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陳西瀅是以負面的形象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他戴著一頂“反動文人”的帽子,人們對他知之甚少。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一個現(xiàn)代知名作家,陳西瀅是相當寂寞的,真實的陳西瀅幾乎很少為后人所知,他留給了后人太多的疑問與懸念。
　　
　　從書齋到社會
　　
　　陳西瀅,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生于1896年3月24日,江蘇無錫人,父親陳育是個讀書人,早年在家鄉(xiāng)開小學館,后到上海幫人開辦書局。從小在陳家長大的表叔吳稚暉看好陳西瀅的潛質(zhì),在他的鼓勵幫助下,陳西瀅于上海南洋公學附小畢業(yè)后,1912年遠赴英國留學。在英國修完中學課程后,先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文學,1922年在倫敦大學取得政治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同年,陳西瀅應在英國留學時結(jié)識的蔡元培之邀回國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時年二十六歲。
　　由于歷史原因,有關陳西瀅當年從事大學教學的資料并不多,時為北大英文系教授的溫源寧對陳西瀅有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體型消瘦,中等身材,面色蒼黃。顯然,陳先生天生不是戶外工作的材料,只適合做室內(nèi)工作。一離開椅子,他就不是他自己了。一坐上椅子,他就百事可為,可以說話,可以閱讀,可以講課,我甚至想說,還可以打一架。他這種久坐不起習慣,竟然把他的軀體培育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當他坐在那里的時候,這種情況還不惹眼,但是,一站起來,他的頭就顯得太重,而難以被脊柱所支持:于是便形成了明顯的彎曲。”
　　1924年春,泰戈爾應北京講學社之邀,經(jīng)上海到北京訪問,堪稱當年中國文化界的一大盛事。而北京大學負責接待泰戈爾的正是陳西瀅和他的好友徐志摩。泰戈爾來華,還成就了陳西瀅與凌叔華的一世姻緣,也成為文壇的一段佳話。
　　1928年,國民政府決定徹底改組武昌中山大學,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同年9月,成立武漢大學文學院,聞一多任首任院長。10月,陳西瀅應好友王世杰之邀,到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凌叔華也一同前往。
　　1929年5月,王世杰正式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在他掌校期間聘請了一大批知名學者、教授。沈從文、蘇雪林都是他上任后作為人才引進武漢大學的。1930年6月,聞一多辭去文學院院長職務前往青島大學任教,陳西瀅順理成章地接替了文學院院長的職務。
　　因抗戰(zhàn)爆發(fā),1938年3月,武漢大學被迫遷至四川樂山,文學院和法學院就設在樂山的文廟中。因1937年陳西瀅的父親在日軍侵占南京時被炸身亡,作為孝子,陳西瀅只好把母親和姐姐帶到身邊,此時,他要靠微薄的薪水養(yǎng)活一家五口,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在武漢大學這段時間,陳西瀅生活得并不十分快樂,不僅有家庭矛盾,而且學校里人際關系也十分復雜,長期受英國文化熏陶的書生陳西瀅并不適應。好友王世杰離開武大后,由王星拱(字撫五)接任校長一職,陳西瀅的日子不太好過,于是,1939年10月,陳西瀅辭去了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職務。
　　關于陳西瀅辭職的情況,1941年2月,凌叔華在給胡適(時任駐美大使)的信中是這樣解釋的:“……這兩年他為王星拱(現(xiàn)在武大校長)排擠得十分苦惱。王撫五為人一言難盡,他……嫉才妒德,不一而足,且聽信小人,不擇手段行事。因此武大幾根臺柱如端六、鯁生、南陔、通伯都辭了職了�！�
　　陳西瀅在武漢大學時,除了文學院院長的工作,他還先后開設過“短篇小說”、“英國文化”、“翻譯”、“長篇小說”、“世界名著”等課程。雖然學生們覺得他是一位“通儒”,但遺憾的是陳西瀅的口才實在不敢恭維,這就大大影響了上課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淵博的陳西瀅對學生來說,并不能算一個好老師。
