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很大的毛病，形體上比較疏懶，內(nèi)心里也不想上進(jìn)。我從沒想過要吃文字的飯。我應(yīng)該是個很好的手藝人 　　 　　鐘叔河自撰簡歷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18歲起當(dāng)編輯，1957年以后干過搬運、繪圖、裱糊和種茶等事，勞作而不廢讀書，到1979年重新當(dāng)編輯，直到離休。
　　學(xué)術(shù)著作有《走向世界――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從東方到西方》、《中國本身擁有力量》、《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箋釋》等，讀書隨筆有《千秋鑒借吾妻鏡》、《書前書后》、《學(xué)其短》、《念樓學(xué)短》等。
　　
　　這是法國詩人繆塞的名句，許多年來為鐘叔河喜歡。也可以翻成他自己的話 ：“我一直比較喜歡讀書，也喜歡用自己的腦子思想�！�
　　真能不用別人的杯么？鐘叔河說，也不盡然�！安贿^有那么一點兒潔癖，就不那么容易隨大流、吃大戶罷了�！�
　　
　　
　　我愿意做一些精細(xì)的事情
　　
　　鐘叔河坐在寬大書桌的后面，被兩面設(shè)計精巧的書柜襯著。成套的、擺放齊整的大部頭，細(xì)看之下絕非“裝修材料”：《四庫藏書》、《漢語大詞典》、《廣漢和辭典》、舊版《走向世界叢書》、《不列顛百科全書》、《清實錄》、《古今圖書集成》……這個陽光充沛的客廳在2006年被改為書房，近30平米內(nèi)沒有沙發(fā)電視茶幾，中間倒有張小臺球桌。鐘叔河的妻子朱純（2007年1月21日去世）在離世前10天發(fā)表的《老頭挪書房》里說：
　　“我常常笑他‘獺祭魚’，寫篇千把字的小文，也要攤開好多書，這里查，那里對，‘抄都沒有你這樣不會抄的’。……老頭和我商量，要把客廳改成書房，我嘴上沒反對，心里卻想，‘你都七十多歲了，還勞神費力做什么?�！�但轉(zhuǎn)念一想，他的父親活到九十歲，母親也八十多，肯定還活得幾年十幾年，便同意了。”
　　桌上的紙筆清清爽爽，周圍幾個紙屜，分門別類寫著“材料”等字樣。書桌上還有一個茶葉罐大小的紙盒子，側(cè)壁一角穿了根細(xì)鉛絲，彎成圓環(huán)，正好固定一支短鉛筆，旁邊挨著血壓計和小本子�！白约鹤龅模�每天量3次血壓，要記一記，做個小環(huán)環(huán)鉛筆不會倒哦。”
　　我從沒想過要以文字為職業(yè)，一直想學(xué)考古或植物學(xué)――有個哥哥是學(xué)農(nóng)的，植物分類學(xué)是很有味道的，挖掘人類古文明也很有意思。如果學(xué)那個，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有另外的成就，有興趣嘛。你可以寫文章，但你總要有門手藝，這樣你想寫才寫，不想寫就可以不寫。以文字為職業(yè)是很苦的，尤其是搞報紙，樹一個典型，要你去寫；一個三八紅旗手，要你去寫；有人跳到河里救小孩，要你去寫――不是說他們的行為不好，而是這個事我沒興趣。
　　如果我不走這條路，我會是一個很好的手藝人，（書架）上面那個刨子是我做的，竹筒也是我在勞改隊做的。創(chuàng)造力我不是很強，但我愿意做一些比較精細(xì)的事情。
　　1950年代，鐘叔河在舊書店買了本德國人寫的《細(xì)木工作業(yè)》，學(xué)做了兩個刨子，在當(dāng)右派的年月里，這兩個刨子幫了大忙。他在“文革”中坐牢的9年里，朱純也學(xué)會了做木模。
　　兩個都被打成右派，父母都還在，她（朱純）哥哥妹妹還是黨員干部。我們不愿意連累家里人，就租了一個很小的房子。我是早戀早婚早育，23歲結(jié)婚，當(dāng)年生了一個小孩，4個女兒是一年一個。劃右派時（朱純）肚子里還有一個，這個是無論如何養(yǎng)不活了，送到孤兒院。朱純在南京的姐姐帶去一個孩子，那還有兩個女兒。
　　我們兩個出去打工，就是干體力活，先拉板車，很快發(fā)現(xiàn)那個活是很累的，身體會很痛，雖然痛了十來天也就好了，但掙錢少得很。我們很餓，沒東西吃。不過很快找到門路，就是刻油印講義。那時沒有復(fù)印機，大學(xué)里有老師的講義要發(fā)給學(xué)生，就找人刻蠟紙。我的字也不是很好，但常常能發(fā)現(xiàn)老師寫的錯別字，就偷偷改過來，不讓別人知道，也不當(dāng)面講穿，或者講“我認(rèn)為這個字可能是什么”，這樣他發(fā)現(xiàn)你減少了他的錯誤，下次還叫你。
