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Tversky和Kahneman提出錨定與調整啟發(fā)式以來，錨定效應在不同領域判斷與決策研究中得到廣泛驗證，提出了不同類型的錨定效應、多種研究范式、心理機制的不同理論觀點，以及錨定效應作為有關心理現(xiàn)象的內在作用機制。文章闡述了錨定效應的最新研究進展，提出應深化對錨的種類和形態(tài)研究，以豐富的技術手段發(fā)展錨定效應神經(jīng)心理機制研究，系統(tǒng)地進行錨定效應影響因素研究，深入探討錨定現(xiàn)象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正負面影響以及錨定效應與其他有關心理現(xiàn)象間的關系。
　　關鍵詞：錨定效應；判斷；決策
　　分類號：B842：C93
　　
　　1　錨定效應的提出及相關實驗證據(jù)
　　
　　1.1錨定效應的提出
　　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是指在不確定情境下，判斷與決策的結果或目標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錨”的方向接近而產生估計偏差的現(xiàn)象。
　　Tversky和Kahneman(1974)通過實驗發(fā)現(xiàn)，在不確定情境下，人們對于數(shù)量的估計出現(xiàn)了向錨值趨近而產生偏差的現(xiàn)象。在一項研究中，要求被試估計非洲國家在聯(lián)合國中所占的比例，給每位被試一個隨機的數(shù)值，首先要求被試對于非洲國家在聯(lián)合國中所占的比例是高于還是低于這個數(shù)值作出判斷，隨后要求被試對所占比例的具體數(shù)值進行估計。其中，給被試的數(shù)值是通過轉動幸運輪盤隨機獲得的。結果顯示，從輪盤上得到數(shù)字10和65，并分別以此為起始點作出估計的被試，其估計數(shù)值的中位數(shù)分別是25％和45％。即使被試認識到輪盤上轉出的數(shù)值是隨機的，與面臨的判斷任務無關，卻依然出現(xiàn)了目標值估計受錨值影響的現(xiàn)象。
　　Tversky和Kahnemall在實驗基礎上提出了錨定與調整啟發(fā)式(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的概念，將錨定效應作為人們判斷與決策中啟發(fā)式策略的一種形式和機制。人們采用錨定與調整啟發(fā)式作估計時，是以錨值為起點進行調整而產生最終答案的，而錨值有可能是問題表述的一種暗示，或者是部分的計算結果，由于從錨值向目標值的調整往往是不充分的，因而產生了估計偏差。
　　1.2錨定效應的多領域驗證
　　錨定效應在眾多領域判斷與決策問題的研究中得到驗證，從日常生活中的現(xiàn)象，如促銷廣告用詞對購買數(shù)量決策的影響，到風險預測性問題，如估計股市指數(shù)的變化；從一般知識性問題、博彩估計問題、法律判斷問題、協(xié)商談判問題、價格估計問題，到自我效能評估、軟件評估問題等，許多研究沿用并發(fā)展了Tversky和Kahneman的研究框架，將研究擴展到現(xiàn)場實驗和真實情境中，從不同角度證明錨定效應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十分活躍又難以消除的判斷偏差。
　　例如，一項以艾滋病毒攜帶者及內科醫(yī)生為被試的研究，考察無關錨值對于患者及醫(yī)生進行選擇任務的影響，結果顯示，雙向無關錨值對于艾滋病毒攜帶者判斷由于避孕失敗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對于內科醫(yī)生判斷病人患肺部栓塞的概率均具有顯著影響(Brewer,Chapman，Schwartz，＆Bergus，2007)。一項關于法庭懲罰性標準評估的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提供的懲罰金和補償金額度上限錨值的增長，被試評估的金額數(shù)量及變化幅度均在增長，顯著高于未提供任何數(shù)量參照的控制組(Robbennolt＆Studebaker,1999)。