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知識分子的使命: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
發(fā)布時間:2020-03-17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編者按] 62歲的南方朔是臺灣數(shù)一數(shù)二的政論家,在國民黨的成權統(tǒng)治時期,他辦黨外雜志罵國民黨;民進黨上臺,他又掉轉槍口罵民進黨和陳水扁;國民黨重新執(zhí)政,他對馬英九的指責和撻伐一樣嚴厲和不留情面。在他看來,知識分子應該永遠站在批判的立場上,和權力保持距離。
臺灣《天下》雜志稱贊他“期能從自學的民間學者成為思想家”,但他本人對此并不高興,“我這樣沒有多少學問的人都被稱為思想家,臺灣的知識分子太不用功了。”
7月26日,本刊記者在香港與其進行了深入對話。
臺灣民主的亂流
《南風窗》: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已經歷時20多年,但外間對臺灣民主的最深刻印象,往往還是立法院里的打群架和街頭的對峙和抗議,您怎樣評價臺灣民主的質量和存在的問題?
南方朔:自1987年“解嚴”以來,民主帶給臺灣的積極作用不容否認。最直接的一點是,人民獲得了平等的地位,心情舒服,有尊嚴感,也變得理性負責了。以前沒機會參與,有問題就容易不滿和仇恨,現(xiàn)在官員是自己選出來的,即使不滿意也不會無限上綱上線;而官員因為有選舉的壓力,行為會收斂很多,不敢太過分。
不好的方面是,臺灣天天在選舉,官員為求連任,只是討好一切人。今天臺灣百廢待舉,很多政策必須做出方向式的決定,但大部分官員都不做事,只會做秀,導致行政效率下降。
你說的那些情況,說明臺灣民主還不夠穩(wěn)定和成熟。放眼世界,現(xiàn)在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qū)都有投票和選舉,但真正穩(wěn)定的民主體也就四五十個,大多集中在北美、歐洲。這是因為民主的穩(wěn)定并不容易,需要很多條件。
首要的一點是,要克服仇恨的心理。一個社會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往往積累了很多的歷史恩怨,到了民主時代,會有很多舊賬要翻,有很多苦水要吐。怎么去化解這些矛盾、又不影響社會的團結,是轉型社會要過的大關。像英國就克服了這種“仇恨政治學”,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完全沒有克服,所以從19世紀末到1920年代,這幾個國家都是法西斯、納粹當?shù)馈?
臺灣也有這種仇恨政治的種子在,那就是所謂外省人和臺灣人,本省人把自己說成是弱者,受盡欺負,把所謂外省人說成邪惡的外來者。這種沒有客觀性的仇恨,扭曲了社會,也扭曲了政治人物的心理,不管他做了什么壞事,只要上升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壓迫,沒理也變得有理了。
另一個問題是要解決誰說了算的問題。民主社會,眾聲喧嘩,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每個人講的往往也有一定的道理,建立什么樣的規(guī)則來歸納這些民意,讓少數(shù)人心服口服,也是一個大問題。選舉一人一票,得票51%的人勝利,但那49%怎么辦?搞不好就會天下大亂。
捷克前總統(tǒng)哈維爾曾說過,民主化就是一個浪潮,帶來希望的同時,也把以前社會積累的壞東西,全部解放出來;假如社會沒有很強的控制力量,把壞的東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結果會是負面的。
《南風窗》:西方民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立的黨派、組織之間有共識,但在臺灣,藍綠之間的分歧和對立反而越來越嚴重,這是為什么?
