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亞特，最初的意思，是未經(jīng)官方許可的出版物。這個曾經(jīng)標志著血性與良知的詞，因社會的民主與自由的不斷拓展，我們可以理解得更加明亮簡單一點，即獨立的言論與表達，東歐的薩米亞特隨筆，也正是因為當時社會的具體現(xiàn)實――極權與暴力，才有積極的意義。在這些隨筆中，你很難見到超越性的思考。但是，字里行間所蘊含的那種對獨立的堅守，那種包含著反抗與掙扎的堅守，那種對理想中的自由狀態(tài)的不懈追求，是動人的，讓人刻骨銘心于人性的力量所爆發(fā)出來的絢爛火花。
　　哈維爾根據(jù)自己對社會生活的觀察說，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夠接受和謊言生活在一起。遠處的謊言是不可怕的，因為它們的存在與個體的存在并不發(fā)生尖銳的沖突。對謊言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往往可以判斷一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和開放程度，而極權社會，是最能藏納謊言的社會，它以強權的力量，推動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擴展，限定思想的范疇與判斷的方式，以此塑定人的行事方式，
　　但是，社會對謊言的容忍度，與單個的人對謊言的容忍度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個人與體制的相處方式，后者屬于個人的精神生活
　　東歐在二戰(zhàn)時期，被納粹極權所籠罩，非正義的國家體制，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按照統(tǒng)治者的意愿來生活，個體被淹沒在集體之中，而集體被禁閉在極權之下
　　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更是用一個巨大的謊言來獲得人們表面的認可。人們自愿被謊言俘獲，無他，只因求生之本能。
　　蘇聯(lián)紅軍將東歐國家從納粹的極權之下解放出來，對伊凡-克里瑪來說，這不是善與惡在作斗爭，而是兩種不同的惡，為了控制世界而斗爭。東歐的薩米亞特作品，很多誕生于共產(chǎn)主義極權時期，即二戰(zhàn)以后至蘇聯(lián)解體前那一段時間。東歐共產(chǎn)主義極權，是結合了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于一體的政權，它要求人們承認官方制造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并且，要求人們接受官方的價值判斷，有人將其稱為偽宗教。
　　這段時間，也被稱為“面包時代”，即人們?yōu)榱松�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下，主動承認各種政治謊言。哈維爾由此提出，生活在真實中，即是對此種極權的反抗，他的邏輯是，如果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精神生活出發(fā)，都不容忍謊言在生活中的存在，那么謊言在社會中也就不會存在。
　　在中國，經(jīng)歷過“文革”的人們都知道，在人們普遍接受謊言、容忍謊言的時候，單個的人若拒絕謊言便會遭來滅頂之災。在相類似的生存情境下，索爾仁尼琴的著名言論：“一句真話的分量，比一個世界還重”，才震撼人心。但是，他的這種判斷，是偏執(zhí)的。確實，在接連遭遇兩種現(xiàn)代極權的東歐，偏執(zhí)是必然的。
　　東歐知識分子對社會秩序的關注，建立在良知與責任之上，因此，把建立一個正義、人性的社會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力量、精神力量上，而不言及更為理性的法治、市場等，劇變之后，國家體制急速轉(zhuǎn)型，帶來經(jīng)濟發(fā)展與法律建設的危機，大家才開始注重法治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
　　如果一種思想，只是出于對周遭世界的某種抗爭性的反饋，那么，這種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實是很大的。極權下的自由思想、非正義下的正義理論、暴力下的人性詮釋，它們都是受限的，邏輯理路帶有特殊的令人同情的缺陷。東歐薩米亞特隨筆，所體現(xiàn)的此種缺陷更甚，讓人不由自主產(chǎn)生一種悲情，以及，對更完整的理性的渴求，也許，這些作品的意義正在這里，真誠坦率地展露缺陷，鞭策人去尋找更優(yōu)更健全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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