另有一項關于購買者估計銷售價格的錨定效應與參照點效應的研究顯示，主觀錨定點低于建議銷售價格的被試給出了更低的銷售價，主觀錨定點高于建議銷售價格的被試給出了更高的銷售價：在參照點實驗中發(fā)現(xiàn)，被試是以建議銷售價為錨定點，建議銷售價與市場評估價共同影響被試所預期的獲益或受損的定價(Kristensen&Garling，2000)。一項關于態(tài)度轉變中錨定效應的研究顯示，極端錨值對于判斷的影響要大于適中錨值的影響(Wegener, Petty,Detweiler-Bedell，&Jarvis，2001)。又如，一項關于美日商務談判者出價時間選擇與功能的跨文化對比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美國談判者中，出價時間較早會導致行為錨的形成，并影響進一步的探討及達成共贏(Adair＆Weingart，2007)。
　　1.3關于減少錨定效應負面影響的實驗發(fā)現(xiàn)
　　隨著錨定偏差在許多領域中的驗證，人們越來越關注減少錨定效應負面影響的途徑和方法。Koehler在一項關于假設產生與判斷自信關系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僅僅對假設進行評價的被試比自發(fā)產生假設的被試出現(xiàn)更高水平的過度自信，Chapman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自發(fā)產生的錨比實驗者給予的錨帶來的偏差要小(Chapman＆Johnson，2002)。Epley等人認為，如果采取適當?shù)姆椒�，錨定效應可能不會徹底消除，但能夠明顯減少。應根據(jù)錨的種類及偏差產生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減少偏差，如可以采取“反向思維”策略矯正外部錨效應(Epley &Gilovieh。2005)。Mussweiler在一項以汽車技師和經(jīng)銷商為被試的實驗中驗證了這一策略的有效性。其中，要求一組被試判斷二手車是否以某一價格出售更合適，要求另一組被試判斷某一出售價格是否不合適，結果轎車的實際估價在后一種條件下比前一種條件下受建議銷售價的影響要小(Mussweiler,Strack&Pfeiffer,2000)。Paritosh等人提出了“類比的錨”(analogical anchors)與因果調整(causal adjustment)的思想，通過建立類比估計的計算機模型，驗證了類比錨對于減少人們判斷中錨定偏差的有效性(Paritosh＆Klenk，2006)。
　　
　　2　錨定效應的類型與研究范式
　　
　　2.1經(jīng)典錨定效應：語意啟動范式
　　TverskyNIKahneman的錨定效應研究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傳統(tǒng)錨定效應或經(jīng)典錨定效應，這主要是針對其研究范式而言。經(jīng)典錨定效應的研究采用兩步范式(two-step paradigm)(Epley＆Gilovich，2005)，即先要求被試對于問題情境下需要作出估計的未知目標值是高于或低于某一個錨值進行判斷和回答，第二步要求被試估計出目標值的絕對數(shù)量。例如，在Jacowitz~Kahneman(1995)的研究中，首先要求被試考慮密西西比河是長于還是短于5000米，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接著，再讓被試判斷密西西比河的具體長度。由于兩步范式是從問題的背景內容為起點呈現(xiàn)給被試的，有關研究證明了兩步范式的語意啟動(semantic priming)效應，因此又被稱為語意啟動范式(Wong＆Kwong，2000)。截至目前，有相當數(shù)量關于錨定效應的研究均采用了這一研究范式，這一范式也被作為標準的錨定范式(standard anchoring paradigm)。
