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延安各機關已經(jīng)開始了學習整風……第二個發(fā)言是賀龍同志。我一向喜歡他……因此當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罵我們的總司令……”我還望著他笑,滿心想他誤會到哪里去了
　　
　　“請問你是哪里人呀?”
　　“哈爾濱�！�
　　“哦,北大荒農(nóng)場批斗我和老丁的人里面有哈爾濱的知青,是不是你呀?”
　　“咔”地一聲,攝影師的鏡頭定格住陳明的蒼老與嚴謹。他年過九旬,因為青光眼,左眼皮向下耷拉。
　　“唉,他腦子不清楚了。醫(yī)生交待過,千萬不要讓他回憶過去。有一回,電視里播放趙本山的小品。他看著看著,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他們又在搞動作了,他們又要整丁玲了�！�
　　不遠處,現(xiàn)任老伴張鈺低聲說完,扭轉頭注視前方。
　　攝影師在陳明身邊忙活,他視若無睹,緩緩拿起放大鏡,和一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
　　
　　“丁玲反問我:
　　我們兩個行不行呢?”
　　
　　12年前。每逢周末下午,該書的整理者查振科都會去北京木樨地的一所老式公寓。
　　“我?guī)�去錄音機,陳老也備了一臺。他一邊口述,一邊沉醉在往事當中�！辈檎窨茝娬{(diào)了“沉醉”二字。
　　陳明告訴查振科,去延安前,他是上海麥倫中學的進步學生、市中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里的積極分子,原名陳芝祥,后為安全起見,他在學聯(lián)里化名“陳明”。
　　1937年5月4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我終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以下楷體引文均出自《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
　　很快,陳明被分至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那年6月18日,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上,他出演高爾基小說改編的獨幕劇《母親》中的兒子伯惠爾。
　　演出過后,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凱豐的秘書朱光找到了陳明,說,“七七事變”后,延安文藝協(xié)會主任丁玲給中央打報告,申請成立一個記者采訪團去前線。中宣部指示,要把抗大四大隊演出《母親》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員留下來,成立一個宣傳隊。朱光提議將兩個準備成立的組織并在一起,成為一個帶有文化服務性質(zhì)的團體,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這個團就叫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簡稱“西戰(zhàn)團”。
　　我認識丁玲,是在西戰(zhàn)團的第一次會議上,她穿著軍裝,打著裹腿,系一根皮帶,和大家一樣,我沒有產(chǎn)生什么特別的印象。后來熟悉了,丁玲告訴我,在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爾,她便知道了我。
　　丁玲是西戰(zhàn)團的主任,陳明是宣傳股長。1937年9月22日西戰(zhàn)團從延安出發(fā),前往山西抗日前線。春節(jié)后,一行人欲從臨汾到潼關,轉乘火車去西安。
　　這時我的胃病又犯了,于是決定讓我跟隨前站的同志先去西安治病。潼關火車站聚集了很多人……我們等來了一列火車,丁玲背起我就往藍皮二等車廂上沖……到西安之前的一段時間,我感到丁玲對我特別好……超出了一般同志間的關愛。
　　“丁玲比陳明大13歲呢。照片上,你看不出她有什么魅力。她的皮膚還很粗糙�？伤�那雙大眼睛老是笑瞇瞇,她能說會寫,對人很親切,這不也是魅力?”
