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的歷史,伴隨著國家的歷史。 　　3000多年前,周厲王“殺人止謗”,說的就是堵塞民意通道引發(fā)國人暴動、暴君被趕下臺流放出去的故事,并從此留下一句“防民之口,勝于防川”的千古名言。中華大智,知易行難。幾千年之后,時人猶有“言塞湖”之警,不免讓人感慨成長的艱難。
　　然而世界畢竟已不同。30年來的思想解放,讓權力走下神壇,也是喚醒民眾心底深處權利意識的過程。偶像的黃昏之后,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公共精神的勃發(fā),我們正在迎來――
　　
　　民意時代的青春期
　　
　　“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惫湃丝偨Y出的民意和執(zhí)政的關系,可謂是通古今之變的政治智慧。梁啟超則進一步將歷史人物與民意之間的關系歸納為:剛打天下時,要否定或質疑流行于世的“民意”以突顯自身灼見;打完天下,創(chuàng)造民意以推行施政理想;天下太平后遵從民意,不可獨斷獨行。
　　不過話雖如此,民意卻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混沌期。古代天子代天役使萬民,官吏代天子牧民,老百姓只是牛羊,根本沒有話語權和表達空間,以致民怨積聚,發(fā)展到最后總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帶來歷代王朝興亡政權替代的輪回。
　　當年在延安,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了歷史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以“一條新路”作答,即民主�！爸挥凶屓嗣駚肀O(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新中國成立,方從根本上結束了民意幾千年來被壓制、被踐踏的命運,民意獲得了新生。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順應民意就是天經(jīng)地義。但中國的問題在于傳統(tǒng)包袱太重,歷史慣性太強:精英治理思維的桎梏,封建等級觀念之流毒,還有曾經(jīng)高度集權的計劃經(jīng)濟管理模式,對權力的迷信和崇拜,使得不僅一些政府有“老爺心態(tài)”,很多老百姓也懷抱“子民意識”。民意在相當長時期內(nèi)仍然處于一種不自覺的低迷狀態(tài)。
　　民意長期的蟄伏,反倒使不正常成為正常,職責當成了施恩,分內(nèi)之事也被歌功頌德。報紙上看到民眾下跪感謝政府的新聞,想想中國人民都站起來60年了,還要向公仆下跪,誰的悲哀?
　　不過,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這10年,民意進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個年輕人,不夠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氣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勢奔涌而出,越來越深地介入到國家政治生活中。與之同時,執(zhí)政者也越來越認識到民意之重要。
　　如今,民意在政策出臺、干部升遷或問責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人民滿不滿意,人民高不高興,人民贊不贊成”,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暮饬繕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言行一�?有些地方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尊重民意,而是利用民意、編造民意,將其當作敷衍公眾和謀取政績的“道具”。
　　比如媒體公開曝光江蘇幾個縣為小康達標進行的民意造假,給村民發(fā)電話調(diào)查問卷的“標準答案”,讓小學生放假回家專門答題;再比如一些地方官員用“情景設置”和“群眾演員”將上級領導與群眾隔開,讓其聽不到真話,也了解不到基層的真實情況。這樣的事件并非鮮見,甚至已經(jīng)成為公開的潛規(guī)則(詳見本刊2009年7期《基層接待政治》策劃)。更有甚者,如前不久薄熙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一些地方都逼得老百姓到了開胸驗肺、斷指自清的地步,還一邊閉著眼睛在自己的臉上貼上親民、愛民的標簽�！�
　　一些地方和官員為民執(zhí)政理論不差,聲情并茂的表態(tài)不差,差的是尊重民意誠意和行動。網(wǎng)絡流行的“被××”,就是民意對民意被扭曲、被利用現(xiàn)實的嘲諷。那么,誰能表達真正民意――
　　
　　網(wǎng)絡何必獨領風騷
　　
　　民意,就是人民群眾共同的、普遍的意愿。人民是個政治概念,過去專指被統(tǒng)治階級的勞苦大眾,而現(xiàn)在,人民幾乎涵蓋所有。因此現(xiàn)在說的民意,更多是從政府和公眾不同視角的區(qū)分,與官意相對。
　　中國有13億多人民,那么究竟誰能代表民意,誰來傳遞民意?法理上來說,最有資格最能代表的當然是人民代表。憲法規(guī)定,人大代表代表民眾參政議政,表達人民的訴求,行使國家的最高權力。我國平均每24萬城市人口和每96萬農(nóng)村人口各擁有1位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共有2987位,但其中官員占了大半壁河山。2005年的數(shù)據(jù)是占70%。這個問題敏感,現(xiàn)在也不再公布具體數(shù)字了,近年來雖然有微調(diào),但基本構成格局估計還是沒有變。
　　官員代表太多被置疑,不是說官員們的能力素質不夠,而是因其“只緣身在此山中”。去年全國人代會小組討論,鐘南山就放炮,“我們開會,10分鐘發(fā)言,前面8分鐘是在歌功頌德,對報告歌功頌德,對自己歌功頌德,剩下的沒有時間了�！逼鋵嵈蠹乙怖斫�,誰當著頂頭上司說不是?
　　一直以來存在的“啞巴代表”“板凳代表”,其履職能力備受詬病。現(xiàn)在又多了些“炒作代表”,靠“恢復繁體字”、“改人民幣為中華元”等雷人提案來爭奪眼球,真正的國計民生、社會熱點反倒被冷落。雖說近年來隨著民主政治的推進,兩會提神不少,代表總體也在進步,但總的說來,對人民代表的現(xiàn)狀,民眾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現(xiàn)在的選舉形式下,誰讓我們只是“被代表”呢?
