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污名應對是指被污名者運用不同策略來反抗社會賦予他們的貶低性標簽的動態(tài)過程。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從站在污名施予者的立場考察污名的影響轉(zhuǎn)向到強調(diào)被污名者作為主動應對者。目前，對污名應對的研究有三種理論取向：權衡比較取向、認同威脅取向和個人與情境互動取向。污名應對研究對于改善被污名者的心理健康和改進消除污名影響的政策等有重要意義。未來應進一步加強對可隱藏性污名應對的研究，綜合使用量化和質(zhì)性研究范式，關注污名應對的縱向研究，加強污名應對理論的實際應用。
　　關鍵詞：污名應對，權衡比較，認同威脅，個人與情境互動　分類號：B849．C91
　　
　　1　引言
　　
　　古往今來，人類往往對嚴重身心疾病患者、同性戀者和貧困者等邊緣或“異�！比后w持有偏見和消極刻板印象，并對他們采取歧視性行為。這些社會心理學問題的核心就是污名(stigma)。而這些邊緣或“異�！比后w會運用不同的策略來反抗社會賦予他們的貶低性標簽。這就涉及污名應對的問題。
　　自從E.Goffinan(1963)經(jīng)典著作《污名：受損身份管理詮釋》出版以來，心理學家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污名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污名應對(coping with stigma)逐漸成為污名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污名應對研究旨在從被污名者的視角出發(fā)，探討被污名者在具體污名情境中應對社會污名的動態(tài)過程、影響因素以及應對策略。國外在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很多。從被污名化程度上說，從輕度污名特質(zhì)如肥胖，中度污名特質(zhì)如精神疾病，到重度污名特質(zhì)如艾滋病等都有所涉及。從污名的維度來說，既包括可見性污名特質(zhì)如性別，也包括隱藏性污名特質(zhì)如同性戀。其中，隱藏性污名應對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目前，我國學者也開始了關于污名應對的研究，例如，對熟人社會背景下空間和文化等因素對艾滋病感染者及其相關被污名群體污名控制策略的研究。
　　
　　污名應對的問題受到高度關注，是因為它不僅關系被污名者個人的生存和正常生活，也關乎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和發(fā)展。首先，社會污名嚴重影響了被污名者個人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例如，Cochran等人(2007)分析2002～2003年對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大型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男同性戀者和男雙性戀者比男異性戀者更多地嘗試自殺行為；女同性戀者和女雙性戀者比女異性戀者在一生和最近一年內(nèi)經(jīng)歷更多的抑郁，同時在最近一年更多地使用毒品。其次，被污名者所處的困境已經(jīng)成為威脅社會穩(wěn)定與和諧發(fā)展的重大問題。例如，截至2007年底，我國現(xiàn)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人，2007年新發(fā)現(xiàn)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萬人；性傳播已經(jīng)成為我國艾滋病新發(fā)感染的主要途徑；艾滋病疫情呈現(xiàn)從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滲透的流行趨勢。嚴峻的艾滋病蔓延形勢加劇了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如醫(yī)療資源更加緊張、社會歧視造成的失學、失業(yè)、違法犯罪行為等社會隱患更加嚴重。鑒于此，污名應對的問題引起了各國政府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臨床醫(yī)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等從不同側面對污名應對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有助于在理論上澄清污名應對的機制，而且能為政府制定和完善有關消除污名的政策法規(guī)提供科學依據(jù)。
　　
　　2　污名應對研究的發(fā)展脈絡
　　
　　2.1　早期階段的研究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污名逐漸成為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80年代后，污名應對研究受到了關注。但是，有關研究主要從污名施予者的角度出發(fā)。在這一背景下，污名應對的研究主要呈現(xiàn)以下特點：
　　一是把污名應對單獨作為一個變量，考察它和其他變量的相關關系。例如，Namir等人(1987)最早研究了艾滋病感染者的應對策略。他們發(fā)現(xiàn)，否認這一情緒聚焦性應對策略與抑郁呈正相關。隨后的研究得到了與他們相一致的結論。