　　去職之后,陳西瀅有一段賦閑時光,這段時間他又重新拿起筆,不過已經(jīng)不是寫那些“閑話”,而是寫充滿愛國精神的篇章。對此,凌叔華在回憶中說:“……倒是抗戰(zhàn)時,他在重慶為《中央日報》猛寫罵日本的文章,這些社論很受人注意,陳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評時勢,所以他很過癮,但可把我害慘了……害得我在北平一年時間,日本北平特務、憲兵等,不僅來探問我來北平的真實目的,還要我寫信給陳先生叫他來北平……”
　　為了幫助陳西瀅擺脫困境,凌叔華甚至給遠在美國的胡適寫信,希望為他謀一個職位。不知是否與胡適有關,1942年2月13日,陳西瀅終于獲得了一個機會,赴英國主持中英文化協(xié)會工作。多年之后故地重游,陳西瀅的心情自然是很不一樣的。
　　194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陳西瀅得知比利時大學想請一位教師講中國藝術,便代凌叔華接受了聘書。這年9月,凌叔華和女兒遠赴英國,與陳西瀅團聚。
　　1946年1月,凌叔華和女兒陳小瀅來到英國倫敦的新居。這年底,聯(lián)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巴黎成立,陳西瀅被南京國民政府委派擔任該組織首席常駐代表。
　　1964年1月,新中國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在法國的“國民黨政府大使”降旗撤回臺灣,但臺灣當局仍要求陳西瀅以聯(lián)合國中國代表的名義,獨自在巴黎喬治五世大街十一號看守。1966年3月12日,法國政府要求臺灣當局交出“使館”,并要陳西瀅遷出,陳西瀅神經(jīng)大受刺激,當場昏倒。之后,他辭去國民黨駐外職務,回倫敦家中休養(yǎng)。
　　1970年3月29日,陳西瀅因病逝世。
　　
　　與魯迅的論戰(zhàn)
　　
　　談到陳西瀅,不能不提到他與魯迅之間的那場著名的論戰(zhàn),很多人也正是通過這場論戰(zhàn)認識陳西瀅的。
　　《現(xiàn)代評論》雖然是一幫留學歐美的學者同人刊物,但雜志的核心人物其實還是陳西瀅,也以他的文章為多。
　　1924年年底,北京女師大發(fā)生學生運動,校長楊蔭榆無理開除三名學生引發(fā)一場風潮。1925年5月27日,魯迅與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馬裕藻、李泰芬等六名教員在《京報》發(fā)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學生。陳思瀅則在《現(xiàn)代評論》上以“閑話”名義,發(fā)表《粉刷毛廁》等文章,為校長楊蔭榆開脫,“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相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陳西瀅《粉刷毛廁》)文章指責魯迅暗中挑動風潮,由此引發(fā)一場激烈論戰(zhàn)。隨著論戰(zhàn)深入,論戰(zhàn)變成了人身攻擊。
　　關于這場論戰(zhàn),周作人曾這樣說:“……不久女高師風潮起來,《現(xiàn)代評論》援助校長楊蔭榆,《語絲》則站在學生一方面,便開始了激戰(zhàn),魯迅則更是猛烈�！�(周作人《凌叔華的幾封信》)
　　從有關資料看,這場論戰(zhàn)與當時陳西瀅和凌叔華的戀愛有很大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陳西瀅當初指責魯迅抄襲完全是沖冠一怒為紅顏的一時沖動。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這一期上發(fā)表了凌叔華的小說《中秋晚》,同時還配了一幅英國畫家畢亞茲萊的半裸女性黑白畫像。本來徐志摩想從凌叔華的畫冊上把畫像撕下來,但凌叔華舍不得畫冊,答應替他描摹一張,報上發(fā)表的畫像其實是凌叔華從畫冊上描摹的。但發(fā)表時徐志摩一時疏忽忘了說明,只含糊地寫著“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都是凌女士的”。
　　誰知事隔僅一周,有人就在《京報副刊》上發(fā)表文章,指責署名凌叔華的這幅黑白畫是典型的剽竊,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不久,凌叔華的《花之寺》在《現(xiàn)代評論》上發(fā)表,隨后又有人在《京報副刊》發(fā)文,指責其有抄襲契訶夫小說之嫌。風頭正健、正處在熱戀中的凌叔華兩次蒙受不白之冤,感覺很是受傷。徐志摩意識到此風波完全因己不慎而起,很快就給《京報副刊》的孫伏園寫信,澄清事情真相。但此時京城已鬧得沸沸揚揚。1926年1月26日,徐志摩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再次澄清此事:“……凌女士那張圖案……完全是我疏忽之咎,與她毫不相干,事實如此……”