　　論及民意表達,現(xiàn)代社會離不開傳媒。在我國,傳統(tǒng)新聞媒體以社會公器的公信力,作為政府和公眾橋梁,在民意表達中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這些年來,傳統(tǒng)媒體在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之外,也越來越關注民情民生,注重民意表達,特別是通過與網(wǎng)絡新媒體互動,共同推動社會熱點事件的解決。
　　但目前傳統(tǒng)媒體存在的問題是,一是隔山打牛,異地監(jiān)督火熱,本地之事沉默,不遠千里刨根問底,對咫尺之事卻無能為力;二是炒作跟風,過分扎推一兩件熱點事件,跟風炒作不厭其煩,而之外大量的“問題盲區(qū)”卻無人問津。一句“窮也要窮得有新聞性”,就道出了冷酷但客觀的現(xiàn)實。雖然有的問題也不是媒體自身能解決的,但大量的民眾聲音尚不能通過新聞媒體表達出來,卻是事實。
　　在正式的表達和代議機制不發(fā)達的情況下,自由、開放、虛擬的網(wǎng)絡便承載著更多的民意表達、情緒宣泄功能,網(wǎng)絡民意成為非主流的主流。它以3.38億的網(wǎng)民為土壤,成為引領輿論走向、影響社會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網(wǎng)絡問政成為中國民主政治一大亮點。
　　雖然網(wǎng)絡言論不見得都是民意的真實表達,一邊倒的聲音也未必就正確,如楊佳案中一些網(wǎng)民對暴力的歌頌,就非常偏激和非理性。而“胡斌替身”和“艾滋女”等網(wǎng)絡造謠事件的出現(xiàn),更加讓公眾對網(wǎng)絡世界多了一份審慎和理性。但假新聞背后的真問題,仍然是值得當政者認真思考。尤其是在當前民意表達渠道還受限的語境下,網(wǎng)絡作為“言論廣場”的優(yōu)勢仍然無可比擬――即使你并不認同網(wǎng)上的大多數(shù)意見,但你總還能找到一個代表自己的觀點。
　　誰來表達民意,這的確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如果我們的人大代表能夠真正履行為民代言之職,各個階層群體的聲音表達能夠暢通無礙,傳統(tǒng)媒體能真正發(fā)揮“人民喉舌”的功能,網(wǎng)絡民意也就不會如現(xiàn)在般獨領風騷了。正因如此,民意――
　　
　　且莫輕言勝利
　　
　　一些官員很困惑,今天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比任何時候都好過,為何民眾還那么多要求,那么多不滿?這是一種刻舟求劍的思維。時代不同了,民意亦在與時俱進。貧困求溫飽,亂世祈太平,現(xiàn)代民意則有了更高的期待:社會公平正義,政府廉潔高效,人人共享發(fā)展的成果。
　　不過,在現(xiàn)在社會轉型、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下,立場不同,利益相爭,民意也不只有一種聲音。工人農(nóng)民的聲音反映了多數(shù)民意,經(jīng)理老板企業(yè)家的話也是民意的一個組成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也可以代表民意,如此意見紛紜,甚至可能出現(xiàn)相互間打架的情況。幾年前關于《勞動合同法》的爭議就非常典型。如此,方有主流民意之說。
　　多元民意如何取舍,何謂主流?對于決策者來說,就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復雜的運算題,過程至關重要。決策要體現(xiàn)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但又不是實現(xiàn)多數(shù)人的暴政;既要保護每個群體的基本權利,又要體現(xiàn)科學和效率。因此決策者所要做的,不是自作主張地偏聽某一種聲音,也不是想當然地將某種聲音當作主流,而應該通過民主決策的方式對不同的民意進行整合,在公開、公正的標準下進行公開透明的博弈,以這樣民主程序產(chǎn)生的結果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夠尊重。
　　但現(xiàn)實中,我們尚未建立起這樣公開透明的民主決策機制,民意的參與還不得其門而入。雖然也有聽證會、民意調(diào)研等,但往往有其形無其實。政府采納哪個主體的民意,傾向于維護哪個主體的利益,既體現(xiàn)為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搏弈(多為暗箱操作),也在于政府自身部門利益的考量,包括具體官員對個人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經(jīng)濟利益)的計算。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自身利益和強勢集團的利益可能取代公共利益,讓廣大民眾徒呼奈何。
　　高房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關于房價已經(jīng)民意沸騰,但歷來政府抑止房價的措施總是雷聲大、雨點小。2008年底的金融危機讓老百姓剛剛看到一點降的跡象,一些地方政府就紛紛出來“救市”,房價又很快掉頭一騎絕塵,又讓老百姓的心墜到了谷底。不單房價,類似在電信資費收費、油價漲跌、又或者個稅起征線等事關公眾的政策上,感覺政府更多地坐在強勢利益集團一邊,而不顧多數(shù)民意的沸反盈天。
　　現(xiàn)在有這樣一種現(xiàn)象,民意針對一件具體典型事件的作用效果不錯,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新近的內(nèi)蒙檢察長豪車事件,一逮一個準;但在影響決策上似乎力有不逮,比如以上所列;對于體制性或制度性的問題幾乎就是束手無策,如公開政府“三公”消費和建立官員財產(chǎn)申報制度。民意若不能真正影響決策進而產(chǎn)生制度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會成為眾聲喧嘩后的一地雞毛。
　　處理一個人容易,解決一個問題難。周久耕倒了,官場奢侈浪費之風仍未絕,最多不過穿上一件馬甲。精確點殺與整體無力的現(xiàn)象并存,說明民意力量的脆弱和不確定性。只要問責的壓力仍然來自于上級領導,遠非真正意義上的民意的勝利。
　　善政,是善待民意之政,亦是善用民意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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