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是一個表面看起來十分世俗而實質(zhì)上非常宗教化的國家。基督教對美國的影響是根本的和深遠的，美國的外交也是意識形態(tài)外交。美國的對華外交一直遵循著基督新教的理念，基督教在中美關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對中美關系產(chǎn)生了更大的影響。對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我們既不能抱悲觀的態(tài)度，也不能過于樂觀，而是要清醒地看到其復雜性。
　　關鍵詞基督教 全球化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6-0036-41
　　
　　眾所周知，宗教，特別是基督新教，對美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是根本的和深遠的，說“美國是由基督教統(tǒng)治的”一點不為過。無論是研究美國本身還是研究和美國有關的問題，我們都無法回避宗教的影響，可以說，宗教是一根主線，所有的問題最后都要歸結(jié)到它的身上。需要說明的是，當前美國宗教的模式已由早期基督新教占主流演變?yōu)椤?955年W•赫伯格教授所說‘美國宗教的新教―天主教―猶太教三位一體熔爐’（Protestant-Catholic-Jew Triple Melting Pot）模式”，[1] 本文不對二者做具體區(qū)分，一般在寬泛的意義上用“基督教”統(tǒng)稱之。
　　本文要探討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對中美關系到底產(chǎn)生了并將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以下主要分基督教對美國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基督教在中美關系史上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美關系如何發(fā)展三個部分進行闡述。
　　
　　一
　　
　　美國是一個表面看起來十分世俗而實質(zhì)上非常宗教化的國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國時都把它看作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國家，因為它十分符合世俗化的特征：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公民絕對的信仰自由、社會生活不受宗教清規(guī)戒律的束縛等。但這只是表面現(xiàn)象，實際上，美國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國家，基督教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國民心理上起著關鍵的主導作用。
　　早在托克維爾寫《論美國的民主》時他就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在美國，宗教從來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但卻被視為政治設施中的最主要設施�！盵2] 根據(jù)美國蓋洛普的調(diào)查，在美國，有95%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6%的人為基督教徒，成年人中，70％的人從屬于某個教堂。[3] 據(jù)美聯(lián)社調(diào)查，美國人花在宗教上的時間和金錢，遠比花在體育娛樂上的時間和金錢要多得多。[4] 據(jù)美國學者伍斯諾的調(diào)查，在20世紀末，有2/3的美國人從屬于某個宗教組織，而只有1/5的人從屬于工會或商會。[5] 以上這些數(shù)據(jù)都反映了美國人有強烈的宗教情結(jié)。美國自建國以來，絕大多數(shù)總統(tǒng)都是基督教徒，在歷史上留下重要業(yè)績的總統(tǒng)幾乎都以基督教信仰著稱，而在近幾十年更是有至少3位總統(tǒng)――卡特、里根和小布什――因其強烈的基督教信徒形象登上了總統(tǒng)的寶座。美國的政黨也深受宗教的影響，共和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基督教保守派。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后，共和黨一直主導著美國的政壇，主要是因為基督教保守勢力逐步擴張的緣故。民主黨在誕生之初，主要依靠猶太教、天主教以及保留了天主教傳統(tǒng)的新教信徒的支持。后來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執(zhí)政時期，由于執(zhí)行了脫基督教化的政策，導致了民主黨的衰落。而近年來，民主黨為了贏得政權(quán)，開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漸成為一個和共和黨沒有什么差別的政黨。美國的經(jīng)濟實際上是產(chǎn)生于新教理論的新教資本主義經(jīng)濟，美國社會的道德倫理其實就是基督教倫理�？梢哉f，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因素。所以，美國政治學學者利普賽特說：“對美國的宗教實證性歸納看來，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現(xiàn)在，美國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國家之一。”[6]
　　上面說到美國具有表面的世俗化特征，其實這些特征也都是來自于基督教理念的實踐，并不是真正的世俗化。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其實起源于耶穌時代的原始基督教教義，成形于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義，它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結(jié)果。美國人生活的世俗化來自于基督教新教的勤勞致富、榮耀上帝的理念，不同于世俗國家的物質(zhì)主義，更不是拜金主義。既然美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俗國家”，我們就不能用一般世俗化國家理論來分析它的政治行為特別是外交行為，例如適用于世俗化國家的“利益論”并不完全適用于宗教性很強的國家。宗教信仰造就了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美國人的對民主自由的執(zhí)著和美國人所具有的強烈的選民意識及天命意識都來源于美國人信仰的基督新教。美國比一般世俗化國家更注重意識形態(tài)，這種意識形態(tài)反映在對外關系上就是意識形態(tài)外交，在中美關系上當然也不例外。
