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是蘇聯演變（含蘇共消亡、蘇聯解體兩層意思）20周年[1]。20年來，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是很多的，圍繞蘇聯演變原因的探討尤其熱烈。本文就戈爾巴喬夫時期以失敗告終的改革的背景、歷程、教訓、原因以及相關思考，在回顧基礎上作一綜述。限于篇幅，只能擇其要項，談五個方面。
　　
　　蘇聯淪入不改革
　　難以為繼的困境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濟政治管理模式是在沒有先例的特殊條件下，于上世紀30年代逐步形成。這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在戰(zhàn)爭年代和戰(zhàn)后恢復時期顯示過動員性強和困難承受能力強的優(yōu)點，并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有過積極的建樹。戰(zhàn)后經濟增速很快，例如1951年蘇聯的工業(yè)產量比1929年增加了12.7倍，而美國只增加2倍，英國增加1.6倍，法國增加1.04倍。蘇聯的科學技術也有過迅速發(fā)展，1954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發(fā)電站，1957年先于美國成功地發(fā)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1961年蘇聯的世界第一個宇航員上天。這些成就在相當長時期內掩蓋了蘇聯管理模式的缺陷。進入以和平與發(fā)展為主要命題的時代，蘇聯模式的弊端越來越突顯，表現為思想理論僵化、經濟管理凝固化和政治非民主化。赫魯曉夫時期于上世紀50年代中、勃列日涅夫時期（實際上是柯西金倡導）于60年代中和70年代末，搞過兩次三段改革，但都不成功。安德羅波夫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后，閃爍過改革希望之光，他卻匆匆告別了人世。
　　從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兩年多時間內蘇聯三位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相繼逝世。蘇聯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頻繁更迭的老人當政感到厭倦，對國家經濟政治生活處于停滯狀況深為不滿，希望有一位年富力強的領導人帶領國家前進。時年54歲、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基本確立的戈爾巴喬夫，得到葛羅米柯等實力人物的鼎力支持，戰(zhàn)勝了政治局委員格里申、羅曼諾夫等人的挑戰(zhàn)，于1985年3月順利地當上了蘇共中央總書記。
　　但是，應該說，留給戈爾巴喬夫的遺產是非常沉重的。
　　其一，蘇聯經濟處于“危機前狀態(tài)”。這集中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經濟沒有從粗放的發(fā)展軌道轉向集約化發(fā)展軌道，效率低下，經濟失去活力。上世紀進入70―80年代之后，主要靠增加人力、設備、財力的粗放型發(fā)展越來越困難，粗放化發(fā)展的潛力趨于枯竭。二是經濟結構長期保持畸形狀態(tài)。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加緊擴軍備戰(zhàn)，爭奪世界霸權，使國民經濟結構帶有越來越明顯的軍事特征。農、輕、重之間，積累與消費之間，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導致蘇聯經濟發(fā)展速度下降。
　　其二，蘇共本身日趨蛻化。這表現在多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屬性及其與資本主義相互關系的認識極為片面，不是借鑒而是拒絕甚至敵視人類文明在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成果。二是扭曲社會主義的目標和觀念，不是審時度勢、與時俱進，而是高估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成熟性，唯意志論，急于求成。天長日久人民群眾產生被欺騙的感覺，對蘇共失去信任。三是標榜空頭政治，在民主與專政兩方面突出專政，甚至踐踏民主。忽視經濟的基礎意義，囿于產品經濟觀，實行經濟生活國家化、經濟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排斥商品貨幣關系，奉行粗放型經濟戰(zhàn)略。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特別是軍事工業(yè)，導致經濟結構畸形。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造成閉關自守。四是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嚴重，慣于做“假大空”文章。黨的思想建設薄弱，組織建設無力，官僚主義彌漫于黨的各級機構。五是混淆兩類性質矛盾，無端將思想分歧上升到政治斗爭，嚴酷管制，無情鎮(zhèn)壓。民主與法制備受摧殘，克格勃肆虐造成人人自危。六是民主集中制原則被嚴重扭曲，從少數人直到個人獨斷專行。禁錮思想，封閉言路。七是在發(fā)展動力問題上，片面強調精神因素的作用；而在物質生活中，又常常無視群眾對于民主的精神需求。八是由任命制產生的干部高踞于群眾之上，變成從群眾中來到官僚特權階層中去。九是過于突出俄羅斯民族的優(yōu)越地位，民族平等的理論與實踐往往脫節(jié)。十是國際戰(zhàn)略與對外政策中充斥大國沙文主義，口頭上宣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實際上一切以對蘇聯和蘇聯政策的態(tài)度畫線，干涉和控制別國別黨的內政。