　　看到心愛的人受到誹謗,正在熱戀中的陳西瀅不免頭腦發(fā)熱,恰好此時又誤聽他人閑話,以為這些文章都是魯迅所作或受魯迅指使所作,于是在極不冷靜的情況下,采取了簡單的報復手段,公開發(fā)表文章反誣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系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1926年1月30日,陳思瀅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公開指責魯迅:“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jù)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隨后又在《剽竊與抄襲》一文中指責“思想界的權威”魯迅“整大本的剽竊”。
　　這種無端的人身攻擊,自然引起了魯迅的猛烈回擊。1926年2月8日,魯迅在《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上發(fā)表《不是信》,針鋒相對地反駁說:“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jù)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jù)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jù)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
　　魯迅在《不是信》中還說:“紳士的跳踉丑態(tài),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歷來隱藏著蘊藏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fā)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
　　隨著論戰(zhàn)的深入,雙方卷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李四光、徐志摩等人也被卷了進來。
　　這場論戰(zhàn)的進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最后經(jīng)徐志摩、胡適出面調(diào)解,事情才告一段落。
　　回望這段歷史,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誤解的成分。因為陳西瀅與楊蔭榆都是無錫人,所以陳西瀅在《現(xiàn)代評論》上發(fā)表文章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替楊說話,其實陳西瀅與楊蔭榆并不熟識,“他說我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系,并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其實呢,我同楊女士非但不是親戚,簡直就完全不認識,直到前年在女師大代課的時候,才在開會的時候見過她五六面……”(陳西瀅《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致徐志摩信》)晚年陳西瀅對女兒陳小瀅談到此事時說,他其實根本不認識楊蔭榆,只是覺得學生不應該整天出去游行,他也看不過去學生們總是嘲笑楊是個老姑娘,所以要寫文章替她說話。
　　1936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蘇雪林信中談及此事時,比較公允地說:陳源“誤信一個小人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又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胡適這封信算是為這起公案做了一個定論。(《胡適致蘇雪林信稿》)
　　
　　與凌叔華的婚姻
　　