　　二是考察影響污名應對過程的中介和調(diào)節(jié)變量(覺知到的污名或歧視、應對資源、人格因素、社會支持等)、應對策略(積極或消極策略、認知和情緒策略等)以及污名應對的結果(自尊、學習成績、生活質(zhì)量、健康等)。例如，有實驗發(fā)現(xiàn)，當歧視線索明確時，被污名者會將自己的失敗歸因于歧視；而當歧視線索被模糊時，她們則失敗歸因于自我；控制感對歸因過程有一定的調(diào)節(jié)作用。Miller等人(1995)通過實驗發(fā)現(xiàn)，肥胖女性會采用補償策略來減少污名對自我的影響：當認為他人可以看到自己形象時，肥胖女性比非肥胖女性更認為自己可愛和具有社交技巧。Crocker等人(1993)也發(fā)現(xiàn)，當?shù)玫侥行载撁嬖u價信息時，如果肥胖女性把這種評價歸因于自我而非他人的歧視，那么，她們就會降低自尊，體驗更多的負面情緒。
　　
　　2.2　運用壓力一應對框架來研究污名應對
　　2000年，Miller及其同事把壓力一應對這一框架應用到污名應對研究之中，開創(chuàng)了污名應對研究的新局面。此后，污名應對研究進入了系統(tǒng)發(fā)展階段。他們認為，按照Lazarus和Folkman(1984)對壓力所下的經(jīng)典定義，即環(huán)境或(和)內(nèi)在的需求使個體或系統(tǒng)負擔超過其自身適應性資源的任何事件，遭受社會污名可以理解為一種壓力事件。因此，對被污名者來說，社會污名可以視為壓力源。這樣一來，壓力應對的思路可以應用到污名應對研究中了。
　　
　　Miller等人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一，突出了污名研究視角的轉(zhuǎn)變。此前的研究過分強調(diào)站在污名施與者的立場來考察污名的影響。而從被污名者角度出發(fā)的研究有利于考察污名對被污名者的真實影響，從而有助于深入地理解污名。第二，特別強調(diào)被污名者是污名主動“應對者”的角色。在公眾的眼里，被污名者一般只會被動接受來自外界偏見和歧視帶來的消極影響。事實上，他們會應用各種水平和類型的策略來減少、消除污名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有關污名應對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公眾了解被污名者生活的真實狀態(tài)，從而有助于消除社會對被污名群體的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第三，污名應對研究的思路更加清晰和系統(tǒng)化。此前的研究沒有單獨把污名應對作為一種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心理現(xiàn)象來考察，也沒有把污名應對看成一個隨個人一情境之間關系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因此，這些研究要么冠名于“污名管理”，要么在研究中模糊零散地提及污名應對的內(nèi)容，要么把污名應對的過程靜態(tài)化和簡單化。而在Miller及其同事把壓力一應對思路納入污名應對研究領域之后，污名應對作為一個專門領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成為污名研究的熱點問題。
　　
　　3　當代污名應對研究的三大理論取向
　　
　　目前，對污名應對的研究試圖把污名應對作為一個整體系統(tǒng)，探討污名應對的過程、影響因素、應對策略以及結果等一系列問題。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大都是基于個體水平提出問題或得出結論；二是具有具體情境的指向性和文化背景的指向性；三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背景下進行研究的 發(fā)現(xiàn)和結論；四是在應對反應的結果上，很多研究關注對自尊的影響。由于理論視角和思路的不同，有關污名應對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類取向：權衡比較取向、認同威脅取向和個人―情境互動過程取向。每一取向又包含著一些代表性的理論模型。
　　
　　3.1　權衡比較取向
　　這一取向強調(diào)，被污名者如何應對污名取決于其對多重因素的權衡和比較。至于對哪些因素進行權衡和比較，這一取向中的壓力一應對模型與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持不同觀點。前者認為是在對威脅的初級評價與對資源的次級評價之間的權衡和比較；而后者認為是在輸入和社會核心目標之間的權衡比較，進而產(chǎn)生維護或反抗社會目標的動機。
　　3.1.1　壓力一應對模型
　　Miller及其同事們借鑒針對日常生活事件的壓力一應對理論，提出并不斷完善了污名應對反應的壓力―應對模型(stress-coping model)，如圖1所示。這一模型已被其他學者所采納，是污名應對研究中較為成熟的理論。在他們看來，遭受社會污名是一個具有潛在壓力的生活事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使個體意識到其社會身份被貶低；二是使個體覺察到他人對其持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三是使個體不確定是否會因污名而被他人所歧視。因此，用于解釋人們?nèi)绾螒獙�和適應日常生活壓力事件的理論，可以被用來理解人們?nèi)绾螒獙ξ勖��?
