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是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金雁的新作，是她對東歐轉型二十年來的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現狀的觀察與評論。在金雁看來，東歐各國在政治和經濟上轉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來自內在動力，不是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也不是外來力量強加的，與1948年之后的強制“蘇聯化”是不同的。從整體上看，這些國家的轉型基本完成，尤其是已經于2004年加入歐盟的國家，在追趕老歐洲，在融入歐洲；也可能這期間會有一些反復和小曲折，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過程，但是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決心。
　　
　　《從“東歐”到“新歐洲”》以及您之前的著作，其實都是在做去標簽的工作。當我們談到東歐問題的時候，有時指前蘇聯各國，有時指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等國，有時指前南斯拉夫國家，有時又指代所有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從而把這些國家在地域、經濟、宗教、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復雜和差異性遮蔽了。
　　金雁：東歐涉及這么多國家，而這些國家自己也反對“東歐”這個稱呼，“東歐”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名詞，容易引起反感。而且這片地區(qū)每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又如此之大，尤其是民族問題特別復雜。我們現在一談起東歐就覺得，這些小國家分量不重，其實它們各自的發(fā)展模式差異很大，異彩紛呈。它們之所以在“二戰(zhàn)”后被籠統(tǒng)地稱為東歐國家，主要還是一個《雅爾塔協(xié)議》把它們劃入了蘇聯的勢力范圍，是由蘇聯的坦克造就的國家。只有南斯拉夫在二戰(zhàn)中由鐵托領導打了四年的游擊戰(zhàn)，所以還有自己的本錢。其他大部分國家“冷戰(zhàn)”以后又是共產黨情報局、又是經互會和華約等組織被納入“蘇維埃帝國”統(tǒng)治下，服從“蘇聯中心”的指揮，按蘇聯的榜樣搞建設，于是這些國家在一個統(tǒng)一的體制內存在了四十年，這四十年當然給它們打下了烙印。
　　這是東歐各國轉型時的大背景，但在具體轉型過程中差別還是很大的，到了我們這里就變成了籠統(tǒng)敘述和評價。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的媒體有一種說法，說東歐國家的轉型比較失敗，尤其是經濟方面�；蛘哒f，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方案都是西方經濟學家設計的，是西方強加給它們的，是為了讓共產黨沒有經濟基礎，所以進行了激進的私有化等等。這些說法都存在很大誤區(qū)，而且有的根本不合邏輯。
　　例如所謂為了挖前政權的根而急于搞國企轉軌，這不是莫名其妙嗎?的確，大量國企是前政權上臺后的產物，但反過來，蘇東體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大量國企的產物。包括蘇聯、中國在內，有哪個國家是從國企中崛起了共產黨并且掌了權的?中共是從農村崛起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也是從私企和士兵中崛起的嘛。其實，倒是國企中容易出現政治性工會，當然“正�！睍r是官辦工會，但氣候一變，反對派工會也容易產生，而私企反倒不容易出現這種工會。道理很簡單，工會是與雇主“對著干”的。國企的雇主是政府，自然就是與政府“對著干”了。倒是私人企業(yè)的勞資糾紛通常就是民事糾紛，不容易把政府卷進來。
　　其實1980年代劇變前的波蘭政府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曾企圖以加快國企改革來瓦解團結工會：把企業(yè)變成經理自己的，賦予他雇用和解雇工人的全權，從而把工人與廠方的矛盾變成與私人老板的矛盾，政府反倒成了調解人。只是團結工會抵制了這種“官方的私有化”，政府才沒有得逞。劇變以后也是因為私有化，曾經呼風喚雨的團結工會很快衰落了，倒是“前共產黨”的后繼黨卻沒幾年就東山再起了!