　　2.2基礎錨定效應：數(shù)字啟動范式 　　基礎錨定效應(basic anchoring effect)的研究視角，是在對經(jīng)典錨定效應研究的審視中產生的。Wilson等人提出，在傳統(tǒng)錨定效應的研究框架下，由于讓被試進行錨值與未知目標值之間進行外顯的比較，接著給出估計值，而證明了錨定效應的存在，但其中有可能是因為簡單的數(shù)字呈現(xiàn)導致了人們的判斷偏差。為此，他們采用數(shù)字啟動(numericalpriming)范式設計了一系列實驗，考察了單純的數(shù)字呈現(xiàn)下的錨定效應，如以隨機分配給被試的ID號以及“筆跡學實驗”中讓被試抄寫數(shù)字等材料啟動，不要求被試將上述有關數(shù)字與判斷任務中的未知目標值作比較，結果發(fā)現(xiàn)被試對問題(如，估計電話號碼簿中內科醫(yī)生的數(shù)量)目標值的判斷依然受到了啟動數(shù)字的影響，從而證明了單純數(shù)字呈現(xiàn)下的錨定效應，并稱其為基礎錨定效應(Wilson，Houston，Eitling，＆Brekke，1996)。Wilson等人的研究還進一步提出，相對于經(jīng)典錨定效應的實驗而言，錨定效應是一種在自然情境下更有可能產生的普遍的心理加工過程。Brewer等人的研究進一步驗證和擴展了Wilson等人的研究結論(Brewer＆Chapman，2002)，但也有實驗結果表明數(shù)字啟動的錨定效應是較弱且不穩(wěn)定的(Struck＆Mussweiler,1997)。
　　2.3潛意識錨效應：閾下啟動范式
　　許多研究顯示，即使是在沒有可供外顯比較的錨的情況下，錨定效應依然發(fā)生。針對這一現(xiàn)象，Mussweiler等人提出了新的設想，即一個潛在的錨如果快速呈現(xiàn)給判斷者，是否會產生錨定效應，數(shù)字估計是否受到無意識覺察下的錨(subliminal anchoring)的影響。他們采用閾下啟動(subliminal priming)的方式，向被試呈現(xiàn)一個潛在的錨值，考察被試數(shù)量估計中的錨定效應(Mussweiler&Englich 2005)。在系列實驗中，采用無意義字母串和字符串作為掩蔽刺激，控制啟動錨值與掩蔽刺激呈現(xiàn)的時間間隔，分別以15ms、33ms兩種時間間隔呈現(xiàn)，要求被試對埃菲爾鐵塔的高度、中型轎車的均價等知識性問題及價格估計問題進行判斷。結果表明，實驗中所操縱的閾下錨值確實影響了被試作判斷，被試估計的目標值向錨值方向偏離。在Muasweiler等人驗證了潛意識錨效應的同時，也有研究表明，對于數(shù)字標準即錨的感知與通達必須達到某一個確定的閾限以上，才會產生錨定偏差(Brewer＆Chapman，2002)。
　　2.4自生錨與實驗者錨的錨定效應：基于控制論思想的研究范式
　　自生錨(self-generated anchoring)指被試在不確定情境下進行判斷時自發(fā)產生的內在的錨值。實驗者錨(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ing)指由實驗者提供的外在的錨值，亦即經(jīng)典錨定效應中的錨。自生錨與實驗者錨的概念與實驗范式是在研究錨定效應發(fā)生機制的過程中提出的。早期的觀點認為，錨定效應是人們在作判斷時從錨值向未知目標值調整不充分而產生的，但是這一觀點在標準的錨定范式下沒有得到相關研究證據(jù)的支持。Eplcy等人提出了自生錨與實驗者錨的分類，將個體自發(fā)產生的錨值引入到錨定效應的研究中，通過操縱自生錨與實驗者錨的實驗情境，驗證“不充分調整”啟發(fā)式(Epley＆Gilovich，2001)。他們借鑒了控制論的思想，認為調整過程遵循由Miller等人提出的“檢驗，操作―檢驗―停止”(test-operate-test-exit)范式，針對這一范式，設計了相應的實驗程序，要求被試回答一組知識性問題(如，華盛頓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時間，等)，進而把被試對目標值估計時認為合理的數(shù)值范圍也作為實驗分析的重要變量，揭示了被試判斷時調整的過程和范圍，從而取得了“不充分調整”啟發(fā)式心理機制的證據(jù)(Epley＆Gilovich，2006)。
　　在上述各種錨定效應的研究基礎上，特別是基礎錨、閾下錨效應在重復驗證中的不穩(wěn)定傾向及其在生態(tài)性上的欠缺，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更貼近現(xiàn)實的錨的形態(tài)研究。如Jasper等人采用經(jīng)典錨定范式呈現(xiàn)錨值的同時，進一步針對錨值向被試提供了一條可靠的信息資源，結果顯示，附加了信息資源的錨定效應產生了變化(Jasper&Christmun，2005)：Janiszewski等人在新近的研究中通過實驗對比了錨值的不同精確度對錨定效應的影響(Janiszewski＆try,2008)，結果顯示，相對于粗略的錨值(roundanchor)，精確的錨值(precise anchor)被表征在具有更精細分辨率的主觀尺度上，調整在這個主觀尺度上反復進行，則導致了對精確錨值的較小的調整，出現(xiàn)了更大程度的錨定偏差。