　　
　　二
　　
　　基督教徒一般具有強烈的傳教熱忱和救世主義態(tài)度。美國的對華外交一直遵循著基督新教的理念。自與中國有接觸以來，歐美國家就把中國當作一個傳教的重點地區(qū)。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使傳教士感到振奮和激動，因為讓數(shù)億人歸屬上帝對傳教士來說雖然具有很強的挑戰(zhàn)性但又具有莫大的誘惑力，他們不會舍棄這個“榮耀上帝”的機會。傳統(tǒng)的中國，在基督教徒看來是一個世俗主義（儒家傳統(tǒng)）和搞偶像崇拜（佛教信仰）的國家。這樣的中國只是一個異教統(tǒng)治的國家，而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國家，所以是不應該被消滅的世界，而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最早在中國傳教的主要是歐洲天主教會，美國建國后開始差遣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內(nèi)容為基督新教的教義。從宗教影響的角度看，自美國傳教開始到冷戰(zhàn)結(jié)束后至今，中美關系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30年至新中國成立。1830年2月，美國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來到澳門和廣州，標志著美國對華傳教的開始。[7]此后，美國向中國傳教的熱情一直不衰，傳教力量也愈益強大。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傳教力量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歐洲，美國的新教思想開始成為中國基督教界的主流。國民政府期間，新文化運動興起，傳統(tǒng)價值在中國崩潰，基督教在中國開始迅速傳播�；�督徒的數(shù)量由1900年時的6萬人增長到1920年時的36萬人。[8] 民國初期的議會議員和國民政府時期的一些上層人士有很多都是基督徒，像孫中山、唐紹儀、王正廷以及“四大家族”中的蔣、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在這一階段，美國對華的態(tài)度比較友好，除了因“護教”理由曾參加八國聯(lián)軍鎮(zhèn)壓義和團之外，美國沒有參與任何對華的侵略戰(zhàn)爭。并且，美國還在多種場合提出維護中國主權(quán)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在抗戰(zhàn)期間，美國援助親基督教的中國國民政府以對抗反基督教的日本，甚至成為其亞洲外交政策的基礎�！�20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對華關系的主要決定因素是情感而非利益。這構(gòu)成20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對華關系的主要特征之一�！盵9]
　　第二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尼克松訪華。新中國成立以后，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即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這與美國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對立。于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力量和今后的敵人。同時，由于美國政府長期以來采取的是“扶蔣反共”政策，新生的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不允許站在西方帝國主義一邊的基督教會在新中國的存在。于是中國教會走上了“三自”愛國道路，割斷了同國外教會的一切聯(lián)系。這個階段，中美關系跌入了低谷。宗教問題引發(fā)的嬗變也加深了中美之間的隔閡。
　　第三階段，從尼克松訪華至冷戰(zhàn)結(jié)束。隨著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堅冰融解，基督教也被置于這一關系中重新審視和認知。從美國方面來講，基督教徒并沒有放棄對中國的“敵對”態(tài)度，只是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蘇聯(lián)――中美才走到一起，這也體現(xiàn)了基督教的“外交智慧”：聯(lián)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然后再打擊次要的敵人。在對華外交中，美國始終都在進行“宗教滲透”，希望將中國“和平演變”或者“文化演變”。從中國方面來講，“文革”結(jié)束后，中國教會重新恢復了公開的宗教活動，人們也開始考慮對基督教重新“定位”。加上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展開務實的脫意識形態(tài)化的外交，國家利益成為外交中高于一切的東西，意識形態(tài)退居其后。這一階段，圍繞基督教諸問題，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進。
　　第四個階段，冷戰(zhàn)結(jié)束至今。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克林頓執(zhí)政和小布什執(zhí)政兩個時期。蘇東劇變以后，中國繼續(xù)堅持社會主義體制，一度被美國基督教分子視為“邪惡勢力”的代表。但一方面中國宣布繼續(xù)推進改革開放，采取了更加務實和脫意識形態(tài)的國內(nèi)外政策，使得美國人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的世俗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沒有出現(xiàn)倒退，反而有了更大的發(fā)展。于是，美國又從敵對中國的策略上，回到了將中國拉入西方體系并在體系內(nèi)改造中國的策略。[10] 克林頓時期，美國不僅強制性地讓中國走上市場經(jīng)濟的世界軌道，還專門出臺了旨在在中美關系中加強要價的《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美國進入小布什時代后，美國基督教右派勢力急劇擴張，美國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義者把握，中國的現(xiàn)狀已經(jīng)不能滿足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11] 在福音派眼里，中國是一個僅次于伊斯蘭世界的準敵對勢力，是一個唯物主義、無神論、鼓勵偶像崇拜的國家，對基督教文明構(gòu)成了潛在的威脅。所以它在對伊斯蘭世界開戰(zhàn)的同時，一直沒有放棄對中國的圍堵打壓，其目的是“祈禱中國早日成為文明國家”（拉姆斯菲爾德語）。現(xiàn)階段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始終離不開宗教問題的羈絆。