　　其三，蘇聯面臨外部嚴峻挑戰(zhàn)。一是西方主要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特別是科技迅猛發(fā)展的挑戰(zhàn)。從上世紀60年代起，蘇聯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呈遞減之勢，1966―1970年“八五計劃”年均增7.1%，“九五”計劃降為5.1％，“十五”計劃再降為3.9%，至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下降到2.6%。蘇聯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受到日本的嚴重挑戰(zhàn)。蘇聯的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約15年。二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挑戰(zhàn)。中國改革的初步成效，在蘇聯產生巨大影響和吸引力。三是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勢頭的挑戰(zhàn)。東歐多數國家在改革中注意加強宏觀調控與擴大企業(yè)自主權，把改革經濟體制與促進科技進步和發(fā)展生產結合起來，將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進行，引起普遍重視。
　　上述挑戰(zhàn)迫使蘇聯新領導考慮自己該怎么辦。
　　
　　戈爾巴喬夫改革
　　曾展示良好開篇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多次表示了改革的決心。據他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回憶，她的丈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前夕，同她在庭院散步時對她說過：看來不改革是不行的。
　　戈爾巴喬夫發(fā)起改革的動因是明確的，他雄心勃勃地要應對多方面的挑戰(zhàn)，想把蘇聯搞成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強國。他起初遵循比較正當的改革途徑，有兩大標志，一是1986年彰顯改革決心的蘇共二十七大，另一是1987年以改革經濟管理為中心內容的蘇共中央六月全會。
　　其一，關于蘇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舉行的蘇共二十七大，中心議題是經濟建設和改革。大會確定了加速發(fā)展經濟的戰(zhàn)略，提出了改革經濟管理的設想和一些措施。大會提出到20世紀末15年內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yè)總產值翻一番的規(guī)劃。屆時國民收入差不多增加一倍，工業(yè)總產值增長不少于一倍，勞動生產率將增加1.3―1.5倍，人均實際收入增加60―80% ，每個家庭有獨套住宅或獨戶房屋。據計算，要達到上述國民收入和工業(yè)總產值增長速度，每年要遞增4.7 %。這些指標的提出，當時曾引起普遍重視。
　　二十七大還要求在思想上實行變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一是重新認識蘇聯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提法是“有計劃地和全面地完善社會主義”，否定了赫魯曉夫的20年內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的冒進口號和勃列日涅夫的建成了發(fā)達社會主義的錯誤論斷。二是批評生產關系自動適應生產力的看法，首次公開承認蘇聯現行管理體制基本上是在粗放發(fā)展條件下形成的，現已“過時”和開始喪失刺激作用，強調對經濟管理必須進行“根本改革”。三是提出對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也應不斷調整，強調要大力扶持和發(fā)展合作社所有制。四是提出要重視利用社會主義基礎上正常的商品貨幣關系的積極作用，克服對它的作用估計不足和存有偏見。
　　大會初步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強調要用經濟定額來代替某些指令性指標，進一步擴大企業(yè)自主權，使其轉向完全的經濟核算，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行處理超額產品；合理發(fā)展大、中、小企業(yè)，尤其是注意中、小企業(yè)的作用；改革價格體系，使之具有更大靈活性。在農業(yè)方面，要實行五年一固定的產品收購計劃，使農業(yè)企業(yè)自行處置全部超計劃產品及部分計劃內產品；廣泛實行作業(yè)隊、作業(yè)組承包制和家庭承包制；等等。二十七大基本指導思想仍偏重于集中的計劃經濟，沒有涉及市場機制問題，也未超出兩種所有制。
　　其二，關于蘇共中央六月全會。1987年6月25―26日召開蘇共中央全會，中心議題是解決改革經濟管理問題。會議通過了《關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任務的決定》和《根本改革經濟管理基本原則》；修改了《國營企業(yè)(聯合公司)法》草案并提交隨后召開的最高蘇維埃會議批準。當時蘇聯領導人稱，這是一次“把改革思想引向實際行動”的會議。
