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突破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題材禁令，以紅色“海歸派”為主體的科學家成為描寫的對象，并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身份定位。他們不再僅僅是被改造的對象，而成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成了人民的一部分，正如書中黨代表魯寧說的那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歐美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極大部分屬于小資產階級范疇，長期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具有很強的革命性。近代中國的革命史，以及我個人的所見所聞，都證實了這一點。我常痛感在又窮又大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我們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好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工作，而要做好這項重要工作，首先就不能把他們當敵人或閑人，必須把他們當作自己人，當作同志，當作革命戰(zhàn)友，盡力接近他們，努力了解他們，熱情關懷他們�！痹谶@種指導思想之下，主人公丁浩瓊被設計成海歸派革命烈士的遺孤，世界一流的女科學家，堅貞不移的愛國志士。其他的海歸派高級知識分子，也無不是革命與科學的珠聯(lián)壁合，甚至連海歸派中惟一的反面人物，那個以英國代理人自居的“半個盎格魯一撒克遜人”蘇鳳麟，作者也沒有讓他越過道德底線，淪為祖國的敵人。
　　從人物譜系學的角度考察，《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潔瓊、凌云竹無疑是老舍筆下的尤大興(《不成問題的問題》中的人物)的延伸，他們由原先郁郁不得志的“中西合璧”的道德圣人，一變而成神采飛揚的“革命”加“科學”的文化英雄，老舍當年煞費苦心無法為之確定的身份，現(xiàn)在有了令人滿意的定性。這意味著民眾與知識分子、“革命”與“科學”的關系發(fā)生了重要調整，知識分子不再被視作人民的另類，而是人民的一部分，并且是人民中的精華；也意味著長期以來“革命”凌駕一切的霸主地位，開始受到“科學”的制約與挑戰(zhàn)，“革命”與“科學”產生一種新的力學平衡。盡管從原則上講，“革命”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正如凌云竹主張的那樣：“依我看，沒有一個美好的社會，干哪一行都難以獲得成就。所以要‘救國’，光靠藝術是不行的，光靠科學也是不行的……”然而，革命的宏偉理想離開了科學等于一紙空文，科學雖然救不了國，救國卻離不開科學。作者讓丁潔瓊由學藝術轉向學科學，已經暗示了這一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不失為一種合理的選擇，因為當“革命”發(fā)生嚴重的異化，變成一種盲目的吞噬性能量，走向自己反面的時候，請出“賽先生”來制衡，是非常必要的。“賽先生”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供奉的兩面大旗之一，它不分國界、民族、階級，放之四海而皆準，是先進生產力的總代表，中國若想走向世界、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非有它的支持不可。而在中國能夠代表“賽先生”的，不是別人，正是那批海歸派知識精英。然而當時的情勢，決定了“賽先生”必須以“革命”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方能獲得歷史的合法性，發(fā)揮它的巨大能量。這也正是《第二次握手》的敘事策略。
　　可以說，這是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史上，海歸知識分子第一次被抬到如此高的位置。在作者筆下，丁潔瓊擁有美麗非凡的容貌，超群軼倫的才智，高尚完美的道德，精湛豐富的藝術修養(yǎng)，不愧為一尊東西合璧的紅色維納斯。在專業(yè)領域，她出類拔萃，敢于在名家云集的國際學術大會上置疑西方科學界頂尖級大師席里的權威性理論，將“席里構造”改寫為“丁氏構造”，兩枚象征世界科學界最高榮譽的伊麗莎白金冠獎的鉆石指環(huán)“彗星”和“阿波羅”，先后被她收入囊中，象征著中國科學家問鼎世界執(zhí)牛耳的勃勃雄心。在情感生活上，丁潔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者，她有火山一樣的激情和鉆石般的理性，西方的個性獨立、積極進取，與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操守，在她身上奇跡般地統(tǒng)一起來，她對蘇冠蘭忠貞不渝的愛，與對祖國的愛，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個人之愛，融入對祖國的大愛中；同時，她又與美國的同行老師，她的崇拜者、保護者奧姆霍斯博士保持著純潔的友情，堪稱世界上最崇高、最純潔的跨國情感。甚至在外表上，丁潔瓊也超群絕俗：一張標致的鵝蛋形臉，白皙的面龐上閃著一雙動人的丹鳳眼，舞蹈演員的身材；并且多才多藝，擅長鋼琴、小提琴、芭蕾舞……
　　如此完美傳奇的人物形象，現(xiàn)實生活中肯定是不存在的。海歸派知識分子此番由“魔”而“神”的反彈，無疑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這表明：長期以來中國人的有關“假洋鬼子”的非現(xiàn)實、非理性的認知方式和妖魔化的想象方式，已經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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