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和美國戰(zhàn)略重心向亞太地區(qū)的轉移，美國對中國的關注日益上升。本文試圖通過對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近三年來關于中國問題的出版物的系統(tǒng)研究，盡量客觀、準確地揭示出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并在此基礎上做出我們的反思。
　　關鍵詞美國陸戰(zhàn)學院 中國問題 軍事力量 國家安全政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6-0027-35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些美國人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將一個和平與發(fā)展的中國說成是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威脅。這種現(xiàn)象又在我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一方面，許多人批評了美國將中國“妖魔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不少人從理論上剖析了中國威脅論的來源；此外，還有一些人著重討論了克服中國威脅論的方法。毫無疑問，這些研究都為理解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中美關系做出了程度不等的重要貢獻。盡管如此，本文仍想采取一種新的方法，即通過對美國陸戰(zhàn)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2005―2007年關于中國問題的出版物的系統(tǒng)研究，分析其作者究竟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他們認為應當如何對待中國。也就是說，我們想盡量客觀、準確地揭示出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我們的反思。
　　美國陸戰(zhàn)學院是美國陸軍的最高學府，位于賓夕法尼亞州的卡萊爾。其下屬的戰(zhàn)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SSI）是從事國家安全和軍事戰(zhàn)略研究的專門機構。它除了為學院提供服務外，還直接向美國陸軍和國防部提供各種戰(zhàn)略性分析，并在美國軍方與民間戰(zhàn)略研究界之間發(fā)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該所聘請了軍方和非軍方的研究人員，還與世界各國知名的戰(zhàn)略分析家建立了廣泛的聯(lián)系。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是各種研究成果的主要體現(xiàn)，它們反映了美國對各種國際問題的看法，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和軍事戰(zhàn)略。
　　進入21世紀后，當美國逐漸將戰(zhàn)略重心重新轉向亞太地區(qū)時，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有關中國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對這些成果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國的專家和學者們（特別是那些有軍方背景或與軍方有聯(lián)系的專家和學者）對中國的看法，以及他們主張對中國采取的對策。根據作者的檢索，從2005年至2007年11月，該所共有出版物199份，其中與中國相關的有27份，占13.6%。而且，這些研究成果在所有研究成果中的比例呈現(xiàn)出一種逐年遞增的趨勢（見表一）。
　　
　　從內容上看，有關中國的出版物主要涉及到這樣五個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xiàn)代化及其使命、中國對安全環(huán)境的認識與危機決策、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與影響、中國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經濟政治活動及其安全含義、美國應當采取的對策。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xiàn)代化及其使命
　　
　　可以理解，由于美國陸戰(zhàn)學院的性質，我國的軍事力量必然是其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關注的重點，而這種關注又主要集中在解放軍的現(xiàn)代化及其未來使命的問題上。
　　1. 解放軍的現(xiàn)代化
　　關于中國的軍事力量，有關出版物的作者普遍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取得了重要的發(fā)展。美國亞洲研究局項目助理加斯汀•B•利昂（Justin B. Liang）與高級項目主管莎拉•K•斯奈德（Sarah K. Snyder）指出：第一，中國在持續(xù)、大規(guī)模地增加軍費。第二，隨著軍費的不斷增長，解放軍實施了“令人吃驚的”現(xiàn)代化計劃，而且這種努力還會繼續(xù)下去，尤其是在那些解放軍的能力尚未滿足國家要求的領域。第三，在軍事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解放軍的人力資源問題將變得更為關鍵，如教育、訓練、人事管理等。[1] 彼得•W•羅德曼（Peter W. Rodman）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他認為，中國在一些領域中已擁有世界一流的軍事能力，如現(xiàn)代化的機動洲際彈道導彈和潛艇等。他還說，近幾年中國對外宣布的國防預算正以每年17-18%的速度快速增長，而其真正的開支應當是所宣稱數字的兩到三倍。[2]
