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天周海嬰在其《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書末“再說幾句”中披露了195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時與羅稷南的對話：“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在運動中的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作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贝撕螅�關于這段“假如魯迅活著”的“羅毛對話”的爭論熱烈地持續(xù)了好長一段時間，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羅毛對話”是否存在。謝泳、陳晉、秋石（像是筆名，其文火藥味很濃；
根據(jù)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和判斷力，其他參加爭論的都用真名字）、薛克智、陳漱渝等人的文章對此持質疑和否定態(tài)度。其中以有著弄清這一問題的得天獨厚的諸多便利條件的、任職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專門研究毛澤東的陳晉研究員在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2002年第9期發(fā)表的題為《“魯迅活著會怎樣？”——羅稷南1957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的長篇文章最為深入細致。然而在閱讀上述所有專家、學者的質疑文章后，閉卷沉思，筆者一方面覺得這些文章的確使人開闊眼界和增長見識，另一方面也覺得這些文章均未能證偽，拿不出有力的證據(jù)證明“羅毛對話”的不存在。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論及清代“正統(tǒng)派之學風”特色時說：“凡立一義，必憑證據(jù)。無憑據(jù)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薄肮伦C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xù)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1〕周海嬰披露“羅毛對話”的開始是“孤證不為定說”，其“反證”均為推論式樣的諸如不合邏輯之類的比“孤證”還不如的雖說是周詳?shù)亩鴮嵸|是“毛估帶猜”的無效考證，因此可以視為“其無反證者姑存之”，而且這種無效反證還使人傾向于相信周海嬰“孤證”的真實性。而隨著陳焜《關于毛澤東答羅稷南問致周海嬰先生的一封信》（《北京觀察》2002年第3期）、陳焜《我的伯父羅稷南》（《老照片》第24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8月版）、賀圣謨《孤證提供人的補正》（《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的發(fā)表，尤其是1957年夏天親聆“羅毛對話”的黃宗英言之確鑿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面世（該文首發(fā)于2002年12月4日出版的北京《炎黃春秋》月刊，再發(fā)于12月5日廣州的《南方周末》，三發(fā)于12月6日上海的《文匯讀書周報》），學術界普遍以“得有續(xù)證則漸信之”的態(tài)度，相信“羅毛對話”的存在。于是，爭論已取得了接近歷史真相和合乎學術規(guī)范的結果，這樁石破天驚的涉毛公案中的史實爭論終告一段落。

　　由此筆者聯(lián)系到相類似的而在有關“羅毛對話”爭論中無人提及的另外一樁石破天驚的涉毛公案。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A.M.列多夫斯基在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1995年第2、3期上發(fā)表《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全文披露了1960年9月22日米高揚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關于其在1949年1～2月期間赴華使命的書面報告（簡稱米高揚報告）。隨后中國國內雜志《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5期譯載了此文。米高揚報告稱，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電報中說：“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后，要像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要離開政治舞臺，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致毛澤東的復電中則說：“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并且它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為聯(lián)合政府。”米高揚進而評論說：“由于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chǎn)階級政黨的政策�！泵赘邠P報告尤其是報告中提及的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報內容令國內學者深感意外和震驚，由此引起廣大學者的關注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因為黨史界和輿論界的一個相關共識——毛澤東作為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奠基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直主張同民主黨派團結合作——受到挑戰(zhàn)。

　　大多數(shù)學者對米高揚報告中毛澤東與斯大林兩封來往電報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田松年、沈正樂、張士義等專家的傾向性明顯的質疑文章影響很大。中央檔案館館員沈正樂發(fā)表在《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題為《米高揚“報告”中關于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質疑》的文章指出：“無論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分析，還是從中共中央對檔案妥為保管的重視或是從保管檔案機構、制度的健全來判斷，毛澤東與斯大林的來往電報應該保存下來，而且應該保管在中央檔案館。但筆者多次查找中央檔案館的有關檔案，均未查到這兩份電報，那么，到底有沒有發(fā)生過米高揚所說的毛澤東、斯大林的上述來往電報，讀者對此提出疑問是理所當然的�！敝醒朦h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士義發(fā)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米高揚“報告”質疑》指出：“不難發(fā)現(xiàn)，在米高揚的書面報告中存在著諸多可疑之處。其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米高揚在報告中提到的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的來往電報以及他本人由此得出的‘結論’。”中央文獻研究室田松年編審發(fā)表在《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題為《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是中國共產(chǎn)黨堅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從媒體所傳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兩封來往電報談起》的長文章最具代表性。田文指出，毛澤東和斯大林兩封來往電報“僅為孤證，且非公布的第一手材料”�！笆律骐p方的，更不能憑單方面的材料和說法論定。如果俄方收藏有毛澤東的電報和斯大林簽名電報的底稿，那么反過來，中方同樣應該存有蘇方來電和毛的電報原稿�！薄敖�(jīng)認真查找，這兩封電報在中央檔案館告缺。這應提起人們在使用兩封電報時謹慎從事�！薄氨仨氈赋�，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這兩封電報并不是以原始文獻的面貌公布的。它們是以列多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轉錄米高揚的報告，而米高揚在報告中也是以無頭無尾摘引的不完整形式發(fā)表的。還要指出，這兩封電報并不是出現(xiàn)在米高揚1949年初在西柏坡向蘇共中央提交的報告中，而是出現(xiàn)在中蘇交惡后1960年米高揚向蘇共中央提交的報告中。1960年的報告疑點甚多，可信度極低，上面我們已經(jīng)略予證明。而這兩封電報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同樣令人懷疑�！碧镂倪�批評了朱正在其著作《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7～88頁）和牧惠在其文章《德先生、賽先生與“與俄為師”》（《隨筆》1999年第1期）使用毛澤東、斯大林兩封電報的內容：“姑不論作者在政治上內心的想法究竟怎樣，這樣的寫法至少是有悖于史實的，對讀者是不夠負責的。它反映了在社會上某種浮躁心態(tài)影響下，一些同志缺乏嚴謹?shù)闹螌W精神，聽風就是雨�！惫P者認為，田文很詳細地論述了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基本政策，但未能說明毛澤東、斯大林兩封電報的有無真?zhèn)巍＿@些質疑和否定毛澤東、斯大林對話的文章與質疑和否定羅稷南、毛澤東對話的文章一樣，一方面使人開闊眼界和增長見識，另一方面也覺得文章未能證偽——拿不出有力的證據(jù)證明毛斯兩封電報的不存在。