　　陳西瀅與凌叔華的婚姻從一開始也許就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關于二人相識的原因,有兩個版本,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緣于泰戈爾來華訪問。凌叔華自己也是這樣說的:“不久,詩哲泰戈爾到了北京,因為燕京大學鮑思貴教授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很想提攜后進的人,一次宴會上,她就介紹她的兩三個女學生認識泰戈爾。泰戈爾原來被招待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徐志摩、陳西瀅是北大派去招待詩人的人。那時正是初春,陳師曾、齊白石等組織的北京畫會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點開會,陳師曾提議到我家的大書房開會,用吃茶替代吃飯……我不知道這個消息如何傳到了北大,于是徐志摩、陳西瀅等教授便跟了泰戈爾來赴畫會……由這一次北京畫家集會之后,陳西瀅、徐志摩、丁西林等常來我家,來時常帶一二新友來,高談闊論,近暮也不走……”(凌叔華《回憶郁達夫一些小事情》)
　　另一種說法,據(jù)陳西瀅晚年對女兒說的,是因為當時凌叔華給他投稿,主動約見他的�！案赣H與母親的結(jié)識,說起來母親主動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時候母親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她的幾篇小說都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而父親正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母親給父親寫信,請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父親后來跟我回憶,他帶著一種好奇心赴了約,想看一看這個寫小說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陳小瀅《回憶我的母親凌叔華》)
　　凌叔華,廣東番禺人,1900年出生。父親凌福官至直隸布政使,先后娶過四房夫人,育有十五個兒女,凌叔華是三夫人李若蘭所生,排行第十。凌叔華從小就酷愛畫畫,表現(xiàn)出很高的繪畫天賦,深得喜愛書畫的父親的喜愛。父親著意加以培養(yǎng),不僅讓其跟名師學畫,從小還帶她拜大名鼎鼎的辜鴻銘為師學英語。十五歲那年,凌叔華考入北洋女子師范學堂預科。五四運動爆發(fā)時,凌叔華正在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讀書,與鄧穎超同窗。1921年,凌叔華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燕京大學動物系,曾與冰心同學。在大學時,她經(jīng)常參加北京的畫家集會。1923年3月,周作人到燕京大學執(zhí)教,凌叔華給他寫信要求幫助轉(zhuǎn)系,周作人很欣賞凌叔華的寫作才能,于是,在周作人幫助下,凌叔華從動物系轉(zhuǎn)到外文系。
　　認識陳西瀅后,凌叔華有時也參加新月社的活動,隨后兩人悄悄地發(fā)展起戀愛關系,不僅瞞過了凌叔華的父親,甚至連他們共同的朋友徐志摩都給瞞過去了。
　　二人相識后,據(jù)說凌叔華與陳西瀅約法三章,通常只以編輯部約稿或參加文藝活動名義相聯(lián)系。
　　1925年1月10日,凌叔華的小說處女作《酒后》在《現(xiàn)代評論》第一卷第五期上發(fā)表,這是她的成名作;3月21日,短篇小說《繡枕》又在《現(xiàn)代評論》第一卷第十五期上發(fā)表,引起更加廣泛的注意。此后,凌叔華的文學創(chuàng)作漸入佳境。凌叔華除在《現(xiàn)代評論》上發(fā)表小說外,還在《新月》月刊、《晨報副刊》等其他報刊上發(fā)表作品,成為名噪一時的青年女作家。可以說,她是在陳西瀅主編的《現(xiàn)代評論》上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的。她這段時間的創(chuàng)作與陳西瀅的影響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1926年6月,凌叔華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yè),以優(yōu)異成績獲該校金鑰匙獎,當凌叔華從燕大畢業(yè)時,原本木訥不善交際的陳西瀅卻出人意料地送了一束玫瑰花,這大大出乎凌叔華和徐志摩等人的意料,給了凌叔華一個意外的驚喜。
　　1926年4月,凌叔華和陳西瀅通過在凌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表哥馮耿光說媒,取得了凌叔華父母的同意。1926年7月,二人在北京歐美同學會結(jié)婚。
