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檔案的本質是肯定了公民對涉及到國家重大利益的事情有知情權，因為它們關系到公民的利益，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外交以人為本這個原則的提出很重要，等于樹立了一面旗幟。敢于亮出這面旗幟就不容易，因為大家就拿這個衡量政府的行為、領導人的行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這種變化是積極的，它的方向與中國社會進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進步：對外開放外交檔案
　　
　　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首先，它影響到國家榮譽和重大的國家安全利益。解放初期我們沒有經驗，所以中央特別慎重。周恩來在１９５８年對繼任外長陳毅說：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意思是凡事無論大小都要向毛澤東匯報。二是歷史傳統影響我們對外交的理解。我記得曾經查到雍正年間的辭典，當時沒有“外交”，只有“外事”這個詞。“外事”是指屬于皇帝御駕親征和出宮狩獵等事務，也就是皇帝出門的事，這當然是大事。近代在我們的觀念中，把外交定義為最高層處理的重大事務，公眾沒有必要、沒有權利，也沒有渠道參與和過問。但是無數事實證明，沒有公眾積極支持的對外政策不是受到重大挫折就是夭折，起碼它獲取的利益會大打折扣。所以中國外交必須適應這個特點，需要向公眾宣傳對外政策，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李肇星部長的講話是對新一屆領導執(zhí)政一年來外交部很多行為的總結和概括，或者說是對新指導思想的一個闡述。外交部的變化一是體現在外交部的網站的設立，內容比較新穎，最吸引我的是外交部的一些領導人和發(fā)言人與公眾在線交流，體現了一種勇氣和態(tài)度。二是外交部部分檔案對外開放。我今年初出國進行交流訪問時開放檔案的消息還沒被證實，回來后看到郵箱里有三個外國朋友問：外交部的檔案館里都有什么，通過什么手續(xù)能看到，他的學生作論文值不值得去看。人家還是有疑問，你開放是開放了，但保密的限度劃到什么程度，外界并不是很了解。因為我們的國家機密概念比較復雜，一是涉及國家安全，另外還有對領導人的評價問題。
　　開放檔案的本質是肯定了公民對涉及到國家重大利益的事情有知情權，因為它們關系到公民的利益，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當然要保守國家機密，所以應該有限制，需要有合理的程序對開放檔案進行審查，這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從本質上講，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長，他們必然會對政府提出越來越多要求，政府也應該維護他們的權利。不管怎樣現在終于邁出了第一步，開放外交檔案是一個不錯的進步。
　　
　　中國外交要回應社會的變化
　　
　　中國外交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變化，形象地說是社會在變“大”，政府在變“小”。公眾觀念日益多元化，反映公眾觀念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中國外交必須回應這個變化。二是公眾對外交的關注和發(fā)表看法的聲音可能會越來越大，由此可能會形成獨立的、不受控制的、能自由表達自己看法的對中國外交的輿論壓力。公眾輿論甚至可以通過不同部門之間的影響形成壓力和制約，這是中國社會多元化帶來的很復雜的問題。不要小看公眾輿論，一旦表達出來，會被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加以運用，形成一種道義的或政治的力量，對眾多決策造成影響。
　　外交部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必然要追隨政府的總體政策，其變化的方向和趨勢都是積極的，應該給予肯定和支持。另一方面，中國外交的變化在追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在回應社會變化帶來的壓力，但是做這種回應背后的指導思想是什么？以人為本這個“人”是指什么？這個“本”指什么？里面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
　　
　　出門在外要感受到祖國的存在
　　
　　公民與國家的外交活動有著直接的關系。從高層次講，我們關心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了我們才安全，國家繁榮了我們才幸福。從低層次講，兩者的關系更加密切。比如我們到國外旅游尋求便利和安全。我們向誰要安全，向當地政府要，也向自己的國家要。簡單說，公民在國外碰到困難、受到挫折找誰最可靠，應該是使領館。所以執(zhí)政為民在外交領域不是一句空話。
　　從國家利益角度看，國家的凝聚力，特別是對海外華人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駐外機構。他們怎么能體會到祖國的存在，就是不論走到天涯海角、遇到任何困難和麻煩，只要找到使領館，就會得到發(fā)自內心的關心和幫助，那時就會感覺到祖國時刻與你同在，不論問題能不能解決。所謂“軟實力”的核心就是凝聚力，沒有凝聚力什么都沒有。
　　我們的外交工作要看到政府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李肇星部長的講話已經表明我們的外交一定要適應這種變化，按照這個方向去設計我們的機構、行為，選擇我們的官員，使我們的外交達到體現國家利益和為國家謀求利益的最終目標上來。如果把人民抽掉，國家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用溝通縮小決策與公眾的差距
　　
　　提出中國外交也要體現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原則，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然而是不是真能理解這個原則所涉及的問題，以及按照這個原則去執(zhí)行會帶來多少問題，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在政策的發(fā)展、指導政策的理念的發(fā)展以及很多政策行為的變化等方面，外交部門走得比較超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外交是一種精英的活動。這就形成這樣的局面：對外政策的發(fā)展速度和公眾對我國對外關系的理解之間存在比較大的差距。這表現在北京地區(qū)和其他地區(qū)之間、外交決策精英層和社會之間、現行的政策和國民教育之間，等等，所以和公眾的溝通特別重要。同時，新的方針的出臺可能涉及的問題和帶來的問題也是不能忽視的。
　　另外，我們的體制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些慣性，我們的駐外機構也形成了一整套管理辦法、規(guī)則、規(guī)范，這些東西的弊端不是說提倡一種新理念就能夠有所改變的。但對這種狀況應該有意識地去改進，用我們外交體制的改革去促進這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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