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應試教育越來越遭到來自社會各方的廣泛批評，新聞媒體也好，專家學者也好，包括學生和學生家長，眾口一詞，統(tǒng)統(tǒng)都是“咒罵“應試教育的。不過，這些批評和反對的聲音終究力不從心，“應試教育”沒有任何形式的更改，依然大興其道，就像孟姜女哭長城，不管有多少怨恨和淚水，長城還是屹立不倒。

　　其實，所有的眼光聚焦“應試教育”反倒看不清其本來面目，就像用顯微鏡掃描好萊塢美女，看到的只是崎嶇不平、血脈縱橫和彈坑一樣的汗毛孔，而如果將美女置身白色的海灘遠遠觀望，風情自然另有天地。這不是說，不能近距離考察應試教育，而是說如果不能將應試教育置于一個恰當?shù)谋尘爸�，在恰當�(shù)膮⒄阵w系中評價應試教育，視覺盲區(qū)就會覆蓋了人們的理性，得不出客觀公正的結(jié)論。顯微鏡看美女就是這個問題，全沖著美女，看到的卻是青筋裸露——事物因比較和整體而存在。

　　說到考試兩字的最初意義，考指的是考評，試是指試用。早在戰(zhàn)國晚期，已有一大批中國古代的烏托邦主義者，在提倡選賢與能，用意在于規(guī)定一項政府用人的客觀標準。漢代選舉制度即由此演變而來。到了唐代，考試制度形成定制，這就是科舉制。此后，朝代更迭，歷經(jīng)宋元明清，1000元年，各種政治經(jīng)濟體制屢有反復顛倒，更迭不止，科舉制卻直到清朝末年未有根本性變化。

　　漢代中央政府選拔人才，比較隨意。積極地看是不拘一格，地方民意、三公九卿、政府大僚都可以向中央政府推舉人才，人才的能力、品質(zhì)、學識也各有不同，比如政府要派人出使西域，需要精通外邦語言，能吃苦，善應變的人，只要自問有這方面才干的人，可以自己報選，也可經(jīng)由社會士紳、王公大臣推舉�；蛘吣睦镉辛怂�患，需要治水方面的行家，自己可以自舉應招，也可由他人引薦。但是其弊端也很明顯，首先是地方政府認為選拔人才是“額外差事”，積極性不高。漢武帝時，曾經(jīng)下了一次詔書，大意說：你們偌大一個郡，若說竟沒有一個孝子廉吏可以察舉到朝廷，那是太說不過去的事情。而且地方長官的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該替國家物色人才；
若一年之內(nèi)，連一個孝子廉吏都選不出，可見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職責。其次，推選人才權(quán)力在于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孝子也好，廉吏也好，大多出于長官意志，營私舞弊也就不可避免。

　　舉孝廉是漢朝早期的一項不成文制度，因為孝子廉吏并無“標準”，是否有忠節(jié)孝義和真才實學，難以評定，人才也就良莠不齊。本來是初衷很好的政策，實行起來，卻慢慢發(fā)生了異化，逐漸面目全非。尤其是西漢時期，書籍都用竹帛書寫，很少紙張，更無印刷，一片竹簡只能寫20來個字，讀書是一件所費不菲代價高昂的事情，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因此，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雖然沒有世襲爵位和貴族，但是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同時更是有權(quán)有勢的家庭。所謂詩書傳家，并不是說人們看輕金錢和財富，而是說一本書帶來的遠期收益遠遠超過了黃金的價值，黃金滿盈，不如遺子一經(jīng)。

　　而且，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郡守，在這個級別上，就有了察舉權(quán)。若是連作了幾郡太守，經(jīng)他察舉的門生故吏就遍布天下，這些門生故吏將來在官場上得勢，至少要對他原來的舉主，投桃報李還以私情。因此，察舉過人的子孫，便有易于被人察舉之可能。察舉的名額，按郡縣定額分配，一個郡只有幾個，一般總落在幾個名門大家族。全國的情形大體一致，每一個郡總有幾個“世襲”的書香門第，這樣轉(zhuǎn)來轉(zhuǎn)去，雖然大門第差不多平均散布在全國各地，可是彼此天涯比鄰，遙相呼應，漸漸把持了進入“察舉”的所有途徑，造成“仕途”堵塞。原本體察民意、網(wǎng)絡民間智慧的制度設計距離其最初的意愿越來越遠，而不得不從根本上作整體的改造。