　　與此同時，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受到了經濟發(fā)展要求的制約。美國自由撰稿人安迪•賈德吉爾（Andy Gudgel）認為，解放軍在獲得新的技術裝備方面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必然要同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競爭資源。[3]
　　2. 軍事力量的使命
　　與解放軍的現(xiàn)代化問題相比，它的使命問題受到了更大的關注。從有關出版物可以看出，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
　　一些研究側重于在宏觀和原則的層次上進行討論，認為應對美國的威脅和實現(xiàn)大國地位乃是解放軍的兩項最重要使命。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中國研究教授埃里斯•喬佛（Ellis Joffe）在一篇文章中對解放軍的使命做出了長期和短期的區(qū)分。他聲稱，其長期目標是為中國的大國地位奠定堅實的軍事基礎，短期目標則是能夠攻克臺灣并應對來自美國的干涉。[4]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總結了解放軍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四個動力：遏制臺灣獨立；實現(xiàn)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取得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對于美國威脅的認知。喬佛認為，最后一點是關鍵的動力來源，因為在中國看來，美國正在從事以中國為敵對目標的大規(guī)模軍事建設。雖然中國不會與美國競爭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但會采取防御性的戰(zhàn)略以確保自身的海上安全利益。[5]
　　還有一些研究則側重于在比較具體的層次上討論解放軍的使命問題。
　　首先是解放軍在應對臺海問題方面的作用。曾任美國駐華陸軍武官助理、目前供職于美國一家防務研究機構的蘇珊•普斯卡（Susan Puska）強調，中國把臺灣的分裂企圖和美國的干涉視為對其主權的重大威脅，這也是中國軍隊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緊迫原因。由于解放軍認為美國將介入可能的臺海沖突，因此他們正在加緊訓練以抵抗或擊敗美軍。[6]
　　其次是解放軍在塑造安全環(huán)境方面的作用。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譚慎格（John Tkacik）、美國喬治敦大學客座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印度防務研究與分析研究所研究員謝鋼（Srikanth Kondapalli）、沃澤爾等分別研究了解放軍對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的安全環(huán)境的影響。譚慎格認為，中國不希望看到朝鮮發(fā)生動亂，但解放軍仍然要作好守住邊界以防止數百萬朝鮮人涌入東北的準備。薩特認為，解放軍將會更多注意安全和歷史問題對中日關系的沖擊。謝鋼指出，由于中國把南亞看作是由印度主導的地區(qū)，因而解放軍繼續(xù)發(fā)展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和緬甸的軍事合作，以制衡正在崛起的印度；與此同時，解放軍也擴大了同印度軍隊的接觸。沃澤爾認為，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它的海軍投放能力，是確保中國同東南亞國家建立良好關系的重要因素，因為這種力量使得該地區(qū)的任何國家都必須把中國的安全利益視為它們應當加以考量的問題。
　　再次是解放軍在沖突管理以及贏得戰(zhàn)爭方面的作用。美國國防情報局東亞與太平洋防務情報官員韓力（Lonnie Henley）就著重研究了這一問題。他認為，解放軍的目標之一是降低戰(zhàn)爭風險、管理危機、預防非預期的升級；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解放軍則將努力采取各種措施以使中國處于有利地位，并確保各種軍事行動能服務于更大的政治目標。[8] 在贏得戰(zhàn)爭方面，有學者對中國的導彈部隊賦予了特別的關注。沃澤爾提出，中國的戰(zhàn)略家們將美國看作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解放軍的主要威脅，為此他們探索了常規(guī)導彈部隊與核導彈部隊在戰(zhàn)爭中的關系，發(fā)展出了關于導彈部署的新方針。沃澤爾還認為，中國內部正在進行關于中國是否應當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的辯論，一些戰(zhàn)略家主張放棄這一原則，在反擊敵人的常規(guī)武器進攻時首先使用核武器。他并聲稱，中國的二炮部隊將同等級的核彈頭和常規(guī)彈頭置于“互相接近”的位置的作法加大了發(fā)生意外核沖突的危險；此外，由于中國具備一定的太空作戰(zhàn)力量，美國觀察并迅速分析有關解放軍發(fā)射導彈的信息的能力大大削弱，從而有可能產生導致核戰(zhàn)爭的錯誤判斷。[9]
