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長達10余年的車輛升級轉換過程中，個體營運證“自由組合，自由買賣”，很多下崗工人、退伍軍人、失地農民、無業(yè)青年等中低收入者通過民間借貸，大本錢投入，承擔著巨大的財務風險。2007年，象山縣運管所宣布收回個體經營權，搞“公司化”經營，一下子將遠未收回投入的個體經營者推向財務危機的懸崖峭壁上，激起強烈反彈。
　　
　　3年前，寧波象山縣一場政府主導的出租車“公司化”改制引發(fā)一場曠日持久的抵制風波，象山縣石浦鎮(zhèn)出租車個體戶不斷到北京上訪，引起多個國家部委關注，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親自過問，當地運管部門亦被迫十上京城，經歷著煎熬。官民矛盾一直呈膠著狀態(tài)。
　　石浦鎮(zhèn)的“營運車”起步于1980年代的機動三輪車。1996年象山縣運管所拍賣“面的”個體營運證，營運5年后，2001年兩部“面的”升級換成一部富康“出租車”，營運期6年，限石浦鎮(zhèn)內營運。1999年，象山縣運管所頒布“三證合一”政策，三部“正三輪”合并成一部“貨的”個體營運證，分兩年兩批合并，一部“正三輪”最高市場價賣到了5萬多元。營運5年后，兩部“貨的”合并成一部“出租車”，于2004年推出一批桑塔納3000，2005年推出一批捷達車，當時“貨的”最高市場價賣到24萬～25萬元一輛。
　　在這段長達10余年的車輛升級轉換過程中，個體營運證“自由組合，自由買賣”，營運證“市場”越炒越高，一輛出租車最高價達75萬元，很多下崗工人、退伍軍人、失地農民、無業(yè)青年等中低收入者通過民間借貸，大本錢投入，承擔著巨大的財務風險。2007年，第一批38輛富康“出租車”營運期到限，象山縣運管所宣布收回個體經營權，搞“公司化”經營，一下子將遠未收回投入的個體經營者推向財務危機的懸崖峭壁上，激起強烈反彈。
　　
　　“公車公營”惹禍
　　
　　這是一筆歷史賬，但并不糊涂。2001年石浦鎮(zhèn)誕生第一批區(qū)域“客運出租”車。起因是，當年寧波市政府發(fā)布《關于清理整頓客貨運輸秩序》的通告，“象山縣各基層領導不辭辛勞，耐心勸導”，要求各車主執(zhí)行上級指示，將“面的”以2:1的比例兼并升級出租轎車營運，并向車主們承諾是“面向全國營運的出租車”。一輛“出租車”費用總價高達50萬元至75萬元。當不同區(qū)域出現單數，即缺“半輛出租車營運權”時，由交管部門拍賣發(fā)放，費用在15萬元至28萬元之間。同期，寧波市拍賣投放個體出租車15年營運權才42萬元左右，寧波市寧海縣則按“面的”或“奧拓”直接以1:1徹底更新為出租車。正是象山縣“2:1”兼并升級做法和不徹底升級為后來的官民矛盾埋下隱患。
　　2007年，象山縣石浦鎮(zhèn)首批運營期滿6年的38輛個體出租車被叫停――6月20日象山縣交通局、象山縣公安局聯(lián)合發(fā)出《關于對經營年限到期區(qū)域小客處理意見的通告》，將這些出租車定性為“區(qū)域小客”，收回個體業(yè)戶經營權，“實行公車公營”。之后，因為政府“同情”個體經營者，又讓這批出租車延長運營了兩個月后強制叫停。但車主們根本無法接受，他們不斷到政府部門請愿，矛盾由此爆發(fā)，“象山縣政府動用公安對出頭說理者以各種罪名詢問、傳喚、拘押、逮捕或者追捕20多人”，車主張建云家附近更被安裝了幾臺監(jiān)視器，2007年他被判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至今他的老婆魯頌麗仍長年在京上訪。
