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一扇緊閉的高大鐵門,便是一棟兩層小樓,這里就是當年的葉帥府。 　　位于北京西山的軍事科學院的一個宅院里,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兒凌孜(葉向真)平靜地生活著,遠離喧囂都市,這里寧靜而幽雅。
　　2009年12月4日,冬日朦朧,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里,凌孜迎面走來,高挑、干練,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
　　91歲的吳老,其時正在幾個人的幫助下,在隔壁的房間里練習行走。我問凌孜,“吳老聽得見嗎?”老人隔了兩米遠聽見了,不悅道,“我聽得見,耳朵好使”。如此高齡精神俱佳,實屬難得。
　　凌孜為我們每人準備了一個熟透了的柿子,她說是葉帥在世時種的,以前這里有很多果樹,我們的談話也就從軍事科學院的果樹開始。
　　
　　我與父親的北京歲月
　　
　　我們院里的果樹都是父親讓種的。他們這些老革命,特別珍惜土地,千方百計要讓土地發(fā)揮出價值,能為人所用。于是,種菜、種果樹,蘋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銀杏都有。
　　無論是蒼松翠柏還是瓜果菜蔬,眼前處處都留下了父親的痕跡:樹蔭下有他不倦讀書的身影,大廳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時認真的模樣。
　　我是1949年8歲那年隨父親進入北平的,父親出任北平市第一位市長。同年秋,又率部隊南下,轉(zhuǎn)任廣東軍區(qū)司令員兼廣州市市長。我沒有隨父親去,就留在北京上學。幾年后,父親回京任職,在父親身邊,我度過了一個快樂且記憶深刻的少年時代。
　　自從我家搬進中南海后,父親經(jīng)常和我們小孩玩,是我們整個大院孩子們的“孩子王”。
　　父親在家里常愛逗孫子和年輕的工作人員玩,還給他們起了不少綽號:什么“old王”、“馬頭”、“老和尚”、“teacher蛐蛐”。幾十年過去了,有些工作人員至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大家見面,仍然叫著老首長當年送的綽號。
　　后來父親南下,各處房屋逐漸修繕,父親搬到中南海隔壁的北長街居住。沒住在中南海里面是因為父親喜歡自由,中南海進出要好幾道崗,很麻煩。1958年,軍事科學院成立,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學院內(nèi)這座小樓。
　　父親在生活中是一個充滿溫情的人。我記得妹妹小時候,總是吃了東西不知道飽,每次都把胃脹得特別難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還接著吃,“饞狗”的外號就是父親給妹妹起的。
　　父親十分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工作和學習,他常說,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為了黨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時光貢獻出來了,要給他們學習的機會,只要愿意都要想辦法送他們到學校去學習。幾十年里,父親送身邊的工作人員到護校、軍醫(yī)大、國防大學等學習的有20多人�！拔母铩敝�,江青告狀說葉帥喜歡走后門,送人從后門上學,一時傳得沸沸揚揚。為此,父親向毛主席寫了一封“檢討”說明情況。沒想到,此事卻引出毛主席一個批示:“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壞人。”
　　在外圍站崗的警衛(wèi)戰(zhàn)士,父親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他散步時,會走過去問他們家鄉(xiāng)是哪里,家里經(jīng)濟情況怎么樣,有沒有困難。有一次,一名警衛(wèi)戰(zhàn)士告假回家探親,父親知道他家里的經(jīng)濟情況不太好,立刻讓秘書拿100元交給他。要知道,那個時候大學畢業(yè)生每個月工資才40元,我們?nèi)�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親的400元錢啊。
　　1955年暑假,我和二哥葉選寧及弟妹隨父親去大連出差,住在招待所。我們小孩子從沒穿過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脫,很神氣地走到哪里都穿著。父親見此情形講起了故事。他說:狗到了春天都應該掉一些毛,到了秋天再長出新的來。世界上有那么一種狗不會換毛,再熱也是一身厚厚的毛,這就叫“寒狗不識熱天”。他講完后,氣得我哥嘴巴都噘起來了,第二天也以同樣的話回敬我父親。我們就是在父親的玩笑中漸漸長大的。
　　看見現(xiàn)在客廳里懸掛的這張父親與我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清晨。那天,我陪父親在院落里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我,我回屋就把紅葉夾進父親的厚書里。沒想到,隔了一天,他就寫了一首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個楓葉飄落的深秋,父親在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名字,以作為對父親的懷念。
　　
　　我和父親的“文革”歲月
　　
　　1966年“文革”爆發(fā),這時我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當時父親主要負責北京的治安,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tài)度十分謹慎,目睹“造反派”的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wěn)定住軍隊局勢,強調(diào)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隨便揪斗、處分干部。
　　我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的首腦。 當時的想法很單純,不管是哪個派系,都是永遠忠于毛主席,這個宗旨不變。派系間互相看不順眼,我對你有看法,你對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這都是當時紅衛(wèi)兵的口號,還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zhàn)斗團。
　　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一回來就說“糟了”。在天安門廣場發(fā)現(xiàn)了很多金條。原來是紅衛(wèi)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里掉出去了。父親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怎么樣!?”
