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社的顧問何家棟先生最近撰寫了一萬五千多字的長文發(fā)表在《戰(zhàn)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上，批判我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我對于何家棟先生的年齡十分尊敬，但我不得不指出，何家棟先生在文中對于我的觀點進行了大量的歪曲，而他自己的許多觀點，如果真站得住腳，那真是對于人類思想有了太多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可惜實在是站不住。由于何家棟先生的文章很長，又講了許多方面，我一個一個地去詳細回答，一時不值得花那么多時間，而且恐怕也難以有地方愿意給我這個篇幅去發(fā)表。因此，我只能擇其要點，點到為止。有些問題，論據(jù)十分豐富，俯拾皆是，我過去也已經(jīng)論述過。對于這些問題，我只提出結(jié)論，不再多舉例證。

　　我不知道《戰(zhàn)略與管理》雜志社有沒有勇氣秉持公正，刊登我對于何先生的批判的回答。

　　一.社會達爾文主義究竟是一個現(xiàn)實還是我在提倡

　　何家棟先生在文中給我扣了個提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帽子。其實，我從來沒有提倡過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說我的文章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什么關系的話，那大概是我對于客觀現(xiàn)實的描述讓何家棟先生想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坦率地說，人類社會的現(xiàn)實，至少有相當部分確實仍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看到一個人指出現(xiàn)實世界中的惡，便說這個人就是惡的提倡者，這是一種什么邏輯？這就是何先生所說的“通向真善的一座橋”的偽善？我不認為這種偽善是“通向真善的一座橋”。恰恰相反，它為惡做掩飾，欺騙受害者，不許別人指出惡并予以鏟除，這恰恰說明它是惡的幫兇。

　　我從來沒有提倡過社會達爾文主義。我講的是中國人應該如何在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上生存，這與提倡完全是兩回事。從最終目標講，我希望能夠鏟除這個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并且希望我們中華民族對此做出較大的貢獻。而要鏟除社會達爾文主義，決不能去掩飾這個世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存在這樣一個現(xiàn)實，決不能只企盼何先生所給予全部希望的“優(yōu)勢群體的道德覺悟及對弱勢群體同情和善待”。這就是我為什么提倡尚武精神。

　　二.難道獨立與自由是靠強權恩賜而來？

　　何先生大講今天西方社會對于弱勢群體的善待。西方社會確實有對于弱勢群體的善待。問題是這種善待是怎么來的。是像何先生所說的那樣，來自于“因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而“自由主義力圖發(fā)掘人的優(yōu)點”，以及“優(yōu)秀的少數(shù)”的“人類理性”的“了不起的勝利”嗎？我認為不完全是，甚至大部分不是。

　　譬如，何先生認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性”來自于“優(yōu)勢群體的道德覺悟及對弱勢群體同情和善待”。這一點，美國的黑人恐怕不會同意，美國的白人恐怕也不會同意。從理論上說，何先生的這種觀點與美國，乃至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制度的建構(gòu)所依據(jù)的理論也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所以我在前面說，何先生的許多觀點如果真的能夠成立，那真是對于人類思想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貢獻，此即其中一處。

　　縱觀人類歷史，弱勢群體之所以有時受到強勢群體的善待，多半處于兩個情況：一是強勢群體正在面臨與其他強勢的爭斗，暫時無力壓制弱勢群體，甚至需要弱勢群體的協(xié)助；
二是弱勢群體雖弱，但已具備了嚴重殺傷強勢群體的力量，并表現(xiàn)出不惜為此一戰(zhàn)的決心；
決非僅僅來自于“優(yōu)勢群體的道德覺悟及對弱勢群體同情和善待”。南北戰(zhàn)爭時的美國黑人處于第一種情況，而真正奠定了當今美國的“政治正確性”的1960年代，則屬于第二種情況。任何一個嚴肅的美國學者，甚至是普通人，都不會認為美國黑人今天相對改善了一點的地位與1960年代美國黑人在民權運動中的斗爭無關，而只是白人出于“道德覺悟”的“善待”。

　　何先生認為我“對華人華僑史的了解不夠”，“要提倡華人民族主義就要三思而行�！蔽抑幌敫嬖V何先生一點，許多美國黑人認為華人沒有資格享受現(xiàn)今美國對于少數(shù)族裔的“善待”，理由是華人沒有參加1960年代黑人爭取民權的巷戰(zhàn)。做順民有時也許劃算，但并不光榮，特別是絕不能說“道德覺悟”高。有時，則連劃算都不一定。臺灣女作家龍應臺曾經(jīng)記述過一個關于華人的故事：“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獨立戰(zhàn)爭中，許多自由華人加入了‘古獨派’的軍隊，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戰(zhàn)。最有名的是Teniente Tankredo（華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傷，被西班牙政府軍逮捕。西班牙軍人稱他為‘苦力’要放走他時，他從軍裝口袋中取出文件，證明自己是‘古巴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不是一個無名的中國苦力，‘射吧！’他說�！边@樣的華人至今為當?shù)厝怂�敬仰。我所敬仰的，也不是當順民的華人，而是作為自由戰(zhàn)士的華人。這不是一個了解不了解華人華僑史的問題，而是我與何先生的價值取向根本不同。

　　何先生還指責我提出了“民主的生存空間決定論”，所以，我支持民主制的表態(tài)“很難被認為是由衷之辭”。這又是一個把我所沒有的觀點強加于我，然后再加以批判的例子。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民主的生存空間決定論”，從來沒有認為生存空間小就不能搞民主。恰恰相反，我認為民主制度有利于強國，因而有利于拓展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更寬裕的生存空間當然也更有利于鞏固和完善民主制度。這二者是相輔相成之勢。