　　說這話的是年邁的黎辛。1942年,他在延安任《解放日報》文藝欄編輯,丁玲是該欄目主編。
　　“當年編稿,我、丁玲、陳企霞3人對坐成三角形。丁玲有時晚來一會,陳企霞就對我私下嘮叨,她又遲到了,昨晚陳明肯定上她那兒去了。開始我還不懂什么意思,漸漸就明白了。”他笑了笑。
　　陳明的回憶錄向世人披露了他和丁玲的情愛歷程。
　　對于成為事實上的戀愛關系,說實話,我沒有心理準備。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對我的生活、情感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那是在一個小飯館里,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系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后,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干嗎要結束呢?”我的考慮不是因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為她的年齡比我大……只是覺得她的經(jīng)歷比我復雜,過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樣,將來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沒有把握。
　　
　　“媽媽告訴我,我父親是馮達”
　　
　　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縣,4歲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她常說,母親具有“極強獨立意識和民主思想”,是對她影響最大的人。
　　“我被那海軍學生拉到她住處……我從她那兒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樣的人……她又拿出一個玉質(zhì)圖章,上面刻了‘丁玲’兩個字,問她:‘這是誰?’就說:‘我自己的,我要用這個名字,不用舊的名字了�！�”
　　這段文字出自沈從文的《記丁玲》,“海軍學生”是胡也頻,胡曾在大沽口海軍學校學習機器制造,1924年與沈從文相識。同年夏天,胡也頻經(jīng)朋友介紹,認識了在北大旁聽的丁玲。次年秋,兩人結婚,定居北京香山腳下。
　　1927年,丁玲發(fā)表處女作《夢珂》。第二年,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問世,引發(fā)了巨大轟動。
　　“我一出臺就是掛頭牌。”多年后,曾任丁玲秘書的張鳳珠聽到她不無得意地對人說。
　　1950年,丁玲回憶說,“等我到濟南去時,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他是濟南高中學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念,宣傳魯迅與雪峰(馮雪峰,文藝理論家)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普羅文學�！�
　　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通緝,1930年5月,他們夫婦從濟南返回上海,經(jīng)潘漢年介紹加入“左聯(lián)”。
　　“我隨母姓,外祖母給我取名‘祖麟’。后來在延安,我把‘麟’字改成雙木林。小名小頻,胡也頻的頻�！笔Y祖林講話慢條斯理。1980年,他從上�；氐奖本�,之前在上海船舶設計研究所工作。
　　“我出生70天后,父親被捕。90天時,他被殺害。我4個月大就被送回湖南常德�！�
　　悲痛的丁玲在心中吶喊:“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復仇!為了可憐的也頻,為了和他一起死難的烈士�！�
　　“丁玲承認她早年有過無政府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傾向。20年代,像她這樣的一批作家對家庭社會持有一種左傾激進的反叛性,但不一定歸屬某個政治團體。如果沒有1927年國民黨的轉變,對共產(chǎn)黨人非常激烈的清洗,也許就不會有那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去認同一個政治團體,認同共產(chǎn)黨。這其中就有丁玲�！倍×嵫芯繒�現(xiàn)任會長王中忱分析道。
　　1931年7月,丁玲按照共產(chǎn)黨的指示主持“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次年3月,她由陽翰笙(劇作家,左翼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5月開始創(chuàng)作自傳體小說《母親》。
　　“《母親》是我最喜歡的她的一部作品。里面大量的湘西地方話。而我們見到母親卻在1938年。那時我8歲,妹妹4歲,我們被人護送到延安�！笔Y祖林說。
　　在延安中央招待所――西北旅社,兄妹倆第一次見到丁玲。
　　“她頭發(fā)很短,皮帶上別著手槍。她一把把我們摟在懷里說,我是媽媽啊,叫媽媽啊�！笔Y祖林微笑著說起那幸福的一幕。
　　蔣祖慧離休前是中央芭蕾舞團的編導。
　　“小時候在延安,老聽到有人問我,咦,你不是胡也頻的孩子吧?為這事我問過我母親。她說這孩子,不要問這些事情。你這不挺好的么?她被打成‘丁陳反革命集團’后,團里的軍代表告訴我,你父親叫馮達,據(jù)說是叛徒。
　　“1975年,母親和陳明叔叔從監(jiān)獄里放出來,安置在山西長治嶂頭村。我去看望他們。那天晚上睡在被窩里,她才跟我談到馮達。
　　“胡也頻死后,她在上海認識了美國女記者史沫萊特。馮達是史沫萊特的翻譯,也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他倆后來同居了。有一天,馮達要去某個地方送消息。第一次去沒有人,第二次去感到有危險,就跟我母親約好,如果中午12點還沒見他回來,母親就趕緊離開。那天12點前,家里來了兩名地下黨員。母親看著該走了,那兩人卻還不著急。于是他們3人都被抓了�！�
　　1933年5月15日,丁玲被秘密押往南京,先后軟禁在莫干山與南京曹公館。大量史料顯示――“馮達暴露了身份,出賣了丁玲。”
　　“母親說軟禁時,國民黨還讓她與馮達住在一起。為了爭取早點自由,又不損害革命利益,她交過一張‘回家養(yǎng)母,不參加社會活動,未經(jīng)什么審訊’的紙條。1936年,母親在馮雪峰等人的幫助下,想方設法去了延安。我是1934年10月3日出生,她帶我走時,還給馮達留了些錢�！笔Y祖慧說。
　　1980年代中期,蔣祖慧赴美演出。在臺灣定居的馮達托人捎口信給她,渴望與她相見。
　　“我主要想了解我母親的歷史,倒不是說對他如何。哪知他一下子摔成頸椎高位截癱。繼母通過別人傳信給我,請求我去看看他。我上臺北看了他一次。我問他有沒有看過周良沛寫的《丁玲傳》?他點頭。我問,那些事情屬實么?他又點頭。我回來一兩個月后,他就去世了。”
　　馮達在臺灣從事翻譯,為人沉默寡言,筆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個筆劃,“心”是“慧”字的末尾。
　　
　　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主席保了她
　　
　　1942年,陳明與丁玲在藍家坪文抗結婚。這時,他在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丁玲則由邊區(qū)文協(xié)調(diào)到《解放日報》。
　　同年2月,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報告。4月,中宣部作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其后,中央發(fā)了22個文獻,稱為《整風文獻》。
　　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發(fā)表于1942年3月9日。她在回憶中說,“因為這篇文章,第一次對我提出批評是4月初的一次高級干部學習會上,這時延安各機關已經(jīng)開始了學習整風。這次會是毛澤東親自主持,講了幾句開場白。第一個發(fā)言的是曹軼歐(康生之妻),她很有條理地批評了《‘三八節(jié)’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個發(fā)言是賀龍同志。我一向喜歡他……因此當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罵我們的總司令……’我還望著他笑,滿心想他誤會到哪里去了。”
　　除這兩篇文章,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都對彼時延安存在的不良現(xiàn)象,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由此引發(fā)爭議。
　　這些文章后來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編入名為《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冊子,按語中寫道:“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到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chǎn)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眹�統(tǒng)區(qū)有些刊物還出了專號,標題為《從〈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四處散發(fā)。
　　“丁玲住在文抗養(yǎng)病時,我們從她那里拿回了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上面沒有發(fā)稿單,稿上直接寫了‘可用’兩字。稿子的第一部分3月13日見報。
　　“第二天博古跑來,他拍拍陳企霞的肩膀說,老兄,這個寫稿的是什么人?陳企霞告訴他后,他說,稿子以后不要再發(fā)了。13號下午,作家舒群就來報社接替了丁玲的工作�！崩栊燎宄�地記得那一幕。
　　丁玲寫道,在那次“四月初的高級干部學習會”上,“毛澤東說,《‘三八節(jié)’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丁�三八節(jié)’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同年5月,毛澤東主持延安文藝座談會。會上,他再次批評“暴露黑暗”的問題。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會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結合自己的《“三八節(jié)”有感》作了反省。
　　“她的檢討有真心的認錯,也有對王實味的批判。批,那是沒辦法,但批得有點過分。”黎辛說。
　　“王實味的問題,已經(jīng)不是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立場或態(tài)度的失當,而是一個動機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jīng)是政治問題。”丁玲撰文痛斥“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提出要“痛打落水狗”。
　　那場批判后,“丁玲與蕭軍的關系變得不好了。蕭軍覺得,怎么寫點文章你們就這樣批?”
　　“吳玉章(延安五老之一)主持紀念魯迅大會,蕭軍發(fā)言,丁玲指他不對。兩人又扯到王實味問題,蕭軍爭辯說,你有99%的對,我有沒有1%的道理?”黎辛說。
　　而據(jù)當年在場的陳明回憶,蕭軍說:我一支筆要管兩個黨,國民黨與共產(chǎn)黨。
　　丁玲反駁他:你是孤家寡人,共產(chǎn)黨有千軍萬馬,你一支筆怎么管?
