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議論紛紛，大寨人諱莫如深的普樂寺，以縮影的形式，揭示了一個經由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層層累積而成的中國信仰難題。值得憂慮的不是誰在造廟。而是這座寺廟的發(fā)展如何中規(guī)中矩，如法如儀，如何給大寨人的共同富裕與多元信仰帶來益處。
　　
　　造廟供佛現象這些年已遍地開花。但大寨人建造佛教寺廟，這還是大寨嗎?還是著名的紅色旅游景區(qū)、全國農業(yè)旅游示范點嗎?
　　很多前往虎頭山重尋“大寨精神”的游客，對“大寨村+普樂寺”的組合，有點難以接受。他們希望看到的是人定勝天、艱苦奮斗的大寨精神，而非祈求菩薩保佑的佛教關懷。更厲害的批評是，寺廟挺進大寨，導致了大寨的沉淪和信仰危機，而且，普樂寺還是郭鳳蓮的兒子賈小軍一手修建起來的――盡管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風蓮一再強調，普樂寺僅是大寨旅游的延伸，它可使游客在山下看到艱苦奮斗，在山上欣賞到歷史傳說。
　　自毛澤東在1964年稱“大寨是中國農村的一面旗幟”，踏足大寨之中國人就絡繹不絕。主席一聲號令“全國學大寨!”大寨作為中國理想的典范和圣地，由此走向極端，被推向全國各行各業(yè)。愚公移山、改造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本是大寨精神的原型。然而當大寨人戰(zhàn)天斗地的精神變質為改造人心時，大寨精神就發(fā)生了異變，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根本目的，已不是吃飽肚子，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問題了。
　　“唯有自力更生。方能實現人心革命化�！标愑蕾F的農民意識，與“文革”理念有著巨大的親和力：人變、地變、產量變，關鍵是人變；斗天、斗地、斗災害，關鍵是與人斗。這才是大寨精神模式的本質，當年大寨村頭的大柳樹下、飯場里的斗私批修，當時的中國人誰不知曉?一句“自力更生”的口號，復制了多少中國人的革命信仰?
　　如同廟里菩薩是香客拜出來的那樣，大寨亦是“文化大革命”打造出的大寨。這場特殊的革命，成就了全國學習的大寨。因此大寨精神的實質，即是以農業(yè)搞政治，以自然經濟建構烏托邦，以自力更生的方法不斷復制出中國人認同的農業(yè)社會和烏托邦信仰模式。
　　在此模式之中，信仰認同于政治，象征著道德權力的無比威嚴，經由國家、集體、農業(yè)經濟、個人崇信的層層打造，大寨信仰模式已累積成為一代中國人固有的信仰結構，難容自由選擇。因為這一緣故，大寨精神被看作與佛教信仰格格不入，正如網絡上為大寨人叫屈的人所說：“為什么只允許其他地方造廟，不允許大寨修廟?”
　　
　　也許也因為這個緣故，當我走進大寨村，希望了解大寨普樂寺時，大寨村里的導游充滿了戒備，擔心我會給大寨再找茬兒。我不得不頻生疑問：中國人對大寨及其精神，時至今日依然無法真實解讀?大寨造廟，就是大寨精神失落和信仰的危機嗎?
