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當我淡出服務多年的雜志，心中為過往日子里經(jīng)歷的一切感恩，因我相信這一切于我有益。 　　于是，像一只被自己的過多熱情所充滿的氣球，一個月后，我飄飄悠悠來到美國，接受普度大學的邀請從事訪問研究，并有機會對以往的傳媒實踐做一總結(jié)。
　　之前，對這所大學的了解實在不多，僅僅知道它的3位校友，美國的阿姆斯特朗從這里的航空系開始了登月的第一小步，中國的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畢業(yè)于此，它還是“兩彈元勛”鄧稼先的母校。因所知寥寥，以至于諸君惜別之際有一語戲問：“普度不會是佛學院吧？普度眾生嘛！”
　　下了飛機才發(fā)現(xiàn)，和尚沒幾個，教堂倒是隨處可見，整個普度大學校園內(nèi)各類宗教場所不下30余間。就連附近的醫(yī)院，也會根據(jù)病人的不同需要提供專業(yè)人士的宗教服務，在治療肉體疾病之余，不忘安撫虛弱的心靈。
　　不過，胃口總是先于精神有所領悟。選課、講座固然正規(guī)，有嗜好薯片的教授坐在講臺上啖而論道，格外考驗中國學生的聽力；研討熱烈時常和午飯連在一起，老師學生一份PIZZA、幾個漢堡，邊吃邊聊。參加過幾次之后，其對飲食的隨意讓我忍不住反省，以前是否把太多精力花在與唾液有關的事情上了――在北京、廣州那些個密集而精致的飯局上，人們閉嘴咽唾沫忙著大吃，張嘴噴唾沫忙著批評；痛苦只在于嘴不夠用。
　　在美國大學里，不難遇到愛好馬列主義的左派，他們大多集中在哲學、社會學等文科院系里。所以，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教授也有機會來美國做課題，同理，也就不必驚訝計生委的干部能夠出國考察計劃生育了。
　　普度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很愿意驅(qū)車載著中國學者去參觀附近大約4小時車程的“歐文公社”――它們按照歐文的社會主義原理建立，所謂空想，竟然在美國存在并運轉(zhuǎn)。他們很自豪，頗有革命圣地的感覺，解嘲“正宗的社會主義實踐”幸存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中國教授實地走一遭，一時間心亂如麻，“噌噌”冒出幾句詩：夢里不知身是客，不堪回首月明中。
　　教授們的作派，總是先于他們的學術讓人覺得新鮮。美國沒有教師節(jié)，但凡節(jié)假日，總少不了老師開放家庭招待學生，以及我這樣的暫住人員：每個接受邀請者自帶一菜，女主人當然要額外準備許多，席間的氣氛和飯后的交談，其實比食物更吸引人。
　　結(jié)論常常歸納為人生有兩難：寫論文與生孩子，美國因為不需要“趕英超美”，學術制度之嚴使得五六年讀完一個博士已經(jīng)算是快的；博士論文從破題到答辯，真與十月懷胎相似，更有甚者，還幾乎個個覺得自己遇上了難產(chǎn)。最后，在座的女博士格外被人投以真誠敬佩的目光，絕非戲謔，兩大難全讓她們攤上了，不亦悲壯乎。
　　國內(nèi)大學的聲音通過網(wǎng)絡仍然時有耳聞，比如此前北師大教授董藩的名言，“當你40歲時，沒有4000萬身家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開著寶馬的云南大學副教授尹曉冰對同行的友情提醒，“大學教師全身心投入教學是種毀滅”。
　　筆者的感慨萬語千言匯成一句――作為一個學生，既然在哪上學都得大把交錢，既然在哪上學都得學英語，與其考四級六級，不如考托考G，與其在情緒上愛國，不如學有所成來愛國，不然畢業(yè)了做蟻族，國家不養(yǎng)老師不認自己也郁悶。
　　當然，在此地所遇絕非全然美好，但有機會暫時擺脫對體制的習慣性抱怨，思考個人當盡的本分，亦覺難得，實因差異可以幫我們鎖定自身的坐標。曾經(jīng)以為自己活得特精煉，原來是脫水；曾經(jīng)以為自己活得特豐富，原來是嘈雜；曾經(jīng)以為自己活得特充實，原來是梗阻；曾經(jīng)以為自己活得特超脫，原來是麻木；曾經(jīng)以為自己活得特內(nèi)涵，有1000個層次的意義和趣味可供玩味抒發(fā)，原來不過是一張千層餅，厚度總共0.3毫米。
　　還曾經(jīng)以為，可以依托媒體的力量，舍我其誰，啟蒙民智、普度眾生，到了普度才意識到自己忽略了一個問題：知識分子都想要普度眾生，可有人夜半驚問，誰不沉淪，誰在岸上？或者城市或者鄉(xiāng)村，或者中國或者美國，當腳下原以為安全的根基移動，我才被提醒自己也在水流之中，正向?qū)Π肚龆伞?
　　江聲浩蕩，自屋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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