　　壓力一應對模型強調(diào)，認知評價是影響個體對潛在生活壓力事件做出反應的主要中介變量。被污名者對污名的應對取決于他們對遭遇污名或感知到的歧視的認知評價。認知評價有兩級：一是初級評價：即對危險或威脅的評價；二是次級評價：即對個人應對能力和應對資源的評價。應對能力和應對資源既可以是個體的水平也可以是群體的水平，例如，認可同性戀的教堂對同性戀者提供的幫助，就是一種群體水平的應對資源。當對威脅的初級評價超過了對應對資源的次級評價時，壓力就產(chǎn)生了。
　　
　　應對是個人持續(xù)改變認知和行為來管理具體的外在和內(nèi)在需求的努力。Miller和Maior(2000)認為，按照個人應對污名的目標，應對策略可以分為“問題聚焦性”和“情緒聚焦性”兩種類型。前者的目標是為了改變導致壓力的個人和情境之間的關系。例如，努力減肥，或被認為在某一領域能力不足的人為了考試而更加努力。后者的目標是管理壓力情緒。例如，把失敗歸因于情景而不是自我的不足，或試圖貶低自己經(jīng)歷過失敗的領域的重要性。
　　2006年，Miller在認知評價和應對之間加入了偏見識別(prejudice identification)因素，完善了壓力一應對模型。她認為，污名一應對框架是一個包括三個主要成分的層級結構：認知評價、應對以及與認知評價和應對相關的偏見識別，如圖1所示。偏見識別包括三個方面：①自我識別：被污名者推斷自我成為偏見的對象；②他人識別：被污名者通過與他人的言語或行為溝通判斷自我成為偏見的對象；③被他人識別：他人推斷被污名者是否成為偏見的對象。偏見識別對認知評價和應對都有重要作用。就認知評價而言，被污名者只有察覺到偏見的存在，才會把某一偏見事件評價為有威脅的，從而確認為是與污名相關的壓力源。例如，有研究發(fā)現(xiàn)，當被污名者感知到自己成為歧視目標時，這一感知會直接對其自尊產(chǎn)生消極影響。就應對而言，被污名者的三種不同偏見識別可以產(chǎn)生不同的壓力，進而導致不同的應對反應。
　　3.1.2　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
　　Swim和Thomas(2006)通過融合行為的自我調(diào)節(jié)概念和壓力一應對模型，提出了污名應對的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self-regulation model)，如圖2所示。
　　個人都能成功觀點的被污名的少數(shù)民族成員(拉丁美裔和非裔黑人)，會較少地報告自我或所在群體是歧視的主要對象，較少地責備占優(yōu)勢地位的外群體，但會在遭遇歧視時報告更多的威脅和更低的自尊。Major等人(2007)通過實驗研究也發(fā)現(xiàn)，被污名群體的成員所持有的世界觀(worldview)會調(diào)節(jié)其感知到的歧視對自尊的影響。具體地說，對于信奉“精英價值觀”(例如，在美國相信任何群體中的個人都可以獲得成功，這種成功源于勤奮工作)拉丁裔美國被試，其感知到的歧視和自尊呈負相關；而對于不信奉這一價值觀的拉丁裔美國被試，其感知到的歧視和自尊呈正相關。這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視以及情境中的污名線索導致了對被污名者世界觀的威脅，這一威脅進而促使他們產(chǎn)生了維護其世界觀的動機。
　　
　　在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中，評價能力對應于壓力．應對模型中的次級評價，是指對個體處理情景資源的評價，包括樂觀、控制能力、專門技術、自我效能、反應效能(導致希望結果的行為的能力)以及社會支持和足夠的資金等方面。Uisey等人(2007)認為，非裔美國黑人具有基于靈性傾向和支持性社會網(wǎng)絡的內(nèi)外部應對資源。例如，基于靈性的資源包括宗教、祈禱、沉思等等。基于支持性社會網(wǎng)絡的資源包括家庭、社區(qū)和社會組織網(wǎng)絡等。
　　比較的過程產(chǎn)生實現(xiàn)目標的動機，并連同評價能力一起影響被污名者對應對反應的選擇。應對反應的選擇過程還受到他人反應的影響。例如，Burke(1991)認為，如果他人的反饋和個體自我認同不一致的話，即出現(xiàn)“認同斷裂”，會導致憂慮(distress)。Chesney和Smith(1999)發(fā)現(xiàn)，除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自己的行動會影響其是否接受治療，醫(yī)療工作者對其態(tài)度也會影響他們是否治療和使用醫(yī)療資源。
