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問題還是公平問題

　　工農是否被邊緣化,事實是否如此,我以為并沒有十分大的分歧.工農邊緣化可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撼,我想即便不同意于博士的人,也大多是說"現(xiàn)在還沒那么嚴重",或者說"發(fā)展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的",顯然并不是說這個問題假如不解決,一定不會產(chǎn)生于博士指出的問題.在這樣最小公倍數(shù)下,人們討論焦點集中在社會集團的分析和辨別,集中在國家主義或是"社會主義"(請注意:這里的社會主義帶了引號,它的含義是只從社會這個超乎國家概念的人類生活組織形態(tài)為看問題的主要出發(fā)點而言的).我以為這樣的討論無意是非常必要的.但它未必關注到了現(xiàn)代國家的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在人文主義基本框架之內,關注人的公平或者叫做最基本的正義問題.

　　一

　　誠然,任何對公平或對正義的定義,推而廣之,都有其社會歷史的規(guī)定內涵,不宜籠統(tǒng)泛泛而談.但現(xiàn)代國家或者我想大多數(shù)討論者都基本同意稱之為的現(xiàn)代國家,也有自己非常突出的正義內涵或者叫做一般性公平的原則.比如不管是真是假,但自詡現(xiàn)代國家的各國憲法當中,都以不同表達方式規(guī)定了人的尊嚴不容侵犯,絕大多數(shù)現(xiàn)代國家的憲法當中也都規(guī)定了人的基本權利不容侵犯的內容.雖然對基本權利的外延規(guī)定不盡相同,但上述國家的憲法當中的公民基本權利的表述,并沒有十分大的區(qū)別.這說明什么?我以為這說明以超乎社會階層及其一時一地的特別利益,認同所有人都具有相同權利,已經(jīng)基本成為人類組織國家的基本共識.比如上述學者和學友討論的時候,不顧最終同意于先生的意見與否,還沒有人否認工農必須與有錢和有權的人一樣,具有發(fā)表自己意見,貫徹自己利益的權利這樣一點.這就是類似共識的基本體現(xiàn).

　　二

　　在認同基本正義與公平的基礎上,再來討論于先生所說的所謂"承諾"問題,我想也許就不會出現(xiàn)比如討論共產(chǎn)黨是否真的不過是"改朝換代"這樣的我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了.有一個現(xiàn)象很有意思,那就是即便僅僅是改朝換代的新皇帝,也從來不曾放棄宣布自己"順天承運,體恤萬民".我們當然有充分的權利和理由來懷疑這樣的宣布在實際上有什么效果.但假若我們僅僅停留在這個宣布本身的所謂"文本事實"上,問一問為什么即便是我們概念中專制象征的皇帝,也不能逃脫"體恤萬民"的合法性基礎,也許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于先生提出的那個"假如改革不能讓大多數(shù)人怎樣怎樣,就會如何如何",在體現(xiàn)"萬民"意愿,作為合法性基礎的層面上,并未實際超出統(tǒng)治必須經(jīng)過民意認可的這個集中在人類文本表述當中的道理.如果追溯到武王伐紂,人們不難看到在那里提出的"解民倒懸"的命題,于是也不難想見倒懸的人是受到如何不公正,不正義的對待了.

　　三

　　工農問題在中國革命當中的地位始終被用來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來分析革命是否能夠成功,或是分析革命成果是否能夠保持.我認為這起碼在觀念上已經(jīng)不那么公正了.工農在國民革命時期,就已經(jīng)被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國民黨,認定為受到極為不公平不正義待遇的社會階層.號召革命和實現(xiàn)革命的國共兩黨,在這一點上,起碼口頭和文本表述并沒有十分的差別.還政于民,都曾是兩黨革命宣布要實現(xiàn)的目標.只不過孫先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毛澤東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共產(chǎn)黨在上臺之前,對還政于民的渴求,雖然人們可以借此來衡量與批評它是否兌現(xiàn)了自己的"承諾",但這個黨作出了如此承諾,作出了現(xiàn)代國家內代表包括工農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承諾,這樣的文本事實昭昭在人耳目.可見,在中國革命的傳統(tǒng)中,還政于民,在國家政治含義內,是屬于所謂"政治正義"的內容的.舍此,我們就無法解釋現(xiàn)在執(zhí)政的黨何以會面對自身認同危機,那就是曾經(jīng)經(jīng)過激烈辯論的所謂"三個代表"當中的最后一個代表.