　　全會文件提出，“國家經濟管理根本改革的實質是，各級都要由以行政領導方法為主轉向經濟領導方法，轉向利用利益管理利益，轉向管理廣泛民主化和調動人的因素”。其特點是從改革企業(yè)管理著手，搞配套全面改革。全會在經濟改革上的一些新內容和新構想，曾經令人頗感興趣。一是實際上取消了指令性指標，代之以長期經濟定額。二是對市場的看法有新意，稱“商品貨幣關系是有機地列入社會主義經濟系統(tǒng)的。三是提出“根本改革價格機制”，在“企業(yè)法”定稿中指出“合同價格和自定價格可以不斷擴大”。四是對集中領導的方法要“根本改革”，這比二十七大提出的要提高集中領導的效率，又前進一步。五是規(guī)定對長期虧損而無償還能力、產品無銷路以及整頓仍不能提高效益的企業(yè)，可以關閉。這實際上是允許破產。還規(guī)定要根據部門、跨部門或地區(qū)部門原則將企業(yè)組織合并，使之聯合起來，這實際上包含著不同部門企業(yè)“橫向聯合”的意思。此外，全會還提到要從抓人民的基本需要著手，使群眾盡快得到改革的實惠。
　　蘇共中央六月全會通過的文件和提出的構思，由于執(zhí)行遇到困難而扭轉改革方向，終于使這次全會產生的成果付諸東流。
　　
　　蘇聯改革經歷了
　　逐漸蛻變的過程
　　蘇聯推行改革六年又九個半月，大致經歷了五個發(fā)展階段，從第三個階段開始，改革越來越脫離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軌道。
　　從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至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其中1986年2月召開了蘇共二十七大，屬于第一階段。這一年多時間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初步形成改革構想的階段。這個階段雖然出現政策失誤，但是主導思想大體上還是積極的。從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至1988年6、7月間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之前，屬于第二階段。如前所述，這期間形成了經濟改革的總體方案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有一定的突破性。然而，搞了僅僅半年，就推行不下去了。用蘇聯領導人的話說，叫做“打空轉”。究其原因，他們卻認為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超前，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應該是黨本身的改革。于是念頭一轉，把經濟改革實際上擱置下來，集中力量去搞政治改革，去折騰黨。
　　第三階段，從1988年年中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至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集中搞政治改革，其實成為奪權政治斗爭。在黨政分開、“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下，改變和取消黨的領導作用，實行議會民主、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在形勢失控的情況下，又搞起總統(tǒng)制和總統(tǒng)直接領導、主持下的內閣制。從理論上宣揚要學習社會民主黨的經驗，行動上則積極效法。這樣的政治改革整整用了兩年時間，一步步地走向斜路，經濟政治形勢也就越來越惡化。
　　第四階段，從蘇共二十八大至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之前，提出了蘇聯向何處去的問題。這是蘇共以代表大會形式肯定了黨的領導地位變化之后，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激烈較量十分尖銳的時期。民主派勢力先后奪取了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的七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權，奪取了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幾十個重要城市的領導權。蘇聯領導人公開宣稱蘇聯處在“十字路口”，蘇聯社會主義在危急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面臨改名和分裂的現實危險。蘇聯共產黨處境極其困難，面臨組織分裂的嚴重威脅。經濟狀況幾乎達到崩潰的邊緣。在這種背景下，發(fā)生了“8•19事件”，從而加速了蘇聯解體的進程。
　　第五階段，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tǒng)宣布辭職，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同意解散蘇聯。從此,“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和地緣政治的現實”不復存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此告終。
　　戈爾巴喬夫自己說過：“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是蘇聯改革中的劃時代事件，將改革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以前階段和以后階段。”這次會議之后的政治改革如脫韁之馬，一發(fā)不可收拾。具體說來，主要表現為：
　　其一，黨內有派，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大致分為三類：通常所說的主流派即蘇共行動綱領派(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民主綱領派即所謂激進派(以葉利欽為代表)和馬克思主義綱領派即所謂傳統(tǒng)派(以利加喬夫等人為代表)。黨外有黨的趨勢迅速發(fā)展，可分類為：一是新建立的黨，二是分裂而成的黨，三是由政治性組織轉化而成的黨，四是舊黨復辟。
