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晚年回到故里，有一次他同兄長宮崎民藏與兒時好友一起呷酒，老友笑著對宮崎兩兄弟說：“你們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也說給我們聽聽。你們想的事情太大了，太太們?yōu)榱四銈冋玖⒉话玻�村里的人等不及，一個個都死了�！�…你們能為我們百姓做些什么呢?我們百姓辛苦了一輩子，連個飽飯都吃不上，這是為了什么?”在《荒唐日記》中記載了這段話后，宮崎滔天不無慚愧地寫道：“教我兄弟無顏色!”
　　宮崎滔天原名宮崎寅藏，他一輩子都是個日本浪人(沒落武士)，但他是社會平等與自由民權(quán)的堅定信奉者，在他看來，日本的社會變革少不了中國的革命與現(xiàn)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歐美的侵略并進而推動整個世界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宮崎滔天稱得上世界革命主義的先行者，只是他把這個目標寄托在了孫中山身上。在孫中山革命失敗潛往日本時，正是宮崎滔天把他介紹給了犬養(yǎng)毅等日本實力派政治家，而中國同盟會的建立，其中也少不了宮崎滔天的推動之功。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宮崎滔天等日本友人幫助的話，清末革命恐怕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清末時節(jié)，部分日本人對中國革命抱有濃厚的興趣，他們滿懷熱情地與中國的留學生們談論革新，談論舉義，談論“揚州十日”，在革命黨遇到挫折與失敗時，他們盡其所能為這些流亡者提供各種便利，包括住所、金錢甚至武器等。如果說宮崎兄弟對孫中山的幫助是一種天真善良的利他主義的話，那日本黑龍會乃至日本軍部中那些同樣支持革命的軍方或半軍方人士就是一種赤裸裸的利我主義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轉(zhuǎn)而支持滿蒙獨立，其中動機無外乎令中國陷于分裂以火中取栗。
　　武昌起義后，一位名叫金子新太郎的日本退役軍人來到武漢，后來他作為第一步兵顧問官在北洋軍進攻漢陽的戰(zhàn)役中與其他革命士兵一同戰(zhàn)死，葬身江城。金子新太郎曾參加過甲午戰(zhàn)爭(日本稱“日清戰(zhàn)爭”)與日俄戰(zhàn)爭，是位知名的“中國通”，一年后，日本陸軍少將宇都宮太郎專程赴漢陽憑吊陣亡的金子，并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蘭地。
　　辛亥革命期間，宇都宮太郎擔任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專門負責情報收集)，在后來公布的日記中，他詳細記載了金子新太郎這次冒險事業(yè)的來龍去脈。原來，金子新太郎是受他的派遣而奔赴中國的，在其訓令中，即有“妨害清國政府與革命軍之間的媾和，在革命軍勢力圈的中國南部建立獨立國家”之語，盡管宇都宮在日記中稱這次行動系“個人之事業(yè)”，訓令也僅僅是“個人之私見”，但因涉事人物身份的特殊性，這次所謂的“私人派兵”不免有些撲朔迷離。
　　日本朝野一向注重搜集中國古代的孤籍秘本，而其中記載民族紛爭、滿漢相殘的歷史作品最受青睞，這些小冊子在有意無意地被中國留學生發(fā)現(xiàn)后又通過各種渠道“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譬如《揚州十日記》等煽動性的小冊子大多是在日本翻印后被運回國內(nèi)，這可以在諸多的回憶錄上找到蛛絲馬跡。這些基礎性的宣傳準備工作，如果沒有日本“友人”的幫助，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革命講義之外，日本向中國輸出的還有軍火。1900年惠州起義，日本浪人中村彌六因騙去革命黨軍械款六萬五千元而被犬養(yǎng)毅開除民黨身份，而在之后的數(shù)次起義中，均有日本軍人的身影及相關(guān)軍火的蹤跡。1908年12月，日籍輪船“二辰丸”因私載軍火被中方海軍截獲后，更是引發(fā)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對此，后來的帝師陳寶琛曾有一詩相諷：“螳雀相爭鷸蚌持，開門延敵悟來遲；扶余尚乏虬髯主，枉睨中原劫后棋!”
　　辛亥革命中，日本政府假手大倉洋行向清廷出售軍火未果后，又通過大倉及三井公司向南方軍政府提供軍火，特別在袁世凱復出后，日本軍方的態(tài)度更趨積極。當然，這些武器都不是現(xiàn)役的先進武器，而是日俄戰(zhàn)爭后撤換的廢舊槍彈，日本軍火商從中牟取暴利，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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