　　
　　三
　　
　　全球化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不管什么樣的人持什么樣的態(tài)度，誰都無法否認它的存在、發(fā)展和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全球化從經(jīng)濟概念開始，逐漸演化為一個文化、政治概念。”[12]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傳統(tǒng)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世界性的、國家性的和地方性的事物相互影響，世界各個要素之間關系密切，世界變成了一個“無國界的社會”。現(xiàn)在我們談到全球化，已不能把它看成一個單獨的經(jīng)濟概念，它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包含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促使國家事務、國家政策更加公開化和透明化，原來屬于一國的問題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變成了全球性的共同議題，能源、生態(tài)、人權(quán)、宗教等問題成為國際組織或者某些國家干涉、插手別國事務的“正當”借口。全球化還促進了國際組織的形成，像一些環(huán)保、人權(quán)等專門國際組織已經(jīng)能夠影響到一個國家在這些問題上的決策。全球化還促使形成了一些明示的或默示的“國際準則”，使得一個國家在對外關系上不能像從前一樣隨心所欲不受束縛。全球化把世界連成了一個整體，人們需要超越國別在更高層次上看問題。
　　宗教和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廣義全球化的角度看，最早、最成功的全球化是宗教的全球化。[13] 我們知道，一些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向外擴張的本質(zhì)，這種宗教的力量不僅是宗教的、精神的，同時也整合了、融匯了經(jīng)濟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軍事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一方面，這些宗教的擴張推動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又為這些宗教的擴張?zhí)峁┝似脚_。近年來基督徒人數(shù)不斷膨脹，迄今已增至20億左右，而且分布也越來越廣泛，其中歐洲有5.6億，拉丁美洲有4.8億，非洲有3.6億，亞洲有3.13億，北美有2.6億。據(jù)美國歷史與宗教學教授菲利普•詹金斯估計，到2025年，全球?qū)⒂?6億基督徒；到2050年，全球?qū)⒂?0億基督徒。[14]
　　可以設想，在全球化的促進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體系空前直接接觸、碰撞，再加上一些富有擴張性的宗教的強力沖擊，宗教領域?qū)⒆钣锌赡馨l(fā)生矛盾和沖突。
　　前面已經(jīng)講到，美國基督徒具有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他們的目標是讓所有的國家都接受他們那套大眾民主、全面性人權(quán)、廣泛的自由等帶有明顯的近代基督教胎記的文明，一句話，就是把這個世界建成一個基督教王國。美國人不是癡人說夢，環(huán)顧當今，在全球化的沖擊下，世界已經(jīng)朝美國努力的方向上邁進了一步，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范圍內(nèi)得以擴張，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數(shù)國家變成了宗教自由的國家。隨著美國曾經(jīng)的對頭俄羅斯重新融入基督教文明，仍然在堅持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tài)的，似乎正如亨廷頓所預測的，只有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了。姑且不管儒家文明是否為一種宗教體系的爭論，至少在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看來，中國將是除伊斯蘭教世界外的另一個敵人。帶著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從美國的角度看，如果中國不在人權(quán)、宗教等問題上做出讓步或者改變，那么中美關系的發(fā)展不會一帆風順。
　　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打開國門后，一直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開放的力度也越來越大。中國積極面對全球化的到來，因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們是獲益較多的一方，至少在經(jīng)濟方面是這樣的。當然，全球化不可避免要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在文化、政治方面會受到很大的沖擊。中國共產(chǎn)黨在“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指導下，不再注重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采取了務實的態(tài)度應對當前的機遇和挑戰(zhàn)。在近年來更是提出了“和平發(fā)展”的口號，強調(diào)中國發(fā)展的和平意義，避免與那些對中國抱有成見的國家針鋒相對，以爭取更好、更寬松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一方面，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目標不變，在原則問題上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加強對外的交流與合作，用對話、談判等手段進行斗爭，在一些敏感問題上也適當?shù)刈龀隽俗尣�。在中美關系上，中國目前最不愿意看到雙方關系惡化、破裂乃至倒退，這就要求中國在與此密切相關的宗教等問題的處理上表現(xiàn)出更多的智慧。