　　慢慢地，又開始做一些教學(xué)模型，做那個刨子就是做模型用的，那是精細(xì)加工，普通刨子刨不出來的。我老婆身體好，她還賣過血……
　　做右派是很苦的，不是肉體上的苦，也沒人打我們，最大的苦是碰到認(rèn)識的人他不理你。所以我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別人不先打招呼，我也不響，省得自討沒趣。
　　
　　李銳的表揚
　　
　　鐘叔河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湖南平江人。父親是教數(shù)學(xué)的先生，解放后當(dāng)了文史館員，讀書人的“格”留給他的印象之一是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給的吃食。家中本有條件供他念書，但鐘叔河說自己有過一個“思想極左時期”，1949年8月，報考了長沙的新聞干部培訓(xùn)班，隨后被招進(jìn)湖南日報社，18歲不到。
　　這是一個小時候極喜歡看書的孩子。有一次，母親叫他去買油豆腐，他提著兩串草繩系著的油豆腐，一邊走路一邊看，走到一半，想起來忘拿找錢，急出一身汗。
　　抗戰(zhàn)期間我在平江老家，同齡的玩伴很少，就是讀書�？箲�(zhàn)前的教科書里，有曾國藩的《討粵匪檄》，鄭板橋的家書，也收了許多白話散文，像葉圣陶的《藕與莼菜》、蘇雪林《鴿兒的通信》、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周作人的《故鄉(xiāng)的野菜》、《烏篷船》、《金魚、鸚鵡、叭兒狗》，都有。
　　一開始，這些白話文章對于我都很新鮮，因為以前讀的都是文言。朱自清的“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讀起來搖頭擺尾，恐怕更有味道些。但后來覺得，周作人的文章“經(jīng)看”，不做作，看得懂，每次看都有新的感覺�？赡芩�的文章更對我的胃口：話是平淡的，但有更深的意思；去解讀這個更深的意思，就給了好奇心重的少年一個空間。我后來有了一點寫作能力，就是從看他們的文章得來的。
　　15歲，鐘叔河用文言寫了《蛛窗述聞》，用的筆名叫“病鵑”；抗戰(zhàn)勝利后寫小說、新詩，用的“楊蕾”。成了公家人之后，“楊蕾”還在做文學(xué)夢，1950年小說《季夢千》一發(fā)表，立即受到批評，《人民文學(xué)》的退稿信中說，“思想水平還不很高，沒有寫出我們的力量與曾經(jīng)如何戰(zhàn)斗�！彼�只好將“楊蕾”從夢中喊醒。
　　1949年開國大典前一天，他正在報社朗誦何其芳的《預(yù)言》，被南下老干部批評“啥玩意啊”。老干部建議他多讀《評白皮書》。
　　在湖南日報當(dāng)記者時他署過的名有：柴荊、龔橋、辛文――可知他跑過的條線和文章內(nèi)容：財經(jīng)、公交、新聞。
　　李南央（李銳女兒）的《父母昨日書》我有，她在美國送我的。李銳是湖南日報社的老領(lǐng)導(dǎo)，但只呆了一年多就到省委去了。我們這些人當(dāng)時還是小年輕，在他那里不會留什么很深的印象。我這個人有個很大的毛病，形體上比較疏懶，內(nèi)心里也不想上進(jìn)，所以不愛搞社會活動，也不想跟領(lǐng)導(dǎo)挨得很近。說起來李銳還是我的同鄉(xiāng)，他的姐姐還是我兩個姐姐的老師。有過一次很小的交道――
　　剛參加工作第二天我就下鄉(xiāng)，去采訪一個農(nóng)民地下黨員孔四爹，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后來當(dāng)了省農(nóng)協(xié)副主席。有個年紀(jì)比我大的老同志帶著下去的，他寫了一篇給我看，我覺得不夠好，自己也寫了一篇，貼了6分錢郵票丟到郵筒里了。那天李銳上晚班――大樣最早是要省委書記黃克誠簽字才能印，后來是周小舟跟李銳兩個看，最后才是委托李銳看。李銳看了他的稿子，覺得不是很好，但那個題材又舍不得丟。有人就說，這里還有一篇。就是我的。李銳一看說，這個好，用這篇。
　　他后來在報紙上這篇文章旁批了一段話，大意是：選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我沒看到，別人告訴我的。這樣就對李銳有了點好感，所謂知己之感吧。但李銳這個表揚可能是害了我了，否則我可能就不走這條路，就不會后來天天晚上開會學(xué)習(xí)，從猴子變?nèi)藢W(xué)起了。