　　其二，黨員紛紛退黨。據蘇聯官方公布的統(tǒng)計數字，1988年退黨為1.8萬，1989年為14萬。1990年頭六個月，退出蘇共的有37萬人，被開除出黨的有25萬人，還有自行脫黨的，幾個數字加在一起共計77萬人離開了黨的隊伍，而同時期入黨的只有12.5萬人。1990年1月蘇共黨員數為1922.28萬人，至6月底即二十八大召開前夕黨員數約為1800多萬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答記者問時稱，目前蘇聯社會上流行一個說法：60年代如果想升官就應該入黨，90年代想升官必須退黨。
　　其三，名目繁多的非正式社會團體大量涌現。1989年初有6萬多個，1990年有9萬個。人數不詳，形式各異，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其中一些人是想為改革獻計獻策；還有一些人，特別是青年人，興趣廣泛，但虛無主義情緒嚴重，思想混亂。也有少數人打著支持和擁護改革的旗號，成立某種組織，從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
　　其四，蘇共遭受致命打擊。1991年“8•19事件”發(fā)生之后，葉利欽簽署一系列命令，宣布封閉蘇共中央總部，禁止在俄羅斯境內的蘇軍黨組織活動，中止俄共活動，禁止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黨組織的活動。8月24日，戈爾巴喬夫發(fā)表聲明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他還簽署法令禁止蘇共在武裝部隊、克格勃、保安警察和國家機關的活動。11月6日，葉利欽下令禁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蘇共垮臺隨之而來的是蘇聯國家解體。蘇聯從1922年12月30日成立，到1991年12月26日結束，歷時69年。
　　
　　蘇聯演變留下深刻的沉痛教訓
　　蘇聯在二戰(zhàn)后發(fā)起的第三次改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而是萬劫不復的結局。20年過去了，回過頭來可以看得更清楚：戈爾巴喬夫時期如果從1987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認真地堅持下去而不是半途擱淺，孤立地去搞那種破壞性的政治改革；如果當即奮力進行產業(yè)結構調整，把食品消費品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而不是在原先非�；�形結構基礎上推行仍以重工業(yè)優(yōu)先的加速戰(zhàn)略；如果聽取許多人的建議早抓農業(yè)改革，并且在國際石油價格下跌的情況下不惜付出一定代價大量進口食品以豐富市場，在給人民群眾帶來經濟實惠的同時逐步放開價格；如果在保持生產穩(wěn)定增長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行漸進的、適當的所有制變革，而不是要么遲遲不觸動所有制問題，要么在缺乏思想準備和未經試點的情況下企圖用幾百天時間完成私有化和非國有化；如果不是盲目地頻繁更換干部，造成黨內離心離德傾向滋長和黨的隊伍渙散，一批打著支持改革旗號、別有用心的人乘機鉆進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因而加重了黨的危機；如果民主化和公開性掌握適度，而不是將其作為萬靈藥方加以濫用，破壞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和造成激烈的權力之爭與民族沖突；如果正確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真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并切實糾正種種錯誤，而不是詆毀社會主義歷史、丑化共產黨并取消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執(zhí)政地位――如果這一切本可避免的重大錯誤（不是指一般錯誤）得以避免或者及時糾正（包括重大錯誤），那么，后來促使事態(tài)惡性發(fā)展的“8•19事件”也就不會發(fā)生，蘇聯的形勢和結局很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從宏觀上展開來講，我們可以從蘇聯改革失敗中得出幾點基本教訓。
　　一是改革必先認真抓好經濟。蘇聯的改革一直是在不斷破壞生產力和削弱綜合國力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尚未形成新機制的條件下，加速戰(zhàn)略仍然是建立在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甲乙兩大部類生產比例失調和積累過高的不合理的結構基礎上，其目標依然主要是增強同美國競爭的地位，因而從一開始便忽視了如何解決所面臨的最迫切的食品和消費品短缺問題，如何盡量給人民帶來經濟改革的實惠的問題。盡管加速戰(zhàn)略被迫中斷實施，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又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經濟改革遇到困難時，不是從經濟方面尋找原因并及時加以調整補救，相反卻將其擱置一旁。結果表明，從發(fā)起改革時蘇聯人民的生活已經達到小康水平，變成國家解體時蘇聯人絕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化，相當一部分人絕對貧困化。