　　
　　馮雪峰的鼓勵
　　和斯大林文學獎
　　
　　1943年,整風轉入審干階段,7月15日,康生(時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作了《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搶救失足者運動”。我(陳明)和丁玲也被隔離了,我們無法互通消息……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綁架那段經(jīng)歷,思想壓力很大……對于丁玲的審查,還涉及到她1942年寫了《“三八節(jié)”有感》……因為這篇文章,丁玲被某些人“封”為延安“暴露黑暗派”的頭頭。
　　1978年在趙浩生寫的訪談錄《周揚笑談歷史功過》中說,周揚認為,在延安時,丁玲主持的文協(xié)是“暴露黑暗派”,丁玲是頭。
　　丁玲研究會前任會長張炯說:“1933年丁玲被捕后,周揚接任她在左聯(lián)的黨團書記職務。他們的矛盾涉及了馮雪峰。馮雪峰參加長征后,中央派他到上海。他在上海住在魯迅家,曾向魯迅抱怨,上海地下黨的人不向他匯報工作,其中就有周揚。爾后,魯迅、茅盾與周揚等人又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發(fā)生了‘兩個口號’之爭。這樣,馮雪峰與周揚之間不和。而馮雪峰與丁玲的關系,在文藝界人盡皆知�！�
　　“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著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1933年9月1日,以為丁玲可能遇害,馮雪峰在《文學》雜志上,將丁玲曾經(jīng)寫給他的情書,加了“不算情書”這個題目公開發(fā)表,以示紀念。
　　“還有一則傳聞:1941年‘皖南事變’后,馮雪峰被國民黨關押至上饒集中營,受盡折磨,幾度瀕臨死亡的邊緣。在獄中,他告訴難友、畫家賴少其,他夢見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在支撐他,幫他度過難關。賴少其根據(jù)他的描述,畫出了這雙眼睛。1949年,賴少其見到丁玲時,馬上醒悟到,這不就是馮雪峰說的那雙眼睛么?”王中忱說了這樣一件軼聞。
　　2007年,王中忱幫助陳明整理信件時,偶然發(fā)現(xiàn)一封署名“誠之”的寫給丁玲的信。
　　他后來查實,“誠之”是馮雪峰用過的筆名,寫信時間據(jù)推測應為1946年7月。信中寫道:“你工作多年,生活了多年,斗爭了(也被斗爭了)多年,是否已準備從事比較概括性的,歷史性的,思想性的,較巨型的作品的寫作?請告訴我,――這實在是我最關心的�！�
　　彼時,丁玲正在晉察冀邊區(qū)參加土改。在那里,她開始醞釀她的巨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期間,陳明與丁玲同在辛莊。
　　當時我們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們在南屋坐著,見大門進來一個女孩子,十五六歲的樣子,看上去很活潑,穿著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丁玲立即抓住了這個人物的形象……這就是后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黑妮。
　　“她作為革命型作家,在當時創(chuàng)作文本上難免粗糙�！短�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第一個版本與后來的版本不一樣。后來的版本主要靠陳明幫她加工,丁玲自己都說,陳明是她的改家。”張炯說。
　　丁玲在完稿后,復寫了3份,其中一份送給周揚,希望他提提意見。
　　“周揚那時是華北宣傳部副部長。據(jù)說他看后不表態(tài),既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又說他向上反映,認為書中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肯定了地主家庭成分的子女――黑妮,表現(xiàn)了富農(nóng)路線。而其他看過稿的人,像胡喬木他們都說挺好。這樣一來,丁玲自然要怪周揚沒支持她�！�
　　這是張炯的說法。陳明的回憶是這樣的:
　　在整個開會期間,遇見周揚幾次,《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問題,他一字未提,我也不問他,還是這樣偏仄!?
　　1948年8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大連光華書店出版,1951年成為斯大林文學獎候選作品。
　　1952年,丁玲和曹禺前往蘇聯(lián)參加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紀念活動。
　　“對外文化協(xié)會的官員頭天晚上對她說,我有一個好消息,但現(xiàn)在不能告訴您,明天您就會知道了。第二天,她獲獎的消息通過電臺公布出來。我母親說,這個獎屬于整個中國文藝工作者,也屬于毛主席的文藝思想跟實踐,我自己做了很少的工作�！笔Y祖林告訴記者。
　　
　　“沒有陳明,
　　丁玲活不到1979年”
　　
　　1953年,中國文協(xié)改為中國作協(xié),丁玲當選為副主席。
　　這一時期,丁玲曾給胡喬木(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寫信,希望能卸掉身上的職務,專心創(chuàng)作。她在信中寫道,“50歲對于女同志是一個痛苦的年齡�！�
　　“等到1955年,丁玲本來可以一身輕松地躲到無錫創(chuàng)作《在嚴寒的日子里》,卻仍然沒有躲過災難�！卑装l(fā)蒼蒼的張鳳珠深深地嘆了口氣。1953年到1954年,她是丁玲的秘書,曾多次隨同丁玲進入東總布胡同作協(xié)機關,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丁玲每次進院子,總是歡聲笑語,她被人群簇擁,很受愛戴,那情景就像歡迎一個女王,我絕沒有夸張�！�
　　她難忘1957年批斗丁玲的那個酷暑的8月。丁玲走進會場,陳明一直陪伴她。他們坐在一張小桌子后面,上百人的目光像無數(shù)鋼針刺向她,要她交代問題,不等她說完,就高喊:“不要聽她編小說!”“放老實點!”
