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在影像資料上留下了諸多空白，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拍攝的《中國》則成為了東西方都重視的珍貴史料。安東尼奧尼在中國待了22天，留下了這部3小時40分鐘的紀錄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紀錄片導演伊文思（Joris Ivens）從1972年開始，花了三年在中國拍攝長達12個小時的系列紀錄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1938年就到中國拍攝記錄抗戰(zhàn)的電影《四萬萬人民》，和周恩來關系深厚。《愚公移山》拍攝于“文革”間，但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人們歷史想象的片段，包括有中國人生活穩(wěn)定、進步的展現，伊文思本人也有“相信‘文革’”的名聲在外。外國人對他有批評，中國學者對他也有懷疑的聲音，東西方看他，都有不能理解之處。
　　相比安東尼奧尼《中國》的巨大影響，伊文思則是被人遺忘了。在北京舉辦的新人電影節(jié)上，《愚公移山》的部分章節(jié)再度放映，伊文思夫人瑪索琳娜•羅麗丹•伊文思作為嘉賓出席，回憶了《愚公移山》的往事。
　　周恩來說，不要拍紅色的中國
　　1938年，伊文思在當代歷史電影公司（伊文思和海明威等美國知識分子組成今日歷史電影公司，后改名當代歷史電影公司）和華僑的資助下，經香港到達漢口，拍攝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有關宋美齡、周恩來的鏡頭都收錄其中，還有收復臺兒莊的畫面，史料價值不言而喻。伊文思也在那時和周恩來結下私交。1958年，伊文思在中國拍攝了兩部紀錄片：表現新中國初期中國人生活的《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議英國帝國主義武裝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六億人民的怒吼》。
　　瑪索琳娜回憶，“文革”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夫婦是“被禁止到中國來”的，人們認為他們屬于“民主派”。1967年伊文思夫婦到中國拍攝關于越戰(zhàn)的電影，卻不敢與自己熟悉的中國朋友相見，即便行走在老朋友住的街道上，也不去敲朋友的門，怕給朋友惹麻煩。
　　1971年末，伊文思夫婦又來到中國。周恩來見到故交便問：“為什么不帶著攝像機一起來？”伊文思答：“不知道帶攝像機來是否合適�！碑敃r整個西方都有反對中國的聲音，周恩來邀請他們到中國來拍攝紀錄片，并說：“如果你們愿意，你們可以回來拍電影，但是不要拍一個紅色的中國，不要把中國拍成一朵玫瑰花。我們知道歐洲人認為，在中國一切都很糟糕，但這并不是把中國拍得很美好的理由�！爆斔髁漳日f，周恩來一直強調不要把中國拍得完美無缺，這幫助了伊文思夫婦爭取到高質量的現實。
　　和安東尼奧尼不同，伊文思夫婦沒有帶自己的團隊。他們用中國的團隊、中國的攝影師，計劃長期工作。
　　伊文思希望拍攝中國人的真實生活。伊文思夫婦曾經的翻譯陸頌和回憶，伊文思曾到清華拍攝教育改革，學生接受采訪時都說自己是工農兵，他覺得不真實，最后沒有用這一段。在新疆拍攝，當地居民把冬天穿的皮襖子都掛在外面，看見外賓來了就撣撣皮襖上的灰，伊文思立刻阻止，說皮襖在外面放了一個冬天，有灰才是自然的。
　　在拍攝《上海第三藥店》（《愚公移山》的一部）時，伊文思夫婦花了很長時間讓藥店的員工熟悉自己。藥店的員工的確對伊文思非常坦誠，其中有一位過去是藥店的主人，藥店收歸國有之后成了普通員工。他對鏡頭老實說了一些在當時有些敏感的話：自己拿的工資比一般員工高，但是現在已經不參與藥店的經營討論：“我過去是資本家，經營藥店總是有資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需要的藥想多進一些，他們覺得這樣不對。”
　　江青暗示想拍《紅都女皇》
　　周恩來請伊文思夫婦來中國之后，江青三次接見他們，讓他們陪自己看了四次樣板戲。看戲的時候，江青一直在跟伊文思講自己的成長故事和歷史，暗示伊文思拍一部《紅都女皇》來歌頌自己。夫婦倆商量之后決定不予理睬：“我們的鏡頭從來不對準領袖，我們感興趣的是人民的生活�！币廖乃紝χ袊�共產黨有感情，覺得江青所為有損共產黨形象，也沒有跟別人說這件事。
