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權改革的框架與創(chuàng)新 　　(2008年第22期《地權博弈》) 　　 　　所有關于農業(yè)和農民的經(jīng)典論爭，如今似乎都在中國的農村現(xiàn)實中凸現(xiàn)，其中最為經(jīng)典的莫過于斯科特的“道義經(jīng)濟”與波普金的“理性小農”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義經(jīng)濟》中，不厭其煩地強調生存?zhèn)惱淼牡赖潞�義，強調剝削與反抗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卡路里和收入的問題，而是農民關于社會正義、權利與義務的問題。而他的對立面波普金則認為農民的經(jīng)濟行為并非沒有理性，他們作為“經(jīng)濟人”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yè)家來一點都不遜色，因而傳統(tǒng)農業(yè)的改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chuàng)新的行為。
　　貴刊的組文中，似乎對認同波普金的看法不無認同，既不是去憐憫農民，也不企圖重新技回假設的天真與簡單，而是尊重農民在實踐中解決資源分配、權威、沖突等復雜問題的智力。而那篇《農民的自述》卻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斯科特“安全第一”的原則在“中國特色”下的生動演繹：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避免經(jīng)濟災難而不是冒險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同時，中國農民更不會為了理論家與政治家的理想和爭論而言語過激，這同樣是一種安全考慮。于是，在媒體記者的提問引導下，有多少種報道立場，小崗村的農民似乎就有多少種觀點。將多份報刊對照閱讀，更有此感。
　　“道義經(jīng)濟”和“理性小農”的概括都不難在農村世界中找到依據(jù)，但是在中國，農民的選擇根本上是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的。
　　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jīng)花大量篇幅論證產(chǎn)業(yè)資本從農業(yè)向工業(yè)再向國際貿易運動的“自然秩序”，斯密之后，大量的理論都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工業(yè)化國策提供了支撐，并且在百余年時間內確實造就了少數(shù)傲立于世的成功國家。中國過去的30年如果能稱之為成功的話，也正走了這樣一條路。
　　但是，從來不曾有過一套清晰可行、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理論來指導“工業(yè)如何反哺農業(yè)”，尤其是面臨著中國特色的人地配比狀況。這注定是一場開創(chuàng)性的事業(yè)，沒有哪個現(xiàn)成的理論框架能夠完美解決問題，試圖以發(fā)達國家既成的社會經(jīng)濟框架為模板，硬性套入中國的現(xiàn)實，至少忽略了一點，中外的現(xiàn)實就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限制條件，以往的經(jīng)驗表明，當我們過于強調限制條件，改革便無從發(fā)生；當我們完全無視(或故意忽視)限制條件的存在，改革又被悄然扭曲。
　　(田　野)
　　
　　用制度保衛(wèi)干部
　　(2008年第22期《孫善武現(xiàn)象：為何人民懷念貪官?》)
　　
　　為什么人們會懷念貪官?在筆者看來，這或許是因為老百姓對官員的了解和理解往往是樸素和感性的，即只要切實看到官員為老百姓做了實事，就是好官，而較少能看到官員是否在其中利用公權謀私。也就是說老百姓沒有認識到自己其實是貪官潛在的受害者。這一方面是由于老百姓對監(jiān)督方面認識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貪官的貪污水平具有極大的技術J性和隱秘性。當老百姓看到做了實事的官員受到嚴懲時，可能就會產(chǎn)生懷念之感。畢竟敢作敢干的貪官比起碌碌無為的懶政者可能更讓老百姓產(chǎn)生些許實惠感。
　　為什么許多官員最終還是栽在貪字上?正如孫的老師所言：“我覺得，干部制度存在的缺陷把好人也給異化了……”如何制定出一套有效讓干部不想貪、不敢貪、不能貪的機制才是關鍵。比如進一步有效落實官員的財產(chǎn)申報制度；比如通過基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進一步加大對一把手權力的制約、進一步加大對干部的民眾監(jiān)督等，從而用制度保衛(wèi)干部真正地一心為民。
　　(焦守林)
　　
　　警惕辭職政治向厚黑政治轉變
　　(2008年第22期《辭職政治學與官民關系學》)
　　
　　官員“辭職”為什么不能等同于“辭官”，這是中國當下政治語境一處令人懊惱的吊詭。在我們對以孟學農請辭為代表的中國辭職政治學萌芽的興起而鼓與呼時，又一次次無奈地看到辭職政治因當事人背負著沉甸甸的“某某級待遇”而備受詬病。這種另類終身制最終會把社會撕裂成兩大對立階級：“官”階層與“民”階層，從而把“人”定義為事實不平等的兩類權責不對稱的人，這兩類人的空間結構與封建社會“人上人”的垂直結構并無二致。
　　如果不能理順良性的官民關系并使之扁平化，垂直結構不能向水平結構移位，身份互換不能向柔性流動過渡，那么，我們的辭職政治就有可能朝著厚黑政治轉變。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會鼓勵臉“厚如城墻”心“黑如煤炭”(李宗吾語)的官階層人士繼續(xù)向上位的“厚而無形，黑而無色”的集團型官員關系網(wǎng)靠攏，從而最終強奸民意，篡黨奪權，天下大亂。環(huán)顧世界各地，很多國家在治“官”上已經(jīng)有了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做法和模式。這些社會堅持“市民社會”的一元化社會形態(tài)，把“民”置于與“官”平行的地位，努力防范權力不當擴張，守住社會道德底線。面對我們的辭職政治向厚黑政治轉變的“危境”，面對如何“讓官員的臉皮再薄一些，讓官員的良心更堅定一點”的現(xiàn)實課題，我們得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培植人之為人的倫理文化，呵護得之不易的辭職政治學，倡導扁平化的官民關系，重構政治道德與政治倫理。
　　(石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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