　　最后，應對反應還會產(chǎn)生一系列個體內(nèi)和人際間的結果。例如，個體內(nèi)的結果包括對自我的評價等等。人際間的結果包括他人對被污名者對抗污名的防御性反應。因此，應對污名的結果并不僅僅由被污名者控制，它還取決于他人對被污名者應對污名的反應。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結果構成了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中的新的輸入，從而形成一個循環(huán)的過程。例如，研究發(fā)現(xiàn)，過去污名的經(jīng)歷會影響被污名者對環(huán)境線索是否構成為歧視的評價。
　　
　　不難發(fā)現(xiàn)，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繼承了壓力．應對模型的核心思想，即包括初級評價、次級評價和應對三個要素。所不同的是，研究者細化了初級評價的內(nèi)容，認為初級評價是由被污名者的輸入和核心社會目標之間的比較構成。這種比較會產(chǎn)生實現(xiàn)或維護核心目標的愿望或動機。而壓力-應對模型中沒有動機這一因素，只要被污名者評價所經(jīng)歷的污名事件是有壓力的，即初級評價超過次級評價的時候，就會產(chǎn)生應對。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中還加入了他人反應的影響，強調(diào)了情景因素的作用。最后，自我調(diào)節(jié)模型認為一個過程產(chǎn)生的結果會進入下一個過程，這是一個循環(huán)的過程；壓力-應對模型則是線性過程，而不是循環(huán)過程。
　　
　　3.2　認同威脅取向
　　這一取向借用刻板印象威脅概念，強調(diào)特定環(huán)境中的污名線索引發(fā)了對被污名者認同的威脅，認同威脅可以涉及被污名者社會認同的方方面面：性別、年齡、種族、民族、社會階層和宗教等。Steele 等(2002)認為，刻板印象威脅實際上就是一種認同威脅。在這一取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Maior和O’Brien的污名應對的認同威脅模型(identitythreatmodel)，如圖3所示。
　　認同威脅模型認為，污名增加了被污名者感受到潛在壓力(即認同威脅)的可能性。集體表征、情境線索和個人特征影響著人們對環(huán)境之于他們幸福感的重要性的評價。在這里，集體表征是指被污名者所共享的主流文化中有關其被污名化的認識和理解。它包括被污名者在他人眼中被貶低的意識、主流文化中被污名身份的刻板印象以及對成為歧視受害者的識別。
　　情境線索是指社會認同受到潛在威脅的情境。Malor和O’Brien列舉了因能力被污名的群體威脅的情景，它包括能力診斷測驗、被暴露在強化所在群體消極刻板印象的媒體形象之中、被要求揭露其隱藏的污名等。由于個人帶進情境的集體表征塑造著情境的意義，不同的人對同樣情境的感知或評價可能是不同的。例如，McKown和Weinstein(2003)發(fā)現(xiàn)，在年齡足夠大能夠意識到對其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的兒童中，增加與群體相關的消極刻板印象的情境線索會導致刻板印象威脅效應；而在年齡較小還不能夠意識到這些刻板印象的兒童中則不產(chǎn)生這種影響。
　　個體特征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被污名者如何感知和評價所處的情境環(huán)境，它是影響污名應對反應的重要因素。個體特征主要包括對污名的敏感度、群體認同感、領域認同感以及目標和動機。例如，一個在污名意識測量中得分越高的人，更可能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認為自己是歧視的目標，更會預期自己被外群體成員消極對待，更會分配較多的注意力到那些下意識威脅到其社會認同的言語上。有研究發(fā)現(xiàn)，在進入大學三個星期之后，入學前在種族一拒絕敏感性量表上得分較高的黑人學生，會比那些之前得分較低的學生更多地感知到消極的與種族相關的經(jīng)歷和歧視。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和低樂觀傾向的女性相比，那些高樂觀傾向的女性在閱讀了大男子主義的材料之后更少地評價自己受到了威脅，且自尊較高。
