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 教育部的公關(guān)經(jīng)理]教育部王旭明
發(fā)布時間:2020-03-2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25年前,王旭明“托關(guān)系走門路”進到北京南城的豐臺七中當上了語文老師。當時他是個不愿意進政府部門、懷里揣著屠格涅夫的《羅亭》的小年輕兒。 小王被派去帶一個出了名的“亂班”,學生們也就比他小個七八歲。王老師對他們說“要違反紀律,行,你們就在我的課上說話搗亂。我只要求你們不在其他老師的課上違反紀律,這既是給我的面子,也是對你們自己的約束!彼f自己的目標是要當孩子們的老師、父母和朋友,三位一體。
可有那么一位葉同學就是不給他面子,在數(shù)學課上連續(xù)搗亂,告狀的老師多了,小王按捺不住,便在課堂上公然教訓小葉,小葉也不甘示弱,嚷嚷“我沒說,我就是沒說”,小王老師的火氣頓時被點了三尺高,飽飽兒地扇了葉同學一大嘴巴,“這是我為數(shù)不多的打?qū)W生,在課堂上,我覺得沒面子嘛!边@一嘴巴下去,學生的眼鼻鮮血長流,捂著就跑了。
“我心里是慌的,我尋思這可能打得重了,但我還端著,‘大家看著,搗亂就是這樣……’但回到辦公室,我還是挺那個的……”中午,葉家爸媽領(lǐng)著孩子來了,小王老師心里惴惴的?扇~家爸爸張嘴就說:“王老師,我們孩子做錯了,您別跟他生氣啊,您管得對,您打得好!比~同學躲在他爸后頭,還拿紗布包著眼睛,說“我錯了”。當時小王老師忍著眼淚,強撐著,說“行了!以后別那什么什么……”
25年后,已經(jīng)成為教育部發(fā)言人的小王老師――王旭明――坐在位于北京西單的辦公室里,中式立領(lǐng)條紋襯衣、黑色立領(lǐng)外套,短發(fā)在發(fā)膠的幫助下茁壯向上,桌下擺著3雙不同樣式的黑皮鞋。不是西服套裝、便是改良的中式套裝,裁減合身、質(zhì)地優(yōu)良,這是他面對公眾的一貫形象,電腦旁依然擺著那本《羅亭》。
“(打?qū)W生)這個事情給我的影響有兩點:第一點我們提倡不能打?qū)W生,這是師德。但是要看什么情況下,我個人始終認為,愛是一種教育,嚴也是一種教育,當然,嚴到什么度,我認為適當?shù)厥┮匀_,也是一種教育方式。但這個拳腳的方式要有度,還要有基礎,就是你的學生接受你、認可你,真的把你當成父母了!那真到了這種程度,那是可以打。
“我們現(xiàn)在很多年輕老師,沒有什么感情基礎,上來就打,那人家當然會告到法院去了。我覺得我這種情況下,有前提、有基礎的這種嚴,適當施與拳腳教育,我覺得是可取的。所以現(xiàn)在對教育方式一味地說愛、或者一味地說嚴,從我的教學經(jīng)驗來講,不可取!
王旭明說,25年前的教學經(jīng)驗,也為他今天的新聞發(fā)言工作奠定了基礎。
職業(yè)行為第一
3月8日,王旭明一大早打車去北大口腔醫(yī)院看牙。這已經(jīng)是醫(yī)院方面幾次改期后的又一次預約,結(jié)果他依然沒能按照自己掛的號看上病!拔艺f這個國家怎么不守信用,原來就從你們大夫開始!你得治那些不守約的,保護守約的病人呀!”他和護士嚷嚷。
看完病,醫(yī)生才出示該在治療前給他看的“說明和注意事項”,其中包括治療可能引起的各種副作用,王旭明拒絕簽字,旁邊兒的大夫拿話噎他,“你嫌我們這兒不好啊,旁邊那個美國醫(yī)生開的醫(yī)院好,你去啊,那里的大夫一天就看倆病人,你換牙啊,得一萬塊錢!”