　　你沒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50年代是比較緊張的，報社每天晚上組織學(xué)習(xí)2個小時，星期六晚上不學(xué)，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學(xué)！每個月要小結(jié)，每年要鑒定。從猴子變?nèi)藢W(xué)起，還有就是蘇聯(lián)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還要我當(dāng)組長。我們這幾個人從來沒懷疑過這些理論的正確，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高度，就是覺得太單調(diào)枯燥，慢慢地就想看那些明令禁止的書。
　　從前長沙的舊書店都在南洋街，后來只有一家古舊書店，負(fù)責(zé)人姓戴，我們跟他關(guān)系搞得很好。禁書放在里面，憑證件可以買，熟了也可以拿點回來，看了好的買下，不想要的再送回去。我們雖然在報社里挨批評，但走出去還是報社的人，可以看到禁書。
　　“這幾個人”是指朱正、張志浩、俞潤泉、鐘叔河，1957年構(gòu)成所謂湖南日報“反革命小集團(tuán)”。這年10月，報社“反右辦”出過一本10萬字的《繼續(xù)揭發(fā)批判鐘叔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其中有言論“四十八條”，譬如“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經(jīng)濟上再強大，也是沒有很大吸引力的”；“強調(diào)專政必然會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權(quán)利”――當(dāng)年有人正告鐘叔河，哪怕湖南日報社只有一個右派名額，鐵定也要給他。
　　鐘叔河說，這都是50多年前一條條寫出來的，白紙黑字，所以“歸右”沒一點被冤枉的感覺，當(dāng)時沒有，現(xiàn)在也沒有。
　　我們4個人怎么會出問題的呢？我們都沒有家庭問題、歷史問題。朱正的父親是50年代一個科長，工資18級。張志浩解放前是個教員。俞潤泉的問題是亂講講出來的，他就是看點書的問題。
　　我們到舊書店看幾本書，就成為批判對象。所以我講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壞，有很多人正業(yè)搞不好，成天無事尋事，有時候領(lǐng)導(dǎo)還沒想到把這個問題列為打擊對象，他在那里搞來搞去。這就引起我們的反感，反感就沒好樣子對他，就結(jié)下梁子。
　　長沙的夏天特別悶熱，他常常“揮汗夜讀”、“夜讀漫抄”，若讀出好味，過一陣“夾一筷子”給同好者一嘗。前人筆記、日記是他偏愛的，“想從中鉤稽一點社會和文化的記錄”。從文章長短和書的品相上說，“學(xué)其短”、“薄薄本子四號字”為他所愛。書的版式和裝訂也很要緊，他案頭正在細(xì)細(xì)勾劃的書稿就是例證。
　　
　　我講自己大好年華都用到拖板車和寫檢討上去了，外語也沒學(xué)會一門，但也揀了一個“便宜”：從1957年到1979年，24年里我不需要作命題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在勞動之余，盡可“自由”地考慮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也能收集整理一些材料。（這個自由，也包括他的好友黃永玉說的“白天受壓抑，晚上在被窩里做幾個鬼臉”。）我前后大概瀏覽過300多種1911年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記載，收集到的有200多種。1979年9月平反，剛到湖南出版社就提議編一套《走向世界叢書》。20多年的積累就用上了。
　　
　　潘漢年說，相信人民
　　
　　1970年，鐘叔河被判10年徒刑，朱純判了2年。朱純說 ：“估計我2年會坐滿，你10年坐不滿�！苯Y(jié)果鐘叔河坐了9年牢。