　　當被污名者把污名評價為威脅了其社會認同，并且這種威脅超過了其所具有應對資源時，認同威脅就產(chǎn)生了。對認同威脅的反應可以是不隨意的，例如，焦慮，漸增的警覺和工作記憶的負擔等；也可以是隨意的，例如，應對的努力等。
　　應對結果不同于對認同威脅的不隨意反應和隨意反應。應對結果是對自尊、學業(yè)成績或健康的影響。例如，研究發(fā)現(xiàn)，拉丁裔美國學生的群體認同感越高，就越容易把消極事件歸因于歧視，也就容易把歧視評價為更嚴重和廣泛，繼而導致低自尊；在認同威脅的情境下，應對幽默感越強的女性，在數(shù)學測驗上的表現(xiàn)越好。
　　
　　3.3　個人一情境互動取向
　　這一取向強調(diào)情境因素(既包括宏觀的社會文化背景，也包含微觀的、即時的污名情境)對污名反應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即時的情境效應。它認為污名的應對是一個情境與個體因素相互作用的互動過程。在這一取向中，有兩個有代表性的模型：污名反應的情境模型和污名隱藏的心理表達的過程模型。
　　3.3.1　污名反應的情境模型
　　Corrigan和Watson等通過研究精神疾病患者如何應對污名，提出了污名反應的情境模型(situational model of the personal response tostigma)，如圖4所示。這個模型強調(diào)情境因素在個人在污名應對反應中的作用。
　　該模型認為，在集體表征和認知啟動的作用下，具有明顯污名條件的個體(例如，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會意識到自己的污名條件以及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消極行為(例如，雇主拒絕向其提供工作機會)。在這里，集體表征包括三個成分。第一，文化刻板印象。例如，對于精神病患者，社會文化中與之相關的刻板印象有，“精神病人是危險的，不能夠照顧自己”。第二，對所在群體社會層級地位的理解。有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更多地報告他們個人感受到歧視，并認為這是一種源于美國社會制度對黑人群體的歧視。這種對不平等社會制度的責備可以調(diào)節(jié)污名對自尊的影響。第三，社會意識觀念。在西方社會，社會意識觀念主要是指新教倫理。新教倫理認為，個人的辛勤工作是獲得成功的基礎；而失敗則標志著個人自我放任和自律性差。因此，新教倫理的支持者并不把被污名者看成是偏見的受害者，而把他們的機會喪失看成是其自我放任的必然結果。認知啟動是指個人所處的情境信息可以激活相應的文化刻板印象和集體表征。例如，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通過讓兩組肥胖女性被試閱讀一段政治演說，其中，實驗組的閱讀材料吹捧新教倫理，而控制組的閱讀材料則持中立立場。結果表明，實驗組因啟動了新教倫理的集體表征而比控制組顯示出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
　　污名條件和他人消極行為等事件對被污名者的影響還取決于自我價值感的領域權變性(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自我價值感的領域權變性決定著生活事件所包含的特定意義對個體自我價值感的影響程度。當這些負面事件同被污名者的自我價值感的領域權變性相關的時候，污名會影響他們的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
　　在集體表征、認知啟動以及自我價值感的領域權變性因素的影響下，被污名者將會更明顯地感知到污名源的存在，并對污名的合理性做出一個基本判斷：合理性高(所遭受的污名正當合理)或合理性低(所遭受的污名不合理)。
　　群體認同感在影響被污名群體成員如何解釋和應對污名過程中起著非常復雜且重要的作用：它既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視的前因變量，也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視的結果變量，還會調(diào)節(jié)感知到的歧視和自尊之間的關系，甚至可以直接影響自尊。例如，McCoy和Major(2003)發(fā)現(xiàn)，群體認同感可以調(diào)節(jié)由實驗情境下感知到的歧視對自尊的影響。當群體認同感低的女性獲得負面的評價來自于有大男子主義的男性而非大男子主義的男性的時候，她們表現(xiàn)出更高的自尊。而群體認同感高的女性中不存在這種差異。