　　唐代是一個浩然大氣、襟懷開放的朝代，在考試制度上，也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漢朝的鄉(xiāng)舉里選后來變成擁護門第，選拔人才的標準無形中限制在門第的小圈子里。國家的政治制度，雖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quán)，但他們因為有家庭的“位勢”可以憑借，無疑于有傳之后世的權(quán)柄了。魏晉南北朝門第社會的起因，也是因漢代的察舉制度而起。到了初唐，察舉制度全變了味，已經(jīng)非改不可了。

　　為了開放門禁，廣納賢才，唐代針對漢朝察舉的弊端提出科舉制。四海之內(nèi)的民眾，“懷牒自列”，不需要地方長官推舉，可徑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考試。當時一般非門第中人，貧窮子弟，為了應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讀書。如王播即是借讀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飯后鐘”的故事，至今傳為佳話。唐代的科舉是一項向社會公眾開放政權(quán)、廣用民智的制度創(chuàng)新，與漢代相比，唐朝開放的范圍更廣大、更自由，政治上也更為進步。唐朝之所以能建立留芳萬世之盛世偉業(yè)，與科舉制度的確立與推行是分不開的。此后，科舉制雖屢經(jīng)修改，偶有間斷，而宗旨不變，自唐直清，一路推行下來，即使在孫中山先生倡行的五權(quán)憲法里，也特別設有考試權(quán)。

　　現(xiàn)在一提到應試、科舉，人們就想起拖著長辮子的腐儒，如孔乙己和范進之類，想起兩鬢如霜卻依然之乎者也的窮酸秀才，仿佛科舉是中國文明的一大錯誤。而事實完全相反，上述的歷史分析也表明，科舉制度所體現(xiàn)的正是自由、開放、公平和挑戰(zhàn)自我的進取精神。美國學者費正清說：“在一個我們看來特別注重私人關系的社會里，中國的科舉考試卻是驚人地大公無私。每當國勢鼎盛、科舉制度有效施行時，總是盡一切努力消除科場中的徇私舞弊�！�

　　科舉體現(xiàn)了開放和自由，所有人無論貧富貴賤，考試面前一律平等。從生源和報考條件看，科舉向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開放。從隋唐至清代，報考限制越來越少，清代除娼妓、優(yōu)伶、皂隸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以外，原則上所有人皆可報考。

　　科舉體現(xiàn)了公平競爭的現(xiàn)代意識。為了保證科舉的順利進行，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嚴格考試紀律，科舉舞弊歷來被視為官場大案而嚴加懲處。貢院的規(guī)制、命題與評卷的繁雜而嚴密的程序、懲罰作弊的措施，都是為了考試真實地反映出應試者的水平。大部分朝代還對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以使平民子弟獲得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

　　科舉體現(xiàn)了挑戰(zhàn)自我的進取精神。科舉制是等級森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難得的一項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也是讀書人晉升社會地位的名門正途，因此，為了一朝金榜題名，無數(shù)飽學苦寒之士，不避勞苦，十年寒窗，雖然其中更多地摻雜著追求功名富貴的欲望，但是那種刻苦、忍耐、自律和挑戰(zhàn)自我的鉆研精神，浸淫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液中。

　　自漢至唐，鄉(xiāng)舉里選和察舉制逐步過渡到嶄新的科舉制度，無疑是傳統(tǒng)中國社會開放政治空間、廣播文化脈絡的制度革新，說科舉制體現(xiàn)了開放自由公平和自我進取精神并不是諛美之詞�？墒�，一項制度歷經(jīng)1300余年，卻沒有稍加更改，自然積弊日深，沉疴累累。科舉陳例主導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取向和價值體系，儒學經(jīng)典和儒家的經(jīng)國之道處世之理一統(tǒng)傳統(tǒng)中國的精英階層，導致社會文化乃至經(jīng)濟領域缺乏生氣和活力�！翱婆e文化”重考據(jù)闡釋圣人之言，不需要原創(chuàng)性，背誦經(jīng)典條文的求同思維，對于考生來說，遠比探求未知的自然和精神世界所需要的創(chuàng)新求異思維更為重要。久而久之，中國舊式文人的思維方式、群體心理，也就逐漸鈍化為斷章取義、咬文嚼字、墨守成規(guī)、守成有余而創(chuàng)新不足。晚清末年，英法聯(lián)軍的堅船利炮轟然作響，敲開了一向自命四海來朝的大清帝國的門戶，“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林則徐依然在婉約的月光下，夜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并為之陶醉，士大夫知識分子恪守孔孟之道圣人之言而不圖新求變。