　　有一次,去參加婦聯(lián)組織的批斗會前,丁玲哭著對陳明說: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陳明一直在她身邊安慰鼓勵。
　　“如果沒有陳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睆堷P珠說得很肯定。
　　張鳳珠曾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該所為丁玲籌備成立。在運動中,它被稱為“丁陳反黨集團”的罪惡淵藪。
　　丁玲的具體罪狀是:
　　宣揚“一本書主義”――在文學研究所里,丁玲無論當導師,還是跟學員講話,都強調(diào),要想當作家,就得拿出書來;
　　搞個人崇拜――“有一天,丁玲把我叫到她面前�？赡苡腥烁嬖V她,研究所禮堂里掛了4個人的像: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問我,看到?jīng)]有?我說看到了。她問我為什么沒告訴她。我那時很幼稚,認為這沒什么。她很不高興,讓我馬上打電話給田間(時任研究所主任),把自己的像取下來。她說副主席有好幾個呢,老舍、巴金,為什么要掛她的?”這是張鳳珠的親歷。
　　“丁玲雖然是一個感性的女作家,但她懂階級斗爭是怎么回事。戰(zhàn)爭年代,她擔心毛主席送她親筆書寫的《臨江仙》有閃失,就請胡風代為保管;只要是她在胡風那里發(fā)稿,胡風都會想辦法把稿費寄給她母親。她對胡風心存感激。
　　“可你再看――陳明在書中寫道――
　　 我們在無錫寫作期間,全國開始批判胡風,作家協(xié)會黨組領導邵荃麟到了上海,把丁玲和我都找到上海去,給我們談了一下胡風問題的情況,而且還把胡風的材料密信什么的都帶去了……我們看到了一句話,心里踏實了,胡風在他所謂的密信里,把丁玲說成是《紅樓夢》大觀園里的王熙鳳。
　　“她回京后,我跟她談了一些機關反胡風的事情,她聽了沒反應。她為胡風在信中稱她為‘鳳姐’感到高興�！睆堷P珠說。
　　
　　“丁陳反黨集團”
　　
　　“打成‘丁陳反革命集團’,是1955年7月,中國作協(xié)開始追查誰給中央寄去了反映檢查《文藝報》的匿名信,他們認為是陳企霞。其實,追查不過是找個借口�！崩栊琳f。
　　丁玲曾任《文藝報》主編,她向周揚要求,提升陳企霞當主編。“這個助手可沒帶給她好運�！�
　　黎辛對這次政治運動記憶猶新:“黨組書記周揚讓劉白羽(副書記)和阮章競(黨總支書記)聯(lián)合署名,寫材料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揭發(fā)丁玲、陳企霞問題。這樣一來,他與丁玲的矛盾不會暴露出來。二來如果中央批準,他就是批斗執(zhí)行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國作協(xié)共開了16次黨組擴大會議。從第4次會議起,集中揭露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9月30日,中國作協(xié)黨組將題為《關于丁玲同志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上報中宣部并轉中央。
　　這份報告除了列出四款:“丁陳反黨”內(nèi)容外,還特別指出:“丁玲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經(jīng)過是有一定關系的,會后要對丁玲的這一段歷史重新加以審查,作出結論�！�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發(fā)了該報告,即55(266)號文件。
　　1956年6月底,陸定一主持召開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決定成立復查小組,由張際春負責,重新查對丁玲、陳企霞的問題。
　　丁玲要求,先審查她在南京的歷史,再查“丁陳反黨集團”問題。
　　復查過程中,小組內(nèi)部意見不統(tǒng)一,周揚等人堅持認為丁玲有變節(jié)行為。激烈爭辯后,復查小組對丁玲在南京軟禁的歷史問題上得出結論:有變節(jié)性行為,定性為“政治錯誤”。對她從南京回到陜北根據(jù)地,結論是:在黨的幫助下實現(xiàn)的。
　　丁玲與陳明表示,對“變節(jié)性行為”這一鑒定實難接受,要繼續(xù)申訴。
　　黎辛1955年10月從中宣部文藝處調(diào)入中國作協(xié)任秘書長,參加過作協(xié)肅反領導小組,丁玲和周揚的那次“狹路相逢”,他是目擊者。
　　1956年夏季的一天,丁玲到作協(xié)辦事。她在小會議室里坐著,周揚剛好從外面進來,跑到她跟前,伸出手來說,“你好,丁玲同志�！�
　　她起身便走,頭也不回。劉白羽和周揚都生氣說,太不像話了,她怎能這樣呢?劉白羽說:“這根本不能和她講話了,為她翻案作結論怎么辦呢?”