　　瑪索琳娜說：“我們不受江青的喜歡。”伊文思夫婦曾在新疆住了很長時間拍片子，瑪索琳娜上街拍照，一直有人跟蹤，她懷疑是江青派來的，就把跟蹤的人也一并拍下�！拔矣X得我們當時都被當作間諜了，我不是在控訴江青，只是當時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我們被卷入其中�！标戫灪徒忉�，這只是瑪索琳娜的懷疑，當時跟著她的是保衛(wèi)，也沒有人把他們夫婦當作間諜。
　　1975年，《愚公移山》拍好了一部分，伊文思夫婦想放映這些段落，以便知道中國觀眾的意見，但被阻止了。文化組要審查《愚公移山》，提了61條修改意見。例如伊文思在大漁島跟船下海，問船長：“你對‘文化大革命’理解嗎？”船長說不理解。審片組的意見是：“不可能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币呀浥暮玫牟糠謳缀跞�部被批評了，但是伊文思夫婦拒絕任何修改意見。
　　安東尼奧尼《中國》的盛名，和這部影片曾在中國受到大規(guī)模的批判有關，伊文思夫婦也牽扯其中。江青組織不同單位和學校去看《中國》，看完了要批評，并要求伊文思也加入，讓他們寫文章反對安東尼奧尼。伊文思給出的回答是：“批評別人不是我們的習慣，我們拒絕寫批評文章�！爆斔髁漳然貞洉r解釋：“都是電影人，我們不能批判我們的伙伴。我們是自由的人，別人跟我們一樣自由�！币廖乃挤驄D在中國的拍攝經常涉及到政治，瑪索琳娜說：“歷史要比我們講述的更復雜�！�
　　被指“撒謊”的伊文思
　　《愚公移山》1976年在法國公映，起初很引起轟動，西方人終于看到隔著鐵幕的中國究竟是什么樣子。電影在巴黎放映了六個月，場場滿座，收到來自各國的購買要求，電視臺也準備播放。當時的評論說：“伊文思把我們帶到中國，讓我們和中國人生活了一段時間�！�
　　上世紀70年代拍攝紀錄片期間，伊文思雖然生活在中國，對政治新聞反而沒有國外知道得多。陸頌和回憶，林彪墜機的事情，當時他們對伊文思是保密的：“我們有外事紀律，不能講就是不能講，他一點也不知道。”1976年西方開始猜測中國政治變局，伊文思在電視臺發(fā)表演講，稱“以伊文思的聲譽保證，中國政府是穩(wěn)定的，黨是穩(wěn)定的，不會有變化”。不久后，“四人幫”倒臺被捕。
　　伊文思在西方的形象忽然變成了“撒謊者”、“宣傳家”，西方人指責他給中國涂脂抹粉，懷疑紀錄片的真實性，《愚公移山》也隨之名譽掃地。 伊文思夫婦在隨后的十年里都沒有工作，生活貧困。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即便是今天的中國人，看到《愚公移山》，都會覺得有些地方很意外。《球的故事》中，北京一所學校規(guī)定上課鈴響之后不能再踢球，一個學生還是踢了一腳球險些傷了老師。老師沒收了所有學生的球，學生不服。另一位老師因此組織了一場班會討論這件事。最后雙方都反思了自己的不當之處。其中冷靜、平等的氛圍讓人難以置信這是“文革”時的中學�！渡虾５谌�藥店》中，顧客和村民都派代表到藥店開會，給藥店的經營提意見，藥店則虛心接受。藥店的女工收入穩(wěn)定、生活小康，在家扭開音樂坐下休息，丈夫端著搓衣板出去洗衣服。
　　瑪索琳娜一再強調自己當時對“文革”的記錄是真實的：“我們的行動自由是相對的，當1967年有斗爭的時候，中國的大門還沒有向我們夫婦敞開。有那些斗爭的時候我們不在中國，我們只能拍攝能看到的東西。如果你能夠看到《愚公移山》的全部，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也拍到了當時中國貧窮的一面。但是很多中國人不能看到全部影片�！�
　　《愚公移山》的名字來自于毛澤東1945年的講話《愚公移山》，全長12個小時，由12部各自獨立的影片組成：《大慶油田》、《上海第三藥店》、《上海汽輪機廠》、《一個婦女，一個家庭》、《漁村》、《一座軍營》、《對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劇團排練》、《北京雜技團的訓練》、《手工藝藝人》。拍攝足跡則遍及大慶、上海、南京、青島、新疆等地，受訪者有當時的工人、農民、漁民、教授、學生、解放軍戰(zhàn)士、售貨員、演員、手工藝藝人。70年代中國社會的風貌，在其中體現得很多。但是市場上至今找不到這部紀錄片的全部，有人懷疑伊文思夫婦不愿意公布。