　　“剝奪個體經營權，剝奪的是職業(yè)，是飯碗�！备�令石浦鎮(zhèn)38輛出租車主氣憤的是，他們的經營權被運管部門收回后，通過招投標統(tǒng)一發(fā)包給一家“亞西亞公司”壟斷經營，這家公司的老板鄭宏武也是開出租車出身�！斑@么多人的謀生手段，讓他一個人去發(fā)財，實在想不通。”雖然當地運管部門承諾，“公司化”后，原有車主享有優(yōu)先承包權，但是車主們想要的是“自主經營權”，而不是承包權。因為“在公司”的出租車司機因為受公司“盤剝”而比個體出租車司機少了許多收入。
　　
　　激起“一路哭”
　　
　　象山縣石浦鎮(zhèn)，東海之濱一個擁有千年文明的漁鎮(zhèn)，中國18大名鎮(zhèn)之一。今日石浦有10余萬人口，最近又獲批為“微型城鎮(zhèn)”，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旅游目的地，鎮(zhèn)上賓館林立，漁港碼頭一帶，海鮮店一個挨著一個，晚餐時分，餐桌甚至擺到馬路上。從經濟發(fā)展水平來講，這里遠比中西部地區(qū)許多縣城還要發(fā)達。
　　記者在石浦鎮(zhèn)采訪了10多個車主，聽到“一路哭”，其中哭得最悲痛欲絕的是一個叫黃春娟的女車主。她一見到記者就長跪不起，一句“你們不懂我的心”后就泣不成聲。26歲時，黃春娟嫁給一個同齡的參加過對越反擊戰(zhàn)的退伍軍人，她不知道丈夫從戰(zhàn)場上帶回一種無法根治的肝炎。家窮，30歲時，他們生下一女一男后，再加上贍養(yǎng)公婆，負擔更重了。又因丈夫的肝炎復發(fā)，家庭經濟雪上加霜。黃春娟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在鎮(zhèn)上拉客，一個人養(yǎng)活6口人。
　　黃春娟原有兩輛三輪車，便跟人家再拼一輛三輪車――這才有資格買一輛“面的”，然后與另一輛“面的”拼車――這才有資格買一輛出租車營業(yè)用車，總共用6輛車拼出一輛出租車，“過渡來的，不容易”。一路借貸讓黃春娟至今欠債52萬元。2007年自己的車子歇業(yè)停運后，黃春娟幫人家開車，每天賺來的錢都是付利息，“天天熬過去”。
　　車主們普遍反映，開車運營6年，一輛車超強度營業(yè)24小時，每天收入500元，減去車價、保險、養(yǎng)路費、油耗等各項規(guī)費及支出，就算不付工資，投入的借貸不計利息，收入也只能勉強維持家庭生活，對當初購置出租車營運成本根本無力償還。記者調查發(fā)現，為了職業(yè)和生計，車主們自籌借貸――利息在1:2分至2分之間，大大高于商業(yè)銀行的利息，“投入營運出租車輛成本近億元”。如今，他們當中少者欠幾萬元，多者欠幾十萬元，債臺高筑。
　　胡甬金，2006年“人市”，花20萬從別人手里買過“半輛出租車經營權”，與別人合拼一輛車。車子尚未開滿一年，就遭遇“2007年6月20日”，政府收回個體經營權。據悉，像胡甬金這樣“火線人市”的人有十多個。一開始，胡甬金頗得象山縣運輸管理所同情，對方教他打官司告賣車子給他的人，后來象山縣運輸管理所發(fā)現自己要承擔連帶責任，又叫他不要打官司了。后來胡甬金多次上訪，2007年底一天夜里，特警闖入家門，把他抓走，24小時后才釋放�！拔沂腔ㄥX請人來抓我，花錢受罪�！焙�甬金多次重復，“20萬元扔到水里還響一響呢!”