　　1975年，他在湖南省第三勞改隊（也叫?江茶場）呆到第5年時，勞改隊來了潘漢年和他的妻子董慧――泥木隊犯人偷偷散布消息說，“小平房住進(jìn)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太婆，看樣子是犯了錯誤的大干部，有不少書，有錢買魚和蛋，抽的是好香煙。”
　　鐘叔河在1949年以前看到過潘漢年的照片。時隔20多年再見，身材矮小，面容清癯，頭發(fā)稀疏而且白發(fā)很多，穿一件舊的灰色干部服，手里提個小竹籃，“似乎像一個什么人，可是全記不得了”。
　　一年多時間里，鐘叔河跟這位20年代的作家、30年代黨在香港和上海地下工作的一把手、50年代的上海副市長打過兩次照面：第一次，他簡短地介紹了自己及“罪行”，潘漢年輕輕說了4個字：相信人民；第二次，他勸潘老寫申訴，潘漢年留下輕輕4個字：你還年輕。那一年，鐘叔河45歲。
　　鐘叔河后來總結(jié)道：1955年“反胡風(fēng)”，他跟朱正、張志浩、俞潤泉被整成反革命小集團(tuán)，隨后改為“反動小集團(tuán)”，后來又改為“落后小集團(tuán)”，最后說，“本來并沒有什么小集團(tuán)”，二三十歲的人都七老八十了。
　　我本來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編書。（像小童背書一樣）我本來是湖南日報社的右派，后來到社會上，再后來坐牢，坐牢之后又平反出來。好，按道理要回報社是吧，可地方報紙做不出什么事情也無法去做，每天那么多任務(wù)，要搞宣傳鼓動，沒時間做自己的事，我就不想回去了。
　　去湖南出版社是朱正的推薦。4年間，鐘叔河編了一套影響深遠(yuǎn)的《走向世界叢書》。當(dāng)時沒有電腦，要請人抄稿，然后一字一字校對，一句一句加注標(biāo)點，還要加旁批，做索引，寫平均1萬多字的導(dǎo)讀，付印后還要看幾次校樣――一個月出一本。因為是一直想做的事，他不覺得累。
　　1980年8月，《走向世界叢書》的第一種《環(huán)球地球新錄》（1876年李圭作為中國企業(yè)界代表參加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回國后著此書）出版。到1986年2月出到第36種。鐘叔河說，這套書原本計劃出100種。如今12卷張德彝的《隨使德國記》還擱在他書架上，待印。張德彝8次出國，每次都留下一部翔實的見聞錄，其中記述賽金花跟長她33歲的洪鈞在柏林萬德海街近3年生活的見聞?wù)媸羌?xì)密。因為細(xì)密，歷歷如在眼前，“比許多有思想有文才的中國人的游記更有價值”。
　　為什么要編這套書？“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又防止傷風(fēng)感冒的作用吧�！�
　　到岳麓出版社后，有一次去北京開會，董秀玉說，“錢鐘書先生想見你�！�
　　錢鐘書建議將《走向世界叢書》前面鐘叔河的導(dǎo)讀結(jié)集出版，他愿寫序――他在序言中寫道：“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語寫一本有關(guān)晚清輸入西洋文學(xué)的小史，曾涉獵叔河同志所講的那一類書，當(dāng)時它們已是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小，只限于文學(xué)，遠(yuǎn)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顧到歐、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楊絳先生后來寫信給鐘叔河提及：“鐘書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在“不贊成編輯搭車發(fā)表文章”的社內(nèi)環(huán)境下，這些導(dǎo)讀當(dāng)年都以不同名字發(fā)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鐘叔河倒念）、金又可（姓名取半），終于紛紛回到作者名下，叢書也有了一個楊憲益先生定的英文版名字“From East to West”（《從東方到西方》）。
　　
　　最愛周作人文章
　　