南方朔:任何國家和地區(qū)的民主,在開始階段都是沒有共識的,共識的產生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一般是這樣的:開始階段雙方不斷地相互傷害、斗爭,進行很多輪之后發(fā)現(xiàn)彼此都占不了多大便宜,然后不得不坐下來談判、相互妥協(xié),漸漸變成習慣,這樣就有共識了。只有大家發(fā)現(xiàn)對抗這條路真的走不通,妥協(xié)才有可能。臺灣在統(tǒng)獨、省籍等問題上雖然搞得不亦樂乎、烏煙瘴氣,但都不致命,還沒有最具破壞性的事情發(fā)生,所以要產生共識并不容易。
我們總是強調歷史的教訓,但沒有多少政治人物真正重視它,講多少都沒有用。就像一個小孩,你告訴他插銷有電,不能碰,他就是不聽,一定要被電打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訓。人類往往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有多少歷史教訓擺在眼前沒有用,一定要親身體驗后才能學到一點東西,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南風窗》:在臺灣,不僅政黨之間對立嚴重,知識分子也有藍綠分化,一些知識分子支持民進黨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這一現(xiàn)象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南方朔:我剛才已經說了,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個人也都在找自己的理由,這些理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國民黨現(xiàn)在主張和大陸來往,可以說是為了臺灣經濟;民進黨則堅決反對,它也有自己的說辭,也可以自圓其說。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在具體爭拗之上的更大價值來統(tǒng)合,但這種價值目前還沒有出來。
臺灣的一個特殊情況在于有一個所謂的“歷史共業(yè)”的問題,每個政黨都在亂搞,都有自己的歷史問題。國民黨歷史上有貪污和政治獻金的問題,民進黨的貪腐同樣令人側目。在民進黨和陳水扁看來,我們都有過錯,我在臺上8年,也沒有怎么清算你呀。你現(xiàn)在對我,是不是也應該客氣一點,有所保留,不要一路追殺呀?另外,這里面還有一個犯人的人權保障問題,陳水扁關了半年多,說是為了防止串供,但看起來,檢方也沒有找到多少有力的證據,一直羈押下去,有些人就會對陳水扁心生同情。幸好陳水扁展示出了人性惡劣的一面,把自己搞得像一個小丑和無賴,毫無尊嚴,大家還有理由罵,如果他像盧武鉉那樣自殺了,那相關的案子恐怕很難辦下去。臺灣要重新開始,恐怕要到今年9月陳水扁案宣判之后才有可為。
對臺灣的知識分子來說,許多人對國民黨包容,不愿過分責難,其中除了對過去經濟奇跡、社會和諧的美好回憶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民進黨的分離主義主張和族群政治,再加上陳水扁的失德,使許多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而一些綠營的學者,對國民黨的獨裁深惡痛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搖旗吶喊,把希望都寄托在民進黨身上,他們雖然對大陸沒有特殊的仇恨,但也缺乏情感與認同,他們期望透過民進黨的長期執(zhí)政,建構臺灣的“主體意識”,因此對民進黨的貪腐選擇視而不見。
因此,現(xiàn)在的臺灣,超越政治立場客觀探索議題的空間急速壓縮,大家要么打落水狗,搞道德民粹主義,要么喪失是非觀念。有風骨的知識分子都不愿出來講話,他們看到國民黨的官僚習氣,很討厭;民進黨原來是有理想的,現(xiàn)在也墮落了,他們很失望,不知道該何去何從。民進黨執(zhí)政之初,沒有執(zhí)政經驗,我給了它兩年的時間,兩年后才開始批評;馬英九執(zhí)政,因為國民黨有執(zhí)政經驗,我就沒有給他準備期,一開始就用執(zhí)政標準來要求他。這樣一來,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朋友都罵我臭頭。一個人要堅持客觀公正,就沒有朋友,這個代價是蠻大的。
民主有代價
《南風窗》:放眼亞洲,除了臺灣之外,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地民主都問題多多,應該怎樣看待這一現(xiàn)象?這是否說明亞洲人和亞洲文化不適合民主?
南方朔:民主是一個漫長的、需要付出很多代價的過程,沒有一蹴而就的,亞洲的 民主沒有搞好,歸根到底是發(fā)展階段的不同,和文化沒有關系,否則就不能解釋日本民主的成功了。你提到的亞洲國家,都處于民主化的初期階段,出現(xiàn)一些不好的狀況一點都不奇怪。在一個治理良好、平穩(wěn)發(fā)展的社會里,民主是會慢慢好起來的。
要說民主的質量差,那南美洲的民主更糟糕。那里的大部分的國家和美國差不多同時獨立,但現(xiàn)在的情況是天壤之別。這是因為南美洲之前大部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在這里實行莊園經濟,貧富差距很大,社會矛盾很激烈,這些國家一獨立,矛盾都被釋放出來,在這樣的基礎上推行民主,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南風窗》:您說民主會帶來“封建化”,請詳細解釋。
南方朔:民主一方面給了人們自由表達和參與選舉、政治活動的機會,另一方面,選舉是要花錢的,需要有支持力量,需要進行動員,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這時候,地方勢力、派閥這些帶有封建色彩的東西就能派上用場。在臺灣,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必須要倚重地方勢力來拉票、做樁腳;在日本,自民黨的派閥政治天下聞名;就是在美國,東岸的肯尼迪家族基本上就是“造王者”,沒有他們的支持就沒有奧巴馬;共和黨的布什家族出了父子總統(tǒng),這也是“封建化”的表現(xiàn)。
另外,一個社會一旦出現(xiàn)了幾個大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就會出現(xiàn)“馬太效應”,資源都匯集到它們那里,其他政治集團很難再有機會。這就意味著很多小眾的、邊緣的人永遠沒有機會,他們的聲音永遠消失了。
知識分子要研究具體問題
《南風窗》:臺灣民主要向良性的方向發(fā)展,您覺得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角色是什么?您曾經說過,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用功,怎么理解這句話?