　　瑪索琳娜說，他們從來都希望大家能看到完整的《愚公移山》：“影視界不要認為我們自己不想出版這些影片。我們希望這些電影能被大家看到，現在只是資金的問題。我們不希望大家認為，別人說我們是錯的，我們就把錯誤隱藏起來不給大家看。當資金有條件的時候，我會出一個全集�！�
　　伊文思相信“文革”
　　時代周報：我看到有報道說，伊文思一直相信毛主席語錄？
　　瑪索琳娜：伊文思相信的不是毛主席語錄，但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根據官方的說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民主和給人民更好的生活。當時中國在反蘇批修，伊文思相信修正主義確實存在，中國是通過“文革”尋找出路，給人民更多民主。現在中國有很多學者投訴我們，認為伊文思的想法不正確。我們希望大家看問題能公正些。首先是公正，其次是自由，然后要更多的民主。我們到中國是帶著這種想法來的。
　　時代周報：你們曾受到很多攻擊，說伊文思是在撒謊，在十年里都沒有工作，但你們還是堅持下來了？
　　瑪索琳娜：信念。我們的世界觀告訴我們要這樣去做。我15歲的時候就被關在集中營，我家里有45個人都在集中營里被殺害。為什么我還活著呢？活著有什么意義呢？如果不是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那活著干什么呢？我和伊文思在一起，有很多哲學上的思考。我們不斷拷問自己，在思想上往前走，可能一個人走得快一些，另一個人就會很快跟上；一個人有了靈感，另一個人就會有新的想法。
　　時代周報：很多人都會拿《愚公移山》和《中國》對比，《中國》現在被議論得好像更多。
　　瑪索琳娜：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拍攝的時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國，他有一些成見、缺少理解和了解，帶著一支驕傲的西方團隊。他和我們的態(tài)度不一樣。我們沒帶著成見來，相反有很多友善和友誼。我們拍攝紀錄片是為了架起橋梁，讓歐洲人了解真正的中國是什么，阻止反對中國的聲音。
　　時代周報：你和伊文思的中國情結來自何處？
　　瑪索琳娜：這個故事很長。伊文思長期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他就支持中國抗戰(zhàn)，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我則是跟他來到中國。我們在中國做了很多工作，漸漸地對這個國家產生了感情，越來越了解中國。我們對中國很友好。
　　時代周報：你來了中國很多次，覺得這些年中國有什么變化？
　　瑪索琳娜：一部分人比原來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得這么好。有五千年歷史的過去的中國還在。如果要說中國這些年以來的變化，可能在70年代大家都想著對人民服務，現在有點“為人民幣服務”的意思。
　　我很高興中國有這樣的發(fā)展，中國人現在生活得更好了，但是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錢不是革命的思想，革命也是為了思想的解放，為了人民能有更多平等。我不敢肯定現在的思想是否比原來更勝一籌。
　　我并不是要反對中國人改善生活，因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在向我們的社會靠攏。我們的社會里，自由已經有很多，民主還不夠。這些都不是錢能解決的。
　　時代周報：很多年輕人看了《四萬萬人民》覺得外國人反而記錄了中國的歷史。
　　瑪索琳娜：真正的歷史是中國人講述的，不是我們這些外國人能呈現的。要有勇氣，要有冒險精神。我和我的丈夫就一直在冒險。生活不是一條平靜的河�，F在中國的情況好轉了，人們之間有更多的溝通，不再害怕在公眾面前講話。你們都有自己的家庭，要讓自己的父母講過去的事情，如果我們想控制未來，必須要知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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