　　四

　　還政于民這樣的"政治正義",不僅包括工農的問題.它尤其包括一個不孜孜于人的社會階層歸屬,承認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問題.之所以工農文問題如此突出,是因為工農作為中國社會人數(shù)最多分布最廣,對社會和政權的影響力最小以至現(xiàn)在最少具有實現(xiàn)文本上承認他們所具有的權利的社會階層,表達或必須表達他們所受到的不正義不公平的待遇,最終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最基本正義的這個問題.而不是別的.恢復工農實現(xiàn)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權利的可能,而不是通過剝奪其他階層,來恢復工農(兵)集體專政.認可這一點,我們才最終具有實際意義地談到了革命的問題.

　　五

　　無論國共兩黨如何在文本上承諾了現(xiàn)代國家基本政治正義的原則,他們在革命期間乃至革命之后,基本遵循的原則實際上是剝奪一部分人的基本權利,借以動員另一部分人來奪取或鞏固自己據(jù)稱是要用來實現(xiàn)基本政治正義的權利的.解鈴還需系鈴人,現(xiàn)在我們要討論革命黨不能繼續(xù)充當革命黨,討論憲政的問題,乃至討論工農的問題,最終自然也不能離開討論放棄剝奪一部分人的基本權利,來獲得另一部分人的認可這個基本含義.許多學友同意現(xiàn)在中國各種精英聯(lián)合起來排斥工農,另外一些學友否定有這樣的事實發(fā)生,但顯然不否認假若這樣的事情發(fā)生,那是不正確,是必須糾正的.這在現(xiàn)在討論的語境,認可了我上面講的那個放棄革命的原則.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不能同意中國繼續(xù)走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的路,不僅甚至主要不是因為那樣我們的社會會更加動亂,乃至影響了我們的國家發(fā)展云云.我們要告別革命,要終結革命,乃是因為那樣的革命從根本上不正義,不公正.那樣的革命從根本上不符合人性.不但事實上不符合,而且文本上也不符合.

　　六

　　實現(xiàn)人的最基本價值,并不等同于實現(xiàn)人的個性主義含義上的最高價值.人的身體和尊嚴不受侵犯,僅僅是人們實現(xiàn)自己生活目標的最基本保障而已.人的言論自由不過是保障人們在自己其他基本權利遭到侵害時,用和平手段恢復如實權利.人的結社自由,示威的自由也基本類同.還政于民,在這個意義上,是還"自由生活"于民,而不是還部分人統(tǒng)治另外一部分人的權利與民,當然就更加不能是還所謂"多數(shù)"或是"少數(shù)"統(tǒng)治于民的問題.誠然,現(xiàn)實的政治或許果然不能離開多數(shù)人與少數(shù)人的沖折妥協(xié),但這樣的妥協(xié)和沖折僅僅是實現(xiàn)還政于民的手段,而且它的使用不能影響到保障人(無論他身處多數(shù)還是少數(shù))最基本權利這個現(xiàn)代國家基本正義前提.我們現(xiàn)實政治的問題,部分地比如表現(xiàn)為一部分人(精英)借無視乃至剝奪其他人的基本權利來實現(xiàn)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標.這種不公正,不正義,我以為根本在于前者,在于剝奪別人的基本權利;而不在于后者,所謂實現(xiàn)哪怕我們許多人并不贊許的人生最高目標.換言之:假若精英們可以在不剝奪工農作為人的最基本權利的前提下,可以去紙醉金迷的話,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可能依舊不能對此擊節(jié)贊賞,但我們會敬而遠之而已,不會登高一呼,揭竿而起.畢竟,在精英作為人的層面上,紙醉金迷,無非是他們人生"最高目標",而非最基本權利.

　　作者：一通 2003-01-10 14:45

　　民主與自由是一定要區(qū)分的

　　民主是一個政治問題，也就是有關公共權力問題；
而思想問題則是一個自由問題，它應該與公共權力無關�！霸捳Z霸權”那是異化了的意識形態(tài)。有關思想問題的“民主”問題，它不需要通過也不能通過架構公共權力來解決，它不需要形成一個共同的思想，也就不需要在思想領域形成公共權力。也就是說民主的公共權力的目標是形成共同的秩序，所以我們不需要思想上的民主，只需要思想方面的自由。

　　作者：校友 2003-01-10 20:01

　　中國需要發(fā)展更需要關注穩(wěn)定

　　中國當然需要發(fā)展，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發(fā)展一定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嗎，我認為并非如此發(fā)展只是一個做蛋糕的過程但做好之后如何分才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分的不好，既使每個人的境況都改善了，但在看自己碗里的風景的同時可能更關心別人碗里的是什么東西。所以說發(fā)展解決不了穩(wěn)定問題，只是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大平臺。不要害怕指出丑，就害怕遮蔽丑，當農民和工人拿起工具發(fā)言的時候，自己嚇白的臉色才叫丑。

　　作者：林中楊 2003-01-10 20:23

　　如何才算“當家/作主”?

