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的年代

　　八零年代寫「野火集」時，被「請」去吃飯，那位掌管意識型態(tài)的國民黨高官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寫的，是禍國殃民的東西�！�

　　他很明白：我，還有許多比我勇敢比我早慧的前輩和同輩們，在進行主流價值的拆解。

　　主流價值，譬如愛國。為什么要愛國？國如果不可愛呢？國的形成如果沒有人民共識呢？譬如不能「侮辱元首」。元首為什么不能侮辱？誰來界定「侮辱」？元首應該憑什么來讓人民尊敬？

　　譬如讀書報國。讀書為什么要報國？可不可以讀書為了自己？可不可以根本不讀書，只是生活？無所事事可不可以作為生存的理由？譬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誰決定何謂「大我」？「大我」不是為了「小我」才存在的嗎？「小我」犧牲了，還有沒有「大我」？

　　譬如「大有為」的政府�！复笥袨椤沟恼�府就是危害最大的政府，進步的最大障礙。譬如新聞要「自律」、國家要「安定」。新聞自律是箝制言論的借口，國家安定是愚民統(tǒng)治的幌子。

　　譬如「孝順為齊家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服從為負責之本」等等，沒有一項不是可以徹底推翻或局部顛覆的價值觀。

　　五零年代出生的我們，活在一個鋼鐵打成的機器里，于是我們用盡心機地去拆，拆，拆，那是一個「解構」的年代�，F在三十歲的人，當時大約十歲，不會認識鋼鐵的強大也不易體會解構的艱辛，就如同我們不盡理解我們的先行者面對顛沛流離和殖民統(tǒng)治的心境一樣。當六零年代的人進入耳聰目明、人格定形的二十歲時，原來的鋼鐵價值被拆得差不多了，九十年代的「主流」價值已經接近我們當年的追求：強調個人價值，從而漸漸演繹出自由重于自律，進步重于安定，解放重于守成，享受重于責任，個人，重于集體。七十年代的大學生談家國重任，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的大學生談自我完成。「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在八零年代以前幾乎不可能的一種處事態(tài)度，變成流行的哲學。

　　每一個少年大概都曾經拆過音響，打開盒子，松掉螺絲丁，卸下所有的零件讓機器徹底解體。解構帶來快樂。但是，解構當然不是終極目的，建構才是；
要在有限的條件下組成一個高品質的音響，重新建構卻困難得很。

　　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沒有模板可依循，也沒有標準可評斷。從璩美鳳的偷拍光盤到林毅夫的叛逃處理，從李登輝上法庭聽訊到統(tǒng)獨的公投拉鋸，是和非，像雨水不小心滴到墨，一片模糊，看不出界線，只剩下個人立場的選擇。黑和白的概念被抽掉，所有的事情都在一個灰色混沌區(qū)中攪拌，理直氣壯地發(fā)生，大剌剌地存在。

　　這，不就是你們這一代人當年的主張嗎？有什么不對嗎？

　　沒有線的風箏

　　沒什么不對�；靵y，是「大破」和「大立」之間必經的過程。當原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因為僵化空洞而被丟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在挑戰(zhàn)這個社會重建價值的能力：外籍勞工的人權尊嚴和我們的種族偏見怎么拉鋸？政治操弄和公共利益之間怎么平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界線怎么厘清？自由和自律怎么可能并存？有沒有更高的價值和商品化抗衡？在現代化的語境里，個人的修身還有沒有意義？公民道德在各種價值的矛盾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在許多曾經被尊敬的價值已經成為被訕笑、被鄙視的東西之后，在解構了「道德」之后，我們究竟還需不需要「道德」？

　　在「不相信」之后，是不是還得找回「相信」？

　　從前聽了太多的教條、做了太多的起立敬禮，今天，總統(tǒng)走進來，許多人卻不站起來。有人說，對，這就是民主的表現。我卻認為這是失禮──失禮的原因這里不論。我或許不欣賞、甚至全力反對這個做總統(tǒng)的人，但是只要他擁有「總統(tǒng)」這個公器，被投以全民的期待，被托以全民的信任，我就必須以禮相待──尊重這個公器其實是尊重那賦予公器意義的人民；
站不站起來，不是民主的問題，是文明的問題。

　　從前被灌輸了太多的國家認同，今天，談國家固然被視為絕對的落后，即使談文化認同都可以被恥笑。要國家干什么，有人說；
文化認同是什么，也有人說�！肝业暮⒆拥桨闹拮x國中，美國讀高中，英國上大學，讀博士，國際人的認同才是真正的身份證�！�

　　國際化是現代化中極重要的一環(huán)，但是在這樣一派輕松的「國際主義」邏輯里，我卻看見深層的問題：有「辦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往先進英語國家受教育，于是紐澳英美的學校擠滿了來自中國、韓國、臺灣、香港的孩子。學費可以高得離譜，而排隊候補的亞洲孩子成千上萬。也就是說，英語國家在教育上經過長期的耕耘已經打好基礎，亞洲人來享用現成，但是，當有現成的可以利用時，亞洲人本國的教育基礎又由誰去長期的耕耘呢？英美教育出來的孩子成材之后，繼續(xù)耕耘英美文化土壤的多，回頭來灌溉亞洲本土的少，于是強勢文化越強，弱勢文化繼續(xù)弱。大量的亞洲少年被送往國外就學，所凸顯的不是國際化的多元含意，反而是亞洲本土教育文化基礎的扭曲，反而是強弱文化的對比與一元化的繼續(xù)。

　　與國際接軌是一種競賽，誰越快學會全球性思維，誰就越進步，但是，所謂國際主義，如果脫離了本土與傳統(tǒng)的觀照，就變成一種文化的虛無主義。風箏飛得再高，線，必須握在自己手里，否則，怎么知道那是誰的風箏呢？

　　堅持本土和傳統(tǒng)重要，不是出于狹義的民族主義，而是希望比較弱勢的文化傳統(tǒng)不至于被全球化統(tǒng)一，被現代化淘空，從而保持世界的豐富多元。

　　教孩子相信

　　從前被賦予太多的責任，今天，直率的年輕人對我說，龍應臺，你們五零年代的人背負了「讀書報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十字架，但是我們新世代的人，對不起，不想背你們的十字架。我們唯一的十字架是「如何在成千上萬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個自己最順眼的伴侶�！�

　　我啞然失笑。

　　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憂國憂民的呢？大學時代，有那么多同齡人選擇過自己的日子：整天打麻將的、通宵跳舞的、到處找「順眼伴侶」的、出了國就誓死不歸的、立志「玩物喪志」的、吃喝玩樂無所不為的。。。不管哪個時代，認真地心懷家國社會的總是少數，那少數中，學而有成的，又是少數；
學而有成還對家國之思持之有恒而且加以實踐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社會的進步，是這些少數執(zhí)著的人鍥而不舍的推動，發(fā)揮影響而造成的。大多數的人，就搭了進步的便車，順勢前行。

　　不必談社會制度的進步，即使只是一個燈光迷炫、樂鼓沸騰的酒吧舞場，也不會憑空而來。在舞場存在以前，有人努力過，使這樣的狂歡文化被容許而不是被取締。然后，在「狂歡」的背后，必須有人制訂法規(guī)，有人做消防檢查，有人處理噪音，有人組織音響，有人籌備樂隊，有人清理垃圾，有人設計下水道。也就是說，每一百個享受狂歡的人背后可能有一千個默默工作的人。

　　假設說臺灣五零年代出生的的人解決掉了專制的問題，現在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沒有問題以致于年輕人無可發(fā)揮的的社會？怎么可能？貧富不均，是非混淆、公平與正義不明、權力與責任的規(guī)則混亂。。。我看見的是一個更復雜、更難理解、需要更高智慧去面對的未來。如果「新世代」的人覺得他們唯一的十字架就是尋找「順眼伴侶」，那么他的「輕」可能正是他不堪負荷的「重」呢。

　　沉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哪一個時代，總是在的；
愿意看見它而且去背負它的人，不管是哪一個時代，哪一個「世代」，總是少數人。重點是，那少數人不能沒有。

　　搭便車是容易的，但總得有人開車，而且是清醒地開，因為上車的可能是一群盡情完成自我、狂歡歸來的醉客。

　　凡是在謊言中長大的人，「不相信」是琢磨出來的智慧�？墒恰覆幌嘈拧瓜窳蛩嵋粯樱�可以溶解掉謊言，卻不能拿來為孩子烤蛋糕。要建立讓孩子世世代代生長的家園，是不能靠硫酸的。我們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有品格，相信文明不可或缺，相信自己腳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沉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來覆去、喧嘩浮躁的潮流中還是有一些恒久不變的東西，怎么顛倒都不被腐蝕，譬如責任、品格、道德、勇氣。。。

　　教孩子重新學會「相信」──告訴我，這十字架你說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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