南方朔:爭取民主是讀過一點書、有良心的人都該做的事情,可是我們不是搞政治的,搞過一陣子運動之后,就要回到書房去靜下來。知識是一切的基本。美國有那么強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學術力永遠跑在時代前端,在全世界是沒法比的。西方的讀書人,他們的是非判斷和自主性,是文藝復興以來潛移默化形成的。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出了五六百本相關的著作,這些書都不是應景之作,而是有嚴格的論證,有邏輯有歷史的,大陸的情況我不知道,而臺灣是一本都沒有。華人要建立民族可長遠發(fā)展的機制,華人社會要有優(yōu)質的民主,知識分子必須要用功,規(guī)規(guī)矩矩地坐下來反省自己,并對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民主理論和實踐進行歸納總結,讓自己的學術力、思想力大大提升"找出適合自己的民主路徑,到那時候才可能有比較好的民主機制出現(xiàn)。
中國大陸正在崛起,很多知識分子對國際體系的現(xiàn)狀不滿意,這很正常,但不能總是停留在“不滿意”、怨恨、謾罵這些情緒化的層次,而必須要系統(tǒng)研究和總結我們的“不滿意”在哪里?和別人的不滿意有什么不同?如何把“不滿意”變成內在的激勵、最后從“不滿意”到滿意?最后拿出一個技術性的、中肯的方案來,遺憾的是,大陸讀書人很少這樣談問題,很多人滿足于呼口號。中國大陸現(xiàn)在要打造國家軟實力,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在我看來,建那么多孔子學院,不如系統(tǒng)改革學術制度,把這作為軟實力建設的morning call,call出真正的思想力和學術力來。
《南風窗》:您曾以索爾仁尼琴的去世為例,說明異議知識分子在全世界都面臨著被邊緣化的現(xiàn)實,怎么理解這一現(xiàn)象?異議知識分子的存在對社會有何意義?
南方朔:近代有許多威權國家,的確出現(xiàn)了一些異議人物,他們身處于國際權力斗爭的架構下,往往會淪為對方賴以宣傳的被逼害明星。索爾仁尼琴赴美后,如果愿意配合,他后半生的榮華富貴唾手而得,但他不屑于這種光榮,反而對美國大力抨擊,這是因為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支撐著。
異議知識分子的這種日益凋零的命運,開始于1950年代。在冷戰(zhàn)的環(huán)境下,蘇聯(lián)的倒行逆施讓很多想支持它的左派知識分子銷聲匿跡了;很多大學擴招,學生由以前的幾千人擴大到幾萬人,原有的教師不夠,很多批評知識分子都進了大學教書,慢慢的,他們的批判性不見了,而是花很多時間寫學術論文,體制化的特征越來越明顯;以前,一個知識分子可以不用工作,辦辦報紙雜志就可以過一輩子,戰(zhàn)后,這樣的環(huán)境也消失了,開辦媒體需要很多資金,實行企業(yè)化運作,是一門生意,不是那么簡單的事了。這些因素使得異議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成為命中注定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學者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就是說知識分子既要避免說大話和烏托邦思想,又要避免太過現(xiàn)實,成為權力的附庸,而是著力于研究具體的問題,通過思想力的展現(xiàn)來獲得社會的尊重。
《南風窗》:在很多轉型社會里,知識分子面臨形形色色的壓力和誘惑:依附權力會名利雙收,而批判和說真話往往意味著喪失話語權和遭受打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何以自處?
南方朔:你說的是知識分子和權力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是有路可走的,只是中國人將之簡化了。面對一個邪惡的政權,你不能用大詞來壓它,而是應該盡量談具體的問題:財政政策、金融問題、貧富分化、區(qū)域平衡等等,這樣的空間在絕大部分社會都是存在的,而且你談得好,研究得深,人家會尊敬你的。知識分子要避免講只讓特定人高興的大話,以此獲得廉價的掌聲,而是應該越來越用功,用數(shù)據事實說話,解決真問題,而不是動輒上下五千年、民主自由等等。經過這樣持續(xù)的努力和改進的積累,社會才有真正的改變和進步。
在臺灣,國民黨開始時是剛性威權,后來是軟性威權,只要不太過分,反對派是有空間的,這時出現(xiàn)了很多黨外雜志,對國民黨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每個人都認為只要是針對邪惡的威權,亂罵造謠都沒關系,這種文化后來就滲透到政治和媒體里面。有人為陳水扁女兒陳幸好剛出世的小寶寶命名,以“趙錢孫”、“趙翊潭(貪)”、“趙翊府(腐)”等惡名對一個才兩天大的嬰兒極盡侮辱能事,這是臺灣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
面對嚴重的不公不義,很多^會拒絕小的改革,而是認為必須先推翻這個體制才有希望。問題是推倒重來的代價是很大的,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雖然也感覺不爽,但不希望這個社會垮掉,所以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在一個合理的空間里不斷努力和爭取,通過談具體問題增加公信力,以促成大的改變。
相關熱詞搜索:知識分子 使命 民主 民主與知識分子的使命 知識分子的使命 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