　　一通先生文中關于“還政于民”與“保障人(無論他身處多數(shù)還是少數(shù))最基本權利”的論述（附后），引發(fā)我思考“為何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執(zhí)政黨如此抗拒如下的關于如何才算“當家/作主”的辦法：民眾在多數(shù)決基礎之上周期性和平讓渡于少數(shù)治”。難道世上真有“我只要不停地想著替人當家作主，這群人就會一直“感覺”是在當家作主”？我常想，論智力和聲望，我科學人絕不會高于老毛及其“后代”，但為何就只有我能想到在“替人當家作主”之外，還真存在“依賴在一通先生所述“基本權利”之上的“多數(shù)決”來達到“人民（當然含于博士關注的工農）自身的真正當家作主”呢？

　　作者：科學人 2003-01-10 23:11

　　當家作主和與民作主

　　這里的討論真好。

　　就科學人和一通先生的爭論發(fā)表點意見。

　　當家/作主從來就是對一種政治權力空間的描述，并不具有確定的政治形態(tài)。但是，由于人類文明的進步，使民主和專制有了一定的區(qū)分。無論是直接民主還是代議制，講究的都是“人民”對于公共權力空間的制約。而專制社會則更多的以為民作主或“代表”人民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

　　作者：夜游人 2003-01-11 04:06

　　我們能不能只當自己的家，只做自己的主呢？

　　原想就工農問題引申出最基本社會公正來。沒有想到熱心的學友竟而提到“當家作主”這樣的想象，可算得久違的詞匯了。

　　其實，「沙家浜」這出戲里有句話，幾乎是暗合地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所謂“這支隊伍是你當家，可是皇軍要當你的家”。

　　問題并非在于后者，問題我以為出在前者。

　　我們中國人的統(tǒng)治欲實在深入骨髓。朱老夫子說“修齊治平”，除了“修”是“修理”自己，所謂當自己的家之外，其它的都和不同規(guī)模的統(tǒng)治有關系。“齊家”是統(tǒng)治老婆孩子；
治國和平天下意思淺白，不必解釋。一個人非到窮則獨善其身的時侯，絕不愿意沒有什么人接受自己的“當家”，所謂“皇軍”的角色，這不能不說是以孔家男性至上主義為標志的一大中國特色。

　　于是，大家討論憲政，就說是“憲法是國家大法”，絕不愿想到憲法首先是全民自治的大法，它規(guī)定的是所有百姓共同生活的規(guī)則，其中不免也包括民眾委托管理公共事物的“統(tǒng)治者”必須遵循的規(guī)則。惟其是全民的大法，所以才必須由全民“自己當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而并不本質上存在“統(tǒng)治大法”的涵義，或者小心一點表述：憲法并不主要是“統(tǒng)治”法。

　　于是我們討論民主本質時，就有人死活不愿意離開一個多數(shù)或少數(shù)“決”的問題。仿佛離開了“決”的那一霎那，民主就失去了本來意義。須知所謂“主”或是“作主”，也包括議而不決，懸而未決，暫且擱置等等意思。在家和妻子“民主”生活的丈夫，誰都會有這樣的經(jīng)歷：最好的民主是兩個人說說談談，最后也許什么也沒決定。但兩個人有了一段或者永遠難以磨滅的共同經(jīng)歷。推而廣之，在西方民主程度很高的社會里，一個商店關門時間，可以大家討論十幾年，還是沒有結果，但大家談談，爭論一番，明白了各自的利益所在和妥協(xié)的邊界，即便不“決”，難道就不是民主社會的生活常態(tài)了嗎？我以為仍舊是。不過這樣的常態(tài)實在并不符合我們國人對民主和“統(tǒng)治”的聯(lián)想而已。

