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太舒服了�！鳖櫛蚪淌谡f他現(xiàn)在每天只睡5個小時，學術研究占據(jù)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 　　 　　“我對顧彬是很尊敬的，甚至可以說是崇拜，他說得很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水平確實比較低�！薄妒斋@》雜志社編輯、小說家葉開開門見山地對記者說。顯然他支持顧彬的立場。
　　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的新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顧彬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卷）9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鑒于顧彬教授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的激烈言辭，顧彬這本評述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書吸引了大眾和媒體的好奇心：這位德國老先生是否會再一次拋出“垃圾論”，抑或?qū)⒚�頭直指當下這些走紅的小說家？成了大家心頭一個不小的疑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顧彬教授絕不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學界眼簾的西方漢學家。魏斐德、宇文所安、馬悅然、高羅佩、史景遷、史華慈等等西方漢學家的名字幾乎和顧彬先生的大名一起開始為中國人所熟知。
　　北島將自己的散文隨筆集《青燈》和同題的詩作題獻給魏斐德教授，雖然他說他對魏斐德教授的學術造詣知之甚少，但并不妨礙北島對他的崇敬之情。2005年，北島去參加魏斐德在伯克利任教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先是由他朗誦這首獻給魏斐德的短詩《青燈》，然后由北京大學的劉東教授做專題演講《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從他29歲當上教授開始詳述魏斐德的學術生涯。北島的《青燈》結尾有“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huán)”兩句，“大門口的陌生人”正是魏斐德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這本初版于1966年的書還有個副標題，是“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大門”指的是當時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陌生人”顧名思義就知道他指的是華人眼中的陌生人：洋鬼子。從地方史的角度（廣州、廣東和華南）來研究太平天國的性質(zhì)和發(fā)生原因，以及兩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中國南方的社會動態(tài)，可以說在一片革命敘事的洪流中顯得別開生面。
　　魏斐德的另一部杰作《洪業(yè)――清朝開國史》收入劉東教授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中，也被人們津津樂道。在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所作的總序中，劉東教授飽含深情地寫道：“列強的船堅炮利迫使中國人逐步地改變關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觀念，卻遠遠沒有改變他們反觀自身的傳統(tǒng)格調(diào)。50年代以來，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的中國研究卻有了豐富的成果，以致使我們今天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需要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西方漢學的歷史絕不僅僅是近50年所能涵蓋。在西方科學西學東漸之前，華夏文明的種種美麗傳說早已開始使西方的文化界為之心動。從馬可?波羅開始，西方對于這個神秘的國度沒有皈依基督教一直耿耿于懷，他們派出規(guī)模龐大的傳教士隊伍，試圖開辟一片新的基業(yè)。于是，在往返于歐亞大陸的東印度公司商船上，出現(xiàn)了前往中國考察社會和植物生態(tài)的學者，以及一批批騎著駱駝的探險家，以考古和發(fā)掘為契機，李�；舴�、斯文赫定、伯希和、安特生用各種手段探尋著這個文明古國的秘密，為西方打開了一扇窗，同時又乘亂掠奪著中國的瑰寶。
　　伏爾泰和愛因斯坦在給友人的信中嚴詞譴責西方殖民者對這個文明古國的侵略，不論是軍事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由于距離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西方漢學的研究視角常常能另辟蹊徑，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是研究中國宗教社會學的一部曠世杰作，其研究方法和論斷在韋伯去世80多年之后仍然是學術界的熱點話題。韋伯指出，儒家倫理和東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精神阻力之間具有某種生成關系。不過對此問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彭慕蘭有一些個人的看法，他認為以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視角來看待第三世界的歷史是有天生的缺陷的。
