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英美文學學者，翻譯家。20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lián)大師從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后來入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51年，博士學位尚未拿到時，接到燕京大學英語系主任的急電，請他回國任教，同年返國任教于燕京大學�，F(xiàn)居美國。
　　在當今國內(nèi)，知道巫寧坤這個名字的人大概不會太多。但是在學術(shù)界和翻譯界，他被視為和卞之琳、錢鐘書、袁可嘉、穆旦、王佐良相提并論的學者和翻譯家。
　　他并不是燕京的學生。從他1951年接到燕京大學的邀請急電始，他開始與燕京結(jié)緣，也開始了他的煉獄之旅。
　　他的厄運首先是從燕京大學開始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忠誠老實運動……一系列的運動讓這個從大洋彼岸歸來、一心想報效祖國的學子迷惑不已：“坦白？我沒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國不是來搞什么坦白交代的……” 這樣的態(tài)度，在歷次運動中自然無法過關(guān)。后來，燕京大學并入北大，巫寧坤離開燕園，“貶謫”南開，當時這樣的知識分子有一大批，可以說是個值得注意的群體。在南開，巫寧坤的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十八年之后的1979年，大難不死的巫寧坤在北京又一次見到了他的老同學李政道，他這樣描述那個場面：“現(xiàn)年五十出頭，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娃娃臉，膚色滋潤……他問到我的處境……我只能簡要作答，因為我怕多占用他寶貴的時間，并且他也沒有流露出強烈的興趣或感情。他莊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的神氣。我很快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我突發(fā)奇想，如果在舊金山那個7月的下午是我把他送上船回中國……”
　　歷史無法假設，剩下的，大概只有感慨。
　　大洋彼岸巫寧坤教授平靜的聲音開始敘述那段不平靜的歲月。
　　
　　我要回國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送我上船
　　
　　1950年秋天，我已開始寫博士論文《托?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tǒng)〉》。我的指導老師是杰出的羅斯克萊恩教授。
　　我在哥特式圖書館的書庫里埋頭苦讀，夢想著攀登學術(shù)高峰。我從來沒懷疑過我要回國，用我的專長為一個新中國服務，只是遲早的問題。不過，我還有博士論文要寫，大可不必著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我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鮮戰(zhàn)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
　　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在隨后的幾天里，我反復考慮其中得失，也和朋友們商量。
　　一別七八年，我對故土的懷念與日俱增。那倒不是因為我有什么特別的個人牽掛才要回去。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蕩和戰(zhàn)亂充塞我青少年時代的祖國。而投身于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于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政務院。
　　我訂好了6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國際公寓同房間的美國同學比爾?伯頓和安?賴特訂在6月29日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婚禮，非要我當伴郎不可。我只得推遲起程了。
　　婚禮過后，我獨自游覽了大峽谷，然后前往舊金山到伯頓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伯頓夫婦和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一起來幫我整頓行裝。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和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郵輪。
　　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
　　之后，我便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
　　
　　趙蘿蕤博士把我接到了她家里
　　
　　8月中旬，我從廣州乘火車經(jīng)上海抵達北京。燕大西語系主任趙蘿蕤親自來前門火車站接我。蘿蕤為我雇了一輛古色古香的馬車，車頂上堆放了我的七八件行李，便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
　　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于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
　　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wèi)，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只見園內(nèi)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里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慶幸 。
　　由于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做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系畢業(yè)后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的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后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任教。
　　后來，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的西式小樓的上層，樓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我們家的客廳里有個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爐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產(chǎn)的蓮花白酒。周末陸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打打橋牌。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復返了。
　　
　　平時的只言片語讓我惹禍上身
　　
　　到校后不到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
　　我從未教過書，只有十來天備課時間，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只得抓緊時間抱佛腳，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斗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唇不對馬嘴的地方。
　　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談戀愛，有的忙于搞進步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guī)Щ貋淼拿绹�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jīng)歷，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盡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還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么想就怎么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么后患。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作了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報告。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開始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他領(lǐng)導人作報告。然后，開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chǎn)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大名鼎鼎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只有自認落后。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于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12月，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lǐng)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
　　陸志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揭發(fā)。我真疑惑，曾幾何時，享譽海內(nèi)外的陸志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美帝國主義分子？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十人團反動小集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fā)發(fā)牢騷、譏刺時政�，F(xiàn)在他們必須為此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xiāng)的游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后于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輕，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愿意學習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