　　再進一步說：假如我們這個國家的國民被要求（包括被洋人要求）一定要進步，一定要開汽車住洋房，否則不夠“派”，不夠“酷”，云云。我們自己作主的形態(tài)除表達“是”和“否”而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不置可否”。我們自主的決定因此或許是暫時的，或許只作數(shù)很短的時間，那也是我們作主，而不是別人為我們作的主。我們作主作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并不怨天尤人。也許我們不置可否的背后是“猶豫”，其實就是“猶豫”也是我們自己作的主。

　　拉雜說了這許多，是想說自己作主是一種本體狀態(tài)，它和生活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所謂真正本原的社會公正是保障人們自己作主的基本自由，并不就意味著給人們安排好了“公正和正義”的終極。因此，套用「沙家浜」里面的那句臺詞：真正的“作主”是“這只隊伍不是我當家，我也不想當它的家。我只想當自己的家。我們大家一起能不能保證我不受干擾呢？”

　　作者：一通 2003-01-11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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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一通和科學人：民主、合法性和公正問題

　　讀了于建嶸《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及各位學友認真而有見地討論，特別因于文而引發(fā)的有關一通先生和科學人先生有關“當家作主”，感到有幾句話要說：

　　其一，于文對革命的清算是十分深刻的。我們的確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工農運動。這些年來，在強大的權力面前，工農邊緣化了，知識精英們卻將這種現(xiàn)象視為合理的發(fā)展。這是一個歷史主義的分析。

　　其二，一通從社會公正入手來理解工農邊緣化是有道理的。如果于文是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在向世人提出革命的警告的話，那么，一通先生則試圖從公平和公正這一社會理念著眼，以人文關懷來解釋工農邊緣化的“非法性”。這是一個社會價值判斷。

　　其三，科學人則從民主這一理念入手來尋找如何解決工農邊緣此類問題的“良方”。當然，將民主類比于“當家作主”之類的主張顯然有著巨大的理論風險。這是一個理想主義建構。

　　三位先生的理論關懷各有不同，但都在解釋當今社會的合法性問題的。一個歷史主義分析、一個價值判斷、一個理想建構是否有著共同性呢？

　　希望得到三位先生的解釋。

　　作者：學人在海外 2003-01-11 11:57

　　歷史主義，價值判斷和理想建構

　　“學人在海外”先生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一

　　歷史主義的分析。于博士分析中國工農運動毫無疑問是從中國近代革命歷史出發(fā)的。這是怎樣的一段歷史呢？我想可以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不是可以作為我們在現(xiàn)在語境下討論問題的最小共識肯定下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無論是國民黨號召的還是共產(chǎn)黨號召的－是從對社會的價值判斷入手的。實行“耕者有其田”，是從農民沒有土地這個社會根本性的不公正出發(fā)的�！胺鲋�農工”的背景也差不許多。即便是出于一時策略，比如為了動員抗日的力量，共產(chǎn)黨在自己的根據(jù)地內實行“減租減息”，那也是從平衡社會力量，以鄉(xiāng)村間相對比較富裕的人也可以接受的社會價值判斷為號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最起碼成為了實行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你可以說這樣那樣的政策在實際上并不符合價值判斷的文本，但你無法說這樣那樣的政策在文本上不是基于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的。

　　二

　　這段革命歷史的價值判斷眾說紛紜，但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在那里呢？有沒有這樣的共同之處呢？我以為是有的。這個最小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它們基本上都是理性建構的產(chǎn)物，其中經(jīng)驗試錯的成分起碼在規(guī)定價值判斷之初，并不占據(jù)主要地位�，F(xiàn)在歷史界反復討論的中國封建社會問題，是典型理性建構偏離歷史經(jīng)驗的例子：明明中國最遲到唐就最徹底的取消了以土地和統(tǒng)治空間分封為特點的“封建”，但因為我們革命當中的理論和實際上的領袖從馬克思那里據(jù)說讀到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基本階段”，當中“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而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又是不可搖撼的理論建構。所以，我們寧可削足適履，也不肯面對現(xiàn)實。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王家范教授最近著書說明：其實中國的所謂“重農輕商”，也必須做特別的解釋，不然無法解釋所謂“江南資本主義萌芽”何以兩，三百年居然就發(fā)展不出來哪怕比較象樣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第三等級等等。這也可以看做是對一統(tǒng)天下的“建構主義”的修正吧。最為嚴重的建構主義發(fā)生在口號叫得最響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按照那時的理論建構，八級工資制度已經(jīng)是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溫床了，農民搞些小副業(yè)已經(jīng)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了，遑論其它。在理論建構基礎上，規(guī)定社會價值的判斷，如是判斷的評判標準以及標準的解釋，成為了被稱為“工農兵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主導。在這里，我們暫且不必討論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是否在實際當中得以“履行諾言”式的實現(xiàn)，僅以歷史文本為根據(jù)，我們也無法否認建構主義為基礎，價值判斷為構架是我們這段革命歷史的很突出的特點。

