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華 　　 　　涉足外交舞臺 　　 　　汪大燮(1859年~1929年),字伯唐(或伯棠),咸豐九年(1859年)出生于浙江世家望族｡汪大燮自幼聰穎,光緒四年(1878年)應童子試,考中秀才｡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舉人｡其后屢次會試不第｡
　　汪大燮命運的轉折,在于同鄉(xiāng)葉爾愷之舉薦｡依晚清官場規(guī)則,葉爾愷舉薦汪大燮給大學士張之萬,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充任章京,由此開始涉足外交事務｡
　　1898年4月,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京組織保國會,倡言維新變法｡清廷駐日公使裕庚秘密致函總理衙門,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汪大燮獲知消息,急忙求救于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力言“獄不可興”｡經汪大燮勸告,張蔭桓明曉利害,遂“密囑康､梁諸人弗再張皇”｡汪大燮還通過《時務報》經理汪康年(汪大燮堂弟)與維新派人士互通聲氣｡
　　汪大燮不僅趨向維新,而且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也毫不含糊｡當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西方列強借機發(fā)動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隨后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俄國更利用侵占中國東三省之機,脅迫清政府另訂專約,要求特殊權利｡此時,汪大燮以總理衙門章京身份,擬具說帖,力言“萬不能于和約外,別訂條約,致啟各國效尤之漸”｡此說帖經駐俄公使桂春呈奏兩宮,成功阻止了俄國的圖謀｡
　　汪大燮有膽有識,深為張蔭桓等賞識｡1901年清政府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汪大燮升任外務部員外郎｡1902年,外務部奏設日本留學生總監(jiān)督,派汪大燮充任｡
　　
　　被貼上“賣國”標簽
　　
　　經過在日本的外交歷練,1905年汪大燮被委任為駐英公使,獨當一面,處理與中國關系最重要的中英交涉事宜｡1907年汪大燮回國,出任外務部右侍郎｡恰在此時,蘇杭甬借款筑路一事發(fā)生,汪大燮奉命與英國駐華公使談判｡汪大燮為防流弊,特提議四條:一是借款150萬英鎊,不以路權作押,而以國家其他權益作抵押;二是出售債票由中國自行購回;三是材料由我自辦,英人不得干預路權;四是聘請英國工程師一人,受我總辦節(jié)制｡約款尚未議定,社會上已是人聲鼎沸｡
　　早在1905年,留居上海的浙江名士湯壽潛,便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并于同年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清政府在社會各界壓力下,被迫允諾滬杭鐵路由商民自筑,并授湯壽潛為四品京卿,總理全浙鐵路事宜｡1907年清政府卻改變態(tài)度,決定向英人借款筑路｡汪大燮不明就里,奉命談判條約合同,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湯壽潛指斥汪大燮“賣國”,一時汪大燮成為受眾人指責的人物｡汪大燮顯然是代人受過而遭人非議｡主持外務部的權臣奕?深知汪大燮善治公牘,熟悉政事,且談判蘇杭甬借款筑路合同一事,是奉命行事,于是改派汪大燮到英國考察憲政以避風頭｡
　　1908年,清政府任命回國的汪大燮為倉場侍郎,不久調充郵傳部左侍郎｡1910年重回外交舞臺,出任駐日公使｡
　　
　　由外交總長到代理國務總理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汪大燮被改派為外交代表｡1913年8月,汪大燮辭去駐日外交代表職務回國｡9月,出任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次年3月,轉任主管行政訴訟､負責糾察行政官吏不法行為的平政院院長｡1914年5月,又任立臨時立法機構參政院副院長(院長由副總統(tǒng)黎元洪兼任)｡后因不贊同袁世凱稱帝,掛冠而去｡
　　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汪大燮被國務總理段祺瑞任命為交通總長｡1917年2月,他代替曹汝霖充任赴日專使,代表北洋政府授予日本大正天皇大勛章｡回國后不久,汪大燮反對張勛復辟帝制,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總長,由此登上了外交舞臺的頂峰｡
　　1917年2月,中國政府準備對德､奧絕交､宣戰(zhàn),但卻因此事引發(fā)政爭,直到8月14日,中國政府才宣布對德､奧宣戰(zhàn)｡汪大燮與陸征祥等在京的外交派為推動中國參戰(zhàn)做過積極努力｡當參戰(zhàn)實現(xiàn)后,在汪大燮主持下,外交部積極與協(xié)約國集團談判參戰(zhàn)條件,尤其是直接與代管德､奧在華利益的荷蘭駐華使館交涉,維護中國利益｡對德､奧宣戰(zhàn),為中國參與后來的巴黎和會打下了基礎｡