　　二是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關系務須擺正。蘇聯主要領導人不是在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同時，逐步推進政治改革；不是將政治改革同經濟改革有機地結合，而是以政治改革沖擊和破壞經濟改革；在政治改革中不是設法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是降低、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結果摧毀了改革的核心和中堅力量，導致社會崩潰。如果說赫魯曉夫時期的教訓之一是失之于在搞經濟改革的同時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那么這次的狀況恰好相反。兩次改革從不同角度表明：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處置恰當，可以相互促進，反之，則會起干擾破壞乃至摧毀作用。
　　三是民主化公開性要把握適度。蘇聯主要領導人曾作為主導思想提出，要“在民主化進程的范圍內，去克服那些在社會革新過程中遇到的和將會遇到的錯誤立場乃至直接的對抗”，認為公開性是對毫無例外的一切管理機關糾正缺點的強有力杠桿。實踐的結果，在輿論工具擺脫了黨的政治領導和政策約束的情況下，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對派利用民主化和公開性大造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歪曲、丑化和詆毀蘇共的歷史，美化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價值觀念。所謂“民主化”和“公開性”成為反對派利用來把自己隊伍攪亂直至將自己打倒的武器。
　　四是對待歷史應持科學態(tài)度。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評估歷史遺產的原則、方法和結論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因此在輿論失控的情況下，終于造成對近70年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幾乎全盤否定，從而給各種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進攻提供了可乘之機。社會主義的整個理想和信念，蘇聯全部現存的社會關系和制度，幾乎無例外地成了否定和批判的對象。在改革一再失誤的情況下，蘇共內部和蘇聯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大大減弱。事物發(fā)展的進程越來越遠離改革發(fā)起者預想的軌道，而落到十分悲慘的境地。
　　五是對國際環(huán)境要認識清醒。改革需要有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外交政策應為國內改革服務。蘇聯領導人肯定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而否認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對立，籠統(tǒng)宣揚戰(zhàn)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xù)而無視局部戰(zhàn)爭和地區(qū)沖突的嚴酷現實，還將國家間關系超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混同于國際關系非意識形態(tài)化。當時這些做法不僅在蘇聯自己國內，而且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運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蘇聯領導人的思想主張、政治觀念和具體政策與策略反復無常、變化多端，導致改革舉措失當、危難叢生，最終不得不敗下陣來。
　　
　　關于蘇聯演變原因的爭議焦點
　　蘇共消亡、蘇聯解體20年來，我國學界本著汲取教訓的原則，就其原因不斷地、認真地進行分析和討論。鑒于選擇的角度和側重點有所不同，看法多種多樣。如今影響較大的代表性看法有兩種，一種認為根本原因在于蘇聯模式，另一種認為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與赫魯曉夫一脈相承的修正主義路線。
　　觀點之一：“斯大林模式不能順應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潮流，⋯⋯斯大林之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對斯大林體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經濟有新的發(fā)展、民主也有些許擴大，但沒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這正是蘇共喪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瓦解、蘇聯國家解體的根本原因�！盵2]“以制度與體現制度的體制作為分析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盵3]
　　這類論斷難免讓人產生一些疑問。其一，蘇共消亡、蘇聯解體是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出現的，這里為何不涉及戈爾巴喬夫如何進行改革并一步步導致蘇共消亡和蘇聯解體的歷史事實？其二，二戰(zhàn)之后特別是進入上世紀60―70年代，蘇聯面臨兩大問題，一是不改革不行，二是改不好也不行。蘇聯模式弊端的嚴重性，說明不改革不行；而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說明改不好也不行。兩者不應錯位。模式弊端的存在和滋長固然造成改革的難度，但不能以此當作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理由。也就是說，不應該把體制弊端這一客觀存在與從事改革的主觀努力割裂開來，把改革難度大與改革必然失敗畫上等號。其三，應該廓清蘇聯模式形成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蘇聯模式何以能經受住衛(wèi)國戰(zhàn)爭那樣嚴峻的考驗，蘇聯模式在教育、醫(yī)療和福利保障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深得人心，連資本主義國家也曾加以借鑒。其四，不能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管理模式是可以得到改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便是這方面的成果。