　　丁玲主動提出匯報思想,要求總支聽取以后向黨組黨委轉報。她想訴說困難與委屈,催促盡快查對結論。有一次她竟然放聲大哭,反復喊:我犯了什么罪?做黨員怎么那么難啊?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國作協(xié)整風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許多人對于1955年批判丁陳那個黨組擴大會提出意見,認為丁陳整錯了,應該甄別平反。陳明的書中告訴我們的卻是,很快,風云突變:
　　……但是到了7月25日,下午兩點鐘,中國作協(xié)黨組重新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擴大會議……這一次,就改變?yōu)榕�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擴大會議……接著周揚講話,他說,丁玲在歷史上有三次反黨。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延安寫《“三八節(jié)”有感》,第三次就是現(xiàn)在,搞“丁陳反黨集團”,調(diào)子定下來了。
　　那天會場上,陳企霞主動交待自己提供內(nèi)容、讓他人抄寫匿名信的全過程。
　　同時他還揭發(fā),陳明曾經(jīng)打電話給他,扮成小女孩的聲音叫他叔叔,約他晚上到一個公共汽車站見面,統(tǒng)一口徑。
　　“這件事你叔叔都沒向我說過,弄得我在會上好被動。”蔣祖林曾聽母親事后對他說。
　　斗爭的矛頭霎時對準了丁玲。面對眾人的質(zhì)問,周圍打倒她的口號,她低著頭,欲哭無淚,最后,索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
　　1957年10月末,作協(xié)黨組給中央寫出《關于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經(jīng)過的報告》,給中宣部寫出《關于丁陳反黨集團分子的處理決定》,提出解除丁玲作協(xié)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職務及刊物編委,開除黨籍,人民代表和作協(xié)理事頭銜在下屆選舉時另行處理;作為“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
　　“我問她,為什么不再申訴呢,她有這個權利�！崩栊林刂氐卣f。1958年,他和參與復查丁玲歷史問題的李之璉等人被打為反革命集團。
　　1958年1月,《文藝報》發(fā)表《再批判》,將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等一批在延安受過批判的作品當作“大毒草”批判。
　　標題由毛澤東親自改定,他在按語中寫道:“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她說看到《再批判》后,知道毛澤東表態(tài)了,她再也不說話了。”黎辛說。
　　
　　修改丁玲日記,
　　為了“呈現(xiàn)一個完美的丁玲”
　　
　　“1961年的冬天,黨委書記來我們家笑著說,給你報喜了。局里來電話通知,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我問他,我摘帽了,老丁的帽子摘了么?如果上面沒說,那我也不摘�！标惷靼雮�身子倚在紅皮沙發(fā)上,自言自語。
　　1958年春節(jié)過后,陳明接到北京電影制片廠通知:保留廠籍,撤消級別,前往黑龍江密山監(jiān)督勞動。那年6月,丁玲前往密山與他相聚。
　　那年中宣部就《丁玲歷史審查結論》給出“政治上有自首變節(jié)行為”的定論,并對她逃離南京的背景提出疑問。
　　她和陳明在北大荒湯原農(nóng)場生活5年,在寶泉嶺農(nóng)場待了6年,其中有兩年是在牛棚中捱過。
　　1979年,旅美作家於梨華在友誼賓館拜訪她時,她興致勃勃談起自己在北大荒養(yǎng)了幾年雞,幾乎成為養(yǎng)雞能手。
　　於梨華聽著難過:你是大作家,怎么會讓你去養(yǎng)雞?這不是對天才的糟蹋嗎?你怎么忍受得了?