　　三

　　在否定這段革命歷史的過程當中，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的人說其實這并非這段革命歷史或是并非它的全部。有的人－比如于博士－解釋這是我們歷史向工農作出了承諾，現(xiàn)在我們或者履行這樣的承諾，－當然是在改變了最基本社會前提下來履行承諾－，或者對承諾本身作出包括文本上的糾正。還有的人－比如在下－認為歷史雖然我們無法改變它，但我們可以提出超越革命的歷史的思維。中國現(xiàn)代史當中，并非只有革命或是對它的反動。中國現(xiàn)代歷史當中還有無數(shù)人和人的命運。比如在下這樣的人，并不從根本上否定建構主義的功績，并不從根本上否認革命建構主義當中關于不正義，不公正的描述，而是補充提出：這樣的描述以及這樣描述提出的結論，需要修改。理由是這樣的描述不是從人文主義基本框架當中的人的尊嚴，人的基本價值和人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最基本的集體自我約束出發(fā)。提出這樣的問題，并沒有超越價值判斷，并沒有徹底舍棄建構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是必須予以承認的。

　　四

　　歷史主義分析當中，因果延續(xù)的思想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國革命歷史如此，所以為了不去重蹈歷史的覆轍，必須如此，就是這樣的因果延續(xù)的例證。比如因為中國的革命歷史對工農作出了承諾，所以中國（的執(zhí)政者－因為他們代表當年作出承諾的革命者）要忠于自己的承諾，否則如何如何。但如果我們把中國革命的歷史擴大成為力圖解放“人”和“人性”的嘗試，把解放工農作為這樣解放“人”和“人性”的例證，歷史主義的分析就必須把目光投向所有人，就必須分析如是歷史的因果到底如何。具體的例子比如說有在社會主義結構詮釋框架內的所謂“革命的人道主義”，所謂的“反血統(tǒng)論”，都是從哪怕是非常局部片面的“人文主義”出發(fā)提出來的。共產(chǎn)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梢姡�人性的解放并非為意識形態(tài)所根本否認，不過意識形態(tài)的文本事實當中，有對“人性”解放的誤解，曲解與惡性的歪曲；
意識形態(tài)在實現(xiàn)過程中，也有“假汝之名”，行踐踏人性之實的事情大量發(fā)生。反思這樣的革命歷史，從批評和批判意識形態(tài)本身入手的固然大有人在，從實現(xiàn)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實踐入手的，也不乏其人。我們何妨從意識形態(tài)當中和實踐里面共同有的人的歷史，人性的歷史入手，來反思，從中得出我們的歷史主義分析呢？就說承諾吧。國共兩黨都承諾了“還政于民”，都承諾了要實行憲政，用這樣的承諾，最終也都承諾了建立符合尊重基本人的尊嚴和人的基本權利的現(xiàn)代國家。那么，現(xiàn)在我們對這樣的承諾應該持什么態(tài)度呢？

　　五

　　理想和工業(yè)標準。初看起來，這兩者毫無聯(lián)系。但從文本與現(xiàn)實的關系上看，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理想的建構是以達到最終級目的為出發(fā)點來思考的，而工業(yè)標準的文本則是以現(xiàn)實當中相關產(chǎn)品或服務必須達到的最低要求為出發(fā)點來設計的。那么，建立合乎人性，人的尊嚴和人的基本權利要求的現(xiàn)代國家是怎樣的一種建構呢？我以為它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在上一篇文章當中，我已經(jīng)指出：保證人的最基本權利，不過是保證人按照自身意愿努力去實現(xiàn)人生過程中他以為是的最高目標的最基本前提，并不是這個目標本身。極端一點舉例：假如我們規(guī)定每個中國人的生活都必須符合共產(chǎn)主義理想，那么我們就不是在“工業(yè)標準”的這個涵義上建構了，而是在許多人認為－甚至就連馬克思主義者自己也并不完全否認的－對未來的虛構的基礎上來建構當前生活了。但假如我們要求比如不要虐殺，不要奸淫，不要欺騙或者要保護產(chǎn)權，這其實就是在所謂“工業(yè)標準”意義上建構社會框架，用以保護生活在其中的人，得以享有基本的自由，來實現(xiàn)各自不同的生活理想了。按照歷史主義的觀點看，這樣的“工業(yè)標準”式的社會建構，是從「圣經(jīng)」或中國孔子的“仁”那里就開始的傳統(tǒng)，是歷史的傳承。按照價值標準，這樣的社會建構規(guī)定的并非是人生活本身的價值，而是人們賴以生活的所謂“程序價值”。剛才說了這樣“工業(yè)標準”式的社會建構和理想之間的關系，不再贅述。