　　
　　二、中國對安全環(huán)境的認識與危機決策
　　
　　中國的國家安全政策是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關注的另一重點。具體來說，這也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對安全環(huán)境的認識，二是中國在危機形勢下的決策過程。
　　1. 中國對安全環(huán)境的認識
　　美國陸戰(zhàn)學院的研究者們相信，一個國家對安全環(huán)境的認識決定了它可能采取的安全政策，中國也不例外。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下屬的聯(lián)合情報作戰(zhàn)中心紅隊的領導人蘇珊•L•克萊格(Susan L. Craig)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具有過分強調傳統(tǒng)安全威脅而忽視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傾向。克萊格提出，在中國的觀念中，傳統(tǒng)安全的威脅是指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包括軍事威脅在內。中國的國家安全包含了三個要素――主權、經濟發(fā)展和國際地位，因此其注意力集中在少數幾個能夠而且可能試圖在這些方面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美國、日本和印度。它們同中國在意識形態(tài)、歷史和領土問題上有著很大分歧，擁有就這些問題同中國競爭的軍事、經濟和(或)外交手段。中國一方面擔憂同美國、日本、印度的直接軍事對抗；另一方面更為擔心這些國家單獨或聯(lián)合起來對中國實施遏制的可能性， 這種遏制更多的是以外交、政治、經濟的方式進行，較少是軍事性質的。克萊格聲稱，實際上，對于中國而言更為麻煩的是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包括禽流感、恐怖主義、核擴散、毒品交易、艾滋病、盜版等等。她還特別強調中國正面臨的三個問題：經濟的脆弱性、社會貧富懸殊，環(huán)境惡化和能源供應不足。但是，克萊格認為，中國的領導對這種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認識不足，因而不可能將減少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努力當作政策重點；實現(xiàn)這種政策轉變需要進行內部改革。 [10]
　　2. 中國的危機管理政策
　　許多研究者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多世紀以來最為安全和穩(wěn)定的時期，但仍時有危機發(fā)生；而在幾乎所有的危機中，解放軍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因此，他們相信，對在緊張和壓力下中國行為的研究，特別是對解放軍如何成為其中一個要素的研究，對美國來說相當重要。[11]
　　一些研究者分析了中國危機決策的特點和問題�？▋然鶉�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麥克•史文（Michael Swaine）聲稱，中國的危機決策高度集中于黨的高層，他們努力形成一致意見，但是中國的官僚體制和情報體系嚴重割裂了信息流通，限制、有時甚至歪曲了在危機情況下高層領導接受到的信息。[12] 沃澤爾則認為，黨的“謀求一致意見的領導方式”不能很好地適用于危機管理的要求，只要這個體制繼續(xù)存在，很可能將會損害、而不是幫助未來的危機管理。[13] 曾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陸軍武官助理的弗蘭克•米勒（Frank Miller）和安德魯•斯科貝爾（Andrew Scobell）將危機分為三類：編造的、預期的和意外的。他們聲稱，北京對處理第一種危機駕輕就熟，應對第二種危機也一貫高效，但在處理必須作出快速反應的第三種危機時則慌亂無措；為此，在特定情況下，最重要的是識別出中國面臨的危機性質；這樣，中國的行為就變得很好理解，甚至是可預測的，外部行為體也能作出相應反應。[14]
　　還有一些研究者從不同的側面具體分析了中國的危機管理政策。美國對外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保羅•戈德溫（Paul Godwin）以1999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被炸和2001年美國EP-3間諜飛機事件作為個案，詳細比較了在處理這兩件事情時中國的決策過程，聲稱中國同樣使用了拖延、非對稱的談判戰(zhàn)略，以便從中得到美國的讓步，勝過美國，同時又不致嚴重破壞或永久中斷中美關系。[15] 布斯卡在分析2003年中國對SARS的反應時提出，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制止了疾病的傳播。[16]
　　
　　三、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與影響
　　