　　倒是何先生的觀點，我認為對于建立民主制度極為有害。因為他否認了現(xiàn)代民主制度從建立到其運行的根本機制都在于力量的制衡，而把希望寄托于“優(yōu)勢群體的道德覺悟及對弱勢群體同情和善待”。按照何先生的邏輯，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根本就不應該打，而應該等待英國的“道德覺悟”。我認為，美國的建國者們多半也是與我一樣，重視“拳頭硬”的作用，多半在何先生眼中會成為“兇徒”。

　　我并不否認強勢群體的道德良知的進步也可以有作用。但這些決不是獨立、自由與民主的主要來源和保障。獨立、自由與民主決非靠“道德覺悟”的優(yōu)勢群體恩賜而來，而是靠弱勢群體以自己的力量與意志爭取而來。所以，提倡尚武精神不僅有利于強國，而且有利于民主。何先生質(zhì)問：“尚武精神還是公民精神？”我認為，可以這么說，尚武精神是公民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尚武精神不是全部。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崇文，崇文與尚武都重要。我反對的是完全抹殺尚武的“閹者的夢囈”。而這種“閹者的夢囈”不僅不利于中華民族對外爭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也不利于我們促進國內(nèi)的正義與民主。

　　這些道理本不難懂，西方的學問中也很多。以何先生和許多同樣學貫中西的學者的智力和知識，為什么還會在這些道理上總是一錯再錯呢？我以為，只要一牽涉到美國，他們就總要搞錯，這是因為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假定，即美國這個強權和其他強權不一樣，是“道德覺悟”特別高的。我想告訴何先生的是，這個假定即使是美國人也不見得就能夠同意。不知何先生看過美國電影“國家的敵人”沒有。這個電影告訴我們，一些美國人也認為，美國的強權是不可信賴的，必須隨時對之提高警惕。他們至少對于美國的強權還有一定的影響，至少還掌握投票權，尚且有如此之警惕。而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反而對于美國的強權如此信賴，豈不謬哉！

　　三.要弱勢群體施行逆向種族主義的道義何在？

　　我堅持反對逆向種族主義的立場，而何先生則盛贊在西方逆向種族主義“如日中天”。這里就需要澄清一個問題了：我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所指為何。我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從來沒有指向國內(nèi)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的意思。最近，有一個叫做王思睿的學者，不知是真的無知，還是裝作無知，把我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往國內(nèi)民族關系上歪曲，但任何人只要讀一下我提到這個名詞的地方，都可以清楚看到，我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是指對于整個中華民族的自我種族歧視而言。就整個中華民族而言，其參照物自然是世界體系。在這個世界體系中，中華民族目前尚處于弱勢，處于強勢的是西方人。因此，我所說的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對于弱勢群體的歧視，與作為一種對于弱勢群體的補償?shù)哪嫦蚍N族主義恰恰是完全背道而馳，談不上有任何道義。

　　另一方面，說在西方逆向種族主義“如日中天”，恐怕也是言過其實：美國因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所施加的壓力，剛剛對一部分少數(shù)族裔（還不包括華人。如果何先生知道一些華僑華人史的話，就應該知道，某些西方國家對于華僑華人法律上的歧視一直延續(xù)到1970年代，尚且不談實際生活中的歧視）有所補償，便有一些白人跳了出來，大罵這是“逆向種族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在英語中也是個貶義詞），而最近美國加州等的一系列立法，正在逐步取消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所爭取到的“逆向種族主義”。

　　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站在西方強勢群體一邊，對于自己的弱勢同胞施行逆向種族主義，這種行為相當卑劣，何先生雖巧言善辯，恐怕也難以為其戴上正義的桂冠。

　　四.也論偽善

　　何家棟先生文中對于“偽善”一詞作了篇幅相當大的辨析，足證自己確實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我在前面已經(jīng)提到，何先生引經(jīng)據(jù)典，認為偽善是“通向真善的一座橋”。這個見識果然高明，我也同意有這種類型的偽善。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還有另一種偽善，這就是偽裝成善來欺騙和麻痹對手，以逞直截了當之惡所難逞之大惡。

　　另外，我對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當拆除障礙，允許人員自由進出”的提法，第一是指出，你西方人既然聲稱自己有這么善，就請實際上做到，否則我當然要疑惑你是在欺騙和麻痹我；
第二則是真誠地在建議一種更加正義的世界秩序。我并不認為這個更加正義的世界秩序能夠馬上實現(xiàn)，但我認為，如果人類真的要擺脫戰(zhàn)爭，實現(xiàn)永久的和平，這是不可或缺的。

　　何先生指責：“你不去努力幫助中國農(nóng)民乃至城鎮(zhèn)居民首先擺脫‘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身份，獲得在中華大地（包括港澳）遷徙自由的憲法權利，卻為‘西方人權觀’沒有馬上給予‘多佛爾港的那58個中國人’‘世界公民’的地位而大做文章，這不是‘加倍的虛偽’又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至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在中華大地（很遺憾，不包括港澳）的遷徙自由，至少遠遠、遠遠大于向西方國家遷徙的自由。當然，中國的情況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說很糟。但僅僅因為目前中國自己的情況也不理想，就把我對于一個更為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憧憬說成是“加倍的虛偽”、“虛偽的平方”，這又是什么邏輯？譬如說，一個人被強盜搶了錢，他去追回來；
何先生在那里斷喝一聲：你兒子還偷了你五百塊錢呢，你為什么不先管管好你自己的兒子，而去喊什么捉強盜呢？你這是加倍的虛偽、虛偽的平方。何先生學問果然精妙，他對于漢語的使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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