　　由于受到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被污名者可能會有三種應對反應：1)那些強烈認同被污名群體但認為污名是不合理(“我有精神病但是我并不感到可恥”)的個人將會出現(xiàn)正當?shù)膽嵟?“我不愿意別人不公正地對待我”)，他們會熱衷于擁護集體和賦權的努力；2)不論感知合理性的高低，那些不認同群體的個人都將對自我污名表現(xiàn)出漠視；3)那些既認同所在群體又認為消極的刻板印象以及所導致的歧視都是合理的個人會降低自尊，內(nèi)化污名對自己的消極影響。
　　3.3.2　污名隱藏的心理表達的過程模型
　　近來，污名應對研究從關注與種族、性別、肥胖等有關的可見性污名(visible stigma)轉(zhuǎn)向關注與飲食紊亂、同性戀、精神疾病等有關的可隱藏性污名(concealable stigma)。具有隱藏污名條件狀況的 人在不表露的情況下雖然可以免于偏見和歧視，但是他們不僅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而且其日常生活也遭受著巨大的干擾。Pachankis(2007)在分析了前人有關理論與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污名隱藏的心理表達的過程模型(a process model of the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ncealing a stigma)來理解針對可隱藏性污名的應對過程，如圖5所示。
　　這一模型認為，情境的特點(污名的顯著性、被發(fā)現(xiàn)的威脅及其結果)能夠激活一系列內(nèi)在的認知表達和情感表達。例如，警惕、懷疑以及焦慮和羞恥。這些認知和情感的反應緊密聯(lián)系，它們的影響是雙向的。消極的認知模式(如對問題來源的錯誤歸因)可以導致負性的情感狀態(tài)(如焦慮和抑郁)。例如，Major和Gramzow(1999)對442名墮胎女性進行有關污名經(jīng)歷的研究發(fā)現(xiàn)，有一半女性由于認識到他人的可能歧視而感覺有必要隱藏她們的墮胎經(jīng)歷。而隱藏這一污名會引發(fā)有關墮胎的壓制性觀念，這些想法會導致進一步困惑。最終，這些壓制性觀念和困惑產(chǎn)生了憂慮，影響到她們的心理健康。隱藏污名還會增加被污名者的認知負荷，這種心理負擔被稱為“保密的地獄”。同樣，負性的情感狀態(tài)可以導致消極的認知反應。
　　認知表達和情感表達動態(tài)地影響行為表達。這種影響既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是共同的�？赡艿男袨楸磉_包括印象管理、回避他人和自我隔絕等，這些行為進而又影響到個人的人際環(huán)境。例如，Pachankis和Goldfried(2006)發(fā)現(xiàn)，由于害怕自己因性取向遭受社會拒絕和負面評價，男同性戀者會嘗試改變自己的行為。這包括轉(zhuǎn)變說話的語調(diào)和內(nèi)容、修正姿勢和儀態(tài)、改變走路的方式、對親密關系的另一方撒謊以及使自己看起來更男性化等等。其中，隱藏與表露是被污名者面臨的重要挑戰(zhàn)，他們不得不經(jīng)�？紤]是否、何時、如何以及向誰表露他們的污名狀況。
　　自我評價是這個模型中的重要成分。因隱藏污名導致自我評價的困難主要包括認同矛盾、缺少基于群體水平的自我保護性歸因、消極的自我概念和低自我效能感。一方面，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感等自我評價影響到認知、情感和行為；另一方面，反過來，認知、情感和行為也影響著特定情境下的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感。例如，對艾滋病患者研究發(fā)現(xiàn)，同已經(jīng)表露的男性相比，向性伴侶隱瞞病情的男性經(jīng)歷著更多的情感憂慮，這包括敵意、生理性焦慮、恐懼和精神疾病；而且，他們會減少安全套的使用，并因此降低自我效能感。
　　總之，污名隱藏的心理表達的過程模型解釋了認知、情感、行為和自我評價在應對污名時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解釋了每一個因素如何在整個循環(huán)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