　　原蘇共中央書記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一書中曾經指出：“毫無疑問，正是戈爾巴喬夫政策的缺陷導致了國家走向崩潰。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在1985年4月改革開始之際，一切都是與此相反！”該書還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并做了回答：“如何理解戈爾巴喬夫那些明顯的矛盾聲明和實際行動：今天主張社會主義選擇，明天又禁止共產黨活動？在改革時期完成了一項偉大事業(yè)，這就是打擊了過去的斯大林主義、專橫現象和不法行為，但他又重新走上了破壞憲法程序和破壞法制的道路，這都是些什么――是由于所形成的局勢而猶豫不決和逢場作戲，還是偽裝，掩蓋真實目的？”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杰夫 2003年9月20日在接受中國社科院訪俄代表團時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爭權力、爭影響的斗爭，在改革的最后階段幾乎成了蘇聯解體的主要因素，其中葉利欽處于積極方面。民主派的出現，與其說是一種強力的政治運動，不如說是從政治公開性中產生的情緒和傾向。正是這個更多的建立在激進情緒上而不是實際政治力量基礎上的民主派，摧毀了蘇聯和蘇共。
　　觀點之二：“蘇聯解體和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在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并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蛘吒爬�為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蘇共滅亡的根本原因�！盵4]在維護這一論斷的有的著作中，列舉四大理由說明戈爾巴喬夫繼承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第一，“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是全面地誣蔑和攻擊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否定黨的歷史和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賴以提出和蔓延的條件”。第二，“赫魯曉夫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是黨的綱領目標，實際上是把人道主義這一唯心史觀作為黨的指導思想，而這恰恰構成了‘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第三，赫魯曉夫提出的否定階級斗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這一修正主義觀點，是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钡谒�，赫魯曉夫的核恐怖理論，否認在核武器條件下國際階級矛盾的存在，鼓吹國際階級合作，這構成了戈爾巴喬夫外交‘新思維’的理論根據。[5]
　　以上論斷中有些說法也難免給人帶來疑問。其一，勃列日涅夫基本上否定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行為倒退，變得更加僵化，在國內加強對不同政見者的鎮(zhèn)壓，對外奉行擴張主義政策，那么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路線是不是就正確？其二，對赫魯曉夫的評價回到當年大論戰(zhàn)“九評”的立場，是否實事求是？赫魯曉夫本質上究竟是一位社會主義背叛者還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先行者，不妨繼續(xù)討論。當初他站出來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毛澤東評價說他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敖伊松w子”屬于原則問題，說明做得是對的，必要的；“捅了婁子”屬于方法問題，說明做法有缺點，魯莽，主要是指批判斯大林這樣一個涉及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預先沒有同兄弟黨商量。其三，如果說“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眮碜杂谖ㄐ氖酚^，那么如今我們黨提出的“以人為本”的馬克思主義理念將被置于何地？其四，將“全民黨”和“全民國家”仍然定性為修正主義觀點，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的性質的表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看來，與時俱進也應該運用到對蘇聯問題的研究中來。