　　
　　為像章開光
　　
　　大寨的鄰村，早就建了不少寺廟�；㈩^山上，可見鄰村武家坪的天啟廟。昔陽縣還有大廟，信佛者早已不少。即便是大寨人，也約有20多人信了佛；大寨人還有信耶穌的，常去昔陽縣做禮拜。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是，大寨人多信財神。門上貼有門神像，商店里供著財神。毛澤東和祖宗的像，則供奉在家里。
　　大寨人普遍崇信毛澤東。和陳永貴當年―起大戰(zhàn)狼窩掌的一個“窮哥們”親口對我說，其他神，他都不信。他就信毛主席，每年拜祖宗的時候，他都要對著毛主席像鞠躬、下拜。一個村干部模樣的中年人更為直率：“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大寨人的今天，毛主席是我們大寨人的財神爺�！备�有一個開飯店的大寨女性稱：“毛主席就是俺們的存款單�！碑斘覇柤捌諛匪碌男藿ǎ�是否會影響大寨人對毛主席的信仰之時，他們幾乎都搖頭，認為信奉菩薩，與信毛主席沒有沖突。
　　頗使我驚疑的是，這些樸素的大寨人對于信仰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他們把對觀音菩薩的信仰與對毛主席的崇信分開處理，以為做生意的信財神、信毛主席，不做生意的信奉佛菩薩。
　　大寨人為他們的私人信仰開脫說：“大寨人本就已信財神和祖宗、信毛主席；修建普樂寺，再信觀音菩薩，都是好事。那些認為有矛盾的人，都是些老派的觀念了�！�
　　現在大寨村里的旅游商店中，周恩來、毛澤東崇拜的痕跡、文化大革命紀念品，處女可見，“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充耳可聞。毛澤東像后，大多貼有觀音菩薩像。有的毛澤東像邊上還寫著“偉人護身”，有的把毛澤東像做成“平安符”。更奇異的，在裝有毛澤東像的盒子上面，標有“開光顯靈”的字樣。為此，一家店主告訴我：“造了普樂寺之后，毛主席像就不用拿到其他地方開光了，普樂寺就能為毛主席像開光�！�
　　一名普樂寺的和尚，認真給我作了解釋。他說：“崇拜毛澤東與信仰釋迦佛，本來就不矛盾。毛主席是佛，佛就是毛主席。毛澤東是一代領袖，釋迦牟尼是宇宙的關懷，永恒的精神�！�
　　
　　民間底色
　　
　　顯然，在大寨人的信仰結構里。依層分別，對毛澤東的崇信和對觀音菩薩的信奉，各安其位互不干擾。在毛澤東年代，當信仰作為政治工具，理想成為權力隱喻。大寨信仰別無選擇，大多數中國人亦同樣如此。然而，透過政治運動、意識形態(tài)和民間傳統累積成的大寨信仰結構，層層抽絲，依然能夠展現大寨信仰的民間底色：這就是今日才浮出水面的觀音信仰。
　　普樂寺的神話傳說，聲稱遠古之時，昆侖山－黃虎和東海－白龍，曾在虎頭山爭斗不已，導致民不聊生。這時觀音菩薩為民造福，給白龍、黃虎各自劃界，從此在虎腰龍背上開發(fā)層層梯田，使大寨人安居樂業(yè)。
　　但是“文革”時期，永貴大叔帶領大寨人戰(zhàn)天斗地的英雄業(yè)績壓抑了大寨人的這一觀音信仰。永貴大叔、大寨人對毛主席的崇信，十分容易地就成為了大寨信仰的中心，這種道德權力的信仰，是一種不得不信的強制神圣化過程，別無選擇。
　　只是私人式的傳統信仰并沒死去，雖然在意識形態(tài)紅色鐵桶里層層累積而成的大寨信仰結構中，它們無法表現，但仍得以保留。祭祖宗、送窮節(jié)、迎谷神、佛誕辰，福祿壽、招財進寶、五福臨門、吉星高照……昔陽民間的佛教信仰很濃厚，信徒很多。
　　中國人的信仰方式本來就因人而異，很是分散，形形色色。每一個人都會依據他的身份、職業(yè)和地位，選擇相應的信仰方式。同時，在這種擴散式卻又層層累積的信仰結構中，又始終存有一個信仰中心，象征著時代所需要的權力、財富、理想……特別是當其中一種信仰被權力予以強制性的神圣化之后，其他的信仰便不得不被強制世俗化，無法神圣起來。而當原有的神圣信仰一旦失落，那些被迫非常世俗的固有信仰，又會重新變得神圣起來。
　　大寨信仰是永貴大叔用一把镢頭挖出來的。何以為繼?值得用镢頭繼續(xù)耕耘的土地早已所剩無幾了。至于大寨信仰模式，亦非鐵桶一個。永貴大叔去世前，就已看好虎頭山半山腰上的3塊石頭做墓地，“別埋在狼窩掌，那地方不好，而這塊墓地，他的窮哥們也早已偷請風水先生 為他相好了。