　　50年的時候，在上海讀到一本厚書《魯迅的故家》，作者叫周遐壽。里面有篇文章《一幅畫》，哎，我說這是最好的文章。一打聽，是周作人寫的。周家三兄弟除了周健人，還有一個夭折的四弟，3歲死的，母親叫周作人找人來畫一幅畫，又沒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樣子，最后畫好掛在母親的房里。后來又讀到一本《希臘的神與英雄》，翻譯的人也叫周遐壽（他的英文、希臘文、法文都很好，這本書是從英文譯的，原名叫《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里面神的譯名，像愛神維納斯、宙斯、阿波羅這些，譯得都跟我以前讀到的不同。我就給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寫了一封信，去問為什么要換那些譯名。那時候?qū)ψx者來信很重視的，不像現(xiàn)在。出版社就把這封信轉(zhuǎn)給了周作人，周作人給出版社回了信，出版社又把這封信轉(zhuǎn)給了我。就這樣，我知道周遐壽就是周作人，也知道了他的地址。張志浩比我大10歲，今年89了，也是我們“小集團(tuán)”的，他先寫信給周作人，周作人給他寄了兩本書，還寫了字。我后來也給他寫了一封信，寄到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周啟明先生收。
　　鐘叔河在信中寫道：“……二十余年來，我在這小城市中，不斷搜求先生的各種著作，凡是能尋到的，無不用心地讀，而且都愛不能釋�！�…我一直以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于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tài)度，乃是上下數(shù)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最難得有的態(tài)度，那就是誠實的態(tài)度：對自己、對生活、對藝術(shù)、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誠實地，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當(dāng)時我家紙筆都沒有了，我還在拉板車、做裱糊工，條件很不好，買不起像樣的紙筆，是到附近小店買的一分錢兩張的極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著紅色橫線的“材料紙”，一支一角二分錢的毛筆和一小瓶墨汁。周作人收到我的信以后，很快回了信，寫了條幅，還寄了本書給我。周作人的兒子豐一后來把這封信的照片寄給我了，原信都?xì)w到魯迅博物館去了。
　　白話文里，寫得最好的，或者說我最喜歡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文言文里，寫得最好的是明朝寫《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的張岱。
　　這個也用不到我來講。1933年，斯諾書面采訪魯迅，問了36個問題，魯迅是書面回復(fù)的，所以還可信。斯諾問：“中國最好的散文家是誰？”魯迅講了幾個人：“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陳獨秀、梁啟超�！钡诙�個是巴金接受采訪講的：“周作人文章寫得好。文歸文，人歸人�！钡谌齻�是胡適在五六十年代講的：“到現(xiàn)在還值得一看的，就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
　　那時候我只是一個拉板車的湖南人，周作人也不曉得我后來會編他的書。
　　
　　
　　曾國藩遠(yuǎn)在康、梁之上
　　
　　《曾國藩家書》是解放前湖南家家都有的書。小時候我覺得有可讀性，很生動，很詼諧。工作了再讀，我覺得這個人不簡單，有人格魅力。
　　我對曾國藩最感興趣的是他超凡的能力：判斷分析的能力、協(xié)調(diào)組織的能力，制定方針政策、把一件事做成功。他的學(xué)習(xí)能力也很強，他的道德觀念和思想是成體系的。那些家書都是他自己寫的，不是幕僚寫的，有手跡在。最多的時候一天給弟弟寫過4封信，派人送去。他那么忙的時候，還做編輯工作，《經(jīng)史百家雜鈔》。不像今天編大書，搞些人來抄，最后署個“總編”名，那都是他一首一首自己選的。他的能力遠(yuǎn)在康有為、梁啟超之上。
　　而且我認(rèn)為在政治上批判他也是不對的：說他不該幫滿清，他在那個體制內(nèi)，不幫滿清幫誰？說他是漢奸，那么清朝所有的漢人官員都是漢奸。雖然解放后都拿著范文瀾的文章批判他，但毛澤東沒有說過他什么壞話。
