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歷史依著時間順序由過去往今天發(fā)展起來，人們對于歷史的思考卻往往是由當下開始而回溯上去的。在我對于歷史的好奇發(fā)展成為一種系統(tǒng)的關切之前，我關注的只是當代史。據(jù)我對歷史的觀察，這是一個較一般教科書所界定的時期長得多的歷史階段。這個時期以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沖擊而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說，我們可以“中國在世界”這幾個字來說明這一時期里面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話，那么，我們又可以另外幾個字來說明這一時期里中華民族所作努力的根本性質，那就是救亡圖存。這固然只是一個早已過了時的口號，但是在這里，我們給了它一種新的意蘊。我們用它來指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國人一直面臨著的危機的性質。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明，一直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死亡的威脅是切實存在的。世紀之初的八國聯(lián)軍入侵和數(shù)十年后的日寇侵華不過是把死亡具體化，因而使這種威脅更加急迫和不容回避罷了。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死亡的含義不僅表現(xiàn)在政治實體的滅絕這件事上，而且也包括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精神上的無所依憑。

　　我們曾經(jīng)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我們有一整套評判事物的標準和對于世界的獨特看法，我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滿足和失望。數(shù)千年來，我們存在著，繼續(xù)創(chuàng)造和保持我們的文明，并不是因為歷史上沒有波瀾，也不是因為我們不會衰老，而僅僅是因為，我們尚能保有文明的完整，還可以過去的歷史經(jīng)驗應付新的問題。然而，人類的發(fā)展不等我們象一枝花，一株草那樣自生自滅。它阻斷和改變我們歷史的自然進程。在一場革命性的歷史轉變當中，我們往日的理想失落了，我們的歷史經(jīng)驗破碎了。問題不在于這些理想是否有合理之處，或者，這些經(jīng)驗是否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屢驗不爽。問題在于，它們不再能夠應付新的挑戰(zhàn)。在這個變化了的世界里面，它們無可挽回地過時了。這就是死亡，一個社會的精神上的死亡。這種死亡與那種具體可見的實體意義上的死亡差不多是一回事。依靠完全過了時的經(jīng)驗去應付險惡的環(huán)境和在精神上無所依憑的情況下置身于此險惡的環(huán)境，結果是一樣的。這也是清末法律改革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法律意味著秩序，然而這秩序的有效性最終又只能建立在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上面。清末的法律改革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們被迫接受一種新的秩序，但是對這新秩序的信仰卻要靠我們自己去建立。為此，必須調(diào)整我們對于世界的看法，建立一套新的價值以求獲得精神上的再生。任何一個新的社會或新的文明都是在經(jīng)歷了這樣的過程之后才產(chǎn)生的。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且從來不會自動完成。它不但要靠人們的不懈努力、抗爭、奮斗乃至獻身，而且有賴于人們對歷史的深刻把握和對時勢的正確判斷，甚至，它還取決于人們對于死亡的態(tài)度。這正是西方社會在比如一○七五年、一六四一年或者一九一七年所經(jīng)驗到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這些經(jīng)驗是彌足珍貴的，它向我們指出了一條超越死亡的路徑。