　　“文革”剛開始,在寶泉嶺農(nóng)場,有人跑去告訴陳明,批斗老丁了。陳明在樓上看到,“她穿了一件藍色的大襟褂子,臉上被抹了灰,戴著高帽子在游街”,“紅衛(wèi)兵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領著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小孩跟在旁邊喊�！�
　　1970年春天,我和丁玲被押回北京,進了秦城監(jiān)獄,一關就是5年。入獄在我是第一遭,在丁玲是第二次……
　　我盡量鍛煉自己的思維能力,每天背誦“語錄”……我還在節(jié)假日舉辦“個人獨唱會”……我口里唱著,耳旁又響起了丁玲往日的歌聲,這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往下流,顫抖著唱了最后一支歌……她和我,我和她,我們的相識、相知、相愛,就是從這支歌開始的。
　　“我想,陳老如果沒和丁玲結婚,而與席萍過下去,也許磨難會少些�！崩钕驏|是《陳明回憶錄》的另一位整理者。
　　當年因對自己與丁玲的關系有顧慮,陳明與烽火劇社的團員席萍結婚。丁玲得知,十分痛苦。
　　“丁玲在延安有個好友,是名叫羅蘭的女戰(zhàn)士。她得知實情后,當面把陳老罵了一通。陳老聽說丁玲的心情后很后悔,決定與席萍分手,跟丁玲結合�！�
　　 陳明提出離婚時,席萍即將臨盆,自然不同意。陳明采用了“雞蛋里挑骨刺”的方法。萬般無奈中,席萍帶著兒子離開了他,將隱痛深埋在心底,“從沒說過陳明與丁玲一句壞話”。
　　“陳老與席萍的兒子叫東海。父子很晚才相認。有一次,陳老聽說席萍腦出血住院,發(fā)了一份長長的電報給東海,要東海在席萍醒來后念給她聽。東海沒這么做,他怕他媽聽后再受刺激�！�
　　李向東說他見過那份電報,“里面充滿懺悔與內(nèi)疚的意味�！�
　　“他和我母親在牢里關了6年,又在山西長治待了4年。剛到那里時,他們身上就兩件換洗衣服,徹底的無產(chǎn)階級�！笔Y祖林低下頭去。艱難時期,他與陳明見面最少,反而感情最深。
　　1993年2月,丁玲去世7年后,陳明整理了她從1947年到1954年的日記,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斷》為題,發(fā)表在《新文學史料》上。
　　不料,1994年5月22日,蔣祖林給《新文學史料》寫信,嚴正指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斷》與原稿不符,并申明丁玲1948年的某篇日記原稿“現(xiàn)存我處”。
　　丁玲晚年好友、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楊桂欣為此責怪陳明“糊涂”,認為他對丁玲日記的修改,會讓讀者在了解真相后對日記內(nèi)容有所質(zhì)疑,“陳明沒有言語”。
　　“陳老在書中交待了他改動丁玲日記的初衷。他擔心丁玲的文字不慎引來麻煩。而且,他希望向外界呈現(xiàn)一個完美無缺的丁玲�！崩钕驏|對陳明修改丁玲日記的做法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干這個事業(yè),完全是一種犧牲,都是為了老丁�！笨蛷d里,陳明陡然提高嗓門。
　　
　　兩個丁玲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丁玲與陳明回到北京。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重印前言》中,丁玲表示,寫這本書的時候,好像懷著戰(zhàn)士沖鋒般的感情喊著,“為了毛主席,沖啊!”