　　對于中美關系未來的走向，美國人立足于基督教國家性質(zhì)的認識基本有兩種看法。一種觀點是，因基督教引起的紛爭中美最終會走向敵對。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唯物主義者是冥頑不化的，不要指望他們會理解美國，不要指望他們會理解美國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義。雖然務實主義讓中國走向了市場經(jīng)濟，但市場經(jīng)濟的成功只加強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傳統(tǒng)的自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與美國在各個方面發(fā)生斗爭和沖突。
　　事實上，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基督教在世界范圍內(nèi)尤其是在非洲和亞洲的擴張，增加了美國基督教保守勢力的自信，出現(xiàn)了亨廷頓所說的“美國人轉(zhuǎn)向宗教”的情況。這種情況使得宗教右翼保守勢力極易在宗教問題上進行動員，將國會作為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主陣地，極力把所謂反宗教迫害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保守勢力持有的敵對觀點，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美關系的發(fā)展。關于這一點，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說得很清楚：“中美關系這幾年，在多個方面朝著建設性合作關系的方向發(fā)展，惟有在宗教問題上，越繃越緊，宗教問題竟然成為‘全面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的一個障礙�！盵15] 確實，冷戰(zhàn)之后，美國在宗教問題上不斷向中國施壓，11年來，美國連續(xù)在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會議上就宗教問題提出反華議案；美國政府下屬的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連續(xù)8年在《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將中國列入“特別關注國家”，說“中國的宗教自由的評語仍然很差”；2006年，美國總統(tǒng)甚至在白宮會見所謂的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代表”，公開向中國施壓。
　　而另一種觀點則比較樂觀，認為中美的關系不會惡化，不會在對立以至對抗這條路上走下去。這種觀點首先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儒教（儒家）和佛教思想雖然遠離神，不信神，但不敵對神，不像伊斯蘭教那樣直接否定耶穌的教義。中國自唐朝基督教傳入以來，除了個別特殊時期，對基督教基本上表現(xiàn)得相當友善和寬容。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只是“上帝闕如”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敵對上帝的文明。他們還以韓國為例，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基督教在韓國的快速發(fā)展說明中國的文明也容易接受基督教。伴隨著美國對基督教傳播的保護和中國對宗教的寬容政策，近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獲得了很好的發(fā)展。據(jù)美國《時代》周刊長期在華記者艾克曼斷定，中國的基督徒人數(shù)已經(jīng)不少于5000萬，在人員的構(gòu)成上也呈知識分子化趨勢，甚至在官員中也產(chǎn)生了一批基督教徒。[16] 持這種觀點的人據(jù)此認為，基督教徒在中國人口中將會占有相當比例，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會發(fā)生變化，“當中國政府試圖在不危害它的統(tǒng)治而從基督教中獲得好處的時候，耶穌的羊就終究會馴服中國的龍”[17]。也就是說，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基督教化的國家，中美將不再對立，甚至完全可能結(jié)成同盟。
　　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我們認為中美關系的未來，既不會“走入絕境”，也不會“一路坦途”，而是介于中間狀態(tài)。雖然中美文化特別是宗教上的差異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但差異本身并不必然引起沖突。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信仰的統(tǒng)一大國，在五千年的歷史中并沒有嚴重的宗教沖突和戰(zhàn)爭。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誠的，這種政策不僅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貫宗旨，而且也是對在總?cè)丝谥姓忌贁?shù)的信教群眾的保護。近年來，人們對宗教的正面作用有越來越多的認識，政府也承認宗教對社會穩(wěn)定和人們的心理健康具有積極作用，政府權(quán)威人士公開承認宗教可以“以和諧化解緊張，以祥和代替焦慮”，對“心理疏導”意義重大。[18] 中國置身于全球化的潮流中，與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和人民的交往日益頻繁，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在日益擴大。在全球化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相互激蕩，中國既有弘揚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也有吸收基督教文明中有益成分的寬闊胸懷。從實踐上來看，中國的宗教政策也是越來越寬松。從基本價值觀的角度看，雙方雖然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礎，而中國的價值觀普遍缺乏這種基礎，但難以否認的是，美國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學等價值觀自近代以來也是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可見在基本價值觀上中美是有共同點的。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甚至認為中美宗教方面的一定合作也存在可能性，例如反對打著宗教旗號的恐怖主義是兩國間的利益共同點。以上這些客觀因素都是避免中美關系走向“絕境”的現(xiàn)實基礎。