　　
　　“宏觀調控權”使力
　　
　　7月5日，記者見到了象山縣交通局運輸管理所余勝才科長。余勝才軍人出身，性格豪爽，一見面就聲明有問必答。記者請他介紹這場出租車經營權變動的決策背景和邏輯――
　　2007年象山縣全縣有61輛“區(qū)域小客”(他沒有使用“區(qū)域出租”概念)經營年限到期，其中石浦鎮(zhèn)的38輛作為一個標，象山縣城的23輛分為兩個標，進行企業(yè)服務 質量招標，有5家企業(yè)參與競標，最后有3家公司中標。此舉的目的是，從個體經營轉向企業(yè)化經營。但政府考慮到原來經營者的利益為中標企業(yè)設置了兩個條件，一是原來的駕駛員有優(yōu)先承包權，二是壓低管理費，縣城每輛每月1000元，石浦鎮(zhèn)每輛每月800元。
　　招投標后，縣城23輛車根據政府要求，按計劃按時投入營運，實現了“公司化”運營。石浦鎮(zhèn)的38輛那一標被“亞西亞公司”投中，但原來個體經營者不同意“公司化”路線。余勝才說，經營權是國家公共資源，不是私有的，但是原有經營者想長期擁有經營權，長期經營，政府的思路是走規(guī)范化、集約化、公司化的發(fā)展模式，“我是想把一塊市場管理好”。面對38輛車主不斷上訪，余勝才認為這是“無理取鬧”。
　　新政引起“一路哭”的局面，政府應怎樣反思?余勝才回答道，推出新政時政府就本著“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堅持三條方針，一是依法行政；二是平穩(wěn)過渡――保證原來駕駛員有優(yōu)先承包權，有車子開；三是公司化經營――行業(yè)總體管理要求，即實現規(guī)模化和集約化目標。政府并未一刀切，沒有剝奪原來駕駛員的職業(yè)和謀生手段，原來分管交通運輸的常務副縣長白國璋是石浦鎮(zhèn)委書記出身，對石浦38輛車主比較同情，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執(zhí)政思維下，不僅延長了兩個月的營運時間，而且一再容忍。但面對車主們無休止的上訪，2010年春節(jié)前，象山縣政府最終下了決斷，注銷38輛車的經營權，“不投放了”。
　　也就是說，這場官民矛盾鬧成三敗俱傷，原38輛車歇業(yè)停運，政府“公司化經營”擱淺，市民出行“打車難”�！败囎咏o你開，錢給你賺，為什么還要這臺車子(的個體經營權)呢?”余勝才很不解。為什么不能讓個體經營和公司化經營兩條腿同時走路，非要中斷個體經營?他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一輛個體戶車子把當地醫(yī)院院長撞了，沒有錢賠償，拍拍屁股走人了。這個院長現在還躺在上海華東醫(yī)院里，花了幾百萬，還沒康復。個體戶閑散的，很多家里房產都沒有，沒有抗風險能力，企業(yè)化就有這種能力。再且，政府并沒有強制性收回，而是在經營年限到期時收回，照章辦事。
　　余勝才說，象山縣184輛個體經營者車輛，到期一批收回一批，比如今年6月象山縣城又有24輛到期車輛，也收回了，也不能營運了。包括今年石浦鎮(zhèn)也有一批到期，全部也收掉。“政策是連續(xù)的，不是只針對石浦鎮(zhèn)原來38輛車主。”但為什么公司化就非得叫停個體經營者?余勝才進一步解釋：“80年代是個體、集體一起上，現在的大環(huán)境是向公司化走路�！庇浾咦穯�，出租車個體經營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象山的改革是不是一種倒退?這么一追問，余勝才激動了：原來允許個體經營者發(fā)展，政府連宏觀調控權都沒有了，象山縣運力不足，政府要投放新的經營權指標，原有個體經營者就反對、上訪，前幾年運力都投不下去。“政府必須有宏觀調控權�！庇鄤俨诺贸鲞@么―個“教訓”。
　　再者，由于經營權不能放開，原有經營權成為稀缺資源，民間炒賣公共資源，行業(yè)無法管理了。余勝才打比方說，有一次經營權被炒高到100萬一張，一個人剛買來，結果很快國家就放開經營權了，那個人不是倒霉了?因此，“公司化”可以防止經營權炒賣，保證經營者利益，規(guī)避風險。從個人愿望來講，余勝才也希望有一天國家開放經營權，但他認為現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如果國家老早就開放了經營權，石浦鎮(zhèn)38輛車主也就不用花費那么高的經營權拍賣費用人市，也就不會債臺高筑，也許就不會有這起官民矛盾。
　　記者調查發(fā)現，走“公司化”經營方式，管理便利是象山縣運管部門的政府第一訴求點，其次是規(guī)范市場，再者是新時期的維穩(wěn)策略――由于全國各地出租車行業(yè)接連爆發(fā)群體性事件，運管部門承受著巨大壓力，面對個體經營者政府工作很被動，不好用行政手段對付“不聽話者”，“公司化”以后，運管部門可以巧妙地通過“公司”這只手“宏觀調控”出租車司機群體，再有“不聽話者”解職即可，將矛盾控制在公司內部，抑制行業(yè)群體性事件。
　　不料這“三步好棋”卻激起風波，形成“政府主導”與“民意”的抗衡。
　　
　　怎樣調和矛盾
　　
　　車主們普遍認為象山縣交通局運輸管理所存在違法行政，他們搬出1998年頒行的《寧波市出租汽車客運管理條例》第十二條：“出租汽車有償營運權使用期限為15年。”他們認為，象山縣為寧波市管轄，經營6年后，他們還應享有9年的營運權。依此條例，象山縣交通局運輸管理所收回個體出租車經營權屬于違法行政。象山縣交通局和公安局似乎早就料到這一質疑，他們將這些車定性為“區(qū)域小客”――既然不是出租車，就不受這個條例的制約。因此，雙方爭議的焦點是，這些車是“區(qū)域小客”還是“區(qū)域出租”?