　　當然，應該承認，中國人在一八四○年遇到的危境，較西方人在一六四一年或一七八九年所遇到的更難以克服。在西方，革命是其歷史自然進程的一部分，在中國，危機卻源自歷史自然進程的阻斷與改變；
西方的革命是在其內(nèi)部孕育成熟的，中國的危機卻是外部世界變化的結果；
對西方人來說，新的文明并不是一種異質文明，它就建立在以往的經(jīng)驗上面(羅馬法的復興與繼承、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等)，對中國人來說，接受一種新的文明卻意味著其固有文明的失敗，它不可能把新秩序直接建立在以往經(jīng)驗的基礎上面。這些差別無疑是巨大的。但它們只是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而不曾改變事物的性質。難道一六四一年的英格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不是處在新舊文明交替的當口，不曾受著死亡的威脅，又不曾做拚死的努力以求超越死亡獲得再生？人類社會中問題的共同性不但為我們提供了比較的可能，而且為我們提供了反省與借鑒的可能。就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潛伏于死亡危機中的第一種差異，一種較上述種種差異更為深刻的不同，即不同民族和文明對于死亡的態(tài)度的不同，時間觀念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裁判席上，中國是勝利者，日本是戰(zhàn)敗國。今天看來，這段歷史對于日本未必是不幸，對于中國也未必是幸事。日本民族在失敗中最終完成了文化更新，實現(xiàn)了明治以來的宿愿，中國人卻在勝利中迎來了一次“文化復興”一一并不是一次文化的更新，而是已死的古老文明在二十世紀的回光返照。它帶給中國人一種虛幻的希望，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警醒。然而，死亡的威脅是切實存在的。當盲目的樂觀變成為自欺的時候，我們不是在死亡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經(jīng)歷了一場自為的大災難之后，重新提出現(xiàn)代化方案和重開文化論戰(zhàn)，這不過意味著，中國人在一百年前所遇到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明，仍未脫離死亡之境。誰能夠想象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無所依憑是個什么樣子？誰能夠設想一種文明在傳統(tǒng)業(yè)已枯竭之后將會怎樣？舊的文明死去了，新的文明卻還沒有降生，這樣的社會必定是混亂的。

　　然而，文化的斷裂并不等于文化的“真空”，作為一種生活態(tài)度，一種對于人生的看法和對于事物的評判，文化是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一種歷史地形成的經(jīng)驗，即便在它整體上遭到破壞之后，倘沒有新的經(jīng)驗把它取代，絕不會自動地消除。因此，與其說混亂之來是因為沒有了文化，莫如說是因為沒有了健康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這便是為什么“五四”以后，幾乎所有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都站在了反傳統(tǒng)的旗幟下面。有人說，反傳統(tǒng)便是中國最大的傳統(tǒng)。在這句話里面，智巧多于真理。問題在于，在現(xiàn)實的生活里面，所謂傳統(tǒng)所表示的意義，確實是丑的、惡的，與現(xiàn)代生活的要求和理想相悖逆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丑惡愈來愈彰明，愈來愈不可救治。也許，并不是傳統(tǒng)變了，是這時代變了。畢竟，傳統(tǒng)之于歷史并不等于傳統(tǒng)之于現(xiàn)在。那個在過去數(shù)千年里保持不變格局的社會，盡管不是理想的凈土，但也絕不象現(xiàn)在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一無可取。

　　固然，人們在這里找不到他們熟悉并且推重的“權利”、“自由”、“民主”、“人權”一類字眼、概念，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研究者都會承認，生長在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文明是偉大的和充滿智慧的。它對于宇宙和人生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它那亙古不變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立在這樣一些看法上面。它強調(diào)人與他人的關系，它教導人們謙和忍讓，它主張?zhí)煜聻楣�，它重視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它憧憬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它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這樣一種文明當然也象其他文明一樣，從一開始就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然而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是一種文明，一種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文明。它所抱持的理想和追求，曾經(jīng)是有說服力和號召力的。如若不是這樣，它憑什么能夠占據(jù)如此廣袤的時間和空間？又憑什么創(chuàng)造出如此宏大的人文氣象，不但在過去造福于人類，而且注定要貢獻于人類的未來。

　　就是這樣一種偉大的文明，今天，在它自己成長起來的地方，解體了，退化了，變得丑陋不堪。傳統(tǒng)道德中的差序格局一向是這禮義之邦的道德基礎，而今卻完全成了利己主義的心理哲學淵源；
“大公無私”曾經(jīng)是一種真實的信念，現(xiàn)在卻只能是一套虛偽的說教；
和解的觀念妨礙人們建立正常的權利、義務關系；
集體主義變成了對于個人意識有組織的扼殺；
法即是刑，即是專政手段的看法阻礙著現(xiàn)代法制的確立；
泛道德主義傾向造成了今日社會中的普遍虛偽……。人們自然會把這些看成是時代的沖突，文化的矛盾。難道我們的傳統(tǒng)不是代表著一個業(yè)已逝去的時代？難道我們的研究不曾揭示，我們千百年來尊奉的價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不同于西方？既然我們注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不獨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我們就必須承受兩種文化的沖突，改造舊觀念，創(chuàng)立新價值。

