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思想庫是對美政府決策提供政策建言和智力支持的研究機構，其主張和建議常常成為美政府制定政策的參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美內外政策，也包括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美國的思想庫及其作用
　　
　　美思想庫誕生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數量達2000多個，僅華盛頓地區(qū)就有100多個。各思想庫都具有鮮明的政治觀點和價值取向，按其政治傾向和背景之差異，可分為保守派思想庫，如傳統基金會、美國新世紀計劃等；自由派思想庫，如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等；激進派思想庫，如防務信息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所等。其中既有獨立的民間研究機構如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等；也有具有政府背景的思想庫，如和平研究所、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等；或附屬于大學的思想庫，如喬治城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喬治•華盛頓大學西格爾研究中心等；以及隸屬于黨派的思想庫，如進步政策研究所（隸屬于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等。
　　美國的思想庫已發(fā)展和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運作體系。
　　（一）研究新思想、提供新理念是美思想庫的一項重要職能，也是其影響美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式。如通過接受決策者交辦的研究項目；就某對外政策問題直接上書總統；擔任政府決策者的顧問；與決策者或國會議員保持密切關系等，經過分析和研究向政府提供可操作的對外政策方案。它們提出觀點和建議有時可以影響美外交決策者對世界發(fā)展大勢的看法和美對外政策的優(yōu)先順序。
　　（二）輸送和儲備外交人才，發(fā)揮“旋轉門”作用。美思想庫中不僅有許多通曉國際問題的學者，也有很多卸任政府官員，這些人因在政界擁有深厚的人脈關系和對官僚政治的熟悉與了解，其觀點仍能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他們當中有的人很可能在需要時重返政壇，直接成為政府的外交決策者。
　�。ㄈ�）積極配合美對外戰(zhàn)略，發(fā)揮“第二管道”作用。冷戰(zhàn)結束后，思想庫的這項功能不斷增強。它們常與國外有關學術機構、官方或民間組織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qū)或雙邊問題舉辦研討會或對話會，參加者既有知名學者，也有卸任政要、國會議員助手，還有以民間身份參加的政府官員，具有半官方色彩，因而頗具政策影響力。
　�。ㄋ模┏洚斦�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引導或塑造有利于政府外交決策或實施對外政策的輿論氛圍。通過到國會作證、舉辦報告會、培訓班、講座或吹風會以及出版書刊、發(fā)表媒體評論或訪談等，分析和詮釋政府的對外政策，幫助民眾了解政府的具體政策和處理對外問題的方式，引導或塑造對政府有利的公眾輿論。另外，還通過民意調查等方式，幫助政府了解民情，供政府決策時參考。
　　
　　美思想庫影響政府對華政策
　　
　�。ㄒ唬┛祩悈f會提出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對華政策理念，曾影響中美建交前美政府的對華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美曾對華實施“孤立”與“遏制”政策。但隨著新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的發(fā)展及國際影響的不斷擴大，美對華“遏制”和“孤立”政策破產。在此背景下，美國內開始出現調整對華政策的主張。1959年康倫協會受參議院外委會委托提交了《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即《康倫報告》。該報告提出，美應放棄對華貿易限制，以對待蘇聯的條件與中國開展貿易；與中國進行民間交往，借此與中國官方進行非正式接觸；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并擁有安理會席位，同時建立“臺灣共和國”并使之參加聯合國大會；與中國簽訂商務條約，給中國以“事實上”的承認等。
　　《康倫報告》這種“一中一臺”的政策實質是主張承認新中國的客觀存在，改變美當時簡單的對華“孤立”與“遏制”政策，并試圖分裂中國。該政策構想雖因蔣介石當局的反對和美當時國內環(huán)境限制未能立即付諸實施，但卻推動了美國內的對華政策討論。此后各方人士雖多次提出調整對華政策建議，都未能脫出這一模式。