　　科舉制度走到了盡頭，民族危機和外敵入侵的雙重挑戰(zhàn)更加速了其消亡。清末，以袁世凱、端方為代表，主張立即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在上奏朝廷廢除科舉的奏折中，袁世凱、端方痛陳：“根據(jù)現(xiàn)在危迫情形，實同一刻千金，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悻得第之心，不能專心一致砥礪新學，民間更是相率觀望，而且，私立學堂極少，公家財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學堂。因此，如繼續(xù)采取漸進方式，新式學堂就沒有大興的希望。即使現(xiàn)在立即廢止科舉，遍設學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養(yǎng)出足夠數(shù)量的各類人才。如以漸進的方式廢止科舉，那么要培養(yǎng)出所需人才則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強鄰相逼的窘迫環(huán)境下，中國大局必然危殆�！倍朔�、袁世凱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廢除科舉，原因在于人心戀舊，在危機深重的情況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舉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們對舊制的依戀，迫使士紳知識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內(nèi)容。清廷采用了袁世凱等人的建議，于1905年取消了科舉取士的考試制度。

　　但是，科舉被廢并不意味著考試制度自身出了問題，而是考試內(nèi)容陳腐老調(diào)以及進士及第之后授予官職這樣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如果舊瓶裝新酒，改革考試內(nèi)容，以“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nóng)工算法”代替經(jīng)史子集，擇優(yōu)錄用；
另一方面，在官員任用上采取相應的改革措施，廣開門路，刺激民間經(jīng)濟的成長和發(fā)展，吸納新學考試合格的年輕有為之才，而不是將“仕途”作為對“進士及第”者的唯一獎勵，中國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必然會在更早的時期以更有效率的形式獲得成功�；蛘哒f，在“舊酒”變質(zhì)之后，正常的處理方式不是扔掉舊瓶而是洗滌納新、沽一壺新酒。其實，后世的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廢除科舉對中國社會所起的破壞作用，美國學者羅茲曼指出：“新政的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cè)胍粋�盲目漂流的時代�！�

　　追溯歷史的意義在于映照現(xiàn)實，高考制度的確立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一項最重要舉措，20余年來，為國家和社會選拔了不可計數(shù)的可造可用之才�？墒�，近年來，“改革”高考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有些措施已經(jīng)付諸實施，比如各省市單獨命題、以不同的分數(shù)線錄取學生；
再如推薦“優(yōu)秀”學生不經(jīng)考試直接進入名牌大學，還有什么“X+X”之類名目繁多的改革，最為“徹底”的是有人建議：“廢了”高考吧。

　　以制度的剛性甄別千差萬別的學子本來是一件“困難”的選擇，但是，針對不同的人群設定完全適度的考核標準就更為困難，不僅經(jīng)濟上難以承受，尺度的參差不齊本身就會把原本“美好”的設想一律打碎。比如，在一個班級，出 A、B兩份試卷，不同的學生分別應試A、B兩種試題，如果考試的結(jié)果用于“分配”某種資源，那么最直接的一個結(jié)果就是A、B兩個組都會對試題的難易程度提出質(zhì)疑。而假如我們再作嚴格的試驗，讓每一個考生分別應試A B兩份卷子，對比AB兩種試題的平均成績會是完全一樣嗎？顯然，會存在“系統(tǒng)性”誤差，而在近似于生存競爭的高考中允許例外的選擇標準，是與高考制度本身“公平、公正”的內(nèi)在精神背道而馳的。

　　在公眾眼里承載公平精神的高考卻有許多“不平事”，比如，全國統(tǒng)一試卷、統(tǒng)一評分標準，卻沒有統(tǒng)一的錄取分數(shù)線。大學生中流傳一段北京考生與福建考生之間的對話頗能說明問題：某北京重點中學的考生與福建某重點中學的考生聊天，北京學生說：我們班六成的同學考進了北大、清華。福建人說：按北京的錄取標準，我們?nèi)�校應該進北大、清華。上海還有更高明的做法，干脆單獨命題，單獨考試，考題不一樣，分數(shù)自然有差別，這樣的話“外省人”就無話可說了。而事實上，即使在科舉時代也沒有這樣的“歧視”政策。假如某地以“考生素質(zhì)優(yōu)異，適用不同考試標準”而拒絕參加全國統(tǒng)一考試，類似地，不同的階層、社會團體也會有相應的應試訴求。比如大學教師會說“我們的子女如何如何”，成功人士會說：“我們的孩子怎樣怎樣”，政府官員也會說：“我們的未來該當如何�！憋@然，某地的獨樹一幟表面看來是教育改革，而推演下去是完全沒有邏輯起點的。