　　2000年，列多夫斯基在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檔案館查到了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這兩封往來電報，并在當年《遠東問題》雜志第6期上發(fā)表。國內《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隨即譯載了這兩封電報。但細心的譯者發(fā)現(xiàn)俄方“發(fā)表的（毛澤東致斯大林）俄文電報稿中無順序號5和9”，為對讀者負責，特加“譯者注”予以說明。后經(jīng)譯者向俄方查詢發(fā)現(xiàn)，“由于作者和準備付印的編輯的疏忽，電報漏掉了順序號5和9，以及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電報第6點中的部分文字”�！拌b于讀者詢問發(fā)表時是否省略了第5點和第9點，并考慮到這個引起專家們爭論的文件的重要性，（俄方《遠東問題》）編輯部認為有必要再次發(fā)表文件的全文，并加上斯大林親手所作的標記�！庇谑�，《遠東問題》雜志2001年第5期再次發(fā)表了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吨泄颤h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也再次譯載了此文。至此，米高揚報告所披露的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這兩封往來電報全部內容，在歷經(jīng)數(shù)年的一波三折之后，終于以原始面貌公開發(fā)表。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親筆簽字原件”現(xiàn)存于“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30，第13～17頁”。該電報第9點后半部分明確表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保ā睹珴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馬貴凡譯，《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這證明米高揚報告所引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報內容是準確無誤的。當時這封電報除原件外還加印了九份，其中一份就是呈送米高揚的。至于中方經(jīng)中央檔案館查找，沒有發(fā)現(xiàn)毛澤東拍發(fā)過此種內容的電報說法，并不能否定俄方檔案的真實性，因為中方不能排除當年此電未存檔或事后丟失與毀壞的可能。因此，僅以檔案“告缺”已不能否定俄方所提供第一手檔案資料。這樣，米高揚的報告這一備受質疑的“孤證”，由于有毛澤東電報原件的“互證”而最終成為“確證”。

　　從上述兩樁涉毛公案中可知，在史料研究中輕易下否定性判斷是不科學的。被譽為中國史學界樸實楷模的前輩史學家嚴耕望（1916～1996）在其《治史經(jīng)驗談》中談到治史的一種“盡量少說否定話”的史學常識：“尋找歷史真相，下斷語時，肯定的斷語比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縱然只有一條，有時也可以下肯定的斷語�！�…但否定的判斷就不容易，也可說極其困難，尤不可因為自己沒有見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某件事的存在。因為過去發(fā)生的事，只有少數(shù)記錄下來；
有記錄的，又未必傳世，一直傳到現(xiàn)在；
而現(xiàn)在保存的記錄，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個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極有限，不能因為自己沒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這個道理極其明顯，即無記錄絕不等于無其事，自己未見到更不等于無其事。但學人們卻常常以不知為沒有，以書籍無記載即歷史上無其事。因此常常違反此一鐵的規(guī)律，而輕易的說否定話�！薄�2〕

　　最后再說兩話句。一句是重復的話：周海嬰在其回憶錄中披露的羅稷南與毛澤東對話是真實可靠的，毛澤東在1957年夏天的確說過“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作聲”的話；
米高揚報告公布的毛澤東與斯大林兩封往來電報內容是真實的和可靠的，毛澤東在1947年冬天的確曾考慮過讓“除中共之外”的“所有政黨”在中國革命勝利后離開政治舞臺。一句是有點脫離題目的話：在新的歷史資料出現(xiàn)并導致原有觀點受到挑戰(zhàn)以后，如果仍固守成見，堅持用原有觀點作為論證的前提，并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和判斷新資料的真實性，這在邏輯推理上無疑是自相矛盾，決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只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敢于面對和接受史實，才能同時對其作出合乎當時歷史條件的分析與評價。

　　注釋：

　　〔1〕《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林毅校點，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22頁。

　　〔2〕嚴耕望：《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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