　　
　　3　錨定效應的心理機制
　　
　　3.1選擇通達模型
　　Strack和Mussweiler從信息的情境效應等社會認知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選擇通達模型(selective accessibity model。8A)，并通過標準錨定范式下的實驗驗證了該模型對錨定效應心理機制解釋的合理性(Mussweiler＆Strack，1999。2001，2002；Mussweiler,2001,2002)。他們提出，當人們面臨標準范式下的判斷問題，一種情況是確切地知道目標值，如，一個人知道密西西比河的長度是2350米，那么可以直接從記憶中提取信息準確予以回答；第二種情況是雖然不知道確切的目標值，但是可以通過對目標值類別知識的提取和加工進行估計，而這時只有當錨值在類別知識的邊界之外，類別知識才能在判斷中有用；第三種情況是既不知道確切的目標值，也不能簡單地運用類別知識進行判斷，那么判斷者必須要進行更為復雜的認知操作并形成一種SA心理模型。認為與錨相一致(anchor-consistent)知識的選擇性通達的增長對錨定效應起到調節(jié)作用，當回答錨的比較問題時，判斷者進行正性的假設檢驗加工(hypothesis testing)，即假設錨可能就是目標值，判斷者試圖通過確認假設而檢驗假設。例如，當判斷者思考“非洲國家在聯(lián)合國所占的比例是高于還是低于65％”時，從實際比例有可能就是65％的假設檢驗入手，積極搜索支持這一假設的證據(jù)，于是與錨一致的關于目標值的知識很容易地從記憶中提取出來，隨后產生的數(shù)值的估計就建立在這種知識的基礎上。選擇通達模型認為錨定效應產生于與錨相一致信息的選擇性通達的增長，即在有選擇地補充與錨相一致的信息的過程中，錨的暫時表征(temporary representation)在短時記憶中得到建構，由于尋找了與錨相一致的信息，因此錨的表征中隨即包含了偏差信息，進而影響了后續(xù)的判斷。這種選擇性通達的信息需具備兩個至關緊要的 特征，即信息的可利用性和代表性。Mussweiler等人還通過實驗分析了類別知識和樣例知識在解決錨定任務中的作用，進一步對SA模型進行了驗證(Mussweiler＆Strack 2000)。
　　3.2不充分調整啟發(fā)式模型
　　錨定效應產生自不充分調整。Jacowitz和Kahneman(1995)對于這一觀點進行了進一步解釋，調整過程往往有一個可接受的范圍，由于調整過程在可接受的邊界上下終止了，即從追求準確的立足點出發(fā)不充分地矯正了錨值的影響，而產生了判斷偏差。為了證明這一觀點，Epley等人進行了自生錨效應和實驗者錨(或外部錨)效應的區(qū)分。外部錨是由實驗者或其他外部資源提供的，對于處于不確定問題情境下的判斷者而言，即使外部錨再離譜，也不得不認真對待；而自生錨則相反，判斷者從一開始就知道自生錨是錯誤的，即自生錨與目標值之間有差距，因此，判斷者不必去考慮錨是否就是目標值，不具備搜索與錨相一致信息即選擇通達的動力。這種自發(fā)產生的內在錨值簡化了原本更為復雜的評估過程，啟動了一個序列調整的加工過程，這一過程是跳躍式的而不是滑動式的調整，當判斷者感到“滿意”，調整即停止(Epley&gilovieh，2001)。例如，人們可能不知道豐田凱美瑞汽車下個年度的價格，但是可能從當年的通貨膨脹模型進行調整；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第二高峰的高度，但是可能從為人所熟知的珠穆朗瑪峰的高度進行調整。Epley等人在初期的實驗中，對產生和使用自生錨的被試進行有效鑒別，將自生錨與實驗者錨的被試對知識性問題的判斷結果進行對比，驗證了“不充分調整”的觀點。在近期的實驗中，Epley等人通過被試的自生錨值、目標估計值、可接受的估計范圍等多個變量，考查不充分調整的過程，實驗結果顯示，被試估計值的平均數(shù)小于估計范圍中位數(shù)。實驗結果還發(fā)現(xiàn)，警告、時間壓力、獎勵、認知負荷、認知需求等因素對內生錨效應影響顯著，對實驗者錨效應影響不顯著(Epley＆Gilovich，2004，2006)。