　　然而，問題也許不那么簡單。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固有文化與外來文明之間，并沒有一條“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西方文明固然卓越，但那畢竟是另一種歷史經(jīng)驗，一種與我們的經(jīng)驗迥然不同的歷史經(jīng)驗。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要回到和固守舊的經(jīng)驗事實上已無可能，那么，想要以某種陌生的經(jīng)驗完全取代我們所固有的一切，同樣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文化的移植、轉換和更新也無可能。它不過表明，沖突與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絕不可能離開傳統(tǒng)而獨立地完成。史家陳寅恪在論及中國歷史上的佛學思想時寫道：“釋迦之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tǒng)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后，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fā)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jīng)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沈歇絕絕”。①

　　這是文化移植的必經(jīng)之途。因此，陳先生又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②只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民族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中國文化與西洋文明的關系，卻又不盡是以往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斷言，今日支配著國人的思想必定是與傳統(tǒng)成功結合者，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對這種“居最高之地位”的思想的性質提出質疑：這究竟是融新文化于舊傳統(tǒng)，還是化腐朽為神奇？前者是死去的糾纏活著的，是借尸還魂，后者是死亡中獲得的新生，是鳳凰涅。一個不承認失敗，不甘于消解，抱著不死的信念去求生的延續(xù)；
一個承受失敗，甘愿消解，在死亡的煎熬中去求新的生命。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也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欲求不死者只是延長和加深了死的苦難，使舊文明的衰朽變得更加不可救治。唯有正視死亡而又敢于冒險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創(chuàng)造出生機勃發(fā)的新文明。那將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它不純是外來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時包容了外來的和固有的。新經(jīng)驗與傳統(tǒng)融合，舊傳統(tǒng)得到了更新，于是，死亡轉化為新生，腐朽轉化為神奇。在這樣一個獲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會里面，許多固有文化的因素并沒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蘊，變成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因素。在這里，歷史不再是包袱，傳統(tǒng)也不再是丑的、惡的，它們是民族獨特性的標志，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確，日本民族醉心于新文化的結果，從來不是傳統(tǒng)的失落。這個堅韌的民族在它歷史上的緊要關頭，經(jīng)驗著絕望與頓悟的時刻，毅然地“放棄了長期愛好的習慣，引進了外國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沒有變成中國第二，也沒有變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堅第二。它在完成價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時，保持了民族的獨特性。

　　現(xiàn)代新儒家們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資源在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一些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及地區(qū)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創(chuàng)造性作用。他們以此來論證儒家思想的現(xiàn)代意義，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來世界的復興。這種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值得鼓勵的。我們因為受著自身生存狀況的困擾，對歷史的解說往往失之偏激，難道這些不應受到糾正？人類的智慧是相通的，它們沒有時空的界限。人們經(jīng)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與最現(xiàn)代的思想之間發(fā)現(xiàn)某種深刻聯(lián)系，現(xiàn)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藝術與精神里面獲得創(chuàng)造的靈感，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歷史描繪成漆黑一團，一無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責的。然而，在任何一種文明里面，傳統(tǒng)的更新都不是無條件的。也許，新儒家們忽略了這一點，所以才在這里受到幾乎所有先進知識分子的批評。在他們看來，那種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現(xiàn)代意義的作法是不負責任的。難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歷史遺產(chǎn)，在我們這里沒有成為沉重的枷鎖？那些在別人手里的神奇武器，在我們這里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們確實應當心平氣和地去探究歷史，那樣，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過去的歷史并不就是我們今天現(xiàn)狀的預演。雖然那里有過戰(zhàn)爭和災難，但是也有信仰與秩序。那是一個真實的文明，至少不象我們今天慣于想象的那般虛偽。這個文明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已呈衰敗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戰(zhàn)面前，它無力反擊，只能改弦易轍，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作為一個存續(xù)了五千年的文明，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它有無窮無盡的寶藏，可以供后來的創(chuàng)造者發(fā)掘、享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也同樣是事實。如果說，今天的中國人發(fā)現(xiàn)自己飽受“傳統(tǒng)”之害，那一定不是因為這傳統(tǒng)本身就絕對是丑的、惡的，而是因為，由于我們錯誤的歷史抉擇，我們失卻了創(chuàng)新文明的良機，致使我們的生存狀況愈加惡化，而在這樣一種沒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圍里面，神奇的也將化為腐朽。鴉片戰(zhàn)爭至今，一百五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民族卻還沒有真正告別過去，它還沉浸在祖先的光榮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確曾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奮斗過，但是我們的社會始終沒有獲得精神上的再生——并不是因為舊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為我們不愿承認它業(yè)已死去。誠然，我們早已不反對享用西方的物質文明，我們甚至也宣講科學和民主。我們引進了西方的技術，我們采用了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還制訂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這些加起來也還不等于文化的更新。從十九世紀的“中體西用”論，到二十：世紀的“國情”論、“特色”論，我們何時承認過失敗，承認過死亡？

