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起?一直覺得自己還能做研究，他還有太多事情沒有做完。然而，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經是這個95歲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起碼，在他困居的這個位于南京市東南郊的養(yǎng)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這一點。
　　在過去的6年多里，在這家養(yǎng)老院一間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劉起舒過著一種幾乎與世隔絕的困頓生活。與他相伴的，除了養(yǎng)老院的護工和同屋的另一個重病老人，還有簡單的飯菜，夾雜著藥水和屎尿味的空氣，以及大把無所事事的時光。
　　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南京當地一家都市報的記者發(fā)現(xiàn)了他的存在，并刊發(fā)了相關的報道，恐怕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看起來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老人，曾是中國歷史學界頂尖的學者之一。
　　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官網公布的首批榮譽學部委員中，劉起舒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專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專攻中國最早一部古史《尚書》的校、釋、譯、論，而這早已成為“絕學”。
　　早在1942年師從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頡剛期間，這個湖南安化人就顯露出極佳的史學天賦。
　　因為家學淵源，劉起?自幼熟讀古籍，并寫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當年，他用精煉的古文記錄顧頡剛講授春秋戰(zhàn)國史的課堂筆記，顧看后大為驚奇，隨后結集出版，成為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顧頡剛最為器重這個弟子。1962年，顧將劉起舒從南京調往北京中國科學院，協(xié)助其進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的老師家中，與其共同研究《尚書》。1980年，老師去世之后，劉起舒又獨立承擔起整理《尚書》的工作。
　　“如果說中國幾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經籍學的大家顧頡剛，那么顧辭世之后，只有劉起舒可以領軍了�！敝袊�社科院歷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員吳銳說。
　　臺灣與日本等地研究《尚書》的學者，都將劉起舒奉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學的20位教授聯(lián)名寫信，邀請劉前往日本講學。一些日本學者為了弄清某個問題，常專程到北京拜訪劉起舒。吳銳至今還記得，一個日本學者委托他引薦時，“臉上那種誠惶誠恐，就怕我不答應他的神情”。
　　社科院曾分給劉起舒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層，昏暗寒冷，而且無法洗澡。狹小的房間放不下大書柜，劉起舒的藏書只能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因為處于樓房底層，光線不好，特別陰涼，就是平常日子，也要比別人多穿幾層。在那里面做學問，一熬就是20年。
　　學術地位上的不彰，連帶著物質保障也被拖累。20年后，連一個博士生導師都沒有評上。本來可以享受領導特批的位于紫竹院的一套4室1廳改善居住空間，結果也遭人攔截。
　　劉起舒有過兩次不成功的婚姻，長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員身份退休的劉起舒，工資只有1900元，還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濟湖南鄉(xiāng)下老家的親戚。他沒有錢買新書，只能到圖書館一部部地抄回來。
　　吳銳至今還記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劉先生，在他家中吃飯，吃到一半，破舊的桌子突然斷了一條腿，飯菜撒了一地。
　　在吳銳眼中，劉先生有著“傳統(tǒng)文人的傲氣”。盡管生活頗為艱難，但他從不和外人說。盡管與吳銳素來交好，但遇見不同的觀點，劉先生總是操著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大聲爭辯，不明內情的外人，總以為他們兩個是在吵架。
　　2004年，年過八旬的劉起舒雙耳已經完全失聰。他的女兒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據說，那一次僅僅為運回古籍與研究資料，劉起釬就租用了一個10噸重的集裝箱。
　　但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學術使命。在吳銳的手中，保留著劉先生到南京后與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達10余頁紙，數萬字。在信中，劉起舒依然與吳銳探討著各種學術問題，也會偶爾聊些生活現(xiàn)狀。
　　在其中一封信里，劉起舒這樣寫道：“……在女兒家，終于可以洗上熱水澡了，我已經十多年沒洗過了，沒想到是這么舒服……”
　　但這樣的快樂，這個歷史學家卻沒能享受太久。
　　2006年，劉起舒的女兒突患高血壓、糖尿病，緊接著，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癥肌無力，兩場大病，耗光了劉家?guī)缀跛�有的積蓄。這對夫妻不得不遵照醫(yī)囑，投奔深圳的親戚，借南方溫暖的氣候養(yǎng)病。
　　從那時起，劉起?便被家人送到了這家養(yǎng)老院，并從此困在這里，再也沒有離開過。
