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卻不盲目排外，愛國卻不閉關自守，愛國卻強調普世價值，有理、有利、有節(jié)。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會上中國合理要求被拒絕的消息在北京報紙上正式發(fā)表。當晚，北大三院禮堂內，莊嚴、肅穆。全校一千多位學生靜靜地集隊涌入會場，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學校，派出了他們的代表�！毒﹫蟆分鞴P、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邵飄萍報告了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經(jīng)過，沉痛激昂地向與會者大聲疾呼道：“同學們！現(xiàn)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fā)，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中華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北大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應該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學全部發(fā)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23歲的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英語系學生高君宇慷慨陳詞、聲淚俱下，主張“游行抗議當局”，踐行李大釗“直接行動”的主張。同學們在會上爭相演講，聲討、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撕開衣襟，咬破中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把會場氣氛推向了悲壯激烈的高潮。
　　經(jīng)過熱烈討論，大會作出如下決定：5月4日聯(lián)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通電各界一致奮起抗爭；通電各省于5月7日舉行愛國游行；通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不得在和約上簽字。
　　為了籌備這次游行示威的經(jīng)費，高君宇組織學生們排起長隊，依次將身上所帶的銀元、銅板、戒指、手表、鋼筆等錢物，紛紛擲到臺上的捐贈箱里。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十一點了，但大家并沒有回去休息，而是忙著做各種準備工作，有的負責聯(lián)絡其他學校，有的起草宣言、電報、傳單，住在西齋的高君宇徹夜未眠，和同學們用撐蚊帳的竹竿和白床單做起了旗子、標語。到天亮時，幾乎每一位北大學生手里都有旗子。
　　
　　單純愛國到理性思考
　　
　　1919年5月4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向平靜的天安門廣場沸騰起來，各校學生陸續(xù)到達，“凡先到者輒歡迎后來者以掌聲，而后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伐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北京大學等十三所學校學生約三千人，揮舞著白色小旗，高舉標語牌，從四面八方匯集天安門。標語牌上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等字樣，“廢除不平等條約！”、“懲治賣國賊！”的口號此起彼伏。走在隊伍前列的，就是高君宇。
　　高君宇成長的年代，正是中國社會發(fā)生大變動的前夜。高君宇的父親高配天，是位開明士紳，曾參加過義和團和同盟會。耳濡目染，幼小的高君宇便萌發(fā)了朦朧的反帝愛國思想。1915年春，袁世凱同日本簽訂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年僅19歲的高君宇“憤懣填胸，噓唏浩嘆”，走上街頭，發(fā)表演講，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進行反帝斗爭。
　　1916年《新青年》在北大創(chuàng)辦時，北大才剛滿18歲，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青年”。這一年，高君宇考取北京大學。陳獨秀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上那段激動人心的寄語，“世界的而非鎖國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打開了他的心扉。在中國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進一步接受了新思想的啟蒙，很快就成為思想上激進的青年領袖人物，由單純的愛國向深入思考國家前途的革命者轉變。
　　1918年5月21日，高君宇和北京各校2000余人到公府請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由于缺乏斗爭經(jīng)驗，這次請愿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這次活動卻作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第一次的公開的游行請愿活動而載入史冊。這次活動也使學生們認識到要進一步團結起來的必要，不久成立“學生救國會”，為以后的斗爭做了準備。
　　國難當頭、群情激憤之時，這個在同學眼中有著“眉清目秀”、“溫文爾雅”的年輕年輕人，終于站在了歷史的風口浪尖，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
　　
　　火燒趙家樓
　　
　　當隊伍行至東郊民巷西口時，遭到守衛(wèi)在那里的中國巡捕的阻攔。這激怒了廣大的愛國青年，于是游行隊伍像滾滾怒潮涌向東城趙家樓曹汝霖住宅。高君宇等十幾個學生沖入曹汝霖內宅，痛打賣國賊章宗祥，火燒了趙家樓，演出了“五四”運動壯麗的一幕。高君宇也以其“弘毅果敢”的愛國壯舉，被譽為“中國青年革命之健將”，成為當時青年學生崇拜的偶像。
　　
　　 “一個人只要熱愛自己的祖國，有一顆愛國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決，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5月4日以后，北京被捕的學生，也愈發(fā)增多，城內的拘留所，都拘滿了人，軍警們把北大第三院，改成臨時拘留所，第三院拘滿了人，又把第二院一并改為拘留所，可學生們沒有一個退縮的。高君宇為了營救同學，帶病奔走，“毆擊曹、章，首當其沖，奔走呼號”，“遂因積勞過度，而患嘔血者二次。”
　　一位參與者回憶：“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著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演講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賊段徐曹章輩的�！�
　　直系將領吳佩孚致電徐世昌聲援學生運動：“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于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后繼……其心可憫，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在風潮、聲音、呼喊與眼淚中， 6月5日，在街頭演講的學生達到了五千余名，“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而在他們的身后，上海大約7萬名工人參加罷工；滬寧、滬杭鐵路工人總罷工；濟南工人罷工；漢口工人罷工；各省代表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廢除一切對日密約、拒絕出讓山東……五四，如同一道閃電，劃裂歷史厚重的幕布，率先點燃了反帝愛國的火焰，在那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折時期，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了全中國。
　　
　　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兆
　　
　　20世紀中國不乏壯烈的群眾運動，但勝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見的范例。“五四”當天被捕的32名學生和6月3、4兩日被捕的八百多同學均獲釋放，沒有受到傷害；迫使總統(tǒng)徐世昌下令免去三個公認的親日派政客――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的職務；迫使北京政府及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改變初衷，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對德和約上簽字；挫敗了撤換北京大學校長的圖謀。
　　胡適的老師，美國學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時來到中國，他幾乎目睹了“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作為一名在民主社會生活的自由主義學者，他這樣熱情地稱贊這場學生運動：“他們要以學生的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在沸騰的學生運動及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背后，杜威還發(fā)現(xiàn)當時學生撰寫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質：“第一特點是有很多問號；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這些問題。在一個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統(tǒng)約束成教條和自滿自足的國家里，這種討論問題的狂熱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兆�！�
　　近代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愛國主義。大清帝國的權貴和義和團民以“天朝上國”自居，自我封閉，冀圖剿滅一切外來事物，未嘗不出自“愛國”情愫。魏源、王韜、郭嵩燾、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則開創(chuàng)了啟蒙與救亡相結合的現(xiàn)代愛國主義。其特征是正視本國的弱點，勇于民族自省，以開放心態(tài)學習外來的先進事物。
　　1919年的中國積貧積弱，列強環(huán)視，幾被瓜分，正是在這種極度的痛苦之中，五四青年們尋找著一種更為根本的救國之道。“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改造“國民性”，便成為救亡的迫切任務。這樣，救亡與啟蒙，便在某種程度上統(tǒng)一起來。
　　“歷史上的事件與人物，是只過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但“此一回的演行，乃永久存在”。從那時起，中國青年以獨立的姿態(tài)登上歷史舞臺，也是從那時起，從“五四”到“三一八”、到“一二九”，到昆明街頭反內戰(zhàn)、爭民主的集會，再到北京城里抗議美軍暴行的吶喊，中國青年，總是站在斗爭的最前沿喊出時代的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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