　　3.3錨定效應的雙重心理過程
　　Mills認為不是所有判斷中的錯誤和偏差都產生于不充分的努力思考(effortful thinking)。Epley等人從這一觀點出發(fā)進一步提出，在許多判斷問題的研究中，試圖增強努力思考程度的設計，如對判斷準確性的獎勵或對避免出錯的外在警告，對于減少錨定效應是不起作用的，這說明在一定條件下判斷的主導加工過程是自動的、無意識的、不需要努力的，是不可控的。為此，在錨定效應中，存在兩個心理加工過程，一個加工過程受到努力思考的系統(tǒng)影響，另一個加工過程不受努力思考的系統(tǒng)影響(Epley&Gilovieh，2005)。對于語意啟動的標準錨定范式下的sA模型，其驅動力往往來自自動化的心理加工過程，努力思考的量的操縱對于這種心理過程沒有什么影響，這種額外的努力思考所能做的，是引導被試產生了一些證據(jù)，用于對“錨值可能即為目標值”的假設的確認，否則這些證據(jù)有可能考慮不到。與之相反，自生錨啟動了努力思考的心理加工過程，基于自生錨的調整是有意識的和深思熟慮的，因此，被試在回答自生錨的問題時，能夠有意識地報告調整中所進行的加工過程，而在標準錨定范式下對于實驗者錨的問題回答沒有報告出這樣的調整過程。相關研究表明，實驗者通過減少人們努力思考過程中的能力或動機投入，導致了自生錨調整程度的削減，使錨定效應產生變化，但是在回答實驗者錨的問題時，錨定效應沒有受到影響。如，當讓被試回答自生錨的問題時，加入了一個記憶由8個字母構成的字母串的任務，結果被試給出的回答比沒有加干擾任務的對照組被試更接近自生錨。
　　3.4錨定效應的神經(jīng)心理機制
　　Jasper和Christman(2005)率先對利手強度與錨定效應的關系進行實驗研究，以探討錨定效應的神經(jīng)心理機制。結果發(fā)現(xiàn)，在無信息意義的雙向錨值條件下，強利手(strong-hander)被試比混合利手(mixed-bander)被試顯示出更大的錨定偏差，但在有信息資源支持的錨值條件下，兩者之間沒有差異；在錨定啟發(fā)式的經(jīng)典乘法任務中，錨值的高低與利手強度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混合利手被試在高錨值下給出了更高的估計，在低錨值下給出了更低的估計。該研究進一步借用了有關利手強度與左右腦功能以及元認知的腦機制等研究成果，對實驗結果進行分析認為，由于混合利手的人大腦胼胝體比強利手的人更大，因而左右半球的互動更強，當左腦負責保持現(xiàn)狀信念的時候，右腦扮演了唱反調的角色，搜尋、鑒別與現(xiàn)狀信念不同的信息，并在必要時強制進行左半球的表征升級，最終促使現(xiàn)有信念的改變；而刺激信息的可信度對于大腦與新信息之間互動的調節(jié)作用主要與元認知能力有關，前額葉皮層是元認知能力的神經(jīng)基礎，由于混合利手的人胼胝體較大，特別是在前扣帶回區(qū)域更為突出，因此混合利手的人大腦左右半球在前額區(qū)的互動更強，具有更強的“反觀思考”(counterfactualizing)的能力，而“反觀思考”即為元認知活動。Jasper和Christman的實驗研究結果與他們關于利手強度與框架效應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是相反的，他們借用有關研究分析了利手強度不同的人錨定效應差異產生的腦機制，但是還沒有來自大腦生理指標的直接證據(jù)。
　　
　　4　錨定效應對其他有關心理現(xiàn)象的解釋
　　
　　在研究和揭示錨定效應內涵和發(fā)生機制的同時，研究者們將研究視角擴展到錨定效應與其他一些有關心理現(xiàn)象的關系，將錨定效應作為有關心理現(xiàn)象的一種潛在發(fā)生機制進行分析和驗證，其中代表性的有自我中心偏差、后見之明、偏好反轉等心理現(xiàn)象的錨定機制研究。