　　由于地緣戰(zhàn)略的原因，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在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中也是一個熱門話題。具體來說，這又涉及到中國構建海上通道以及與東南亞國家改善關系的努力。
　　1. 海上通道的構建
　　一些研究者特別強調中國構建海上通道“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的政策。美國五角大樓空軍參謀部中校克里斯托弗•J•珀爾森（Christopher J. Pehrson）在分析這一問題時聲稱，中國通過獲準進入東南亞國家的港口和機場、發(fā)展特殊外交關系等手段，能將軍事力量從南中國海投射至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甚至阿拉伯灣。構建“珍珠鏈”的努力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它是否與中國所宣稱的“和平發(fā)展道路”相一致，或者是否有一天中國會尋求地區(qū)主導權。這是一種復雜的戰(zhàn)略情勢，可能會決定未來中國與該地區(qū)鄰國的關系以及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方向。[17]
　　2. 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改善
　　從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可以看出，它們普遍認為中國有效改善了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但在對其影響的看法上卻存在明顯差異。
　　伊恩•斯多瑞（Ian Storey）對中國在東亞的政策作出了積極的評價。作為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認為，近年來東亞最令人鼓舞的現(xiàn)象是東盟與主要外部大國關系的發(fā)展，特別是東盟與中國關系的發(fā)展。中國樹立起了地區(qū)政治中建設性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并對東南亞成功展開了“魅力攻勢”。他認為，東盟與中國關系的發(fā)展并沒有對美國帶來安全挑戰(zhàn)：一方面，中國與東盟的良好關系強化了地區(qū)穩(wěn)定，而穩(wěn)定的東南亞明顯符合美國利益，尤其是當華盛頓聚焦于中東問題時。另一方面，盡管東盟與中國的關系相當積極，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美國喪失了對東南亞的影響力，或者東盟國家會“搭中國的便車”。事實上，它們通過使美國介入并促進持續(xù)的美國軍事存在而采取了一種“兩面下注”的戰(zhàn)略。[18]
　　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的高級經濟分析師克瑞松•珊德沃•弗雷（Corazon Sandoval Foley）則持相反觀點。他聲稱，近年來中國迅速崛起，日益視東南亞為“戰(zhàn)略后院”，通過不斷加強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系積極在這一地區(qū)拓展勢力，并努力削弱美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安全聯(lián)系。[19]
　　更多的人對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發(fā)展喜憂參半。美國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東亞不擴散項目主任袁勁東（Jing-Dong Yuan）既肯定了中國對東南亞政策的積極作用，又認為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對美國產生威脅。他說，在中國與東盟共同為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繁榮做出貢獻并使因領土爭端而發(fā)生沖突的可能降至最低程度的同時，這一關系的未來將會對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利益產生長遠影響，尤其是如果它演變成為一個在中國主導下的競爭性甚至是排他性的地區(qū)貿易集團和地緣政治安排的話。[20] 美國加利福尼亞陸軍國民警衛(wèi)隊中校皮埃爾•E•馬薩（Pierre E. Massar）則強調，正在經歷著令人矚目的經濟和軍事變革的中國對東南亞地區(qū)幾乎有著支配性的影響，而這造成了中美之間既是伙伴又是競爭對手的兩難境地，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他并提出，中國還會對當前的地區(qū)現(xiàn)狀提出挑戰(zhàn)，導致各種沖突的發(fā)生，迫使美國及盟國作出反應；為此，美國應當有決心、有遠見，明確積極地介入東南亞事務。[21]
　　
　　四、中國在拉美、非洲和大洋洲的經濟活動及其安全含義
　　
　　盡管美國陸戰(zhàn)學院是一個軍事學院，但是其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對中國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經濟活動卻相當敏感，認為這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影響。