　　“文革”中,毛澤東號召“一定要將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組就到各個學校講話,說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不應該讓他們養(yǎng)尊處優(yōu),應該讓他們到群眾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學生都這樣,指哪兒打哪兒,中央文革小組把紅衛(wèi)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蛘哒f,是一種信念。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為此還把我請到釣魚臺,跟我一起吃飯說:怎么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yǎng)尊處優(yōu),要讓他們見群眾嘛!當時流行把黨政各個頭頭掛牌子,批斗他們,說他們是走資派。
　　后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3個人就被抓住了。楊尚昆沒抓到,當時找不到他住的地兒。
　　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
　　周總理是看著我長大的,他看著我笑,又問:“你們怎么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里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偫砭托�,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周總理一生經(jīng)歷大小談判無數(shù),他說:“你們看不住,他們的安全誰負責?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么?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周總理何等人,對付我們這些小毛孩子太簡單了,他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挺逗的。周總理什么場合沒經(jīng)歷過,跟我們談判就像跟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總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我們就老實交代,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藏了一個晚上就帶走了。剛抓起來他們,總理馬上就知道了,后半夜就找我們來了。后來真的開會的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到了。
　　1966年底,包括父親在內(nèi)的幾位元帥以及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開始遭到“造反派”的圍攻,父親也被迫在軍校師生大會上做“檢討”。其后,“造反派”數(shù)次醞釀揪斗陳毅、葉劍英,被周恩來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帥,保不住將軍。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軍事將領,父親在軍事科學院內(nèi)的二號樓成了老干部們的“庇護所”。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父親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nóng)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
　　在京西賓館一次軍事會議上,一向溫和儒雅的父親突然發(fā)火,猛擊桌子,小拇指被拍斷了,后來這被定為所謂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親因“二月逆流”問題,不再擔任軍隊的重要工作。
　　
　　父親擔心我“傻掉了”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贝蠊�(jié)上都顯示出父親做人的宗旨:沒有野心。做君主的最怕臣子有野心,因為連自己的王子都靠不住。而我父親絕對沒有野心,不謀自己的利益,對自己的職務升降都沒有意見,能官能民。
　　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zhí)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jiān)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八娜藥汀币�想把父親這塊石頭搬掉,但是找不到有問題的證據(jù)能把他抓到監(jiān)獄里,就從親屬身上做文章。
　　我被關押在9平方米的單人牢房里,一切與外界隔絕,也不知道其他親人已經(jīng)被抓了起來。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么,想著不管怎么著,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結果越關越不對勁兒。兩三個月后,覺得事情沒那么簡單,好像他們弄不倒我父親就要永遠弄我,如果我父親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來,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關了快兩年了,看樣子也出不去了,活著沒意思。當時還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點。
　　在牢里,我鉆研起了中醫(yī),試驗針灸。我趁提審時,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鐵絲,在水泥地上磨了磨,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來,獄醫(yī)給犯人看病,無意間遺落下兩支針。我從此用這兩支正牌武器練習針灸,為出獄后當醫(yī)生埋下了伏筆。
　　“林彪事件”后,父親又重新主持軍委工作。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說:“葉帥一個女兒還在監(jiān)獄里關著,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么!”由于周總理的提醒,1970年,我終于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后我?guī)缀踹B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父親看見我時非常激動。
　　我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是葉家被關監(jiān)獄時間最長的一個親屬。出來后,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著。每當這種時候,父親就想跟我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我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來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女兒的話,父親眼圈發(fā)紅,眼睛濕潤了,他說:“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父親擔心我會傻掉,他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遭遇的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為江青要整他。他真耽心我的身體恢復不了。幸運的是,一年以后,我的身體基本恢復正常。
　　1972年,我進入北京醫(yī)學院改行學醫(yī),兩年后在解放軍301醫(yī)院實習。實習結束后,我留在了這家醫(y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yī)生生涯。1978年,我才又回到文藝界,在中國新聞社拍攝紀錄片,曾導演電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后來,我不僅離開了電影界,也離開了北京去了香港。
　　我現(xiàn)在在北京和香港來來往往,兩邊住,偶爾去香港。我在這邊還有事,要宣傳儒家的傳統(tǒng)文化。
　　上世紀80年代,80多歲的父親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的帕金森氏癥明顯加重,行動不便�？粗�老人家這個樣子,我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爸爸刷牙時,我在他旁邊小聲地說:“爸,全國人民永遠會記得你們這一代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但是誰也違背不了自然規(guī)律,任何偉人也不可能把兒孫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輝煌的高潮,總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慮一下呢……”他認真地聽我說完后,沒回話,又繼續(xù)刷他的牙。可是沒有多久,他就向中央寫了請辭報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終如愿了。
　　回憶父親,我總會想起和父親在一起的歲月……1946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一個漆黑的夜里,我跟著部隊撤退。大卡車壞了,父親背著5歲的我徒步行軍,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路上,深一腳淺一腳地爬著坡,我緊緊地摟著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沒有摔下來,還伏在父親的背上,但兩只手卻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撿回了父親掉落的眼鏡……這情景,永遠珍藏在我的記憶里。
　　
　　葉劍英(1896―1986)廣東梅縣人。1917年就學于云南陸軍講武堂,畢業(yè)后追隨孫中山革命,參與創(chuàng)建黃埔軍校并任該校教授部副主任。參加了兩次東征及北伐戰(zhàn)爭,曾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師師長,第4軍參謀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參加領導廣州起義。1928年至1930年赴莫斯科學習。回國后曾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紅軍學校校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閩贛軍區(qū)和福建軍區(qū)司令員、軍委第四局局長,長征中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一方面軍參謀長等職�？谷諔�(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參謀長、八路軍駐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常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等職�？箲�(zhàn)勝利后,參加重慶談判,后任北平軍調(diào)處執(zhí)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回延安,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長,中共后方委員會書記、北平市市長。
　　全國解放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華南軍區(qū)司令員、中南軍區(qū)代司令員、中南局代理書記、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解放軍武裝力量監(jiān)察部部長、解放軍訓練總監(jiān)部代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國防部部長。是中共七至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第八(八屆十一中全會增選)、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十一屆中央副主席,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相關熱詞搜索：文革 歲月 葉帥 葉帥的“文革”歲月 葉帥的文革歲月 我與父親的文革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