　　(1)Quaffront(1982)認為人們從自己的觀點為起點進行不充分的調整而導致了自我中心偏差。Gilovich、Epley和Keysar等人進一步深化了這一觀點，認為當采用他人觀點時，人們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而是將自己的觀點作為起點或判斷錨，一方面人們認為他人和自己所見所經(jīng)驗到的世界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他們也認識到不同的動機、信念和背景會導致對相同的刺激產生不同的知覺和解釋，因而這個自我錨有時是需要調整去調和自己與他人認識間差異的(Keysar,Barr,Balin，&Brauner,2000；Epley＆Keysar,2004)。Epley等人采用情景判斷材料進行觀點采擇實驗，以檢驗自我中心偏差產生的心理過程，實驗證明，當采用他人觀點時，將自己的觀點作為起始錨，隨后連續(xù)而努力地考慮自己與他人觀點的差異，跳躍式地調整一定的量并評價所調整的新觀點是否與他人的觀點相吻合，如果吻合，調整停止；如果不吻合，開始新的與自己觀點有更大差異的跳躍式調整，直至達到一個能夠調和自己與他人觀點的可接受的結果。
　　(2)關于后見之明的心理機制存在兩種代表性 的理論解釋，Ofir等人采用錨定和調整理論對后見之明偏差的解釋認為(Oflr＆Mazursky,1990)，人們從給出的結果為起點產生對判斷的回顧，并基于元認知的線索從結果錨進行調整。在努力回憶過程中，人們對結果的驚奇程度以及基于元認知信息對原有判斷的調整程度不同，從而產生兩種調整過程，當人們產生“我應該知道!”的感覺時，基于元認知信息進行較小的調整，而高估他們預言的準確性，從而導致后見之明偏差；當人們感到結果很驚奇，產生“我從來就不知道!”的感覺，元認知信息使人們進行較大的回顧性調整，從而減少后見之明偏差出現(xiàn)的可能性。Ash和Jennifer(2008)以頓悟和多步驟數(shù)學題為實驗材料，采用瑣事任務范式及案例研究范式驗證了上述原理，并進一步提出，這一原理與“升級和再判斷”(Updating＆Re-judging)理論在對后見之明的解釋上不是競爭關系，而是分別適用于元認知的判斷(metacognitive judgment)及情境的判斷(situationaljudgment)等兩種任務類型。
　　(3)以錨定機制解釋偏好反轉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不充分調整及選擇通達兩個研究路徑。Lichtenstein等人最早從不充分調整模型研究偏好反轉
　　(Lichtenstein＆Slovic，1971)，認為偏好反轉是決策中的反應模式效應，當要求被試提出最低估價時，被試是以兩種益損情形中贏的價格為錨進行調整，而要求被試在兩種益損情形中進行選擇時，被試是以獲贏的概率為錨進行調整，因而導致了偏好反轉的不對稱性。Schkade等人從選擇通達模型的概念激活原理出發(fā)，采用反應模式的一致性效應解釋偏好反轉(Schkade&Johson，1989)，認為目標項特征的權重依賴于反應模式，人們對于那些與反應標準相一致的特征給予更高的權重，因此在給彩票估價時，彩票的貨幣形式被賦予更高的權重，相反地，在評價彩票的中獎可能性時，概率形式被賦予更高的權重，即貨幣錨影響貨幣形式方面的判斷，錨的形式引發(fā)了對相似的目標特征的關注，從而影響了目標判斷。
　　
　　5　錨定效應研究的展望
　　
　　在回顧和總結錨定效應研究成果基礎上，我們認為未來關于錨定效應的研究將圍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深入：
　　(1)對錨的種類和結構的研究
　　錨定效應研究是在對錨的種類和結構的探索過程中推進的，對于錨的每一種新的認識，均為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動力。截至目前，對于錨的種類與結構的認識相對于錨定效應的復雜程度而言，還是初步的。例如已有的錨定研究，如基礎錨、閩下錨效應的研究結論還存在差異和分歧：錨的種類研究設計的生態(tài)學特征還較為欠缺；對于錨的研究更多地限于數(shù)字錨，信息錨的研究還較為欠缺。因此，錨的種類和結構的認識和挖掘依然是錨定效應研究的重點工作。
　　(2)錨定效應研究范式的創(chuàng)新