　　我們搬用了西方的制度，卻不問其精神所在；
我們擷取了西方的思想，卻先把它放在自家歷史的染缸里浸泡；
我們用以自己經(jīng)驗鑄造的尺子去剪裁歷史，以我們自己的好惡居高臨下地去評點西方文明。于是，龍的故土又一次成為世界的中心，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這樣一段經(jīng)歷，“與其說是一種大過渡，毋寧說是一種以文化延續(xù)和變化的繼承模式進行的大強化”，為了這種強化或說“文化復興”，我們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最初提出的理想，雖然天真，卻也有幾分質樸可愛，在那一刻，我們的文明似乎有了活力。人們集合在希望的旗幟下面，似乎又恢復了民族的自信。然而，這畢竟只是一個業(yè)已解體的文明聚集了最后力量的回身一擊。這種反擊注定是徒勞的，而且越來越顯得滑稽可笑。它沒有結束苦難，只是使苦難變得更加深重。它把一個偉大文明的壯烈犧牲，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鬧劇。真誠變成了矯飾，豪言壯語只是裝腔作勢；
虛偽是一場無望的流行病，寡廉鮮恥才能夠暢行無阻。四十年代出現(xiàn)的道德淪喪，今天變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可療救。許多人把這種現(xiàn)象歸結為固有文化本身的“劣根性”，因而在歷史中尋找答案，在文化中尋求解決的辦法。這種作法并非全無道理。造成普遍虛偽的強求思想(道德)一致，難道不是古時的傳統(tǒng)？大而全，小而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個人命運的“單位”，難道不是由三十年代的社會化向古代家族的倒退？思想禁錮、文字獄、權力崇拜、官本位制、身份意識、平均思想、經(jīng)驗主義、守舊習性、草民觀念，哪一項沒有古代的淵源？只是，所有這些的簡單相加并不就是我們的古代文明，今天正壓迫著我們的面目猙獰的“傳統(tǒng)”也并不就是古代文明的簡單再現(xiàn)。數(shù)千年來引導著我們民族的精英文化而今安在？經(jīng)常是掌握在為數(shù)不多的讀書人手中的價值闡釋權如今又在哪里？也許，這些還不是根本所在。問題的根本在于，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在當時并不盡是虛偽的，它基本是真實的，健康的和有號召力的。在這種文明里面，那些對我們純粹是丑惡的和有害的東西，或者是有益的，或者不至釀成大害。