王旭明大怒,“本來這種治療前尊重病人知情權(quán),讓病人簽名表示知道這么回事,是好主意,關(guān)鍵念這個經(jīng)的人都沒有念好。我在想,我們這個社會,很多很多事兒,都是‘經(jīng)’好,但是沒有‘念’好,完了后來又怨政府、怨組織,卻不守住自己那份本分。”
王旭明認為自己的“本分”,就是“新聞發(fā)言人”職業(yè)行為第一!皩π侣劙l(fā)言人來說,最理想的狀態(tài),就是自己所發(fā)布的內(nèi)容,既是職業(yè)行為,也是自己內(nèi)心認可的東西。當然這里面也不排除有些我不理解,或者沒有理解透的問題,但這個時候,職業(yè)行為是優(yōu)先的。”
一年前,王旭明成為一些網(wǎng)民的眼中釘。其一段私下里和相熟記者關(guān)于高等教育的聊天被發(fā)表后,被廣為傳播并備受批評,那段言論被概括為“上大學就像買衣服,買得起貴的才能讀清華北大”。
為此他別扭了不是一天兩天,他說自己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但只要《羅亭》這本書在身旁,就算沒時間看,也能帶給自己安慰。
“屠格涅夫的作品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個人理解,羅亭是一個追求個性、追求實現(xiàn)自我的人物,但那個時代不容許他有更多的展示。同時呢,他又有致命的弱點,就是語言大于行動。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有這樣的缺點,就是語言多于行動,走上工作崗位以后,磨練到現(xiàn)在,基本上可以說語言和行動并舉吧。”
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到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新聞學院院長后,請了六位新聞發(fā)言人到人大給自己的學生進行普及性授課,其中包括王旭明。
但王旭明并不認為大學適合開設新聞發(fā)言人專業(yè)!拔覀人比較反對新聞學院開設新聞發(fā)言人專業(yè),我覺得這個很荒唐。新聞發(fā)言人除了政治素質(zhì)、政策素質(zhì)之外,他的綜合素質(zhì)要求太高了,不是新聞學院一個專業(yè)能培養(yǎng)出來的。”
新聞發(fā)言人類似公關(guān)
每天早上,王旭明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瀏覽各大報紙和網(wǎng)站,接下來便是“策劃”當日和次日的重大新聞宣傳活動。
“如果按照新聞發(fā)布更專業(yè)的術(shù)語講,叫做‘議題設置’,包括制作重點節(jié)目,安排重點采訪,包括新聞發(fā)布會的準備,不斷地接聽重點記者的電話。”王旭明每天至少要接10個以上的媒體來電,每個持續(xù)時間從5分鐘到10多分鐘不等,主要內(nèi)容都是在為記者解釋政策、溝通聯(lián)系所要找的人,提供線索,或者說是解疑釋惑。業(yè)務方面的問題居多,也不排除有咨詢、為記者排憂解難的部分。比方說,“這個上學啊,完成學業(yè)啊,就業(yè)啊,這當中出現(xiàn)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王旭明認為自己的角色其實更接近公關(guān),“而絕不僅僅是坐在那里發(fā)言”。他說自己在《中國教育報》的7年記者生涯,栽培了這種“公關(guān)”能力。
8年教師生涯,一路從老師、班主任、到語文教研組長到年級組長、最后當上了抓教育的副主任和一段時間的代理副校長;30歲出頭進了《中國教育報》,跑了兩年政協(xié),三年人大,1997年,40歲不到便被破格提升為主任記者。黨的15大期間軟磨硬泡采訪了當時的黨代表、剛出任教育部黨組書記、即將接任教育部部長的陳至立。
王旭明表示,“做記者時,我的主線,我所有文章的主題是:傳達政策!敝两,他依然認為目前的新聞記者應該以“宣傳政策”和“提升理念,走在時代前端”為原則。
在最近回答媒體關(guān)于國外新聞發(fā)言人的問題時,王旭明提到薩達姆政權(quán)的新聞發(fā)言人薩哈夫,“這個人很值得研究,他在他的國家?guī)缀蹩迮_的時候,用自己的嘴戰(zhàn)斗到了最后一刻。這值得深長思之。新聞發(fā)言人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你身后的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你再反對也好,再不同意也好,坐在這個崗位,你就要說 政府之聲。所以我有一個理論――新聞發(fā)言人,是以一己之聲,傳達政府之聲。”
但他也說,如果再有一次機會進行選擇,他不會再從事新聞發(fā)言人這個職業(yè),“因為當前做新聞發(fā)言工作太重要、太前衛(wèi)、也太難了。我的生命不能承受新聞發(fā)言人之中的‘重’!