　　事實上，大寨人之中的佛教徒本來就不少。郭鳳蓮的兒子賈小軍皈依佛門之前，曾陪母親一起到浙江天臺國清寺做佛事，這給了賈小軍最直接的佛教影響。此后5年，賈小軍生意越做越大，佛教信仰亦日益強化，進而發(fā)愿要在大寨建一座大寺院。于是這個鐵姑娘的后人成為了普樂寺的創(chuàng)始人和大護法。
　　
　　經濟搭臺，宗教唱戲
　　
　　賈小軍可說是一身三任，集政治精英、商業(yè)精英、宗教精英的資源為一身。他的投資行為，當然也可理解為政治、商業(yè)、宗教等三方資源的整合利用。然而，這一投資行為的宗教社會學意義卻不局限于此。
　　雖然虎頭山的土地為大寨集體所有，但普樂寺屬于個人投資，表達為自由的個人信仰。時代變了，賺錢已經成為千人的事情，信仰亦隨之變?yōu)閭�人私事。因此，個人信仰與個人投資，如同借廟掙錢、用錢建廟，在佛教信仰與經濟資本之間建構了一種殊勝的交換關系，此乃大寨信仰、以及當代中國信仰的一種特別模式。
　　這一模式，雖常遭至世人批評，但它最值得關注的，是祛除了“文革”那種強制性神圣化的權力信仰關系，進而借助經濟選擇關系建構了一個可供個人自由選擇的精神空間，使個人可以選擇信仰或不信仰。它說明大寨人已經走出了強制性神圣化的“文革”傳統，普樂寺也許就是一個象征，隱喻了大寨信仰正在發(fā)生或已經發(fā)生的變遷。
　　打造普樂寺，屬于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運作邏輯。面對大寨這個紅色偶像，這種以利益驅動為基礎的多元選擇，在―定程度上沖破了強制性神圣秩序的固有約束，順應了經濟資本的外在要求而建構了另一種信仰模式：通過利益選擇而自由表達個人的宗教信仰。
　　經濟力量改變了中國，同樣也變遷了中國人、大寨人的信仰模式。這是一種社會力量的整合模式，雖然這種模式對于中國信仰的變遷功能，還值得學界繼續(xù)觀察和跟蹤研究，但它借助于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行動邏輯，其運作方式也有可能變遷為經濟搭臺、宗教唱戲。
　　所以，憂慮的不是誰在造廟，而是這座寺廟的發(fā)展如何中規(guī)中矩，如法如儀，如何給大寨人的共同富裕與多元信仰帶來益處?最令人擔心的是，普樂寺會不會因為私人的投資而逐步變質為大寨村的“郭氏大廟”，變成私人的寺廟。
　　
　　危機的并非信仰
　　
　　中國人的私人信仰方式，多有“精神走私”特征，往往能夠在神圣高壓的語境中持續(xù)不衰。這是中國人尤為獨特的精神活力，既容納強制性信仰，亦能私下互補，偷偷信仰，各行其是，各盡所能。所以，公共權力秩序對這種精神走私型的信仰模式，聽之任之，其權力代言人也常常樂此不疲。它所顧慮的，是那種經由無數人的信仰及其共識而自發(fā)自主建構起來的制度宗教。
　　大寨人造大廟，大抵上是一種精神走私與個人投資的相互結合，與公共權力無涉，犯不著危言聳聽�！皩Σ黄鹈�主席，對不起陳永貴�！贝搜赃^矣!當然也犯不著去折射大寨人的信仰危機，中國社會最危機的，并非這種私人信仰，大寨人自己就沒有這樣的危機感。
　　
　　最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批評，應當是網上針對郭鳳蓮的一些文字。這種批評，直接指責郭風蓮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應當是唯物論者，應當相信馬克思主義。為此，她不能支持兒子投資修廟，帶頭搞迷信。
　　然而，這種批評似是而非。一個宗教學的常識是，造寺廟不等于搞迷信，何況普樂寺的建造具有合法審批手續(xù)，而郭風蓮的兒子信仰什么也是他的自由，即便郭鳳蓮也無權于涉。更要命的是，這種批評，再度把“不信馬列信觀音”的雙重信仰關系，置于二元對立的沖突場域。它不僅把宗教與迷信、宗教信仰與權力政治攪混在一起，而且把中國人的信仰問題，看作是當代中國最危機的事情了。
　　實際上，大寨人的信仰變遷，以―個象征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國信仰的特殊結構，這就是政治信仰與民間、宗教、私人信仰的層累積成，它們并非完全、簡單的對立和矛盾。當政治信仰一統天下的時候，這種私人的、擴散的信仰，固然沒有選擇和表達；但是當政治信仰不再一統人心之時，它就會自發(fā)地從中萌生，私下選擇，自由表達。
　　此時此刻，如果中國人還是局限在固有的精神鐵桶之中，懷念昔日那種強制性神圣秩序，那么他們就會把這種人生信仰的私人選擇看作是一種危機，把這種多元化的信仰看作是當下各種中國問題的始作俑者。