　　1.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一直被美國視作自己的后院。對于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合作，一種比較溫和的觀點認為，中國在拉美的經濟活動既對美國形成了挑戰(zhàn)，也向美國提供了機會。R•伊萬•埃里斯（R. Evan Ellis）是博思-艾倫和漢密爾頓公司（Booz, Allen & Hamilton, Inc.）合伙人。他提出，中國同拉美的接觸將會使它成為美國在這一地區(qū)的有力競爭者和潛在的伙伴：一方面，由于在拉美有著大量的投資和對拉美原材料的依賴，中國有可能對減少這一地區(qū)的政治動蕩、武裝叛亂和犯罪活動感到興趣，而不是加劇激進的民粹主義和叛亂；另一方面，中國貿易和投資的日益增加最終將使中國在這一地區(qū)的政治和安全事務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國需要考慮自己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接受中國在拉美發(fā)揮日益重要的作用。[22]
　　一種比較偏執(zhí)的觀點則聲稱，中國在拉美的經濟活動對美國造成了純粹的威脅。賈妮•赫爾斯（Janie Hulse）是駐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自由撰稿人。她聲稱，中國的企業(yè)正努力在阿根廷的電信部門拓展自己的勢力，即便在2001年底爆發(fā)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其它國際企業(yè)陸續(xù)撤出后，它們依然如此； 中國還竭力爭取在阿根廷航天和衛(wèi)星工業(yè)中有所作為，積極為阿根廷提供商業(yè)衛(wèi)星發(fā)射服務、衛(wèi)星部件以及通信衛(wèi)星平臺，而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從拉美地區(qū)的航天工業(yè)中撤離。赫爾斯斷言，如果華盛頓不阻止中國在拉美國家中的電信與航天部門壯大勢力，美國的國家安全將會遭到嚴重削弱：中國將不僅可以更為容易地對美國全境實施衛(wèi)星監(jiān)測，而且可以更容易地攻擊美國的衛(wèi)星，此外還能通過那些過去曾與美國進行過合作的國家近距離地了解美國的航天技術和實踐。[23]
　　2. 大洋洲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大洋洲逐步成了美國的勢力范圍。澳大利亞更是美國的重要盟國，幾乎參加了美國在亞洲進行的所有主要戰(zhàn)爭。正因為如此，中國在澳大利亞的經濟活動引起陸戰(zhàn)學院有關研究者的疑慮也就不足為奇了。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經濟顧問萊弗•盧森貝格（Leif Rosenberger）提出，澳大利亞與中國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從而削弱了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安全聯(lián)系。例如，2004年8月當時的澳大利亞外長就曾表示，如果中國大陸和臺灣發(fā)生戰(zhàn)爭，澳大利亞不一定會協(xié)助美國保衛(wèi)臺灣。[24]
　　3. 非洲
　　對美國來說，非洲既是一個極具戰(zhàn)略價值的地區(qū)，又是美國的勢力相對薄弱的地區(qū)。為此，盡管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由來已久，陸戰(zhàn)學院的一些研究者對當前中國在非洲大陸的經濟活動依然十分擔心。多諾萬•C•周（Donovan C. Chau）是密蘇里州立大學防務與戰(zhàn)略研究系兼職教員。他認為，正如過去一樣，中國正在對非洲大陸施加影響，并把一種可稱為政治戰(zhàn)的大戰(zhàn)略作為施加影響的主要手段。在戰(zhàn)術層面，政治戰(zhàn)包括經濟援助和發(fā)展援助，對軍隊和警衛(wèi)部隊提供訓練及裝備，以及交流訪問等。政治戰(zhàn)的特點是可行性高，而且很經濟。周還進一步聲稱，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南非這四個地區(qū)“支柱”國家廣泛運用政治戰(zhàn)的戰(zhàn)術，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埃塞俄比亞，中國獲得了大量的政府合同，簽署了大量協(xié)議，并發(fā)展了雙邊關系；在肯尼亞，中國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信息、教育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在尼日利亞，中國影響了其社會的所有方面，促進了自身的利益；在南非，北京削弱了它與臺灣的聯(lián)系，實現(xiàn)了自己的主要目標，同時贏得了與其在科技領域的合作。[25]
　　
　　五、如何應對中國
　　
　　前面提及的那些出版物都已經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如何應對中國的問題。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出版物就此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種觀點：
　　1. 要警惕中國的威脅
　　可以想象，這是一種主流觀點，但是其主張者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
　　有人強調要提防中國的軍事力量。保羅•戈德溫典型地表述了這種觀點。他說，解放軍能力的日益增強是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qū)利益的潛在威脅，中國發(fā)展自給的軍工復合體的努力也應當引起美國的重視 。[26]