　　六

　　有一段時間，一些熱血的學者在總結文革教訓時，提出了“告別革命”，現(xiàn)在于先生在非常不同的前提下提出“終結”革命，我以為都非常有道理。不過，要把這個道理講深講透，僅只從“否則社會就會不穩(wěn)定，國家政權就會出問題”出發(fā)，我認為還是不夠的。因為，那樣我們就又會不知不覺當中回到比如國家主義立場上（凡是有利于或是有害于國家的），比如強調社會高于個人的立場上（凡是有利于或是有害于社會的）。我認為值得我們探討的命題是否可以這樣來描述：以人和人性的歷史主義來取代革命的歷史主義；
以人和人性的價值判斷來取代革命的價值判斷，最終才能以人和人性的理想建構來取代革命的理想建構。這里，我絲毫不以我沒有離開建構主義為恥，我甚至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一度炒作的所謂“后現(xiàn)代”，所謂的“解構”主義，所謂的“理性過度”問題，如果那并不僅僅是“炒作”的話，那也至少是對以尊重人的最基本尊嚴，保障人的最基本利權為基礎的社會，徹底失望，徹底投身于一種智力上虛無的結果。

　　作者：一通 2003-01-11 23:06

　　再說歷史主義和價值判斷及其理想建構

　　謝謝一通和科學人的回應。但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表明自己的觀點：

　　一、歷史主義邏輯和價值判斷之間的關系。不可否認，歷史主義分析背后的邏輯一定具有價值判斷，但歷史主義分析并不等于價值判斷。這是因為，作為歷史主義分析的邏輯起點是事實，它是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梳理來論證或否定一定價值學說。于建嶸的文章就是這樣一種分析方法。而一通先生的分析則首先根源于一定的價值理論來進行歷史評述和現(xiàn)實評判。這兩者無所謂對與錯，但卻有學術方法論的根本之區(qū)別。

　　二、歷史主義、價值判斷與理想建構的區(qū)別。歷史主義分析和價值判更多是對歷史的追究或對現(xiàn)實的評判，而理想建構則更多是對未來的構想。歷史主義分析和價值判斷也可能產(chǎn)生對未來社會的構想，那只是在對已有歷史或現(xiàn)實的追究甚至主要是批判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理想建構則更多是根據(jù)一定的理想或原則而來架構社會。我所說的理想建構的理論風險是指如果根據(jù)一定的原則來架構未來社會的話，往往會往空想社會方向發(fā)展，而不是其它。

　　作者：學人在海外 2003-01-12 07:19

　　答“學人在海外”：再論“理想建構的理論風險”

　　答“學人在海外”：謝謝你的回貼中對“理想建構的理論風險”的進一步的闡述：“指如果根據(jù)一定的原則來架構未來社會的話，往往會往空想社會方向發(fā)展，而不是其它”。這個“醒”提的好！不過別忘了我是“科學人”：我比誰都清楚：弄不了“理想氣體定律”的范德華卻知道在其中加2個參數(shù)就可描述不少“真實氣體”，同樣，連勞倫茲變換這個簡單數(shù)學推導都不懂因而只好求助于勞倫茲先生的年輕愛因斯坦卻能修正牛頓的運動方程使之能描述接近光速運動的物體。

　　引此，我的特別是在又關中國的民主憲政化方面的“理想建構的理論”當然應避免成為“新烏托邦”，但不可否認，只要中國民眾能象參與于文“終結革命”的討論的人士一樣有心無血，再加老江老胡們的“無限包容”，相信會從我的“理想建構”中茲生出民主的“范德華”與“愛因斯坦”們來的！讓我們試目以待！

　　作者：科學人 2003-01-12 11:44

　　思維的互動-答學人在海外

　　誠然,我們必須承認每個人思維的起點和重點或許和別人有很大區(qū)別.比方說歷史主義還是價值判斷.這樣的起點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方法論乃至整個學理的建構與印證,甚至最終會形成這樣或那樣的學派.