　　毛澤東和曾國藩的家鄉(xiāng)我都去過，我發(fā)現(xiàn)他們兩個人有些共同的地方：都在縣城最偏僻的地方出生。從家里到縣城，都不能一天走到，要在路上住一晚。老家有句諺語：“縣到縣，一百二；府到府，二百五�！睆那皼]有汽車、摩托車，連腳踏車都沒有，除了水路以外，人就是靠兩條腿走路。清早動身，一天最多走120里。我走過的，抗戰(zhàn)勝利我從平江到長沙就是走來的。
　　再有，他們都不是士大夫門第，但是家里讀一點書，是家道處在上升階段的農(nóng)家。毛澤東家里沒有藏書的，要到外面借書看；他父親還不大希望他讀書，想要他回來幫著做生意。這兩家的直線距離也很近。他們兩個人離開家鄉(xiāng)“出山”時，都已經(jīng)成年，不是到外面再接受培養(yǎng)的，所以我覺得作為地域文化的一種現(xiàn)象，這個值得研究。
　　你們要做曾國藩，做深一點，把他當(dāng)作一個人來寫�，F(xiàn)在拍曾家的電視劇我沒有滿意的，里面歐陽氏對自己丈夫說，“國藩啊……”
　　我怎么有那個膽出曾國藩大全集的？那是82年了，國家想出曾國藩的書，我就提出要出大全集。當(dāng)時《走向世界叢書》已經(jīng)出了，有了點名。北京找3個地方的出版社開古籍整理的會，北京、上海，還有就是湖南。拍來的電報說，讓他本人來，本人不來，就不要派別的人來了。當(dāng)時冀淑英老太太還在北京圖書館，所以我就通過她去那里去查資料。那里也沒手稿，但有臺灣版的影印本，我就拿那個東西來說服大家。在湖南沒那個膽搞。
　　一出來還有很多人反對，報紙也有很多批評文章。當(dāng)時有一部分人，確實是從信念上反對出曾國藩、出周作人，要尊重人家有這個自由――扯遠(yuǎn)點，改革開放什么人最抵觸呢？我亂講啊，也許是不對的，就是解放初期進(jìn)大學(xué)的，特別是文科的，都是一個模子里訓(xùn)練出來的，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也有一部分內(nèi)部的人，他不是反對出曾國藩、周作人――他可能看也沒看過，只是反對鐘叔河，望他不順眼，打起架來抄在手里就是棍子，所以曾國藩、周作人的書就是他的棍子。這是中國文化人的小事情，很普遍的。所以不要糾纏于那些小事，否則做不出事來。
　　當(dāng)時，有“老同志”狀告湖南出版“三種人”：周作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國人》，其中兩種是鐘叔河所編。1989年，鐘叔河退休。
　　在這個國家走上正軌的10年間，鐘叔河編撰的出版物有一份長長的名單，但他說，遺憾很多，譬如《走向世界叢書》直到2008年才第一次重印，售價已從最初單本幾元錢漲到全套1200元。這跟他當(dāng)年“讓讀者花最少的錢，買最好的書”的出版理念相距有點遠(yuǎn)。
　　
　　難過和自責(zé)
　　
　　鐘叔河有開放的視野，雖然他一生只去過4次北京；他也有公道、平和的心態(tài)，從他的說話、作文、做人中透出來。
　　他在平反后終于找到了自己19歲的女兒，她被孤兒院送到了內(nèi)蒙，并在那里結(jié)婚生女，嫁了一個工人。“我們不好叫她甩掉那個人，她自己也不愿意�！痹诶钿J的幫助下，小女兒一家終于回到長沙。現(xiàn)在第三代已現(xiàn)出“走向世界”的局面。
　　4個女兒一個在美國，3個在長沙。她們每個人又給我生了一個外孫女。大的跟她父母在美國，第二個從英國回來，在深圳做事；現(xiàn)在一個在法國讀博士，一個在美國讀本科。
　　杜高曾在一個訪談中憶起當(dāng)年他與朱純在同一個廠干活，5級木工朱純獨自撫養(yǎng)一串女兒的生存能力令他欽佩不已。如今，一生“樸實謙和，宅心仁厚”的愛妻已離鐘叔河去了。
　　兩年多了，我到現(xiàn)在還很難過。我判10年，關(guān)了9年才放出來。她帶著3個小孩，還送了我母親的終。我年輕的時候很調(diào)皮，很貪玩，不是一個好丈夫。坐牢出來倒是好些了，但是拖累了她。她為我付出的太多。我對她不起的事情也有，所以自責(zé)得很厲害。這兩年我老得很快，我估計自己活不太久了。
　　2007年8月31日，鐘叔河在《青燈集》的自序末尾寫道：“朱純啊，書和我會很快來到你身邊的，你就好好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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