　　所以把中東歐各國的私有化簡單地予以“政治解釋”或“意識形態(tài)解釋”是完全不對的。這些國家的私有化都是因地制宜。以波蘭為例，波蘭工會很強大，高潮時期三千八百萬人中有一千萬人在工會，它的農業(yè)又沒有集體化，所以它的國家資產在退出過程中，雇員所有制起到很大因素。捷克有很強的左派傳統(tǒng)，它的宏觀經濟狀況也比較好，選擇的方案是把國有資產分給每個國民。匈牙利最為外人所稱道的就是“賣”，這是因為當年匈牙利的外債水平非常重，賣國有資產是為了還外債。但無論采取哪種方式，重要的是要做到公開、透明和公正。這些方式在進行過程中其實就是各種力量的一個博弈過程，政府意志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參與博弈的左派、右派、中派、國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東、經理人與雇員……無不直接結社或通過政黨代理人提出訴求。
　　當然，除了捷克實行了國有資產全民初始分配而解決了矛盾之外，其余諸國的私有化過程都拖得很長。由于博弈鏈條比較長，所以交易成本比較高。這個“學費”交的是有好處的，它帶來程序公正和代理公正。如果國有資本守護者沒有合法授權的身份，它就不被百姓信任。當年為什么會有團結工會，就是因為政府上漲物價引起工人不滿才有的，可是當團結工會執(zhí)政的時候，物價比之前還要高得多，工人也忍受了，就是他們認為這個政府是我授權的，這其實就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所以總的來說，第一，民主政治不是領袖指航向的“理想實驗場”，連自己國家領導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國民，何況那些無權無勢的外國學者?這種過程并不只是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與所謂“華盛頓共識”沒有多大關系，也不是當權者、更不要說外國人能夠包辦的。第二，許多人都認為越是“右派”越主張“休克療法”或者激進的轉軌戰(zhàn)略，越是“左派”越反對這種做法。其實在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轉軌方式往往比右派激進得多。這是因為東歐劇變前激進的反對派大都具有反蘇的民族主義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對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橫流”的自由市場未必很熱衷，還有的反對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運農運，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帶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義或工團主義色彩。劇變后他們這些“右派”反共的確堅決，走向“自由市場”就不免有些左顧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產黨人”的左派要急于甩掉共產黨的歷史包袱，上臺以后更急于私有化。所以并非像我們想象的，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在東歐大行其道。
　　波、捷、斯、匈等東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基本上沒有發(fā)生太大社會動蕩，這是由哪些原因促成的?
　　金雁：首先，這些國家都是在政治體制變革以后搞經濟轉型，自由化、穩(wěn)定化、私有化是他們共同的選擇；其次上臺的人都有道德資源，這些國家都經歷了長期的底層社會運動，在以往的積累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比如波蘭團結工會等東歐新興政黨都不是一下涌起的。在這些運動和組織中，知識分子扮演的是理性角色。所以當1989年大變革到來的時候，他們不是以激進比賽的“嘩眾取寵”來凸顯自己。第三是它們的軍隊的特殊性。蘇聯為了使這些國家軍事力量不能與蘇聯對抗，控制很嚴，這些國家的軍隊調動需要來自華約的指令。而戈爾巴喬夫后來實際上放棄了華約，當社會大潮起來的時候，蘇聯軍隊不 可能再像1956年、1968年那樣出動了，而本國軍隊不愿意干涉群眾運動，所以出現了軍隊缺失、鎮(zhèn)壓無果的局面，最后當然是雙方坐下來談判的圓桌會議了。還有一點就是，當時東歐的知識界和黨內民主派其實是有互動的，不是完全對立。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非暴力的溫和的轉型。
　　從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看，經濟改革和政治轉型，到底哪個先行更有利呢?
