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印共同崛起的過程中,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消除疑慮,增進共識,化解分歧,成為未來中印關系穩(wěn)定發(fā)展的關鍵。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步入“耳順之年”的中印關系雖然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調未變,但疑慮尚未完全消除,兩國在經濟聯(lián)系不斷增強的同時,政治互信卻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在中印共同崛起的過程中,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消除疑慮,增進共識,化解分歧,成為未來中印關系穩(wěn)定發(fā)展的關鍵。中印未來是“鷸蚌相爭”,還是走上競爭與合作的良性發(fā)展軌道,關鍵在于印度決策者是否能否調整心態(tài),糾正中國印象中的主觀偏差,在自己的大國訴求過程中也以一種理性的大國心態(tài)看待中國的發(fā)展。
　　
　　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中印之間有分歧,但不能掩蓋兩國之間存在共同利益訴求的事實。中印同為世界上經濟發(fā)展最快的新興國家,在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上有相似的訴求,在維護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上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兩國都有在地區(qū)和國際事務中建立更加密切和廣泛的理解與合作的愿望。例如,中印在八國集團與發(fā)展中國家對話、金磚四國、亞歐會議、多哈回合談判、聯(lián)合國氣候大會等重大國際和地區(qū)事務中有著廣泛的共識,能在涉及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能源和糧食安全等重大問題上保持密切的溝通并協(xié)調立場。印度駐華大使蘇杰生博士甚至認為,“問題不是我們可以在哪些方面合作,因為我們本來就很難找到雙方不能合作的領域。”
　　客觀地說,中印在政治上是合作高于對抗,在經貿上是互補大于競爭,在文化上是親緣多于沖突。片面強調共同利益,不現(xiàn)實;而單方面放大分歧,也不明智。從總體上說,中印之間的共同利益應該是大于分歧。
　　
　　直面邊界與達賴問題
　　
　　目前影響中印關系的癥結主要有兩個:一是邊界問題;二是達賴喇嘛問題。
　　中印邊界問題雖然是歷史遺留的,實際上卻成為目前嚴重影響中印雙邊關系深化的最大障礙。歷史上,邊界問題成為兩國對抗、僵冷的直接動因�，F(xiàn)在,通過不懈努力,兩國確立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三步走戰(zhàn)略,并且已經達成政治指導原則,正在積極探討具體的解決框架。但鑒于邊界問題的敏感性與復雜性,加之1962年邊界沖突后印度政府對公眾的誤導限制了其在邊界問題上的靈活性,希望在短期內解決邊界問題并不現(xiàn)實。
　　歷史的教訓是沉重的:不尊重歷史證據、民族感情、合理關切和實際情況的領土訴求導致沖突與對抗,通過武裝占領造成既成事實或搞小動作也沒有出路,只有在平等協(xié)商、互諒互讓的精神指導下通過談判來解決才是唯一途徑。正如印度總理辛格所說:“邊界問題一旦解決,我們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就會擁有更多的力量和活力�！�
　　中印兩國的決策層已經認識到,邊界問題不應該成為中印關系發(fā)展的障礙,但這并不是說可以容忍單方面改變邊界現(xiàn)狀的行為或做法,任何有悖于雙邊達成的關于邊界問題的共識、原則和協(xié)定的行為和言論,都會對兩國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
　　達賴喇嘛問題是中印關系中又一極為敏感的因素。在西藏問題上,印度曾長期使用“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qū)”這一模糊的表述,直到2003年6月23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才首次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q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然而一些印度政客們在私下傳達與政府公開立場不一致的觀點,尤其是印度以宗教領袖之名同情、收留達賴“流亡政府”的行為,反映出印度在西藏問題上存在幻想,不愿完全放棄“西藏牌”。
　　可以說,達賴喇嘛問題已經成為中印之間的傷痛,并且不時被某些印度政客借來大做文章。其實即使在印度,公眾對政府在達賴喇嘛問題的立場也是有不同觀點的。有觀點贊成在此問題上大做文章以牽制、影響中國,也有觀點反對政府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模糊政策”和“錯誤觀念”以及“不合時宜的冒險主義”�？陀^地說,如果印度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摒棄幻想,“讓中國感到放心”,將對提升中印政治互信產生積極的推動。
　　
　　亞洲足夠大,理性看待對方發(fā)展
　　
　　中印的發(fā)展是否相互構成威脅?亞洲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印共同崛起?實際上,中印雙方理性地看待對方發(fā)展是關乎中印關系大局的關鍵。