　　
　　4　問題與展望
　　
　　4.1　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
　　就目前疾病污名應對的研究而言，其應對的對象到底是污名還是疾病這一界限還不清晰。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公眾往往會給疾病及其患者貼上標簽，賦予疾病負面的社會意義，特別是會把疾病和道德聯(lián)系起來。例如，在中國等亞洲國家，人們通常認為艾滋病是“臟病”，得艾滋病的人生活作風不好、有不正當?shù)男孕袨��？梢�，除了疾病本身帶來的生理痛苦，疾病被賦予的社會意義還導致公眾對患者持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態(tài)度，并施與歧視性行為。換句話說，患者需要應對雙重壓力：疾病本身帶來的生理痛苦和疾病帶來的社會污名；社會污名反過來又對患者身體和心理健康產(chǎn)生消極影響。因此，疾病污名應對的研究難以把對疾病本身的應對與對疾病污名的應對兩者截然分開。
　　
　　4.2　未來研究展望
　　目前我國關于污名應對的研究比較薄弱，從數(shù)量上和質(zhì)量上都和國外的研究存在明顯差距。未來研究應該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4.2.1　重視可隱藏性污名的應對的研究
　　由于可隱藏性污名本身具有隱藏性特點，遭受可隱藏性污名的個體比可見性污名的個體經(jīng)歷著更大的心理壓力和負擔。例如，他們經(jīng)常需要保持警覺以保護自己，需要考慮是否表露等問題。因此，可隱藏性污名將成為未來污名研究的熱點，而可隱藏性污名的應對將成為這一熱點中的重要課題。目前，國外學者對精神病患者、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艾滋病患者的隱藏性污名應對的研究正在逐漸深入。
　　由于全球艾滋病疫情的流行，艾滋病相關污名引發(fā)了嚴重社會問題，因此艾滋病污名的應對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關注。在Google學術搜索中，我們以“stigma”、“coping”和“HIV／AIDS”為主題詞，搜索到1981年至2007年期間發(fā)表的英文電子期刊文獻約一萬兩千多條。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應對污名的動機或任務；二是影響應對過程的中介和調(diào)節(jié)變量；三是具體應對策略；四是應對對情緒困擾、憂慮、生活質(zhì)量和健康的影響；五是表露或隱藏。其中，表露或隱藏是艾滋病污名應對研究中的重要內(nèi)容。這是因為：(1)表露在應對污名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雙重的作用，即它可能是一種壓力源，又可能成為應對污名的有效策略；(2)是否表露成為判斷艾滋感染者／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3)表露本身影響到對艾滋感染者／患者的治療決定和進展，進而影響艾滋病毒的傳播或艾滋病的蔓延。目前中國在艾滋病污名領域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有關艾滋病污名應對的研究尚較為罕見，因此，需要對這一領域予以更多的關注。
　　4.2.2　量化研究和質(zhì)性研究并駕齊驅(qū)
　　未來的污名應對研究中，量化研究和質(zhì)性研究兩大研究范式應該結合起來，相互補充。目前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這種結合有兩種形式：第一，綜合采用兩種范式來研究同一問題。例如，Mallett和Swim(2005)通過量化的實驗室研究(研究1)和質(zhì)性的日常日記記錄法(研究2)來綜合考察肥胖者避免歧視的應對問題。一方面，為了防止其他因素對實驗室中被試應對歧視的影響，研究者利用研究2真實生活情境來檢驗研究1得到的結論，彌補實驗室研究中因去情境化帶來的偏差。另一方面，他們利用研究1的結論驗證和推廣研究2的結論。第二，在整個大的研究項目下，綜合這兩種范式、采用多個子研究來考察污名應對的問題。例如，對于中國文化背景下艾滋病污名與歧視這一課題，鑒于研究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可采用深度訪談、問卷調(diào)查、媒體分析等多重研究方法。這種多方法的三角測量有助于從多層次多維度揭示中國文化下艾滋病污名應對的內(nèi)容和特點。