　　金雁：東歐是政治先行，但經濟轉型并不是不重要。在1989年劇變之后，這些國家的國有資產的保存都是完整的。對于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東歐操作的經驗是，社會是各種利益群體組成的，是多元化的，這中間有天然的距離，談判的過程不能省略，在這個過程當中，寧可分得慢一點，分得公平一點，分得透明一些、公正一些，雖然會加大交易成本，但是奠定了產權合法性的基礎，以后就沒有人“秋后算賬”，不存在原罪的問題。而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面臨的是“擊鼓傳花”，沒有長遠打算，在經濟好的時候，自我感覺良好，對進行更深入的改革采取消極態(tài)度，那么等到經濟糟糕的時候，要改就是最脆弱的時候。
　　《從“東歐”到“新歐洲”》的第一篇關于東德在與西德統(tǒng)一之后，該地區(qū)的政治與經濟轉型。在原社會主義陣營中，東德的經濟基礎是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您在書中說，在轉型之后，其原來的經濟基礎并沒有在此過程中發(fā)揮太大作用，其他國家的企業(yè)轉型情況呢?
　　金雁：兩德統(tǒng)一之后，原東部的企業(yè)并沒有優(yōu)勢，所以原東德制造業(yè)很快就垮掉了。而且，西德向東部投入了大量資金，使東德人可以1：1地兌換西德馬克，并使兩邊的福利水平一致，這就導致在德國境內不具有廉價勞動力的優(yōu)勢。工人工資高、福利高、工會的談判能力強，企業(yè)主賺什么?于是德國企業(yè)更愿意來中國投資，或者雇用土耳其人和鄰國來的勞動力。東部地區(qū)福利雖然大幅度提高，但失業(yè)率一直降不下來，所以東德居民社會滿意率在兩德統(tǒng)一之后一度達到高峰(那時他們是跟以前比)，但不久就明顯下降(現在是跟西邊比)了。而另一個現象是，東德的年輕人都跑到西邊去尋找工作機會，在德國，除了聯邦財政的福利以外，有些事關州財政的，比如教育經費等各州財政之間差距很大，經濟好的州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結果東德人跑到西德，波蘭人跑到東德。我們稱這種現象為“走西口”。
　　在轉型前，波蘭的重工業(yè)比重大，比如鋼鐵業(yè)和煤炭業(yè)。所以波蘭在轉型過程中的困難一方面是轉制，另一方面就是結構改造，畢竟鋼鐵業(yè)和煤炭業(yè)在西方已經成了夕陽產業(yè)，這樣就疊加了轉制的困難。具體做法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波蘭是先把股份給內部職工，然后由職工股再慢慢地向經理層集中。捷克是發(fā)給全民的“證券私有化”，用克勞斯的話說就是“在起點平等的基礎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規(guī)則公平的基礎上找到最終的私有者”。匈牙利左派上臺以后是一步到位賣給外企，但正因如此，這次金融危機中，匈牙利受到的沖擊比較大。
　　以后這幾國是殊途同歸，各種模式相互滲透。這些國家在經濟上都已經歐洲化了。這是因為這些小國夾在東西方之間，而文化與宗教又是與西歐同質的，所以對進入歐盟還是很熱心的，如今它們都成了歐盟成員國，它們的產品面向歐洲。
　　東歐轉型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但再往前的話，這些國家還有四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在東歐轉型過程中。其社會主義傳統(tǒng)有多大作用?曾經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如今還有社會基礎嗎?