　　不過,回到我們目前討論的具體環(huán)境下,我認為很重要的倒是關注一下不同出發(fā)點,不同方法論得出的彼此相關的,彼此互動的思維過程.

　　以歷史主義為開始.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歷史主義,我以為是以歷史分析作為看問題的出發(fā)點,并且以歷史分析為因果判斷的基礎,最終達到為現(xiàn)實乃至未來提供詮釋和判斷的方式與思路.但就是這樣的歷史主義,早在它開始進行歷史分析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采用相關的視角.比如價值的判斷.某些歷史主義的詮釋甚至從一開始就預設了它用以建構歷史分析的所謂"一般規(guī)律",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辯證唯物論之間的關系.這些規(guī)律是否能夠導出比如革命或暴力革命的結論,我沒有進行過徹底的研究,但這些規(guī)律因為它對自身有個同樣是預設的真理性訴求,因此被認定也同樣適用于未來,適用于歷史分析之外的社會田野.

　　從我們經(jīng)過過的所謂"歷史主義"話語出發(fā)來看待本來僅僅屬于學術的這個互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比如"工農"的稱謂本身和它的社會屬性的歸類,就已經(jīng)并非僅僅進行所謂"歷史"的分析就能夠規(guī)定下來的."工人"的說法之前有工匠,手藝人等等說法;此前對現(xiàn)在被稱為農民的人,稱之為農夫,使用顯然是單數(shù)的名詞形式.而把工人和農民規(guī)定為社會階層,提出他們社會屬性當中的共同應當受到關注的地方是他們受到的和其他社會階層相比較遠為不公平的待遇,那就更加不是單純歷史主義所能夠勝任的.歷史主義強調的"歷史事實"在表述時,已經(jīng)帶有明顯的其他思維方法和過程的影響,這毫無疑問地涉及到了"學人在海外"先生提出的問題,那就是這樣的分析與比如價值判斷和理想建構的共同點是什么的問題.

　　因為篇幅,我只想講我對所謂"價值判斷"的一點看法.規(guī)定價值的過程是歷史的過程,特別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過程.任何價值都不是可以全然脫離歷史過程的.但這并非是說任何價值都不存在普世性,而這一點是"任何價值都是人的價值"這個基本判斷相聯(lián)系的.從歷史的角度,我們可以把社會階層,階級,職業(yè)作為歸納價值的基礎;從對時態(tài)-所謂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角度,我們可以回顧價值發(fā)展過程,它在不同時間段當中的具體涵義,這些涵義的當時的社會與文化的詮釋,等等.假如我們這樣做,就必然地要在某種程度上,回歸特定的歷史主義.

　　無論我們在價值判斷上怎樣做,我認為都無法也不能最終離開價值判斷的基礎,那就是"價值是人的價值"或者可以補充成為"價值是人的和由人來得出來的價值判斷".

　　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于博士的回答并不十分的滿意."工農"的問題如果我們從中國革命歷史分析的角度來判斷,我們就實際上已經(jīng)接受了革命本身的概念,歷史分析方法和其背后的理想建構過程.而工農同樣也是人,必須具有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時代以及人類此前時代給人規(guī)定的哪怕是最小涵義的價值與價值承認.比如他們必須通過社會過程的規(guī)定,得到和保有人的尊嚴與權利.這既符合從中國歷史出發(fā)我們可以不斷得出的文化精神歷史的分析,比如"解民倒懸"這樣的早期歷史當中統(tǒng)治和革命者的價值判斷文本,比如"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這樣的理性主義人文分析;比如"順天承運體恤萬民"這樣的統(tǒng)治合法性設計必須的話語,等等.

　　同時,提出從人本的角度出發(fā)規(guī)定一切國家行為必須有利于而不是有礙于更不能有害于人的最基本尊嚴和權利的保有與實現(xiàn),也事實上是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起碼在文本上認同的最小公倍數(shù),不然何以就連迫害人權最烈的比如利比亞也不但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而且堂而惶之地坐在聯(lián)合國人權大會上對事實如此上也的確有迫害人權記錄的美國,大加伐撻?