　　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印關系處于敵對與僵冷之中,國際格局及彼此的戰(zhàn)略關切使中印雙方陷入“安全困境”,并且相比之下,印度的恐懼感則更為強烈。冷戰(zhàn)結束后,在國際關系的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的背景下,中印成為當今世界發(fā)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但不可否認,中國先于印度走到舞臺的中心,印度則處于“后發(fā)追趕”態(tài)勢。中國經濟實力上升,以及中國對地區(qū)甚至世界影響的日益提高,使定位于“有聲有色大國”的印度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焦慮和失落,印度國內不時泛起“中國威脅論”就是這種心態(tài)的反映。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米什拉就認為中國“正在走向霸權”,并鼓動印度“不能信任中國”;而一向謹慎的印度總理辛格在2009年訪美期間也公開指責中國“展示實力”,并稱中國“過于自信”。與此同時,部分中國民眾也對印度大力發(fā)展軍事力量、強化印美關系、加強對北部鄰國的影響與控制等行為感到威脅和壓力。
　　實際上,鄧小平早在1988年就高瞻遠矚地斷言:“中印兩國不發(fā)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fā)展起來才算到來�！� 印度總理辛格也在公開場合多次重申,“世界足夠大,可以讓印度和中國共同發(fā)展和繁榮”,“世界有足夠的空間同時容納印度和中國的雄心”。這種基于戰(zhàn)略視角的主流判斷為中印形成目前穩(wěn)定的雙邊關系奠定了基礎。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尤其是在印度,“中印是對手或競爭者而非互利合作伙伴”的認知也很有市場。盡管這是非主流認知,但對其在影響、誤導公眾以及對中印關系的消極影響是不可小覷的。
　　
　　非理性情緒害人害己
　　
　　自2009年以來,中印關系的雜音不絕于耳,尤其是一些印度媒體,反復炒作“中國軍隊入侵印度領土”以及“中國威脅論”等話題,并且愈演愈烈。在國內,雖然主流媒體保持克制,但“中國應警告印度并予以回擊”的聲音也出現(xiàn)在網絡論壇等一些非主流媒體上。實事求是地說,無論是印度媒體還是中國媒體,相互報道對方的負面新聞并不是新近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在印度國內有很多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同樣在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對印度的負面新聞。這既是歷史造成的,也有現(xiàn)實因素的作用。從中印關系的發(fā)展過程看,這種現(xiàn)象并不奇怪。
　　在這場由印度媒體制造的“有聲有色危機”的背后,反映出兩國民眾的彼此認知還缺少平和心態(tài),說明中印關系的民間基礎還相當薄弱。一方面,印度看待中國的心態(tài)比較復雜;另一方面,對部分國人來說,中國對印度經濟實力的相對優(yōu)勢形成了看待印度的優(yōu)越感。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由于兩國民間缺乏換位思考的雅量,小事件也會造成彼此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兩國民眾間出現(xiàn)非理性情緒也是正常的。
　　民眾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決策者卻肩負引導、塑造正確輿論導向的責任。有的評論家毫不諱言,印度媒體已經成為印度軟實力的累贅而不是資產,這個問題只會日益嚴重。面對公眾的非理性情緒,如何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則是中印兩國政府都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
　　
　　民間交往要推進
　　
　　中印同在亞洲,互為近鄰,情感卻很陌生,彼此了解有限。過去的20年,中印兩國高層交往日趨頻繁,雙邊在議會、政黨、青年、人文、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交往也十分活躍。然而相對人口基數(shù),兩國間的民間交往還處于起步階段,彼此的了解還不深,這也是兩國民間非理性情緒時隱時現(xiàn)的主要原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卡恩納更是一針見血,“印度仍然對中國存有戒心,而雙方之間的不了解更是驚人。”
　　中印之間有分歧、有競爭甚至矛盾,這是事實,但并不可怕,關鍵是如何營造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的氛圍。加強制度化聯(lián)系和對話機制固然重要,但增進文化關系、培育民間交流尤其是青年互動必須提到中印關系未來的高度來認識。
　　實際上中印兩國領導層早已認識到這個問題。2002年,朱?基總理訪印時就強調加強兩國人民相互了解,特別是對彼此現(xiàn)狀了解的重要性。2005年,兩國宣布開展經常性青年交流活動,開啟兩國青年百人團互訪,目的就是夯實中印友好的基礎。今年初,印度外交部邀請中國7家媒體記者訪印,也是基于加強溝通以發(fā)展中印兩國長期友好關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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