　　1917年11月22日,內閣總理段祺瑞因“武力統(tǒng)一”失敗而辭職,汪大燮以外交總長身份代理國務總理｡但同月30日,他辭去兩職,暫時脫離了北京官場｡
　　
　　參與策劃五四運動
　　
　　一戰(zhàn)結束后,1919年1月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處理戰(zhàn)敗國和世界和平問題｡作為戰(zhàn)勝國,中國受邀派出了以外交總長陸征祥為首的代表團參加會議｡鑒于代行外交總長職權的外交次長陳篆資歷淺､聲望低,難以應付外交大局｡總統(tǒng)徐世昌便于1918年12月中旬設立外交委員會,請汪大燮出山就任委員長,“凡關于和會的各專使來電都由外交部送委員會閱核”｡實際上,它是當時中國外交決策的最高機構｡汪大燮還積極倡議組織了民間機構――國民外交協(xié)會(即國際聯(lián)盟同志會),以作為政府外交的后盾｡
　　汪大燮雖貴為總統(tǒng)府外交決策核心人物,卻不能左右整個局面｡政府內的親日派時時掣肘,處處為難｡汪大燮曾與熊希齡在外交委員會提出和會五大外交綱領,其中第一條“破除勢力范圍”,列有第三項“鐵路統(tǒng)一問題”,本意借此將鐵路管理權統(tǒng)一收歸國有,以打破帝國主義勢力范圍｡1月6日,此案在外交委員會一致通過,汪當即親將提案送交徐世昌,并由國務院電致巴黎中國代表團｡不料,這一成議卻由于交通總長曹汝霖等人反對,竟被擱置｡后雖有所松動,但已面目全非｡汪大燮氣憤異常,提出辭呈｡經徐世昌一再挽留勉強留下來｡
　　中國社會對于巴黎和會寄予厚望,但事實上巴黎和會是一次赤裸裸的分贓會議｡4月30日,英､法､美將德國在山東攫取的權利交由日本繼承,并寫入和約｡中國代表團圍繞山東問題的交涉失敗,已被逼入簽字與否的死胡同｡面對困境,汪大燮主張拒簽和約,但總理錢能訓密電陸征祥簽字｡汪大燮憤而辭職,并命令結束外交委員會活動｡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憂國之情未能釋懷｡他深知以己之力,無法挽回頹局,只有曉之于眾,才有出路｡1919年5月3日夜,他將外交失敗和政府密令簽字的消息告訴摯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蔡于當晚九時就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代表會議,消息當晚便迅速傳遍北京大專院校,激起了師生反帝愛國的巨大浪潮｡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還我山東等口號,劃時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fā)了｡
　　
　　華盛頓會議再顯身手
　　
　　1921年7月,美國邀請中國參加即將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會議,目的在于解決巴黎和會遺留的遠東問題,抑制日本在華的擴張勢頭｡8月,汪大燮聯(lián)合孫寶琦､錢能訓､熊希齡､周自齊等,發(fā)起組織了民間組織“華盛頓會議中國后援會”,并出任理事｡不久,又受聘擔任外交部顧問,討論華盛頓會議一切問題｡
　　由于中國代表團策略得當,在華盛頓會議上取得了少有的成功,迫使日本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同意將山東交還中國｡汪大燮也因贊助華盛頓會議有功,于1922年2月再被外交部聘為高等顧問,4月,又出任外交部“華盛頓會議善后委員會”副會長,積極為完全收回山東權益籌謀劃策｡
　　11月29日,總統(tǒng)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但是,汪大燮不愿陷入直系內爭,任命翌日便通電辭職｡后經黎元洪挽留,更重要的是此時正值《膠澳(青島舊稱)協(xié)約》協(xié)商關鍵時期,便允諾黎元洪再擔任10天國務總理,而于12月4日辭去財政總長一職｡12月1日,中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細目協(xié)定》及附件､換文,5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鐵路細目協(xié)定》及了結事項｡11日,汪大燮依約辭去國務總理｡
　　
　　與慈善事業(yè)相伴的晚年
　　
　　1922年12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為平政院院長,同時兼任“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1925年段祺瑞出任執(zhí)政時,任命汪大燮接替孫寶琦出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
　　晚年的汪大燮除擔任公職外,更熱心于慈善事業(yè)｡自1920年10月起,他連續(xù)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直到1924年3月卸任｡1926年6月,張作霖死后,奉軍撤往關外,為維持北京社會秩序,汪大燮出面擔任臨時治安維持會副會長｡不久,完全脫離政治舞臺,并登報謝絕一切團體名義,但卻一直擔任由其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北京平民大學董事長(曾任校長)一職｡1929年1月汪大燮哮喘病發(fā)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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