和收藏家。而他的收藏也有的來自圓明園。
　　布里塞說，雨果關(guān)于“兩個強盜”的那封信雖然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但在法國并沒有人知道，“我的書出版以后，法國民眾對雨果的那段文字才開始津津樂道�！�
　　同樣因為這本書，法國人才開始知道和關(guān)注這段歷史�！拔业臅�出版前，法國的研究單位對這件事情很少有專門研究。”無論是150年前的雨果，還是現(xiàn)在的布里塞，在西方世界都屬于“個別現(xiàn)象”。這一點，從布里塞和汪榮祖的書里都可以清楚地感覺到。
　　汪榮祖最早打算寫《追尋失落的圓明園》時還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作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教授，他希望用一本書向西方講述圓明園的故事。用了20年時間，他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但在西方世界只發(fā)行了1000本。
　　雨中的這次對談差不多是二人第一次見面。同坐在一片廢墟之上，布里塞說，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聯(lián)姻。
　　
　　被遺忘的原因
　　作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饒有興趣的旅行者，布里塞與中國的第一次見面是在39年前。不過直到10年前，他才第一次聽到“圓明園”這個名詞。
　　“我和我太太跟所有旅游者一樣，去了在西方世界比較有名的‘新夏宮’頤和園�！彼麄冊陬U和園游覽完后時間尚早，于是轉(zhuǎn)進了不遠的圓明園。
　　離開時他的心情很不好。在廢墟前，布里塞對自己說，這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干的，真是可恥至極。
　　帶著一點愧疚和好奇，回到法國以后，布里塞開始有意搜集關(guān)于圓明園的歷史資料。在發(fā)現(xiàn)一片空白后，他決定寫一部有關(guān)圓明園的史書。而他所引用的資料，基本上是來源于參與遠征的軍人、外交官、翻譯官的日記，“英國人的記錄不如法國人多�！彼�說。
　　“但是他的書，更像是一本英法遠征史。”汪榮祖覺得。
　　書中記述了外國軍人們第一次進入圓明園的感受：他們以為那里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館。150年后，當記者問及布里塞對于圓明園和圓明園遺址的認識時，他重復(fù)了這個觀點：它是人類的一個博物館。
　　但是，150年前英國指揮官決定焚燒圓明園的原因，卻是因為它是中國皇帝的私人財產(chǎn)。
　　由于1860年之前清政府對于一系列國外要求的拒絕和蔑視，特別是外國使節(jié)在中國遭到囚禁并致數(shù)人死亡。額爾金決定對皇帝進行懲罰。
　　布里塞引用了一位外國歷史學家的觀點：額爾金的錯誤在于他天真地以為，火燒圓明園將給東方人留下強烈的印象，使中國人持久地懼怕歐洲人。
　　汪榮祖也認為，額爾金的想法“就是要懲罰咸豐皇帝。因為他們認為清政府在圓明園里對以巴夏里為首的談判代表進行了囚禁和侮辱，所以火燒圓明園的原因就是要報復(fù)咸豐皇帝�！�
　　但是，中國人對于這一舉動的反應(yīng)大大超乎肇事者的想象。
　　曾在1950年出版過關(guān)于圓明園專著的何伯?丹拜認為，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圓明園被視為自己歷史遺產(chǎn)的一部分，“縱火者原本以為打擊的是皇帝本人，實際上他們傷害的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情感�！�
　　對于中國人對焚毀圓明園歷史的強烈反應(yīng)，丹拜認為，實際上大部分中國人已經(jīng)忘記了導致這場報復(fù)行動的直接原因。
　　她進一步分析說，即使當破壞和搶劫行為幾乎被忘記后，一旦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蕩中國的時候，火燒圓明園總是被推到前臺，它已經(jīng)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強大有效的宣傳工具之一。
　　
　　不一樣的戰(zhàn)爭
　　布里塞曾在北京遇到一位年輕的中國空姐。她告訴布里塞，在大學的歷史課上，她和同學曾兩次落淚：第一次就是因為講到火燒圓明園。
　　的確，中國人對于圓明園的傷悼如今幾乎已經(jīng)成為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它被經(jīng)常性地引用，抨擊舊王朝的對外決策、甚至成為最近30年國家開放戰(zhàn)略的依據(jù)。
　　但是，在很多西方人眼中，這場戰(zhàn)爭不過是兩個世界之間的決斗。悉尼大學的一位歷史學者具體分析說，這場戰(zhàn)爭將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糾集到一起，共同對付另一個強國――中國。
　　對于中國的陌生和不解，并未隨著時間而改變。當圓明園被中國人當做國恥來紀念的時候，西方世界表現(xiàn)出的更多是漠然和不理解。
　　“文化的差異固然存在，不過立場的不同才是根本，一個是侵略者的立場，一個是受害者的立場，所見所聞所感就完全不同了�！蓖魳s祖說。
　　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不可忘記的“國恥”；對西方世界來說，這是一種“記憶責任”。
　　圓明園對于今天中國人的特殊意義也在使它陷入尷尬。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圓明園的外國專家，布里塞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對重建圓明園的爭論發(fā)表意見：他顯然站在了“遺址派”一邊�！拔抑�道中國人對此事的爭論，我的觀點是，我希望圓明園還是像現(xiàn)在這樣，不要重建�！彼�說，“這是一個紀念歷史的地方。如果要重建的話，弄不好圓明園就會成了一個迪斯尼那樣的游樂園。”
　　
　　圓明園的未來
　　自80年代圓明園引起人們關(guān)注以來，對于到底是重建還是保留目前遺址的爭論已經(jīng)進行過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至1981年，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第三次則是在布里塞出書后的幾年里。而在80年代，曾有專家估計重修圓明園需1.6億元、耗時10年。
　　在“遺址派”――全國政協(xié)委員、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圓明園學會顧問葉廷芳眼里，圓明園從一個皇家園林已演繹成文物的生命，附加了歷史見證的新價值�！爸腥A民族正在由貧弱到富強，記住我們的恥辱比懷念輝煌要有價值得多。”他在接受采訪時說，保存遺址就是對圓明園最好的保護。
　　對此，圓明園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圓明園管委會原副主任張恩蔭有不同意見。他認同經(jīng)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準的圓明園遺址恢復(fù)方案，就是要恢復(fù)少量建筑。
　　其實，爭論的雙方都在以圓明園的特殊意義作為根據(jù):“遺址派”堅持的是保留國恥象征、警示后人，而“重建派”則是在此基礎(chǔ)上希望用重建來標示1949年以來中國的重生。
　　在各種爭論中，圓明園遺址仍然荒廢著。各種利益群體則時刻覬覦著這片數(shù)千畝的“寶地”，跑馬場、動物園、水上摩托艇、兒童游樂場、西洋樓前抬花轎――在巨大經(jīng)濟利益的吸引下，各種帶有時代符號的產(chǎn)物同樣云集圓明園遺址，同時不斷受到外界的抨擊。
　　對于圓明園的未來，圓明園管委會主任陳名杰認為，圓明園需要有多重價值和多重身份，“國恥紀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這是圓明園的獨特價值，但不是全部�！鄙踔翀A明園的外交價值也不能忽略，“它作為公共外交重要的一環(huán)，在國家的外交體系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ā锻麞|方周刊》2010年第43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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