　　婚后生活并不像兩人想象的那樣幸福、和諧。這與二人性格可能有一定的關系。二人性格上存在很大差異。陳西瀅寡言、挑剔、喜諷刺,而凌叔華則外向、熱情、友善、嫻雅、溫柔而又熱情。1926年9月,徐志摩在致胡適的信中也透露了二人婚后生活并不十分幸福的一些信息:“叔華通伯已回京,叔華病了已好,但瘦極。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樣子,很多朋友覺得好奇,這對夫妻究竟快活不,他們在表情上(外人見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
　　二人婚后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他們從不在同一個書房寫作,而且互相“保密”。凌叔華作品未發(fā)表前從不拿給陳西瀅“批評”,生怕這位尖刻的批評家潑她的冷水。陳西瀅同樣也只等文章發(fā)表了,才肯拿給凌叔華看。這也成為夫妻間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
　　1927年10月,陳西瀅和凌叔華遠赴日本邊游行邊研修,直到次年9月回國。
　　1928年10月,陳西瀅到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凌叔華也跟隨前往。武漢天氣冬冷夏熱,條件惡劣,又失去了北京的社交圈子,這些使凌叔華都難以忍受。好在還有好友袁昌英和蘇雪林兩位女作家交流,當時三人在文壇上都有了一定影響,時稱“珞珈三杰”。
　　在珞珈山,凌叔華與朱利安貝爾的婚外情,可以說第一次使陳、凌二人的感情有了裂痕。
　　1937年,陳西瀅的父親在南京被炸死后,因帶著母親和姐姐在身邊,從此家里矛盾不斷。陳小瀅回憶說:“他把奶奶和大姑姑從無錫老家?guī)У轿錆h。母親和她們合不來,也會和父親吵架。從家庭出身、生活習慣到語言都有矛盾�！�
　　1938年,武漢大學西遷至樂山后,條件更加艱苦。1939年,凌叔華借口給去世的母親奔喪,一個人帶著女兒回到日據(jù)下的北平,此后凌叔華與陳西瀅基本上聚少離多。
　　1943年,陳西瀅赴英擔任公職,后到法國任職。凌叔華則帶著女兒住在倫敦,“他們兩人的交流本來就不多,這樣一來就更少了”。到英國后,凌叔華并不開心,與陳西瀅一天天疏遠,后來干脆離家到處教學,云游世界,他們共同的家已經(jīng)名存實亡。用陳小瀅的話說,“這也許是她逃避與父親共同生活的一種方式”。
　　對自己與陳西瀅的這段婚姻,凌叔華顯然是不滿的。“一個女人絕對不要結(jié)婚”這句話她對女兒陳小瀅從小到大講了無數(shù)遍,也反映出她內(nèi)心深處的悔意。在女兒陳小瀅看來,他們之間的矛盾,主要是凌叔華是個“識時務”、講利害的人,而她父親則講是非,但有點迂。“從結(jié)果看,他們?nèi)匀痪S系著一個家庭一直到老,但我知道他們過得并不愉快�！薄半m然他們兩人這么多年來,還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這么多年看我的父母,我覺得他們倆是不幸的�！�(陳小瀅《回憶我的母親凌叔華》)
　　據(jù)陳小瀅說,“母親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緊緊的”,也許陳西瀅從來就沒有真正進入過她的內(nèi)心世界。
　　
　　陳西瀅這個人
　　
　　在一般人印象中,陳西瀅是一個心胸狹隘、刻薄、喜歡諷刺挖苦別人的人。其實真實的陳西瀅是一個十分忠厚、寬容的人,所謂文如其人套在他身上并不合適。
　　談到父親的為人,陳小瀅深感父親完全被人誤讀了:“《閑話》的文章很犀利又辛辣,給人感覺好像父親是一個尖酸刻薄的人,其實在現(xiàn)實生活中,父親是一個很寬厚的人,也不太愛說話,說起中文甚至有點結(jié)巴,總是說‘這個這個’,完全不像他文章里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風格�！�
　　陳西瀅的密友徐志摩說他:“我的朋友……說絕對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與偶爾激出的幾句話,在當時極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極深刻的意義,在聽著的人心上不易磨滅的。別看他說話外貌亂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著直覺的淳樸……我們的談話是極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時光是我占據(jù)的,他只貢獻簡短的評語,有時修正,有時贊許,有時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個理想的‘聽者’,他能盡量的容受,不論對面來的是細流或是大水�！�(徐志摩《自剖求醫(yī)》)