　　在護工毛志芳眼中，剛來的時候，劉起?和別的老人“不太一樣”。他總捧著一套《尚書校釋譯論》，這是劉起?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離手，總拿著筆，在書上寫著什么。
　　但不知什么時候起，這套書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尋找，仍不見蹤影。劉起舒大發(fā)了一通脾氣，從此終日坐在床上對著墻壁，喃喃自語，身體狀態(tài)也每況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頭柜里抽取一件換洗衣服時，無意中抽出了壓在最底層的幾張信紙。信不知道是什么時候寫的，因為老人無法出門，這些信也沒能寄出。
　　事實上，這是劉起舒為了延續(xù)自己的學術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寫給中央高層領導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寫道：“……小小淺才薄學之小小讀書人劉生起舒，只最向明公尊前簡單敬獻一乞求之語，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賜一援手否?目前全國熟研古學如淺才者，確實恐怕只有幾個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釬待覆示。專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漸變得和其他老人一樣――易怒，煩躁，衣褲越來越破舊，散發(fā)出難聞的氣味。帕金森癥和老年癡呆也漸漸纏上了他。大小便開始失禁，為了護工照顧方便，他的褲子沒有拉鏈，長期套著塑料的尿袋。
　　在養(yǎng)老院里，一個護工要照顧10多個老人，常有忙不過來的時候。劉起舒嗜辣，有一次，護工不在身邊，他伸手去拿床頭柜上的辣椒醬，因為手抖得厲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醬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報》的一個文化記者，偶然得知了劉起?的近況，并將此事告訴了副總編輯丁邦杰。
　　作為一個長期跑文化口的新聞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劉起舒在現(xiàn)代史學界中的地位，這個副總編輯親自帶著記者，去養(yǎng)老院看望劉起舒。
　　“我簡直覺得不可思議，這樣’一位大家居然到了這步田地，太不可思議了�！彼�說。
　　但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更讓這個老報人感到震驚。劉起舒誤將他們當做北京來的記者，原本臥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發(fā)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撲過來，緊緊抓住他的手高聲尖叫：“帶我回北京!帶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連忙將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雙耳已經失聰，他們只能通過筆紙來交談。丁邦杰驚訝地發(fā)現(xiàn)，老人對身邊的事情已經糊涂了，但只要談起學術，他的思路卻異常清晰，甚至還能寫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幾部著作的題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來到養(yǎng)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經不清楚這天是什么日子了。這天晚上，養(yǎng)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餃和一盤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顫抖的右手夾起水餃，低著頭往嘴里送。
　　在翻檢老人的隨身物品時，丁邦杰還發(fā)現(xiàn)了一張老人親手寫的未能送出的借條，上書：“夏老師：請您借人民幣100元給我一用。非常感謝!學生劉起舒敬請�！�
　　“這樣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難過地說，“要是我們早幾年知道，好好照顧老人，再給他配個助手，他還能留下多少寶貴的史學財富?這恐怕永遠都是個未知數了�！�
　　其實，吳銳早就向組織上提過類似的建議。
　　2007年，吳銳就意識到不對勁。不但收不到劉起舒的信，連他給劉寫的數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來南京出差的機會，到養(yǎng)老院看望劉起舒，他悲哀地發(fā)現(xiàn)，原本如親人般的劉先生，竟然已經認不出他是誰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議，希望能給劉起?配個助手，為他整理相關的資料。但這個建議未被采納。
　　“劉先生的級別，不夠配助手�！币粋�領導告訴他。
　　不過，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周里，因為丁邦杰的報道，劉起舒的境遇發(fā)生了一些改變。
　　南京的市長與市委書記都前來看望了這個歷史學家，養(yǎng)老院的領導也專門為劉起舒開了一個單間，為他配備了專門的護工。
　　還有許多南京的讀者，也帶著鮮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來拜訪。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個讀者送來的一本用A4紙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戰(zhàn)國竹簡《保訓》的注釋。
　　“這是好東西，我(看完)要寫份讀后心得�！崩先税l(fā)出微弱而尖細的聲音。他望著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個疲憊不堪的旅人，終于見到了滿是食物和飲水的庇護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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