　　我任課的英語四年級班上有三名女生積極分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講過的三言兩語�，F(xiàn)在她們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
　　比如，有一天，一個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么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yè)論文。我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一連幾天頭版都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面都是慶�？谔�，這也能算新聞嗎？這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做，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也被記錄在案。
　　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后短短幾個月中犯過什么錯誤，但眼看著一個個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自己也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如法炮制，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在美國受資產(chǎn)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以為可以過關(guān)，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談遠不談近。氣勢洶洶如臨大敵，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小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詞嚴地質(zhì)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談話中散布資產(chǎn)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我嚇壞了，伸頭仔細一看，書皮上畫著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紅，手里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里想我承認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哩。我的檢討自然沒通過，又做了一次才勉強過關(guān) 。
　　
　　翦伯贊教授受黨組織委托約我談話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
　　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jīng)歷，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各方面與美國的關(guān)系。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愿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打消顧慮。
　　我在學習會上表態(tài)時說：“我毫無顧慮，平生事無不可以告人言。這次萬里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
　　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歷史，接受盤問，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啟發(fā)幫助，最后寫出一份自傳。
　　我自以為寫得既忠實又詳盡，無可挑剔。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歷史系翦伯贊教授約我到他府上談話。
　　他一開口，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托我找你談一談。你在自傳中交代了本人歷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jīng)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對你是利害攸關(guān)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他點了一支香煙，對我噴云吐霧。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人竟然如此，而且公然威脅。這一下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緩慢地回答：“我沒什么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人都有一部歷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視它。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成人后的重大經(jīng)歷，特別是最近發(fā)生的事。比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么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是什么？”
　　“我已經(jīng)在自傳里講得一清二楚�！蔽艺f。
　　“你是談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沒有什么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歷史著作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什么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jīng)說過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國不是來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就這樣我們不歡而散。
　　
　　我被燕大放逐了……
　　
　　冬去春來，學校終于復課。
　　可是文科的教學計劃改動了不少，課程有增有減。教師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自編自寫教材。我教的英國文學史停開，因為無用。改開了一門美國進步小說選修課，用的教材是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德萊塞和法斯特的小說，選課的學生寥寥無幾。
　　興華從5月起就調(diào)去亞洲太平洋地區(qū)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他教的三年級閱讀課也由我兼任。畢業(yè)班學生關(guān)心的是為期不遠的畢業(yè)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學論文還沒寫，就提前調(diào)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門工作，教師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師們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老大哥學習研究教學改革。教育部發(fā)下一套蘇聯(lián)某師范學院的英美文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小冊子，蘿蕤帶領(lǐng)我們學習，沒完沒了地討論如何虛心借鏡。不久，上級宣布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diào)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按科系分別并入北大、清華和北師大，人員聽候統(tǒng)一分配。于是，蘿蕤又帶領(lǐng)我們學習院系調(diào)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態(tài)服從分配。
　　這時候已是暑假，上級又決定把五所大學的全體教師送到青島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jīng)，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擾。
　　從青島回來不久，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系教師的分配情況。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
　　我被放逐了，顯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話一出口，蘿蕤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
　　當初我放棄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和學術(shù)前程萬里歸來，是她親自接的我，而現(xiàn)在卻只能讓我任人擺布而無可奈何，吉兇莫測。她怎能不由衷地感到負疚？
　　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的英語教授陣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著手構(gòu)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zhèn)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志韋的干女兒，該何從劃清界限呢？長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沖擊？
　　同時，陳夢家先生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xiàn)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而只能強作鎮(zhèn)靜，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開報到。不料又奉命繼吳興華之后參與亞太和平大會的翻譯工作。北京英語界前輩朱光潛、錢鐘書、卞之琳、吳景榮、蕭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譯大師楊憲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從南京調(diào)來。
　　直到11月我才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距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jīng)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主人……
　�。ㄘ熑尉庉�/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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