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韁的高校 　　 　　從1999年擴招并獲準向金融機構貸款開始，高校似乎成了一匹沒有束縛的野馬，任意東西。 　　高校本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事業(yè)單位，但不少高校不僅校辦企業(yè)紅紅火火，成為上市公司，更涉足證券業(yè)，把大筆資金投向股市。同時，高校人治化痕跡嚴重，很多高校校長的權力令人驚訝，他跟副校長一商量，就能作出上億元的決定，這樣的決定風險度自然相當高，但像以前的國有企業(yè)一樣，并沒有人會為這樣的風險負責。
　　另一方面，同時又缺少外部的管制控制高校的投資風險，銀行認為高校的債務有國家托底，教育部雖然一直高調否認教育產業(yè)化，但自然樂意看到教育大發(fā)展，最終導致銀行和政府部門的約束對高校來說都是軟約束。于是，當高校的錢隨著擴招和學費攀升還有大筆銀行貸款越來越多的時候，高校成了危險的股市玩家，高校的資金監(jiān)管形同虛設。
　　高校并不是不能參與投資，高�？梢阅靡徊糠皱X出來，作為基金參與，但是，絕不能行政參與市場運作。國外的高校也有相關經費的運作，但都很專業(yè)化，通常是以基金的形式運作，來自高校的基金在機構投資中也是很有分量的。但是，中國的高校并沒有專業(yè)化的團隊，并且決策也不透明。
　　校辦企業(yè)可以經營，但財務一定要透明。我們現(xiàn)在對高校的關注集中在教育質量、師資上。從財務角度關注的很少。事實上，現(xiàn)在很多高校都通不過財務審計。高校和上市公司一樣，都是需要內控的。
　　關于高校產業(yè)運作、高校資金進行證券化操作以及高校負債等問題開始進入國家有關決策部門的監(jiān)控視線。教育部數(shù)次下發(fā)文件，強調高校“嚴禁繼續(xù)從事股票投資和其他風險性債券投資業(yè)務”，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希望從制度層面解決監(jiān)控不力的問題。
　　2006年11月15日，教育部召開緊急視頻會議，主題就是“關于推進高校產業(yè)規(guī)范化建設工作”，要求高校對校辦單位資金使用管理情況開展一次清查，建立高校產業(yè)工作問責制。隨后，針對高校清產核資、組建高校資產公司、全資企業(yè)改制、規(guī)范高校和高校企業(yè)的投資行為和經營活動等內容的高校自查行動已經展開。學校領導在企業(yè)兼職的問題亦在重點查處之列。
　　但是，這一系列運作雖然對高校有一定的威懾力，卻沒有觸動高校脫韁的根本，治標不治本。在現(xiàn)有體制下，銀行并不會真的為高校還不起貸款發(fā)愁，教育部也不會讓學校破產倒閉，高校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校長的職權邊界在哪里，都缺乏界定。目前，高校的制度和監(jiān)管漏洞依然很多，現(xiàn)在的一些舉措，不過是試圖給野馬套上繩索。
　　
　　利益驅動
　　
　　
　　高校、銀行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促成了高校的高速擴張，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高校負債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促成三方合謀的內在利益驅動力并沒有消除。
　　高校在貸款大興土木中嘗到了甜頭，一個很明顯的現(xiàn)象是，從1999年擴招開始，高校逐步走向了特殊利益集團，在一些高校，教師待遇翻番增長，招待費日益增長。高校不再是以前的學術圣地，儼然享有特權的企業(yè)。幾年前已有報道稱高校成為腐敗的重災區(qū)，一些大學的基建部門和教材部門更是成為新的“腐敗增長點”。
　　國家審計署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四城市大學城的占地中，高爾夫、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和山體、綠地、水面及閑置地等就占42%。在很多不切實際的景觀美化和走調的“附屬產業(yè)”的背后，則是腐敗的滋生。在高校大搞形象工程的運動中，圖謀搭乘教育這個便車而牟取暴利的人不在少數(shù)。
　　公立大學由于其特殊的性質，不能從公開的資本市場上集資，也不能從私人那里募資或擴股，其資金來源，除創(chuàng)收與接受捐贈外，只能從政府財政或銀行獲得。如果當?shù)卣�府財政拮�?jù)，那么，銀行便是唯一的大筆資金來源。在現(xiàn)在高校的基建資金中，銀行貸款高達90%。為了能繼續(xù)貸到款，高校勢必對銀行進行公關。
　　以前，大學一直被看作一個財政性部門,純粹依靠國家的投入。但是從把大學擴招作為刺激內需的重要經濟手段的時候開始,就說明政府已經把高等教育徹頭徹尾地看作一個產業(yè)了。雖然教育部稱“從來未提過教育產業(yè)化”,但這并不妨礙中國的教育已經變成一項赤裸裸的盈利事業(yè)。
　　在擴招前一年的1998年，大學招生107萬。1999年，擴招的頭一年就多招了50萬。到了2005年，規(guī)模擴大了四五倍。斯坦福大學校長說：“如果斯坦福大學的校園增加一倍、學生人數(shù)也增加一倍，那么，我們這所大學要花20年才能達到原有的教學質量�！�
　　中國高教只用了七八年時間，走完了國外大約20~30年的發(fā)展歷程，毛升學率一下子從9%上升到 21%。資料顯示，國際上當毛升學率從10%上升到20%時，該國人均GNP則要從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水平。而我國目前人均GNP還不到1700美元。
　　早在2001年的時候，高教大擴招帶來一系列問題特別是教育質量下滑已經暴露，當年的“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建議停止擴招。當時，高校還只是擴大了招生規(guī)模，校園擴建還沒有興起，如果那時能停止躍進的步伐，轉而求教育質量，而不是開始大興土木，那么中國的高校絕不會現(xiàn)在這樣巨額的負債和低下的教育水平。
　　在一次問卷調查中，已經有51．5％的人認為，自己大學里“沒學到什么有用的東西”，有34．7％的受訪者，對上大學感到“后悔”。但在利益驅動下，缺乏約束的高校一路膨脹到現(xiàn)在。利益的內驅力依然存在，高校教育體制并沒有發(fā)生根本上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誰能阻止高校進一步的大躍進？即使政府現(xiàn)在填平2500億的窟窿，下一輪借貸和負債會繼續(xù)上演。
　　高校負債歸根結底反映的是中國高教體制、機制和市場化改革滯后的問題。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雖然高校和教育體制遭受著空前質疑，但因為教育的評估也是軟性的，教育失敗不像醫(yī)療那樣人命關天，也不像房改那樣關系到百姓的安居，所以并沒有像醫(yī)改和房改一樣受到足夠的重視。
　　在現(xiàn)實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與學校的正確關系，如何確立政府與市場在發(fā)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如何建立、平衡中央與地方管理教育的權限和關系，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私人資本的空間
　　
　　有人說高等教育是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在計劃經濟時代，行政部門對企業(yè)各個方面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包括對產業(yè)的準入、企業(yè)的產業(yè)方向、產品設計、企業(yè)的產量、質量標準等等。而在中國現(xiàn)在的高等教育中，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的辦學資格、院系設置、專業(yè)設置、教材、招生方式、招生人數(shù)、考試標準、教師資格等都有相應的規(guī)定。但和國企改革、行政性壟斷行業(yè)改革等等所有中國曾經歷和正在經歷的改革一樣，高教的改革必然是艱難而漫長的。
　　如何把大學變成一個負責任的資金使用者，如何讓銀行成為負責任的資金借貸者？一個可行的辦法是大規(guī)模地引進競爭者――民營銀行和私立大學。有破產風險的是私立學校和銀行，它們不會指望國家買單。
　　上世紀70年代，在西方各國經濟不景氣的重擊之下，西方各國的財政負擔日趨沉重，當時也遭遇了教育資金短缺，各國政府不得不削減教育經費，如何在不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來維持和發(fā)展本國的教育事業(yè)？靠私人資本。在美國，私立學校隨即迅速發(fā)展，在數(shù)量上有五倍于公立院校的私立院校成立�，F(xiàn)在，美國私立院校所占比重也超過50%。20世紀80年代，英國也進行了教育市場化、教育私有化改革，完善了相應的產業(yè)投資及融資機制。從發(fā)展國家教育的角度看，公私立教育應該互相補充，合在一起構成盡可能大的范圍，盡可能高的質量的教育。
　　我國民營資本已被允許進入教育領域，但和民航、石油、金融等等許多后來允許私人資本進入的行業(yè)一樣，私立學校也無法享受和公立學校同樣的待遇，處于邊緣地位。
　　中國的公辦教育非常龐大和發(fā)達，集中了優(yōu)勢教育資源，中國民辦教育是在公辦教育系統(tǒng)的夾縫中生存，發(fā)展空間很小，根本無法和公辦教育競爭。目前只有公辦教育不怎么涉足的領域，民辦教育才能生存。因為中國教育資源過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國有資本的一家獨大給民營資本的進入設置了障礙。
　　目前，國內的私立學校占的比重極小，僅約10%左右，學校規(guī)模小，無法和公立學校形成良性競爭。在所有的私立學校中，涉足高等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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