　　固然,人類對自己提出的各種價值文本一向不那么認真,這是古今中外皆然.但人類自從進入所謂理性文明時代就一直無法離開各種價值文本,以至于一直也無法離開對價值文本的設計,對已經(jīng)設計的價值文本,進行和實現(xiàn)價值現(xiàn)實的對比衡量,或是力圖從話語上,起碼動搖已有文本的有效性.這些事實,是我提出最初"工農問題還是公平問題"的思考基礎.我以為不論是從人的價值歷史發(fā)展,還是從人們重溫或重新建構新的價值文本-所謂理想的建構-上看,提出人文主義的視角,來促進我們互動的討論,都是有益無害的.不知道"學人在海外"先生-當然還有"科學人"-先生對此作何感想?

　　作者：一通 2003-01-12 18:13

　　中國的出路

　　百姓的心里有根稱誰好誰壞他他們最清楚，他們是棉任人搓捻，他們是鐵讓碰著他們的人感到堅硬疼痛，他門可以把一個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個人從天上拉下來。百姓的心里有根稱誰好誰壞他他們最清楚，他們是棉任人搓捻，他們是鐵讓碰著他們的人感到堅硬疼痛，他門可以把一個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個人從天上拉下來。卜一百姓的心里有根稱誰好誰壞他他們最清楚，他們是棉任人搓捻，他們是鐵讓碰著他們的人感到堅硬疼痛，他門可以把一個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一個人從天上拉下來。誰膽敢把他們置于死地，他們也會跟你拼死相爭_。

　　作者：匿名 2003-02-12 23:17

　　從“讓農民自己說話”談起

　　近些年來，中國的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業(yè)問題，再次成為關注國事者的一個焦點話題。一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里寫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話：
“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

　　毛澤東有句名言：“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币馑际钦f，由于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只有解決好農民的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問題。著名的農民學家、清華大學秦暉教授也有一句名言：“在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意思是說，在當今中國，農民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的體制造成的，只有解決好中國的體制問題，才能解決好中國的農民問題。

　　最近，讀到大陸學者于建嶸的長篇發(fā)言“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xiàn)、根源和對策”，極具分量，特向讀者推薦。于建嶸坦言，他不同意現(xiàn)在許多學者和專家(包括李昌平)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和主張。因為這些解決方案，“都體現(xiàn)了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強大的國家及既得利益集團的讓步，停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于農民”。這些方案“將農民這個社會主體排除在外，沒有看到農民自己的力量，沒有將農民放在農村社會發(fā)展的主導地位”。

　　于建嶸指出，解決三農問題，“不需要救世主”，“要靠農民自己，要讓農民自己講話”。

　　好一個“要讓農民自己講話”！一語破的。

　　道理是極其淺明的。在中國，農民是數(shù)量最大的群體，但又是最弱的群體。原因就在于中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
而導致一盤散沙狀態(tài)的原因就在于農民沒有自己的發(fā)言權。

　　同樣是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上海一類政治、文化、經(jīng)濟中心的大城市里的人，由于他們的相對集中，離權力中心較近，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形成某種群體性的壓力，政府則比較擔心他們“鬧事”，在損害他們利益時不能不有所忌憚。另外，專制統(tǒng)治集團畢竟不能單靠自身的力量維系自己的統(tǒng)治，它必須籠絡一批人，必須給一部分人以小恩小惠。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實行犧牲農村，收買城市的政策，就因為他們吃準了農民格外缺少發(fā)出聲音和施加壓力的手段。盡管說今天的中國，各地的農民的各種形式的抗爭活動無日無之，但由于其分散，構不成對政權的威脅，政府比較容易分而治之。如果說到現(xiàn)在，中共終于也不得不注意三農問題，那么，正象于建嶸指出的那樣，是因為農民的抗爭太普遍太頻繁，以致于使得政府不能不再重視，不敢不再重視。

　　一直有人說，言論自由只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偏好”，農民只要求吃飽穿暖，對言論自由沒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除非農民獲得發(fā)言的權利，否則他們的生存與發(fā)展就得不到起碼的維護與保障。

　　據(jù)說，中共新班子已經(jīng)對三農問題表示關切，并著手調整相關政策。這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調整政策而不進行政治改革，如果僅僅是部分地滿足農民的具體利益而不是讓農民獲得基本權利，那么，三農問題的解決就被引向歧途，再次落入歷史的誤區(qū)。

　　也許有人會問，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中國的問題這么多，有了自由有了民主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我的回答是：且不說世界各國的經(jīng)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xiàn)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
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jiān)禁，用“數(shù)人頭”代替“砍人頭”。“ 如何解決問題”無疑比“解決問題”更基本。人類社會永遠會有問題，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作者：匿名 2003-03-03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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