好經(jīng)很多,關(guān)鍵在和尚
人物周刊:一年前你關(guān)于高等教育消費的言論引起爭論,現(xiàn)在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旭明:今年人大,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兩項重大決策,第一項,國家將增加幾百個億來加大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力度。我覺得我們國家在這方面是在不斷完善。從我內(nèi)心來講,覺得我們國家在讓困難大學生上學、保障教育公平方面,不是盡善盡美,但不斷地在追求著盡善盡美,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這種努力并不意味著我國實行免費教育的制度。不是的。義務教育之外,學生是要交費的,而要交費,就有一個合理消費的問題啊。所以那段話的核心是這個。那段話舉的例子不是很嚴謹。比如舉例舉到清華北大,所以我對清華北大的領(lǐng)導和老師,始終懷有內(nèi)疚。我說‘清華北大不是誰都能進的’,這個是事實。但可以說清華北大的學費,在我們國家和其他高校比起來,是低的。而且可以保證地說,只要你考上了北大清華,沒有一個不能進去的。而且不管你家里多困難,甚至你肢體不全、殘疾人,只要你考進去了,保證都能夠上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
人物周刊:在貧困大學生的助學貸款落實方面,還存在什么問題嗎?
王旭明:應該說這幾年國家做了很大工作。但工作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說,國家助學貸款工作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可以說現(xiàn)在的‘經(jīng)’非常好,我們需要的是大批能把這個‘經(jīng)’念好的和尚。政策很好,但為什么底下還有這么多問題?就是沒有把‘經(jīng)’念好。我要通俗地比喻,就是“時代呼喚更多的念好經(jīng)的和尚”。
人物周刊:那要念好經(jīng),方丈、主持還是得把和尚管好訓練好。教育部算是方丈、主持這個角色么?
王旭明: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是關(guān)鍵因素還是和尚。
政策宣傳空間很大
人物周刊:我們雜志曾刊登了對人大代表洪可柱的采訪,他在提案里對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等四所名校進行了嚴厲批評,你覺得他的說法有價值嗎?
王旭明:我的觀點是這樣,兩會期間,所有代表、委員的意見和建議,對于我們政府部門來講,都是四個字,認真聽取。會后逐一研究,要是議案,會給正式答復,F(xiàn)在很多媒體來問我的看法,我覺得現(xiàn)在就是聽代表的報道。不能剛反映了情況,政府部門就做解釋,那還讓不讓人說話?我個人認為,這個時候,政府官員過多地解釋,過多地辯白,都是不合時宜的。
洪教授的很多斷語,我看都是非常感性的,比如“投資巨大、浪費驚人、學術(shù)腐敗盛行、欺世盜名成風、淪為江湖”.這些吧,我覺得都是很感性的語言,所以只能算一家之言吧。
人物周刊:他的一些觀點,比如認為高等教育資源過多向這四大名校做了傾斜。你怎么看?
王旭明:教育資源的分配如何更合理、更公平,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我了解的實際情況,我認為,這四所學校沒有占有過多的公共財政資源。
人物周刊:你有段話曾被批評為“媒體無知論”,能否再解釋一下?
王旭明:我始終認為我們的媒體,目前有幾大空間有待填充和彌補。
一是傳達政策的空間。我們的媒體在及時、準確、全面、有效傳達政府政策這個方面,我覺得積極性有待進一步提高。
為什么我特別強調(diào)政策?我們國家的特點,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主要還是靠政策,當然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主要靠法制。但對我們這樣一個法制不太健全的階段,要靠法,同時更多的要靠政策,而不是主要靠個別人的善舉義舉。我多次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呼吁,個人行為或者善舉,可能可以救助幾個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而一項好的政策,可以使成千上萬的人受益。
現(xiàn)在有個分歧,一說宣傳政策,就認為是歌功頌德,你就憑空擺好。這是不對的。宣傳政策,可以宣傳政策執(zhí)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可以報道執(zhí)行這項政策不力的人和事,也可以宣傳這項政策還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覺得都可以,都允許。最不能允許的,是對這樣一項政策的不理不問。
現(xiàn)在好多事情,我們的政策還沒有公開。當然這個責任不光在媒體,也在政府部門。該公開的沒有公開,該透明的沒有透明,該說清的沒有說清,該說透的沒有說透。有些還停留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認為文件發(fā)了,所屬部門都拿到了,就沒有必要再講了,這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觀點,F(xiàn)在是開放時代,建立一個服務型政府,要提供更多的服務,包括信息服務,不是你發(fā)了個通知就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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