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洋政府外交界存在一個首領的話，那絕對不是陸征祥，也不是顧維鈞，而是顏惠慶。 　　 　　不得意的晚清“洋進士” 　　 　　1877年4月，顏惠慶出生于上海虹口一個傳教士家庭。1895年10月，18歲的顏惠慶赴美留學。1900年6月，他以全優(yōu)成績從弗吉尼亞大學文學部畢業(yè)，獲文學士學位，是該校歷史上第一位獲學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
　　1900年8月，顏惠慶回到上海，成為圣約翰大學最年輕的華籍教授，主授地理、英文、數(shù)學等課程。在隨后六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參與創(chuàng)立“寰球中國學生會”，擔任《南方報》英文版編輯，活躍于上海的文化教育界。
　　1906年10月，清學部奏定《考驗游學畢業(yè)生章程》，顏惠慶參加考試，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務印書館，主編《英漢雙解標準大辭典》，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國人編成的大型英漢辭典。
　　
　　早期中國外交才俊
　　
　　1908年2月，顏惠慶隨駐美公使伍廷芳使美，領二等參贊銜，負責使館的英文文案和留學生事務。在美期間，顏惠慶一邊苦學西班牙文，一邊入喬治•華盛頓大學進修外交理論。
　　1909年11月，顏惠慶受清廷外務部征召回國任主事，進新聞處，主編英文版《北京日報》，同時襄助籌建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并出任清華學堂總辦。1910年，東三省鼠疫大爆發(fā)，顏惠慶參與組建滿洲防疫處，這是中國近代以西醫(yī)方法控制大規(guī)模鼠疫疫情的首次嘗試，并一舉成功。
　　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為留洋歸國學生舉行殿試，顏惠慶再試中的，獲授翰林院編修。不久，擢升為外務部參議。辛亥革命爆發(fā)前，顏惠慶已升任外務部左丞，開始進入中國外交界“領導核心”。
　　
　　出使歐洲三國
　　
　　北京政府成立后，陸征祥于1912年5月出任第一任外交總長，顏惠慶出任外交部次長。由于陸氏體弱多病，顏惠慶實際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總長曾多次更迭，但顏惠慶卻一直穩(wěn)居次長之席，人稱“不倒次長”。
　　
　　1913年1月，顏惠慶出任駐德國全權公使，其后又兼任駐丹麥公使和駐瑞典公使。顏惠慶使德期間促成了德國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并出席第二、三屆國際禁煙會議，代表中國政府簽署《各國禁煙公約》。
　　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中德關系逐漸惡化。1917年3月北京政府與德斷交。5月，顏惠慶率中國駐德使館成員撤往丹麥，成為一戰(zhàn)時北京政府在歐洲的重要“情報站”。
　　
　　遙控華盛頓會議
　　
　　1920年春末，顏惠慶辭去三國公使職務攜全家返回上海。8月11日，顏惠慶署理靳云鵬內(nèi)閣的外交總長。他上任后首先從改革不合國際慣例的外交部部務入手，并在部內(nèi)設立“儲才館”，培養(yǎng)外交人才。他利用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發(fā)表親華的“加拉罕宣言”的機會，親自主持中蘇建交談判，接見蘇方談判代表優(yōu)林，試圖打破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外交合圍，表現(xiàn)出一個職業(yè)外交官的遠見卓識，只可惜當時政府更迭頻仍，中蘇談判最終無果而終。1921年6月14日，顏惠慶被正式任命為外交總長，先后負責處理對日交涉琿春案、福州慘案和廟街事件，并成功阻止了對華嚴重不利的《英日同盟條約》續(xù)簽。
　　當時，顏惠慶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主持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諸項交涉。10月，中國出席華會代表團啟程赴美，顏惠慶在京遙控，成為代表團在國內(nèi)最堅實的后盾和外交運作的總指揮。談判中圍繞山東問題和膠濟鐵路的中日爭端引起了舉國上下極大的關注。不少國人希望中國能在華會上借助多邊談判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在外交上一貫謹慎務實的顏惠慶并沒有那么樂觀，由于國弱言輕，他先是同意代表團接受對日“邊緣談判”的方式，在將民眾反日怒潮引向時任總理的梁士詒之后，又巧妙地利用軍閥間的“電報戰(zhàn)”，不僅使外交部取得了對于膠濟鐵路交涉案的控制權，還在一場“顏梁政爭”中大獲全勝，梁內(nèi)閣倒臺后，顏惠慶署理國務總理。翌年2月，他授權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華會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在派系林立、軍閥當?shù)赖谋本┱�府�?nèi)，顏惠慶很難施展抱負，首次署理國務總理之后數(shù)年間，他曾多次組閣，但都難脫草草收場的結(jié)局。1922年6月12日，顏惠慶任黎元洪政府的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因?qū)以鈬鴷�刁難，不得不于7月29日內(nèi)閣全體辭職。1926年5月，顏在吳佩孚支持下再度組閣，但由于奉系軍閥張作霖從中作梗，竟然出現(xiàn)無閣員入閣的窘境，落下了“光桿內(nèi)閣”的笑話。6月20日，顏惠慶被迫下臺，離開政治中心北京在天津當起寓公，專心投資實業(yè)。