　　余勝才向記者這樣解釋：外地人坐上去，總歸是出租車，計費方式參照了出租車的計費方式，但當初是為了提高石浦漁港的城鎮(zhèn)品位和城市環(huán)境，讓外地游客可以打到的士，從三輪車和“面的”升級過來，作為農村客運班線的補充，在石浦鎮(zhèn)行政區(qū)域內經營，其性質是“區(qū)域小客”。余勝才透露，2001年他們遭遇一起客運車經營權官司，官司打到浙江省高院，最終定性就是“區(qū)域小客”。對此，車主張建云告訴記者，這起官司涉及的是9輛“面的”，對“面的”的定性不能套用在第一批38輛富康“客運出租”車上――38輛富康車就是當年從“面的”升級為“客運出租”車的，性質已經發(fā)生改變。
　　車主們對運管部門詬病最大的是，這樣一項涉及廣大出租車主切身利益的政策變動，施政之前運管部門竟然沒有召開聽證會，聽取直接利益相關者的意見。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四十七條，“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避囍鱾冞�反映運管部門沒有進行公告，而是采取雷厲風行的強制性手段，使得車主們沒有辦法利用公告期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7名縣人大代表聯(lián)署兩次提交一份議案質問象山縣交通局“區(qū)域小客”的定性�！吨腥A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和《浙江省道路運輸管理條例》寫得很清楚，班線客運經營應當有明確的線路和站點方案，旅客應當持有效客票乘車，和隨時隨地為乘客服務的區(qū)域出租車的區(qū)別很清楚�？h交通局“明顯違法”。
　　車主們向記者展示的營運權證、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營業(yè)執(zhí)照等都寫明為“客運出租”。他們還向記者出示了許多罰單，顯示運管部門對他們進行處罰時，依據的是《寧波市出租汽車客運管理條例》。為什么到經營權續(xù)期時，“區(qū)域出租”就變成了“區(qū)域小客”?該縣人大代表們在議案中寫道：“代表們不僅不滿意，覺得在法治年代還出現這種現象，很痛心�！贝�表們認為，縣交通局這樣認定這批車的性質，“恐怕要笑掉牙!”不過，即使面對如此犀利的人大代表質疑，象山縣交通局也沒有妥協(xié)。
　　余勝才說，如果38輛車主對政府新政不服，可以進行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如果政府輸了，政府該賠償還是賠償，但車主們沒有這么做，而是跟行業(yè)管理部門對立起來，“通過上訪，給下面政府施壓”，最后“走進了死胡同”――運管部門一怒之下，已將38輛經營權取消投放，現在車主們想開也開不成了。象山縣交通局之所以堅持己見，余勝才說是“依法行政”、“政府必須有宏觀調控權”、“為了管理好這塊市場”等原因，而非具體針對某一群體或某一個人――“我對你有仇啊?”余勝才如是說。
　　那么，“公司化”改制引起的“一路哭”的局面，誰來解救?記者幾次追問，余勝才都沒有正面回答。
　　近年來，全國諸多大中城市如重慶、三亞、溫州都先后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出租車糾紛，甚至罷運事件，其原因主要在于經營權的管理。出租車行業(yè)已經成為群體性事件和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爆發(fā)地帶。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經義正詞嚴地告誡官場說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今天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了38輛出租車車主的利益，象山縣執(zhí)政者亦應像史書記載的那樣“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妥善解決運管部門與車主們之間的矛盾，還人民一條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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