　　多數(shù)錨定效應的研究對于錨值的操縱主要限于經(jīng)典兩步范式的實驗室情境，材料也多以一般知識性問題為主，研究范式中所涉及的情境因素、判斷過程較為單一，與判斷、決策的實際情境之間存在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錨定效應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此外，以往研究很少觸及不同類型的錨的內在關系，如關于內生錨與實驗者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分別產生的錨定效應，而在實際判斷與決策中，兩種錨往往是同時出現(xiàn)并相互作用的，兩種錨之間是競爭還是協(xié)同的關系，沒有研究和回答。因此，需要通過創(chuàng)新研究范式對上述不足予以完善和改進。
　　(3)錨定效應的神經(jīng)心理機制研究
　　關于錨定效應心理機制有選擇通達模型、不充分調整模型及雙重心理過程等三種理論觀點，對于這三種觀點特別是錨定效應雙重心理過程的理論觀點，還需要更加系統(tǒng)的實驗驗證及來自神經(jīng)機制方面的證明。目前，關于錨定效應的神經(jīng)心理機制的研究還很少，有關錨定效應腦機制的解釋還是建立在間接分析基礎上的，缺乏對大腦生理指標的直接研究。因此，應進一步采用EEG、ERP、fmri及PET等技術手段，研究人們在執(zhí)行錨定任務過程中大腦兩個半球的功能、激活水平及互動聯(lián)系等特征。
　　(4)錨定效應影響因素的研究
　　以往關于錨定效應影響因素的研究散見于有關心理機制的研究中，如在經(jīng)典錨定效應及自生錨效應的研究中，己不同程度地涉及知識經(jīng)驗、認知負荷、動機等影響因素，新近的研究擴展到了人格因素，如McElroy等人考察了“大五”人格中開放性水平與錨定效應的關系(Meelroy＆Dowd，2007)，證明了開放性程度高的被試更容易受到錨線索的影響。從總體上看，錨定效應影響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統(tǒng)性，而錨定效應作為一種特殊的心理現(xiàn)象，究竟有哪些更為關鍵和本質的因素對其產生影響，是如何發(fā)生作用的，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才能有效地推進對錨定效應規(guī)律的認識。
　　(5)錨定現(xiàn)象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正負面影響
　　正如Harvey(2007)在回顧預測判斷研究時提出，“盡管以生態(tài)理性為基礎的適應性啟發(fā)式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在描述性范式基礎上提出的決策啟發(fā)式，對于預測判斷知識的構建依然是有價值的”。在研究錨定效應負面影響的同時，研究者也在關注錨定現(xiàn)象的有效性及其發(fā)揮效力的條件。如Harvey認為，當一個變量效用的預測是基于先前同類變量效用的外顯信息，人們會采用錨定啟發(fā)式，對于那些以典型的生態(tài)方式呈減速趨勢的系列，采用錨定啟發(fā)式進行的預測是準確的，而對于現(xiàn)代技術社會中一些需要我們通過進化去適應的非典型的環(huán)境系列，如金融市場變化等，錨定啟發(fā)式的預測往往是有偏差的。這一概括是否準確，錨定現(xiàn)象在什么條件下出現(xiàn)正面的影響，還有待更多的研究和驗證。同時，在探究錨定效應的產生原因與機制基礎上，盡可能地減少錨定偏差，是錨定效應研究的目標之一，但回顧以往研究，關于如何有效地減少錨定偏差的研究結論還較為貧乏，對這一問題需開展更深層次的研究。
　　(6)錨定效應與其他有關心理現(xiàn)象之間關系
　　以往研究顯示，以錨定效應為潛在心理機制對有關心理現(xiàn)象的解釋是部分的、有條件的，如對于后見之明、自我中心偏差等現(xiàn)象的解釋，有的限于任務類型，有的僅限于從錨定效應某一種心理機制模型視角的解釋，并且實證研究還不夠充分。究竟錨定效應作為有關心理現(xiàn)象內在機制的作用機理是什么，其發(fā)揮作用的條件因素是什么，還需要更進一步深入的探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系統(tǒng)全面的解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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