　　
　　赴國難再度出山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成為顏惠慶人生的又一個轉(zhuǎn)斬點。
　　1931年10月，他欣然出任國民政府外交特種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對美交涉。11月，他被任命為駐美公使，抵美后不久又被任命為中國出席國聯(lián)行政院會議首席代表和中國駐國聯(lián)代表團團長。
　　1932年2月5日，顏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國際裁軍會議，并以裁軍會議為掩護與蘇聯(lián)外長李維諾夫就兩國復交展開秘密談判。經(jīng)過長達10個月的反復磋商，中蘇兩國正式復交，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九一八之后中國在外交上的困境與國聯(lián)外交的僵局。
　　
　　1933年1月31日，顏惠慶被任命為中國駐蘇大使。3月5日，他抵達莫斯科就職，后與蘇方就《中蘇商約》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展開談判，但因多方掣肘未獲成功。5月18日，赴倫敦參加世界經(jīng)濟會議。7月22日，他代表國民政府簽署《白銀協(xié)定》。是年底，因不滿南京當局對蘇交涉不力，在未獲國民政府批準的情況下執(zhí)意回國休假，返抵上海，請辭不準，遂稱病回天津休養(yǎng)。期間，曾兩次南下謁蔣，蔣力勸其返俄，終于1935年2月21日啟程續(xù)職。3月13日，偕梅蘭芳和胡蝶等組成的中國文化界訪蘇代表團抵達莫斯科，試圖通過民間外交途徑改善兩國關系。不料，蘇聯(lián)卻公然向偽滿出售中東鐵路，兩國關系再度緊張，顏惠慶雖多方奔走，但已回天乏術。9月，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國聯(lián)全體大會，各大國在處理意大利出兵侵占埃塞俄比亞問題上的自保與綏靖，令顏惠慶對國聯(lián)外交徹底失望。1936年3月，他堅辭駐蘇大使職，獲準。6月11日，返抵上海，從此結(jié)束職業(yè)外交官生涯，回到天津家中一邊經(jīng)營實業(yè)，一邊忙慈善。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他舉家南遷上海，在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期間主持上海的難民救濟與傷兵救護工作，并出任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上海防癆協(xié)會會長等職;9月20日，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會會長名義致電國聯(lián)揭露日本侵華暴行;10月22日，對美國發(fā)表公開廣播演講。1938年1月，當選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團成員，6月，當選國民政府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國民政府又開始重新起用像顏惠慶這樣的老牌外交家。1938年8月，顏以出席第六屆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中國首席代表的公開身份離滬赴美，其真正的身份實為蔣介石的私人特使。11月1日，他在胡適大使的陪同下謁見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并呈遞蔣介石的親筆信函。11月下旬，出席于美國維多利亞港舉行的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在會上譴責日軍暴行，并就國際安全展開研討。會后，繼續(xù)留美協(xié)助胡適拓展對美外交，一度獲得蔣介石賞識，邀其出任外交部長，婉拒。
　　1940年3月15日，顏惠慶返抵香港。不久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他與陳友仁等人遭日軍軟禁，亦被日軍押返上海，自此閉門不出，拒不與汪偽政府合作。1945年8月日軍投降后，顏惠慶曾出面維持上海戰(zhàn)后秩序，并代表中國政府慰問在上海日軍集中營的各國戰(zhàn)俘。
　　
　　投向人民的懷抱
　　
　　1946年11月，顏惠慶當選為“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遠東區(qū)域委員會”主席。國民黨行憲政府成立時，蔣介石曾竭力拉攏顏惠慶擔任立法院長，被拒絕。
　　1949年2月，受代總統(tǒng)李宗仁委托，顏惠慶抱病率上海各界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商談南北通郵通航事宜，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接見，解放區(qū)的繁榮昌盛給他留下深刻印象。返滬后兩次拒絕蔣介石邀他赴臺邀請，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顏惠慶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中央政府政務院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和中蘇友好協(xié)會會長等重要職務，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貢獻。1950年8月，因病于上海逝世，享年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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