　　張鳳珠說:“她問我,你讀了這篇文章沒有,聽到什么反響?我說當然讀過,我聽到兩種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說的是真話;還有一種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來折騰二十多年以后,怎么還有紅衛(wèi)兵的感情,為毛主席而沖鋒陷陣,為毛主席而寫作�！�
　　“她又問你是哪種?我說我是第二種。她說:我當初寫作時就是這種感情,這是歷史事實,無法改變。我說,可你這篇文章是現(xiàn)在寫的啊!她沉默了一會兒,說,看來這二十幾年,你政治上進步不大�！�
　　周揚80代初對外懺悔,過去很多冤假錯案雖不都是自己的錯,但有自己經(jīng)手,對青年作家顯示友好姿態(tài),頗受一批作家歡迎。
　　“丁玲有次在魯迅文學院講話,用挖苦語氣影射周揚�！�
　　“我經(jīng)常跟她說周揚怎么反思自己,無非提醒她不要再諷刺周揚,弄不好有損于自己的形象�！睆堷P珠說。
　　丁玲并不高興,“她反而對別人嘀咕,‘不知道張鳳珠什么意思,總在我面前為周揚唱贊歌�！�”
　　張鳳珠坦言,自己心目中一向有兩個丁玲,“寫《莎菲女士日記》、《牛棚小品》時,她是真正的作家丁玲;寫有些作品時,就是政治化的丁玲�！�
　　1980年,丁玲發(fā)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954年,有一位身居領導地位的人對我和周立波等人說:‘作家有什么了不起,黨叫你當,你就是作家,黨不叫你當,你什么也不是�！�難道作家是‘黨’叫當?shù)?而且這里的‘黨’是什么含義,我當時就想不清楚,后來從實踐中知道,真有這么回事。”
　　楊桂欣記得他和丁玲有過一次談話,“這幾年,人家都說你保守,僵化,是一個左派。不等我說完,她便說,人家早有一定之規(guī)嘛,需要把丁玲當右派的時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F(xiàn)在,他們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們所指斥的保守呀、僵化呀,隨他們?nèi)グ?我丁玲就是丁玲!”
　　1984年7月6日,陳明來到協(xié)和醫(yī)院,一進門就遞給丁玲一份文件說:“昨天就收到了,怕你晚上睡不好覺,在電話里沒告訴你。”
　　那是中組部《關于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和一部分提出的修改意見。丁玲坐在病房沙發(fā)上,戴上老花鏡,一字一句看得很仔細。讀畢,鄭重地在上面寫下自己的意見。
　　這時,她坐直身子,摘下眼鏡,沉默良久,長出了一口氣,說:“這下我可以死了�！�
　　當時李向東的妻子王增如就在旁邊,王是丁玲最后一任秘書,對她這句話“很不解,驚愕地望著她”。
　　“不能說丁玲‘左’或‘右’�！崩栊翐u搖頭,“1984年她辦《中國》雜志,發(fā)表的朦朧詩比任何雜志都多。發(fā)表作品的多是那個年代的先鋒作家,北島、多多等人�！�
　　他還舉例:“遇羅錦的稿子,主編舒群不喜歡,可她一下發(fā)了6篇。北島有句詩,把揚子江比作‘一塊裹尸布’,有些老作家不滿意,她也發(fā)。后來她和多年的好友舒群鬧僵了。有一次,她和陳明去廣西出差,臨走前與舒群道別,舒群來了句‘逆風而行’�！�
　　王中忱、李向東都曾為《中國》雜志效力,他們說丁玲辦《中國》有一心愿,融合“五湖四海”,讓老中青作家的好作品在上面云集。
　　 “這是真的�！睆堷P珠、黎辛不約而同地肯定,“她是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是一個愛才的作家�！�
　　但他們也說:“丁玲那時在文壇不屬于得勢一方,她需要一個平臺,團結一批力量,能夠與她的對手對壘。這也是真的�！�
　　張炯記得丁玲剛回北京不久,某次文學研討會上,“老太太披了一條鮮紅的圍巾。顏色耀眼,很能體現(xiàn)她的個性�！�
　　待他1986年見到丁玲,“她躺在協(xié)和醫(yī)院病房里,身上插滿了管子。據(jù)說開始醫(yī)院沒太重視她,王震看她后,對醫(yī)院發(fā)火了,這才變了樣�！�
　　那時她已呼吸困難,即將切開氣管。2月14日上午,她要咳嗽,咳不出來,憋得滿頭是汗。她艱難地對陳明說出最后一句話:“死,是這樣痛苦啊!”
　　(實習記者李超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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