　　其實不然。私人信仰既無傷大雅，亦曾有補于公共權力秩序的建構。古往今來。無不如此。特別是伴隨著不可逆轉的社會變遷，能夠把個人的人生信仰與政治信仰、國家信仰予以制度分割的時候，三者更應相安無事。因此，危機的不是中國人的信仰，而是如何面對信仰的公共權力、以及不分公私信仰的固有神圣秩序。
　　筆者近日評閱一篇博士論文時看到一則實例，恰好發(fā)生在全國學大寨的神圣時代。東北某山莊，學大寨、造梯田，不得不炸毀了村民們敬奉為山神的青龍、白虎石，從此阻斷了村民們表達人生信仰的傳統路徑，使村民的精神生活承受極大傷害，很多青年^不明緣故地先后死去。改革開放之后，村民們一致要求恢復對山神的敬拜，重新祭奉這塊青龍、白虎石。但村長和村支書因手中有權而不敢有所作為，只能由村里的老人會出面，重建了這一傳統信仰，穩(wěn)定一方水土。
　　這是民間組織打造民間信仰、安定社會的一個典型，同時也印證了民間、私人信仰的社會意義。沒有信仰，反而會構成危機。只要是人們共同選擇的信仰，無論它是民間的還是私人的，它們亦能建構一種神圣秩序。一名大寨婦女對我說。為了求子，她―直在家里藏著一座平安辟邪神像。她的解釋是：毛主席又沒說不讓辟邪啊。
　　
　　社會信仰缺失
　　
　　權力類型和經濟發(fā)展決定了宗教和信仰的興衰，這是當代中國宗教、中國信仰一個很獨特的現象。象征資本、經濟資本建構宗教和信仰，其所構成的復雜關系，使國家、市場、個人全身心投入；然而社會缺席，缺少民間組織、缺少信仰群體、缺少社會團體。
　　于是制度宗教和私人信仰都不得不依附于市場，或依附于國家權力，以至于宗教不像宗教，信仰不像信仰。其間夾雜了太多的政治、經濟、甚至是權力的因素。所以，宗教、信仰不得不走世俗之路，而政治、經濟、權力卻得以再度神圣化。
　　大寨普樂寺就與此類似。它如果是大寨人的信仰共識，由民間組織集資而造，問題就小多了。關鍵的問題是，它是私人資本，使用集體土地、借用公共權力。缺乏了社群的支持，普樂寺當然無法落地而進人民間社會，只能懸空在公共權力和經濟資本之間左右搖晃難以自主，所以才會遭至這樣多的批評和非議。這與半個世紀以來國家神圣、使用權力打造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典范，關系微妙，值得琢磨。
　　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大佛教，小信仰”。大佛教，國家、企業(yè)、私人的多方經營小信仰，即把個人信仰無限放大，借助于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放大。于是，在此大佛教和小信仰之間，粗暴地嵌入了放大信仰的“中間邏輯”，導致私人最得益，社會再失語。
　　最使人感到危機的，是這種“小信仰”的運作方式。它們―旦遭遇那種能把私人信仰加以無限放大的中間邏輯時，所謂個人的、自由的信仰，就會變形、變質。它的結果，就是中國人可以選擇無數的私人信仰方式，但是，這種選擇越多中國人之間的個人差異就越大，個個都是自了漢，人人皆為小乘教，始終無法建構整個社會的神圣認同。
　　其實，中國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缺乏―種能夠使中國人基于自由信仰、建構一種真正的神圣認同及其價值共識的模式；不僅僅是個人有了信仰，而是如何去共同地信仰，建構―種合法的信仰群體、組織認同的信仰結構。中國人最缺的，不是個人的信仰，而是“社會的信仰”，缺的是―種身處于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社會信仰模式。
　　宗教社會學的理論告訴人們，之所以如此，既不是信仰出了問題，亦不是宗教出了問題，而是它們之間的建構邏輯應當轉型。在社會缺失的背景之下，“小信仰”一旦做強做大，其中就會出現宗教陷阱。神圣資源的提供和配置不合理，從私人信仰到制度宗教的中間邏輯過分強大，加上多方經濟利益的參股經營，自然就會造成中國人特有的“信仰不公平”、甚至對信仰無法認同、信仰不可信任的劣變。
　　否則，中國人的信仰依舊還是非理性的、沒有社會效應的巫術式信仰，永遠不能成為社會認同的信仰、或宗教中的信仰。
　　
　　(作者為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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