　　但是由于中美之間的文化特別是宗教的差異以及政治上的長期對抗，基督教在中國的發(fā)展也不會像樂觀者所預測的那樣迅猛。政府擔心，基督教進入中國，不止于文化的交流，同時還攙雜著其他目的。對于宗教被政治利用，國際敵對勢力打著“傳福音”的旗號，利用基督教進行滲透，以此分化、西化中國，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動搖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基礎這種情況，中國肯定會堅決反對。近年來，境外利用宗教對中國進行的滲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特別是這種滲透有統(tǒng)一的指揮，甚至已經(jīng)成為一種“國家行為”。比如韓國幾千個傳教士從東北到廣州一路傳教，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覺。兩極分化、社會不公等問題和基督教信仰糅合在一起，可能對和諧社會的構(gòu)建產(chǎn)生嚴重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勢必會加強防范措施，不允許宗教無限制和無秩序發(fā)展，進而將對中美關系產(chǎn)生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基督教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是復雜的，當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傳播和影響擴大持寬容態(tài)度時，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就比較平穩(wěn)；反之，中美關系就會出現(xiàn)波折。隨著溝通的加強和理解的加深，雙方如果本著求同的精神，審慎而妥善地處理宗教分歧，那么就會把因宗教原因?qū)﹄p方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
　　
　　注釋：
　　[1] [美]斯潘塞小帕默著，向紅笳、徐曉東譯：《世界宗教概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頁。
　　[2]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9頁。
　　[3] 于歌：《美國的本質(zhì)》，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4] 裴孝賢：“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載《交流》2000年第1期。
　　[5] Robert Wuthnow,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London: Rout-edge, 1998, p.482.
　　[6] S.M.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 i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oubleday/Anchor, 1967, pp.170-171.
　　[7] 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4輯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頁。
　　[8] 姚民權(quán)、羅偉虹：《中國基督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頁。
　　[9] 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第2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
　　[10] 于歌：《美國的本質(zhì)》，第167頁。
　　[11] 同上。
　　[12] 景躍進、張小勁：《政治學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頁。
　　[13] 趙士林：“全球化與宗教問題”，載《戰(zhàn)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
　　[14] 劉家峰：“全球化還是地域化”，載《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4期。
　　[15] 文平：“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難題如何破解？”，載《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
　　[16] 轉(zhuǎn)引自于歌：《美國的本質(zhì)》，第182頁。
　　[17]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Back Flap.
　　[18] 文平：“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難題如何破解？”。
　　（作者簡介：鄭易平，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南京，210016；董農(nóng)建，中國礦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徐州，221116）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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