　　也有人強調要警惕中國的非軍事競爭。斯蒂芬•D•比德爾（Stephen D. Biddle）是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的副教授。他提出，經濟問題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起著重要作用，商業(yè)貿易則是柄雙刃劍。美國把促進開放和經濟相互依存作為自己的主要對外政策目標，而這也會使美國容易受到其他國家的操控。日本和中國現(xiàn)在擁有87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如果中國戰(zhàn)略性地利用其作為美國政府主要債權人的地位這一杠桿，結果將能對美國起到某種強制性的作用。[27]
　　還有人強調必須注意中國的外部制衡努力。這也是比德爾的觀點。他提出，內部平衡是指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邊界之內通過更大規(guī)模的資源動員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但是一個國家也有可能形成針對共同敵人的同盟，以實現(xiàn)外部的制衡。比德爾認為，在中國問題上，當前美國往往將注意力放在了中國的內部制衡努力，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同等或“近乎同等的”競爭對手的前景。但是，中國的內部制衡努力實際上并非主要威脅：一方面，這是因為內部平衡是長期性的，即便是中國，在幾十年內也不可能在經濟或軍事力量上趕上美國；另一方面，挑戰(zhàn)國進行內部制衡的努力往往是代價高、風險大的。為此，特別是從近期和中期看，中國通過結盟等手段進行外部制衡的挑戰(zhàn)更大，它所需時間較短，也較少有前兆，且代價較低。
　　2. 應當以理性的方式發(fā)展同中國的關系
　　不過， 在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出版物的作者中，也存在一種雖然微弱但卻更為理性的聲音，彼得•W•羅德曼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提出，中國在拉美、非洲以及其他地區(qū)推行更為積極的外交，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是中國能力和經濟成功的證明；中國不應該被看作是一個軍事問題，而應該被視為一個地緣政治問題；在軍事方面，美國應能在臺灣海峽維持遏制性的均衡，防止任何誤算的發(fā)生。他還強調說，美國及盟國能夠在亞洲/太平洋地區(qū)塑造有利的安全環(huán)境，這也是中國在發(fā)展過程中需要加以適應的環(huán)境；美國政策的其他方面――經濟、外交――將會有助于促使中國沿著建設性的方向發(fā)展。羅德曼的結論是，沒有任何事情是預先注定的。美國完全有能力以理性的方式發(fā)展同中國的關系。[28]
　　3. 既要同中國進行合作，又要對中國維持必要的壓力
　　除了上述兩種觀點外，還有一種比較折中的看法。美國海軍供給部隊的中校吉姆•庫尼(Jim Cooney)指出，中國依賴海外能源加速其經濟發(fā)展的努力對其國家戰(zhàn)略產生了新的影響，也對中美關系產生了新的影響：中國確保馬六甲海峽安全的目標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在中東地區(qū)增加影響以確保石油供應的努力，則既與美國推行民主化和防止核擴散的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又會對地區(qū)的穩(wěn)定產生破壞作用；中國要確保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的立場，與美國根據海洋法解決有爭議的海洋資源問題的主張也是不一致的。對于美國而言，應該看到中國對海外石油的依賴提供了兩國合作的機遇，同時又要準備運用外交壓力和保持足夠的威懾力量以應付沖突大于共同利益時的情況。[29] 美國歐柏林學院副教授希拉•三吉•杰格(Sheila Miyoshi Jager)也提出了類似看法，認為中國大陸和臺灣在認同上的分歧和矛盾給美國對華政策提出了新挑戰(zhàn)。他提出，美國應對統(tǒng)一原則和民主原則同時作出可信的公開承諾，既要全面履行一個中國的原則，又要確保統(tǒng)一必須通過和平與民主的方式加以實現(xiàn)。[30]
　　
　　結論
　　
　　通過對2005-2007年美國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的出版物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國力的增強，以及美國戰(zhàn)略重心從歐洲/大西洋地區(qū)向亞洲/太平洋地區(qū)的轉移，中國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的發(fā)展對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可能造成的影響的問題――在美國已經引起了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強烈的關注。陸戰(zhàn)學院戰(zhàn)略研究所有關中國的出版物的增加及其內容都證明了這一點。由于這些出版物的作者具有相當代表性，他們所表達的關注其實也是美國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一種情緒的縮影。