　�。ǘ�）布魯金斯學會提出的以“日本模式”處理臺灣問題、實現與中國建交的政策構想，對推動美中建交發(fā)揮了作用。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大為緩和。之后，由于美熱衷于與蘇聯搞緩和，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勢頭減弱，甚至停滯。為推動中美關系繼續(xù)發(fā)展直至建交，一些思想庫紛紛主張與中國建交。其中，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1977年撰寫的《對華政策――老問題與新挑戰(zhàn)》一書影響較大。鮑認為，美中關系如不能朝著正�；�方向繼續(xù)前進，中國將可能謀求對蘇緩和從而損害美利益。鑒此，美當前應鞏固兩國關系并使之制度化，長遠來看應逐漸增加兩國共同利益，為發(fā)展一種穩(wěn)定而持久的美中關系創(chuàng)造更加鞏固的基礎。在臺灣問題上，他主張，美應避免挑戰(zhàn)中國關于臺灣在法律上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也應避免表達臺灣已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應強調，無論臺灣地位未來發(fā)生什么變化，都必須由臺灣和大陸的中國人自己采取和平方式來實現。同時，美應堅持要求中國重申和平統一臺灣的愿望；美也應公開表明，保持臺灣地區(qū)的和平與安全對東亞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美利益十分重要，美將反對任何以武力改變臺灣現狀的努力。美在撤出在臺所有武裝力量和設施的同時，應繼續(xù)向臺出售防御性武器。鮑的這些建議對推動美中建交及其后美對華政策的總體框架提供了參考。
　�。ㄈ�）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大西洋理事會、布魯金斯學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等思想庫提出的以“接觸”保持與中國的正常關系的政策建議，至今體現在美對華政策中。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關系出現倒退。為防止中美關系繼續(xù)惡化而危及美國家利益，上述思想庫指出，中國在今天雖不如70年代抗衡蘇聯時那么重要，但中國在維持亞太地區(qū)力量平衡、保持朝鮮半島局勢穩(wěn)定、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仍有重要影響，并且美在保護全球環(huán)境、應對民族或種族沖突以及移民等全球性問題時，也需要中國的支持。因此，中國對美利益十分重要，美應重視美中關系，把中國視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qū)大國，不能視之為無足輕重。對美而言，中國非友非敵，美應放棄以往那種非友即敵的簡單思維，而致力于與中國“有限接觸”，保持關系的正常化。為達此目標，美應在臺灣問題上“恪守中立”，堅持臺灣問題的解決應遵循“一個中國、和平解決、得到兩岸人民支持”的原則，鼓勵兩岸建立“信任措施”，但應繼續(xù)向臺出售武器。
　　上述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和后來的美對華政策，老布什政府在對中國進行了一些制裁以后，于1991年下半年開始緩和對華關系，克林頓政府也于1994年改變其上臺時的對華強硬政策，將“最惠國”待遇問題與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脫鉤，并逐漸確立了對華“接觸”政策。
　�。ㄋ模﹤鹘y基金會、蘭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觸”政策，對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影響較大。布什上臺時，上述思想庫主張，為“遏制”中國發(fā)展，減緩中國崛起進程，維護美霸權地位，布什政府應變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為“遏制+接觸”政策：通過“接觸”保持與中國的商業(yè)、經濟關系，促使中國融入現存國際體系，推動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合作性民主大國；同時，利用“遏制”阻撓中國發(fā)展，預防中國崛起后挑戰(zhàn)美國際地位和利益。布什政府發(fā)展“建設性合作關系”的對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思想庫的政策主張。
　　近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在國際事務中作用的日益顯著，布魯金斯學會思想庫認為，中國崛起已成事實，世界事務沒有中國的參與是不行的。因此，不應像過去那樣對中國進行“遏制”，而應進一步加強對華合作，促使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同時美要“兩面下注”，既要合作，也要防范。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立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就對華政策發(fā)表的講話，就吸收了這種對華政策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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