　　金雁：當年走蘇聯模式在東歐國家都是不情愿的，“二戰(zhàn)”結束以后的“人民民主”階段比較符合他們的國情，而蘇聯模式的民意基礎并不高，比如在波蘭1947年的全民公決“是否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當時只有7％的人投了贊成票。那么如果說現在有“懷舊”的話，懷念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當時的社會福利，東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直做得還算可以。另外，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國工業(yè)化是在社會主義階段之前就完成了，沒有靠犧牲農民搞原始積累的這個階段，波蘭、南斯拉夫則從來沒有搞農業(yè)集體化，也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因為實行集體化而造成大饑荒。
　　另外，在這些國家除了政權之外，其他社會力量也比較強大，比如波蘭就有一個強大的教會。而且，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這些國家的領袖基本上都是蘇聯人扶植的，那些唯蘇聯人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壟斷也無法從制度結構中獲得合法性，不得不以經濟懷柔的方法來平復民眾的敵對情緒和修復蘇軍占領的民族創(chuàng)傷。比如匈牙利，在納吉被殺之后，我個人感覺卡達爾一直對納吉之死有心理壓力，因此在經濟上為取悅民眾，不斷借外債提高人民消費水平。卡達爾說：“只要提供商品讓老百姓高興，哪怕社會主義模仿資本主義，我也就滿足了�！彼�以那個時候匈牙利被譽為東歐“消費者天堂”。這也是為什么匈牙利在經濟轉型的時候選擇把國有企業(yè)全部變賣的重要原因，因為要償還社會主義時期遺留的大量外債。
　　波蘭也有類似情況，蓋萊克大舉借債，到1989年的時候已經債臺高筑，這些借來的錢也大部分用于提高人民社會福利水平。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以及西方的私人銀行都樂于向這些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貸款，這種借債“過日子”的方式后來直接影響到劇變后的經濟轉軌模式。所以，在1989年轉型之后，這些國家里有不少人還懷念社會主義時期的福利，這也很好理解。不過這當然不是說他們就真想回到過去的生活狀態(tài)。我們現在對現實發(fā)牢騷的人也很多，他們難道真想回到改革前?這是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我們對這些國家這些年出現的所謂懷舊熱的觀察其實是有誤解的。
　　金雁：對，現在有不少報道說東歐人如何懷念轉型前的社會，第一，他們不是懷念原來“斯大林模式”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懷念的是，他們當時“大鍋飯”的穩(wěn)定生活。比如，那時的工資雖然不高，但進入單位就有了鐵飯碗，在那個道德上的“灰色區(qū)域”內盡管令人窒息，但是平均化的生活保障也有現實安逸的一面，有了這個鐵飯碗不需要競爭。而現在轉型后進入市場經濟，尤其是中老年人，他們可能沒有能力再去適應新的市場規(guī)則，自然會覺得以前的物質保障和單位福利是值得懷念的。所以我們在看待東歐的“懷舊熱”的時候，一定要區(qū)分這個現象。另外，還要注意的是，東歐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相對還比較溫和，黨內斗爭也很殘酷，但是死人沒有蘇聯多(尤其像波蘭)，流血事件往往都是在蘇聯的壓力下造成的。所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人民對他們原來的生活并不全是怨恨。更何況他們當時的生活水平不低，以至于當年彭德懷訪問東歐后大加感慨，說是這些人民過得這么好還反共，哪像我們的人餓著肚子還服服帖帖，“還是中國的老百姓好啊”。第三，一些社會主義符號化的標志，已經成為了一種“旅游產品”，是做給沒有經歷過這段 生活的旅游者看的，你去問問那些旅游商店的老板，光憑著斯大林、鐵托這類人物，他們賺進來多少錢?
　　前東歐各國的左翼政黨現在是一種什么狀態(tài)?
