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官僚政治的奴性文化基調(diào) 　　 　　在一個社會資源主要由政治權(quán)力支配的時代,屬下因無條件服從而得到君主賞賜的權(quán)力成為財富和自我實現(xiàn)程度的主要象征。不愿媚上而無法獲得政治權(quán)力的真正隱士,其生活處境相當困難,一般人難以接受。莊子,超然物外,但他的生活異常艱辛。陶淵明任彭澤令時不滿于社會黑暗,辭官還鄉(xiāng),晚景凄涼,靠乞食為生。陳仲子本是齊國貴族,為追求道義,不肯食不義之食,也不肯貪不義之財,其結(jié)果是面有菜色,生活艱難。孟子就諷刺說,陳仲子這樣的隱士,只有變成蚯蚓,上食黃土,下飲甘泉,方能達到自己的境界。反之,因絕對服從又能討君主歡心而獲得政治權(quán)力的奴才卻能活得很滋潤。
　　在中國封建王權(quán)時代,俸祿在官員的收入中并不占主要比例,其大部分收入來自于合法與不合法的收項。合法的例如“陋規(guī)”,不合法的就是受賄了。明朝大宦官劉瑾積累的家產(chǎn)超過6750萬兩白銀,清代和?的財產(chǎn)相當于清朝盛世18年的財政收入。對中間的官僚,俗語一般的評估為:“三年清知府(縣),十萬雪花銀�！彼�以,官愈大,經(jīng)濟上的利益就越大,官越小,經(jīng)濟利益就呈下降趨勢,不當官,就只能捧著《論語》過窮日子了。
　　中國歷經(jīng)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朕即天下”,皇帝是所有人的主子,官員都是皇帝的奴才。因此,奴性旗幟在官場高揚并不是奇怪之事。中樞重臣、地方大吏要直接向皇帝獻媚,才能保住高官厚祿乃至更深厚的灰色收入。一般官僚要向上司獻媚,在保住不菲的經(jīng)濟效益的同時,爭取升遷以獲取更豐厚的經(jīng)濟收益�！扒Ю镒龉僦粸樨敗迸c“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奴性文化,正是人的經(jīng)濟理性與專制政治體制媾和而生發(fā)出的文化怪胎。我們并不認為作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士群體完全喪失了理性和批判精神,但在強大的專制權(quán)力之下,焚書坑儒、黨錮之禍、文字獄,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政治真空。在經(jīng)濟利益的誘惑之下,輔以政治高壓,奴性文化焉能不在專制王權(quán)的官僚體系中狂歡呢?批判理性喪失,奴性文化大行其道,此方苞所謂“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劉澤華先生對古代官僚階層的奴性心態(tài)總結(jié)得非常精辟:“(士大夫)飛黃騰達時多阿諛,失意之時多牢騷�！�
　　
　　奴性文化的培基效應
　　
　　奴性文化是建設(shè)一言堂的地基。唯命是從,唯上是從,是奴性文化的一大表征。無論決策或執(zhí)行過程,組織成員放棄了自身的判斷力,以領(lǐng)導的認知和意志代替自己的認知和意志。甚至于領(lǐng)導并不熱衷于在執(zhí)行的具體問題上進行判斷時,組織成員也要千方百計試圖揣摩出領(lǐng)導在具體問題上的傾向性。這種氛圍不僅僅只是阻礙組織的效率,更嚴重的的后果在于組織的決策因而缺失了自我糾正的機制。自我糾正的機制主要來自于組織成員的放膽進言,而正是奴性文化扼殺了放膽進言所需的獨立人格基礎(chǔ)。
　　另一方面,奴性文化也促進了領(lǐng)導者對自身判斷力和人格魅力的自信膨脹。長期被阿諛奉承與歌功頌德所包裹,即使是曾經(jīng)非常理性和保持自我清醒的杰出人士,亦不免逐漸喪失自我反省的能力。我們一般認為毛澤東對于“文革”具有不可推卸的領(lǐng)導責任,但是我們是否還記得當中共中央全會舉手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時,只有陳少敏一名中央委員沒有舉手。這是奴性文化造成政治理性喪失的典型案例。
　　而湖南郴州李大倫、曾錦春案則演繹了奴性培育腐敗的溫室效應。當領(lǐng)導開始腐敗時,奴性文化使得其轄區(qū)內(nèi)的反腐機制喪失了“自治能力”,官場風氣亦漸漸敗壞到極點。等到上一級紀委介入時,領(lǐng)導個人的腐敗已發(fā)展成窩案。當我們痛斥腐敗時,不僅應當去勾畫腐敗分子的丑惡行徑,更重要的反省是,我們的言行所建構(gòu)的奴性文化是如何充當了呵護腐敗萌芽成長的溫床。
　　奴性文化是一種更為陰暗的心理結(jié)構(gòu)。在公務員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的今天,許多人并不是沒看清奴性文化遮掩下的腐敗。明白而裝聾作啞,凸顯了中國文化中另一根深蒂固的心理習俗。所謂的“搭便車”是也,即自己不愿冒遭受打壓的風險而寧愿站在一旁看義憤之士出頭――義憤之士贏來權(quán)益,自己心安理得跟著一起享受;義憤之士遇挫受壓,旁觀者沒有搭上便車但自身利益也毫無損失。長期以來,越出頭的椽子越早爛掉,最后誰也不愿意站出來說“皇帝的新衣”,大家眼睜睜地看著腐化墮落和奴性文化一起滿世界狂歡而都在堅守“沉默的自由”。
　　
　　奴性文化:反腐短板
　　
　　今天,我們建設(shè)清廉政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清除腐敗成長的培基――奴性文化。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對于專制傳統(tǒng)和奴性文化的清算未能徹底,乃是因為救亡的任務壓倒了啟蒙的使命。在明代,對貪腐的懲戒不可謂不嚴厲,對官員的監(jiān)督也不可謂不嚴密,但是腐敗并沒有得到遏止。因為官場奴性文化的大行其道抵消了嚴密監(jiān)督的大部分效力,也使得官員貪腐的成本預期降至極低。官員的奴性心理慣性和“睿智的沉默”對于腐敗的隱忍和掩藏作用降低了腐敗的風險成本。可以說,奴性文化及其維持這一文化特征的社會實踐是中國反腐的一大短板。
　　“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孟子》中原話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一“篡改”的創(chuàng)意來自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秦暉倡導普通個人積極爭取民主權(quán)利――他同時也在爭取所有人的權(quán)利,而對“達”者多一些約束使其“獨善其身”。歸納起來,就是“窮”者多一些權(quán)利意識和實踐精神,“達”者少一些權(quán)力迷信和自我膨脹,即“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才能逐漸消除“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禍患。
　　但是,“窮”者何以能、何以敢說話?“民不與官斗”的說法道盡了其中的奧妙:那些揭發(fā)官員腐敗惡行的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場。這種情形在當今中國也屢見不鮮。在“窮”者不能說、不敢說的情境中,我們對“達”者“獨善其身”的自覺性傾向不應當抱有過高的期望�？梢哉f,“官本位”結(jié)構(gòu)之下官民之間、上下之間地位和權(quán)利的嚴重失衡是奴性文化得以狂歡的腳本。
　　今天,民主已經(jīng)成為共識,專制遭到唾棄,但是拒絕奴性、敢于充當“出頭椽子”的官場勇士還是太少。等到了不再仰視官員或領(lǐng)導,同時不再將“出頭椽子”視為勇者或另類,官場的奴性文化培基才能坍塌,反腐亦將不再是一場任重而道遠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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