　　同在武大執(zhí)教,與陳西瀅、凌叔華交往密切的蘇雪林曾專門撰文談到陳西瀅的性格與為人:“所謂‘愛倫尼’就是Irony,有嘲謔、諷刺諸義,相當于我國的俏皮話。”“愛倫尼雖有嘲諷意味,但謔而不虐,受之者只覺其風趣雋永,而不感到難堪。陳氏的愛倫尼則有時犀利太過,叫人受不住而致使人懷憾莫釋……愛倫尼進一步便是‘潑冷水’,這又是陳氏的特長�！�(蘇雪林《陳源教授逸事》)
　　陳西瀅平常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但與很熟識的朋友,說話往往就比較放得開,有時一激動就沒了禁忌,忘了中國是一個愛面子的國家,這樣難免讓人面子上下不來。他的同事、朋友、著名作家袁昌英便經(jīng)常成為他諷刺的對象�！瓣愂蠈ξ覀兣�同事為禮貌起見,俏皮話和潑冷水尚有保留;對留英同學、一向玩慣了的袁昌英(蘭子)教授便毫不客氣,致蘭子常受其窘。記得某年夏季,蘭子穿了一身白衣履,陳將她上下一打量,說道:‘奇怪,武大醫(yī)學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飛來了�！�”(蘇雪林)
　　對陳西瀅這個毛病,蘇雪林有著遠比一般人的理解:“陳源教授是因喜說俏皮話挖苦人,有時不免謔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為他是一個尖酸刻薄的人,或口德不好,其實他的天性倒是忠厚篤實一路。他在英國留學多年,深受紳士教育的陶冶,喜怒哀樂不形于色,加之口才如此蹇澀,不善表達,而說起俏皮話來,鋒芒之銳利,卻令人受不住,人家僅看到他‘冷’的一面,卻看不到他‘熱’的一面,所以對他的惡感就多于好感了�！�(蘇雪林《陳源教授逸事》)
　　對陳西瀅這種性格,凌叔華自然有著更深的感受:“陳先生是不太夸獎別人的,但善于批評(一笑)。你若想要他說句好聽的,比打他一頓還糟糕,所以我寫東西都不讓他看,免得他潑冷水,寫不下去;其實,這就是他的個性,平常不愛開口講話,以前與他出門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還以為他很驕傲呢!”
　　其實尖酸諷刺只是陳西瀅的外表,從內(nèi)心深處上講,他還是一個相當忠厚、寬容、老實和傳統(tǒng)的人。這一點可以從他對與凌叔華的婚姻危機的處理上看得出來。
　　徐志摩與陳西瀅可以說是同一時間、地點認識凌叔華的,以徐志摩的經(jīng)驗、才氣、性格、外表等種種條件,他與凌叔華之間互相吸引,產(chǎn)生好感,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與徐志摩相比,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陳西瀅都明顯缺少優(yōu)勢。
　　徐志摩當時正處在與林徽因的失戀期,像個祥林嫂似的到處嘮叨。在隨泰戈爾訪日期間,他甚至向這位來華的外國人也一吐心曲。泰戈爾開導說,他不妨考慮一下凌叔華�！霸娛ァ钡脑捵匀淮騽恿诵熘灸�。
　　不僅徐志摩喜歡凌叔華,徐志摩的父親甚至公開表示,希望兒子娶這位才女為妻。
　　也許是詩人的緣故,徐志摩對凌的好感主要傾訴在書信中。訪日歸來的半年里,徐給凌寫信就有七八十封之多。除了寫信,徐還經(jīng)常邀請凌到自己寓所談心。由于陳西瀅與凌叔華的戀愛是秘密進行的,徐志摩并不知道凌叔華已經(jīng)名花有主。等徐發(fā)現(xiàn)好友陳西瀅已經(jīng)捷足先登,只好忍痛退出。徐的退出還有另一個原因,因為就在這時另一個摩登女郎陸小曼闖入了他的生活。如果不是陸小曼的適時介入,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種結(jié)局。
　　一段時間,徐志摩與凌叔華的交往是相當密切的。
　　凌叔華最終選擇嫁給徐志摩的朋友陳西瀅而沒有嫁給他,主要是因為徐是一個已經(jīng)離過婚的人,她認為嫁給徐有點當姨太太的感覺。同時她也擔心自己會成了花花公子徐志摩的一個愛情幻影。所以,凌叔華明知徐志摩各方面條件都比陳西瀅強,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陳西瀅。
　　但徐、凌的密切交往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對于外界的議論,二人自然一概否認。
　　徐志摩堅持說:“女友里叔華是我的一個同志。”
　　凌叔華在寫給胡適的信中也為自己辯護說:“志摩常與我寫信,半瘋半傻地說笑話自娛,從未有不可示人之語。我既愿領略文學情況,當然不忍且不屑學俗女子之筑壁自圍。所以我回信,謠言便生了。其實我們被人冤得真可氣,我至(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個文友,他自(至)今也只當我是一個容受并了解他的苦悶的一個朋友……我要聲明我與志摩永久是文學上的朋友,寫此信純粹本于愛護同道至誠而已�！�
　　甚至,徐志摩作古已經(jīng)半個世紀后,凌叔華在1983年5月7日寫給陳從周的信里仍然堅持:“說真話,我對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jié)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志摩對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來不瞞人,尤其對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長在大家庭的人,對于這種情感,也司空見慣了�！�
　　雖然二人都竭力否認他們之間的交往有超出一般的好友關系,但從后來發(fā)生的“八寶箱”事件還是可以解讀出一些別樣的信息。
　　“八寶箱”事件的真正無辜受害者應該是陳西瀅。但對此事,陳西瀅表現(xiàn)得非常紳士,面對一個是自己英年早逝的好友,一個是自己的妻子,他所能做的只是保持沉默。
　　相比之下,凌叔華與朱利安?貝爾(JulianBell)的婚外戀對陳西瀅的影響更大,傷害更深。這是一件非常傷陳西瀅面子的事,不僅陳是名教授,文學院院長,而且朱利安還是陳聘請來的,這等于當了一回被蛇咬的農(nóng)夫。陳西瀅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對此事還是做了冷處理。
　　這段婚外戀鬧得沸沸揚揚,朱利安不得不離開中國。
　　這段不甚光彩的婚外戀在陳家一直是個秘密。事情過去三十年后,1968年,陳小瀅才從倫敦出版的一本朱利安?貝爾的傳記中偶然知道朱利安與母親的戀情,其中有一章就叫《朱利安在中國》。陳小瀅把書帶回家給父親,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可陳西瀅接到書后只是沉默。有一次陳小瀅忍不住問了父親�！拔覇査�:‘這是真的嗎?’他說:‘是�！�我又問父親為什么要和母親結(jié)婚,發(fā)生了這么多事情之后,他們?yōu)槭裁慈匀辉谝黄稹Ｋ�沉吟了一下回�?‘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華。’就這么一句話,然后慢慢站起來,回到汽車里。”
　　陳小瀅后來從朱利安弟弟昆汀保留的通信中發(fā)現(xiàn)一封父親給朱利安的信,陳西瀅在信中指責他“你不是一個君子”。這大約是紳士陳西瀅對此事所做的唯一的反抗。
　　雖然,陳、凌二人之間發(fā)生這么多事,二人到英國后一直聚少離多,但陳西瀅還是維持著這個名義上的婚姻。這也是他的忠厚處。
　　陳西瀅為人的忠厚處,還體現(xiàn)在他對人的態(tài)度,即使是論戰(zhàn)的對手魯迅,他也表現(xiàn)得十分“費厄潑賴”。陳西瀅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中對魯迅作品有較公允的評價:“新文學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說的出產(chǎn)頂多,也要算它的成績頂好了。我要舉的代表作品是郁達夫先生的《沉淪》和魯迅先生的《吶喊》……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xiāng)的人民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到了《阿Q正傳》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僅是一個type,而且是一個活潑潑的人……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朽的。(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余的文章……)”甚至后來《閑話》在臺灣出版時,他堅持把涉及魯迅等人的一些文字刪去。對此,梁實秋深為感慨:“我提議在臺灣把《閑話》重印,他欣然同意……刪去的一部分,其實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時過境遷,對象已不存在,他認為無需再留痕跡,這是他的忠厚處……”■
　　[注:本文參考了《凌叔華:古韻精魂》(傅光明著,大象出版社)、《回憶我的母親凌叔華》(陳小瀅口述,李菁主筆)、《凌叔華》(閻純德)、《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陳漱渝主編,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秀韻天成凌叔華》(林杉著,作家出版社)等書,一并致謝]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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