　　
　　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書則把東亞和西歐放在同一個層面來觀察和分析，并對為什么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在西歐而不是東亞這一吸引世界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的課題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在他能夠?qū)ζ溥M行計量的范圍內(nèi)，西歐和東亞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水平、在經(jīng)濟因素中占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chǎn)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chǎn)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看起來都大致相同，并沒有太大的差異，甚至相反，正如杉原薰所說的，如果世界結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經(jīng)濟史的主題就會是東亞的奇跡：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有節(jié)制但穩(wěn)定地提高。
　　雖然許多西方漢學家采取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但純文學的研究在西方漢學中仍然不失其繁榮昌盛的形勢。哈佛大學東亞系特級教授宇文所安是研究唐詩的權威，他寫作的幾本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初唐詩》、《盛唐詩》、《迷樓》、《中國文論》都已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內(nèi)地出版，以其基于個人感受的印象式批評構筑起一個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迷樓”。
　　宇文所安教授還有一本文論集就叫《他山的石頭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中國傳統(tǒng)純記錄的史學觀念不同，西方漢學家著重于方法論的探索，大膽立論，小心求證，玉石的真?zhèn)闻c秘密，都在這塊他山之石面前，逐漸顯露出它本來的面目。
　　
　　德國漢學的繼承人
　　
　　“1902年開始，德國的漢學家就開始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其中不少漢學家也將哲學和歷史納入其中。因此，作為《中國文學史》叢書的作者和主編，我只是這無數(shù)漢學家中的一個。”顧彬謙虛地說。
　　顧彬是德國漢學的繼承人。顧彬最初學的是神學，但是當他第一次讀到龐德翻譯的李白詩歌的時候，中國的抒情詩就成了他的最愛。20世紀70年代初，他在波鴻魯爾大學師從霍福民教授，霍福民曾于19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隨中國老師學習過解讀古體詩的方法，其中一位老師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適。正是霍福民教授為顧彬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拔覀儾皇呛唵蔚貓蟮�，我們做的是分析，我們會提出三個帶W的問題：什么（was），為什么（warum）以及怎么會這樣（wie）？”顧彬說他的方法都是德國古典漢學訓練的結果。在德國接受了系統(tǒng)訓練后，1974年，雖然“文革”還沒有結束，他又來到北京，在北京語言學校學習現(xiàn)代標準漢語，于是，他知道了魯迅和浩然。
　　西方漢學家，因為他們獨立的學術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漢學家在研究這種號稱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時所付出的超乎想象的努力。宇文所安和他的妻子田曉菲教授對記者說他們每天要工作10-12個小時，顧彬教授同樣如此，他說他現(xiàn)在每天只睡5個小時，學術研究占據(jù)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此次翻譯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只不過是顧彬主編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卷，這套文學史中，還有《中國詩歌史――從起始到皇朝的終結》和《中國傳統(tǒng)戲曲》兩部以及《中國古典散文――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散文、游記、筆記和書信》中將近半卷的書稿，由顧彬執(zhí)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創(chuàng)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完成，顧彬?qū)τ浾哒f：“2005年之后，我開始系統(tǒng)寫《中國傳統(tǒng)戲曲》，所以現(xiàn)在雜劇、傳奇占據(jù)了我的大腦，我需要清空戲劇在我的頭腦中所占據(jù)的位置，才能思考其他的問題�！�
　　之前經(jīng)過媒體的報道，顧彬成了一個炮轟中國當代文學的吹鼓手，因而遭到許多文學界人士的“反炮轟”。但是實際上，顧彬和許多中國小說家都是好朋友，馬原的《虛構》就是他第一次翻到德國，北島的詩歌他也是最早的翻譯者之一。只是對于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他感到痛心。王安憶對記者說：“我不明白大家為什么要對顧彬這樣，他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始終想不通，他是個對中國當代文學很有感情的人。為什么他那么幾句話，大家就會這么憤怒？”
　　
　　顧彬眼中的中國文學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這本書里，您專節(jié)論述的只有魯迅、郁達夫和郭沫若，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顧彬：我覺得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同時他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我個人這樣認為。郭沫若的作品雖然很差，人們對他很有看法，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他很有才能，只是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說為了國家和團體的利益，放棄了文學上的探索，犧牲了他自己。最后，他還是難逃接受批判的命運。他為什么這樣做？這和革命，和現(xiàn)代性有一定的關系，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覺得是不可逃避的，這里不僅僅是對郭沫若的文學史評價和判斷的問題。
　　我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有一部分也是中國思想史，現(xiàn)代性的問題不論在德國，還是在中國，都是非常大的研究課題。以前我們認為，現(xiàn)代性可以給人們帶來幸福，但是我對此深表懷疑，現(xiàn)代性真的能給我們帶來幸福嗎？現(xiàn)代化的過程就是破壞古典與傳統(tǒng)的過程，從郭沫若我們可以來談一談這個問題，他寫的歌頌詩以及他嚴重的憂郁癥，和我們有莫大的關聯(lián)。從郭沫若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革命家都是有著深刻的憂慮的，很多人自殺了，這不需要我在這里一一點名。郭沫若本人就寫過一首詩作，這首詩中談到了許多非常復雜的心情，所以以郭沫若為典型個案，我們可以來看整個中國乃至德國和世界的作家的問題。當然，郁達夫也是一個典型的憂郁癥患者。面對現(xiàn)代性，他真的能完成他所有的夢想嗎？
　　《新民周刊》：近年來比較熱的張愛玲，也沒有得到專節(jié)論述，您覺得她缺乏現(xiàn)代性，還是說她的作品不夠好？
　　顧彬：至于張愛玲，她當然是非常具有現(xiàn)代性的作家，但我們很難看懂她的作品，因為她的風格和其他中國作家很不一樣。我們很早就在德國將她的作品翻成德文，但是我碰到的困難太多了。我的學生，他們應該也快40歲了，好像把張愛玲的作品翻成了比較好的德文。但是對于她早期的作品怎么分析？再比如，50年代在香港寫的小說，我們也認為是好作品并不失水準。
　　《新民周刊》：五四的這一批作家，翻譯和外語水平對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影響真的有這么大嗎？
　　顧彬：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因為翻譯而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漢語。當然，從作家和翻譯家的關系來看，在德國，歌德、伯爾、里爾克、策蘭都是翻譯家，德國最偉大的作家都是翻譯家�？墒侵袊�呢？中國不重視翻譯。
　　《新民周刊》：比如魯迅，他的翻譯和他的寫作是兩回事，翻譯是硬譯。
　　顧彬：是的，你說得沒錯。魯迅的翻譯觀念是錯誤的――從今天來看是這樣。我碰到楊煉的時候，楊煉對我說，我翻譯完他的詩歌之后，應該仍然是詩。在德國，我們要求，中國作品被翻譯之后，應該是德國作品。但在中國沒有辦法，中國當代的翻譯家恐怕都不是什么作家。
　　對于外語的問題，這里我必須對中國學者說兩句話，他們中的許多人連英文都不會。前年我們在臺北開林語堂的研討會，談一談他用英文寫的作品，所有從大陸來的學者都看過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但根本不知道這幾本書原文其實是英文，而且不知道這個翻譯非常差。所以如果一個中國學者不懂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話，他們無法了解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深度以及他們的文學成就。中國學者老是找借口，不想學，可是我們應該不停地學習。中國學者太舒服了。
　　《新民周刊》：您對中國當代小說家有著嚴厲的批評，對詩人則頗有褒揚，那么對于中國當代的隨筆和散文您怎么看？
　　顧彬：我對中國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島寫的，翟永明也寫過散文，但是從筆力來看，沒法和北島比。從內(nèi)容來看，她可能比北島更有意思。我寫過非常多有關翟永明的文章，我覺得她是個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我覺得她的詩歌比她的散文好得多，散文雖然也不錯，但無法與魯迅、周作人、梁實秋、何其芳相提并論。我的標準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當代的作家誰能和他們比。
　　另一個問題是，我在批評中國文學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德國當代文學和中國比起來，并不高明，當然也不差到哪里去，這恐怕是個全球性的文學文化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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