　　筆者歷來認為，導致蘇聯演變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是主要的；有現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現實原因是主要的；有領導人的錯誤，也有改革本身的難度，領導人的錯誤是主要的。強調說內因是主要的，并非外因不重要，而是避免將外部“和平演變”萬能化；強調說現實原因是主要的，并非低估蘇聯模式弊端的嚴重性，而是警惕陷入改革必敗的“宿命論”；強調說領導人的錯誤是主要的，并非否認蘇聯改革的艱巨性，而是防止無謂地為領導者的罪責開脫。我們不應忽視其中任何一種原因，但又不能孤立地只用某一種原因來對蘇聯劇變作總體上的解釋。如果更概括地表述，那么可以說，導致劇變的各種原因在深層次盤根錯節(jié)，執(zhí)政黨及其領導者的路線錯誤與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織所體現的現實內因，則是問題之根本。
　　蘇共及其領導人的路線錯誤與蘇聯模式弊端同屬于內因，兩者有一個擺法問題。既不能拋開現領導人的路線錯誤孤立地僅從模式本身去尋找改革失敗的原因，也不能忽視長期積累的模式弊端給現領導人改革帶來的困境。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畢竟是在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出現的，因此不能不首先從戈氏的改革歷程中審視和探究其失敗的直接原因。這并不是追究個人責任問題，而是要弄清是非曲直。
　　應該強調指出，就蘇聯國家解體而論，葉利欽也負有重大責任，他伙同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的舒什凱維奇，暗中策劃，直接制造了瓦解蘇聯的悲劇。歷史事實是，蘇聯原先15個成員國，后來在形勢越來越復雜混亂的情況下，表示愿意留在聯盟內的相繼從11個成員國減少到9個共和國和7個共和國。哪怕只保留“蘇聯”這個虛名，聯邦變成邦聯，戈爾巴喬夫當時還是想挽回蘇聯的。
　　俄羅斯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杰夫 2003年9月20日在接受中國社科院訪俄代表團時說過：戈爾巴喬夫本人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力圖瓦解蘇聯，也沒有承認過他的行為客觀上幫助了這場悲劇。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復過這句話“我不能承擔蘇聯崩潰的責任”。他把蘇聯和蘇共崩潰的全部責任通常推給葉利欽和民主派，推給國家非常委員會，甚至推給開始由雷日科夫、后來由帕夫洛夫領導的政府。羅伊•梅德韋杰夫認為，對于戈爾巴喬夫而言，蘇聯和蘇共的崩潰從來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顯目的，也不是他工作的隱蔽的目的。羅伊•梅德韋杰夫說，在對待經濟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管理科學方面，在所有這些方面，戈爾巴喬夫都是一個極端膚淺的人。
　　最后，值得一提普京的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逼站┥朴诳偨Y和汲取蘇聯時期的教訓，正在引導俄羅斯人民致力于重振大國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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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自然與社會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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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發(fā)表聲明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并簽署法令禁止蘇共在武裝部隊、克格勃、保安警察和國家機關的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通過決議，暫時停止蘇聯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的活動。11月6日，葉利欽下令禁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其財產收歸國有。
　　1991年12月21日，蘇聯各共和國領導人發(fā)表《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結束、成立獨聯體（既不是國家也不是超國家實體），這意味著蘇聯實際上解體。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總統(tǒng)宣布辭職，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落，這標志著蘇聯形式上解體。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開會，通過解散蘇聯的決定，這從法律上確認蘇聯解體。
　　[2] 陸南泉，黃宗良，鄭異凡.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序二.
　　[3] 陸南泉，黃宗良，鄭異凡.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序一.
　　[4]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3:19.
　　[5] 張旭，周新城.蘇聯演變的原因與教訓：一顆燦爛紅星的隕落[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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