　　今天則不同，古代文明已然死去，新的有生命的文明遲遲不能夠產(chǎn)生。當下的社會建立在以往破碎的經(jīng)驗上面，力圖按照歷史的方式存在下去。然而，文明一旦死去，誰又能夠起死回生，使它重現(xiàn)于世？復現(xiàn)的“傳統(tǒng)”甚至已不再能被稱作文明，它只是歷史的余響，病態(tài)的畸形兒。這里，不見了往日宏大的氣象，寬廣的胸襟，只剩下偏狹、固執(zhí)與蠻橫。百余年來，為從西方輸入科學技術，民主制度，無數(shù)先進中國人的智識與心力被耗盡了，但是最終，西方人的經(jīng)驗并沒有融入我們民族的血液。我們有幾乎全套西方式的法典，但卻從來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法律秩序。并不是因為西方的經(jīng)驗注定不能夠成為我們的信仰，也不是因為我們過去的經(jīng)驗本身就不容于現(xiàn)代生活，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已喪失了將不同文化經(jīng)驗融匯貫通的總和與再造的能力。輸入西方政制，徒然造成了社會與文化各個系統(tǒng)和層面的脫節(jié)。今天的中國人，全然失去了對于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與信任，而這又不是對傳統(tǒng)的信仰使然。傳統(tǒng)猶在，但是不真，不善，更沒有美。它已不再具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失去了號召力與凝聚力，失去了創(chuàng)立團體的能力。五千年里建立起來的文化沒落了，鄙俗化了。先是通過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改造，繼而通過無情的經(jīng)濟討伐，文化的精粹消失殆盡。人們以粗鄙為榮，以鄙俗為美。社會重又回復到野蠻——不是文明以前健康而活潑的野蠻，也不是征服了病態(tài)文明的生命力旺盛的野蠻，而是文明自毀以后的野蠻，就如同曾經(jīng)養(yǎng)育過我們民族和文明的土地最終被榨干、耗盡之后的一片貧瘠。敏銳的心靈退化了，只有愚昧和麻木。

　　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但不是產(chǎn)生英雄的那種混亂時代。這里，沒有信仰，也沒有秩序和權威。人與人的關系日趨緊張，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惡化。文化與自然界中的沙漠化競相進行，環(huán)境的污染較心靈的退化同樣嚴重。社會沒有了秩序，生態(tài)失去了平衡。人們耽于享樂，只為當下活著。所有的價值都毀滅之后，生活便不再具有意義。人們甚至不再相信常理，只相信奇跡。民族乞靈于古代文明的象征物：長城與龍；
個人則在古老的氣功術中尋求長生之道。

　　五千年的文明喲，究竟是什么使你蒙受這樣的恥辱與不幸？黃皮膚、黑頭發(fā)龍的傳人，究竟有什么讓你們?nèi)绱蓑湴粒�竟然今天還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的希望所在？難道你們還不明白，你們已經(jīng)坐失良機，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一再做出錯誤的抉擇，因而在死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難道你們還不曾意識到，及至今日，最大的危機仍然在于，面對失敗和死亡，你們還是缺乏承受的勇氣，只是靠著自欺度日——起初是因為自欺而屢屢受挫，現(xiàn)在是因為不斷地失敗而沉溺于自欺？這就是我們的悲劇，一個偉大文明的不肖子孫的悲劇。如果說，悲劇的后面希望尚在，那么這希望必定是在我們坦率承認失敗的勇氣之中，是在我們毅然地告別過去，一切從頭開始的冒險精神之中。這種建立在新的時間觀上面的抉擇，這種對我們來說還相當陌生的死亡態(tài)度，將是超越死亡的關鍵，是創(chuàng)立一種新的有生命的文明的契機。這種新的文明既不是對過去歷史(不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的重復，同時又不偏離人類的基本追求。它以人類社會一員的身份參與世界歷史，一面以全人類的精神養(yǎng)料滋養(yǎng)自己，一面以自己獨特的經(jīng)驗解決人類的問題。這既是我們貢獻于人類之所在，又是我們的自救之道。此一轉變的艱難與痛苦不難想見，但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就在于，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種文明，我們還可能有忍受舊時代死亡之痛苦的堅韌毅力，有對重獲新生的熱烈蘄望。

　　①陳寅恪為馮著《中國哲學史》所作之“審查報告”。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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