　　其次，美國對中國的關注既是全面的， 又具有重點。說是全面的，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關注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還是問題性質上都相當廣泛：空間上從中國大陸本身到臺灣海峽，再到東南亞，最后到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幾乎涵蓋了除歐洲、北美以外的整個世界；時間上是從中國近期的發(fā)展再到中國未來可以逐步實現(xiàn)的目標；問題性質則包括了中國在軍事、外交乃至經濟領域的各種活動。說具有重點，是因為美國關注的主要問題集中于：第一，中國軍事力量的發(fā)展以及它在對外政策中所發(fā)揮的作用。這是因為軍事力量一直被視為推行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要工具，而中國的經濟成就又被認為構成了擴張軍事力量的物質基礎 。第二，中國的危機管理政策。這與中美關系仍然缺乏穩(wěn)定性以及美國對臺海地區(qū)可能發(fā)生的武力沖突的擔心有關。前幾年臺獨分子瘋狂推行的旨在分裂祖國領土的活動已使美國處于一種非常尷尬、被動的境地。第三，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這是因為該地區(qū)是東亞的重要一翼并連接了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石油運輸通道，美國懷疑中國有控制這一地區(qū)的意圖。第四，中國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經濟活動。這體現(xiàn)了美國對中國的一種更加長遠的擔心， 即認為中國在這些地區(qū)的經濟活動將會加劇有關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從而最終使中國獲得一種可以影響這些地區(qū)的政治和安全形勢的杠桿，挑戰(zhàn)和削弱美國的影響。
　　再次，美國的分析家和學者們對中國看法是比較復雜的，不僅表現(xiàn)為在不同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擔心，而且體現(xiàn)為在同一問題上都可能存在分歧。換言之，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并非都是一片漆黑，并非都在有意或無意地將中國妖魔化或視為純粹的威脅。確實，從我們所分析的那些出版物可以看出，在有關中國軍事力量的問題上，總體上來說比較消極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強調解放軍的發(fā)展對美國構成了挑戰(zhàn)，危及到美國的現(xiàn)有地位和（或）長遠利益。但是，也應當承認，在涉及中國的發(fā)展、中國的對外政策以及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等問題上，不少出版物的作者還是采取了比較積極、樂觀和理性的態(tài)度，相信中國的發(fā)展同時向美國提供了挑戰(zhàn)與機遇，甚至認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與美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進的，他們就中國的政策提出的建議也有可資借鑒或值得我們反思的合理成分。
　　最后，在看到少數人的偏見和固執(zhí)的同時，應當盡量做出努力以限制和減弱他們的影響。應當承認，美國少數人之所以對中國懷有疑慮甚至偏見，這與他們想象中的地緣戰(zhàn)略利益以及固有的意識形態(tài)(冷戰(zhàn)思維)有關。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的發(fā)展和對外交往的增加與美國的利益是全然相悖的，對美國是一種天生的威脅。就這部分人而言，可以認為，無論中國未來如何發(fā)展，也無論中國采取什么政策與進行什么活動，他們的疑慮和偏見都是不可避免的，并非靠中國改善形象的努力就能避免。與此同時，也應當相信，積極加強同美國各界專家、學者的交流，以使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深入客觀地了解中國的立場與政策，認識到中美兩國和諧共處的意義，不僅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是可能的。
　　在結束本文以前，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本文僅是一個個案研究，只是對美國陸戰(zhàn)學院2005-2007年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這一“麻雀”所作的解剖。我們相信，由于陸戰(zhàn)學院以及它的戰(zhàn)略研究所在美國的重要地位， 由于它的研究人員的廣泛性和專業(yè)性，其出版物的觀點在美國是具有代表性的。盡管如此，個案畢竟只是個案，自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們期待廣大同行能對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進行更深入、更廣泛和更系統(tǒng)地探索，從而也能在我們心目中構建一個更真實的美國。
　　
　　注釋：
　　[1] Justin B. Liang &Sarah K. Snyder eds., Exploring the “Right Size” for China’s Military: PLA Missions, Functions, and Organization,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4.