　　再說大學自主招生。2003年03月14日，信報報道，北京大學可以自主招生若干，面向北京14所重點中學。程序是學生書面申請，中學校長書面推薦，填寫北京大學2003年自主招生學生推薦表，并附考生德智體美發(fā)展情況和寫實性推薦材料、作品、論文等，提供年級前10％學生成績表，最后專家組對候選人面試、答辯。這么繁復的過程，目的是招收出類拔萃的人才嗎，非也。最后的一段話，令人玩味——據(jù)悉，自主招生對象必須參加高考，第一志愿報考北京大學，高考成績達到北大在當?shù)劁浫【�下20分以內(nèi)予以正常錄取，根據(jù)學生特長和高考成績確定錄取專業(yè)。繞來繞去，是可以降低20分錄取，何苦來著，北大之尊為什么要自降身價呢；
對學生而言，北大不能錄取，到其他學校的選擇空間也是很大的，這樣的自主招生真是莫名其妙。

　　有一種自圓其說的“說法”可以解釋自主招生的動機——不拘一格選人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吳晗數(shù)學不及格、錢鐘書也一樣，這樣的人才遺漏在大學校園之外豈不是考試制度的缺憾。其實，這種設計經(jīng)不起推敲。因為當代大學教育究其實是一種工業(yè)文明環(huán)境下的“標準化人才”生產(chǎn)模式，與17、18世紀現(xiàn)代大學早期“窮經(jīng)皓首、天馬行空”養(yǎng)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方式已經(jīng)有了顯著不同�；蛘哒f，錢鐘書、吳晗之類的社會“精英分子”并不是大學教育的結(jié)果，比爾.蓋茨、邁克.戴爾中途退學，甲骨文公司的大老板不僅自己輟學，在哈佛大學演講時還十分真誠地勸誘聽眾：像我、比爾.蓋茨、邁克.戴爾一樣趕快退學吧。也就是說，大學僅僅是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其職能是培養(yǎng)通才型現(xiàn)代勞動者，期望大學一網(wǎng)打盡各路英才是不切實際的。游離于大學之外的“江湖學子”，就像袁隆平先生發(fā)現(xiàn)的野生稻米一樣，以頑強的生命力和多樣性生存散布在社會原野上。

　　還有推薦入學。假如有耐心，不妨回顧一下“工農(nóng)兵學員”的來歷�！肮まr(nóng)兵學員”是一個特殊的歷史名詞，濃縮著一段特殊的歷史片斷�！肮まr(nóng)兵學員”來自廣闊天地，通過自愿報名、組織推薦、文化考試而進入大學校園，而其中的關鍵是能否獲得組織的信賴和舉薦。據(jù)后來的當事人回憶，那些“勝利逃亡”到大學校園的幸運兒，或者是“上面有人”；
或者是“祖上積德”，出生良好；
還有很多旁門左道，出賣了貞節(jié)換取入學機會的案例也不在少數(shù)。正是為了避免“工農(nóng)兵學員”招生中的營私舞弊，1977年恢復高考才有了特殊意義。換句話說，高考并不僅僅是為學生提供了就學深造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高考制度確立了中國人“自由、開放、平等、競爭”的現(xiàn)代意識�！肮まr(nóng)兵學員”的背影依稀在目，推薦入學又開始抬頭了，雖然在數(shù)量上遠沒有達到足以毀掉高考制度的規(guī)模，但是，過去的教訓或許遺忘得太快了。

　　推薦的公信力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推薦人的聲望、地位、財富和社會影響力；
二是社會組織的開放程度。推薦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有良好的信譽保證，原因在于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一向是一個“熟人社會”，個人的社會活動半徑不大，流動性很小，血緣、地緣構(gòu)成社會關系中的主要部分。在這個圈子里，擁有一定產(chǎn)業(yè)權(quán)力和名望的人幾乎盡人皆知，推薦的公信力是有保障的。即便當下，學派之內(nèi)學術領袖的推薦信也暢行無阻，道理也在于此。可是，現(xiàn)代社會交通和通訊十分發(fā)達，人員交流頻繁，決定推薦公信力的兩個條件已經(jīng)完全喪失，沿用封閉社會的推薦方式是不是有點“倒行逆施”，直白地說，“我知道推薦人是誰？”。

　　這樣來看，考試制度所彌補的正是開放社會“公共推薦人”的角色缺失。公開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向社會整體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考試合格者具有某種專業(yè)領域的能力水平，就高考而言，是達到了繼續(xù)求學的基本知識素養(yǎng)。信息經(jīng)濟學曾專門研究“文憑”在勞動力市場所起的“信號”傳遞作用，雇主以“文憑學歷”甄別應聘者的工作潛力，應聘者同樣借助學歷展示個人才能。顯然，失去考試制度這一開放社會的“公共燈塔”，具體而微地鑒別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能力水平，經(jīng)濟上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對于涉及數(shù)百萬考生的高考，因人而異因地而異的設想是不現(xiàn)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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