　　4.2.3　關注污名應對的縱向研究
　　梁寶勇指出，在應對研究中，大多數(shù)研究的設計與壓力和適應過程的理論之間存在嚴重不協(xié)調(diào)。這一問題同樣存在于污名應對領域的研究之中。應對是個體通過持續(xù)的認知和行為來管理壓力的過程，它具有情境性和動態(tài)性的特點；污名應對是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fā)展過程，它會隨著個人和情境關系的改變而變化。按照這一理解，污名應對研究應該采用縱向的、被試內(nèi)的設計。但是，目前國外研究大多采用橫斷的、被試問的設計。這樣的研究不利于深入考察污名應對方式、策略和影響因素隨個人和情境之間關系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受制于縱向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實際困難，目前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縱向研究。例如，Weaver等(2005)在壓力―應對的框架下，對參加抑制性高效抗逆轉(zhuǎn)錄病毒治療(highly activeantiretroviral therapy)的188名男性和134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污名應對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追蹤研究。研究者把第一次收集的數(shù)據(jù)作為基線水平，并在隨后的第3個月、第9個月和第15個月再次收集數(shù)據(jù)。研究結果表明，負面情緒和社會支持對堅持治療的影響受到回避性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乇苄詰獙�和堅持治療呈負相關。被試越多地采用回避性應對，就越不容易堅持治療。另外，還有學者利用日記記錄法來進行污名應對的縱向研究。這一方法有利于節(jié)省研究者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反映了真實生活情境。因此，未來研究中應該尋求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從而促進對污名應對的縱向研究。
　　4.2.4　重視污名應對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
　　應用是理論價值的重要體現(xiàn)。如何把污名應對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現(xiàn)實生活來消除污名的消極影響是一個值得探索的重要課題。這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被污名者個體因污名帶來的適應不良、情緒困擾以及反社會行為等心理健康問題進行干預，為臨床預防和治療提供有效支持。實際上，研究與臨床實踐脫節(jié)也是目前應對研究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二是通過大眾媒體向公眾傳播被污名者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消除公眾對被污名群體的刻板印象，減少偏見和歧視。三是推動政府決策機構和公共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采取相應的配套政策措施來改善被污名者的生存狀況。例如，Muyinda等人(1997)在烏干達的研究發(fā)現(xiàn)，雖然艾滋病污名不利于患者尋求治療，也不利于其家庭對艾滋病的應對，但由于當?shù)刈稍兎�務和家庭照料模式的發(fā)展，寬容的態(tài)度逐漸在這一地區(qū)興起。這樣的研究結果為繼續(xù)改善和加強咨詢服務和旨在照料艾滋病患者的社區(qū)服務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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