　　[2] Peter W. Rodman,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Geopolitic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3.
　　[3] Andy Gudgel ed., The PLA Shap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
　　[4] Ellis Joffe,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Beyond Taiwan?”,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35-46.
　　[5] Ellis Joffe, “The ‘Right Size’ for China’s Military: To What Ends?”, in Roy Kamphausen &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559-571.
　　[6] Susan Puska, “Assessing America at War: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49-80.
　　[7] Andy Gudgel ed., The PLA Shap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pp.1-4.
　　[8] Lonnie Henley, “War Control: Chinese Concepts of Escalation Management”,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81-104.
　　[9] Larry M. Wortzel, China’s Nuclear Forces: Operations, Training, Doctrine, Command, Control, and Campaign Planning,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42.
　　[10] Susan L. Crai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63.
　　[11]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258.
　　[12] Michael Swaine, “Chinese Crisis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entative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in Ibid., pp.5-54.
　　[13] Larry M. Wortzel, “Public Protest, Urban Warfare,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Ibid., pp.55-84.
　　[14] Frank Miller & Andrew Scobell, “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or ‘Crisis Management’?: In Lieu of a Conclusion”, in Ibid., pp.229-248.
　　[15] Paul Godwin,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The Unintentional Bombing of China’s Belgrade Embassy and the EP-3 Collision”, in Ibid., pp.161-190.
　　[16] Susan Puska, “SARS 2002-2003: A Case Study in Crisis Management”, in Ibid., pp.85-134.
　　[17]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37.
　　[18] Ian Stor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China Relations: All Quiet on the Southeast Asian Fro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30.
　　[19] Corazon Sandoval Foley,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Views on a Rising Chin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
　　[20] Jing-dong Yuan, China-ASEAN Relations: Perspectiv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75.
　　[21] Pierre E. Massar,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act of China’s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6, pp.161-176.
　　[22] R. Evan Ellis, U.S.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Latin Americ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4.
　　[23] Janie Hulse, China’s Expansion into and U.S. Withdrawal from Argentina’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Space Industr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 1-62.
　　[24] Leif Rosenberger,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Commercial Threat or Blessing?”, in John R. Martin ed., A Nation At War,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15-124.
　　[25] Donovan C.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75.
　　[26] Paul Godwin, “China as a Major Asian Power: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eds.,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pp.105-136.
　　[27] Stephen D. Biddl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9/11: an Assessment,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5, pp.1-44.
　　[28] Peter W. Rodman,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Geopolitics, pp.1-13.
　　[29] Jim Cooney, “Chinese Oil Dependence：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Pierre E. Massar,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act of China’s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th in Williamson Murray ed.,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pp.103-122, 161-176.
　　[30] Sheila Miyoshi Jager,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Prospect for Peace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Carlisle: Army War College, 2007, pp.1-55.
　�。ㄗ髡吆喗椋褐烀鳈啵瑥偷┐髮W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潘亞玲，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講師，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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