　　金雁：劇變以后東歐的左派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即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化，與前身相比，他們更敢于競爭的，而不是依靠強制的；更開放多元的，而不是唯我獨尊的；更人道的，而不是漠視民眾的。斯大林模式中的許多東西在歐洲傳統(tǒng)中是無法容忍的。所以一劇變呼啦啦地告別了斯大林模式。
　　左派現在仍然是東歐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是與劇變前相比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在《十年滄桑》里有一個概括，我把現在東歐的這些社會民主黨稱為是“沒有思想的運動”。他們作為運動仍然很強大，但作為思潮已經很貧乏了。在東歐左派傳統(tǒng)中，是非常強調理論和邏輯思辨能力的，尤其是在黨內的知識群體中。喜歡理論先行，什么問題不弄明白就沒法實踐。目前社會黨理論基本上是從西歐“抄來的”，理論創(chuàng)新性在減弱。而有思辨?zhèn)鹘y(tǒng)的人與當前的政治是有距離的，我稱之為“有思想而無運動”的人。這批人現在并不熱衷參與社會運動，可以說遠離社會現實，他們因為力量狹小而進入不了議會，所以不負治國之責，但思想一直沒有中斷。比如波蘭著名恩想家亞當?沙夫，在共產黨時期他是華沙大學的著名哲學家，也是當年的持不同政見者，但在東歐轉型之后，依然堅持左派立場，他提出了很多著名論斷，但也許看法太超前、太理論化，操作性比較差，屬于一種“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建設。傳統(tǒng)左派并沒有消亡，但不具有道德“制高點”，并已經小眾化了，成為一個自說自話的小圈子。
　　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國家的社會轉型，是有內在動力的，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不是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也不是外來力量強加的，與1948年之后的強制“蘇聯化”是不同的。這些國家都實行議會制度，由左右兩黨輪流坐莊，左派轉身為社會民主黨成為最主要的一翼。當然也有聯合執(zhí)政的，像匈牙利，它的左派政黨第一任期的時候是拉著自由派一起組閣。而且從政治立場看，他們的右派很多有民族主義立場，而民族主義其實并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轉型期反資本主義最厲害的不是左派，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教會，是教皇。教皇歷來是反資本主義的，所以教會在經濟轉軌中有著相當大的制衡作用。
　　在東歐各國轉型過程中，前蘇聯的作用在哪里?是否可以這樣說，沒有前蘇聯自己的崩潰，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幾無可能?
　　金雁：不對!東歐劇變在先，蘇聯劇變在后，當然如果戈爾巴喬夫不放松控制，東歐國家靠自身的力量不會像1989年那么容易，會有一番激烈斗爭的，但不是沒有可能。這些國家很多大人物不太愿意強調國家轉型中蘇聯崩潰的因素，他們更愿意強調自身的力量，強調這個進步是他們這么多年努力爭取過來的。但客觀講，很多學者都承認，是戈爾巴喬夫的放，才使得他們有機會進行政治轉型，否則為什么之前的多次社會運動都被蘇聯坦克扼殺了。所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評價不怎么高，但他在東歐的口碑的確很好。
　　現在在東歐，美國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金雁：許多人說由于這些國家經歷過斯大林模式的傷痛，所以走向另一極端，因仇俄而親美。不能說沒有這個因素。但從更深層來說，即便沒有恐俄的因素，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國家其實也是不太相信老歐洲的，1938年在慕尼黑，捷克被出賣，1939年波蘭被德蘇瓜分，匈牙利、羅馬尼亞成為希特勒戰(zhàn)車上的小伙伴，戰(zhàn)后搞得灰頭土臉。法、德、意、比等這些歐洲國家，我們稱為老歐洲，美國人把它們稱為巧克力歐洲，或者叫“核心歐洲”，這些國家在東歐人心目中當然不像俄國人那么糟，但也是免除不了封建時代貴族的架子，顢頇、自私，一遇風浪就縮在自己的烏龜殼里只求自保�！岸�戰(zhàn)”前就有綏靖政策的傳統(tǒng)，現在他們也是把新歐洲作為他們的東部屏障。新歐洲對老歐洲的“自私”心理記憶猶新，因此他們對北約、對美國比對老歐洲有更多的興趣，現在這些國家跟美國在軍事上走得很近。再加上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乃至塞爾維亞歷史上都有大量人移民美國，劇變后他們也成了入籍國與祖籍國的“橋梁”，有利于拉近關系。這一切就造成我們說的新歐洲比老歐洲更親美。
　　現在是否可以下結論說，東歐各國的轉型已經基本完成了呢?
　　金雁：對，已經完成了，尤其是于2004年加入歐盟的國家，毫無懸念地在追趕老歐洲，在融入歐洲，也可能這期間會有一些反復和小曲折，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過程，但是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決心，當然，還有個別問題需要處理，比如歷史遺留的蘇臺德地區(qū)問題等等。
　　
　　(摘自6月12日《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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