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列舉了美國政治學界第三代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進行研究的視角，主要涉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結構功能、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等視角及研究成果。上述研究存在著三個特點及缺陷：（1）模型取向的特點，這容易導致對中國政治現(xiàn)實的錯誤判斷；
（2）消費領域而非生產(chǎn)領域，美國學者將中國政治作為西方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實驗場，卻忽視了中國實踐對于西方主流政治理論的挑戰(zhàn)；
（3）西方假設往往忽略了東西方文化的微妙差異，從而導致假設與現(xiàn)實的鴻溝存在。

　　關鍵詞：政治學；
中國學；
美國

　　1949年以后，美國政治學界的中國政治研究按照何漢理（Harry Harding ）的劃分①「Harding ，Harry ，1984.」大致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學者受早期冷戰(zhàn)思維的影響，其研究視角容易打上冷戰(zhàn)烙��；
第二代學者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常常采用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建立的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模型硬套中國政治；
第三代學者集中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他們在理論準備、物質(zhì)基礎、現(xiàn)場調(diào)查、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條件上遠遠優(yōu)于第一、二代學者，因而對中國具有更深刻的認識。正是由于第三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為國內(nèi)廣大學者所熟知，本文歸納并評述了他們的主要研究視角，僅供國內(nèi)同仁參考。

　　一、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

　　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論來自歐洲，主要包括國家的建立、市民社會發(fā)展、市場發(fā)展與民主政治的關系等基本問題。其理論要點一是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標志；
二是任何社會政治變革都依賴于市民社會對國家的壓力，從而使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對社會的控制；
三是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會促使民主政治以及一個以公共領域為核心的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②「關于市民社會理論，請參考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安東尼·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等著作�！挂陨侠碚撛诘谌�代學者看來，對于分析由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的中國社會具有很強的解釋力。1983年倪志偉（Victor Nee）編輯的《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可以看做是美國學者較早采用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來研究中國政治的成果。③「Nee ，Victor &Mozingo ，David，1983.」自此，國家與社會關系就成為中國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并在20世紀90年代一躍成為主流分析視角。④「Oksenberg ，Michel，2001.」與早期的集權主義模型、官僚多元主義模型相比，國家與社會模型強調(diào)的是國家放松對社會的控制、社會自治、黨和國家的分離等要求，由此，美國學者形成了三派主要觀點：一派認為，改革會導致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而這最終會引發(fā)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即社會促進國家變革觀；
第二派認為，表面上看社會經(jīng)濟因素高度依賴于國家，但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僅不會破壞權威主義政治結構，反而有利于穩(wěn)定這個結構，即社會與國家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觀；
第三種觀點是，一部分學者認為由于國家與社會將處于對立關系，社會壓力最終會導致某些政治制度發(fā)生改變，即社會反抗國家觀。⑤「Harding ，Harry ，1994.」

　　社會促進國家變革

　　這派學者主要集中于對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政治意義進行分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早在其1985年編著的《后毛時代改革的政治經(jīng)濟學》一書中就提出了中國經(jīng)濟改革會導致政治領域出現(xiàn)變革的觀點，何漢理在《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一書中也持相同的觀點。①「Perry ，Elizabeth J .&Wong ，Christine ，1985；
Harding ，Harry ，1987.」奧森伯格也認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期在中國必將出現(xiàn)由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而引發(fā)的政治變遷。②「Oksenberg ，Michel，2001，p.28.」戈登·懷特（Gordon White）認為經(jīng)濟改革的成果會對政治產(chǎn)生巨大的挑戰(zhàn)和壓力，甚至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會破壞國家社會主義的合法性、有效性，他對中國未來具體的政治變革途徑以及變革對象的預測持謹慎態(tài)度，他認為中國很有可能出現(xiàn)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或地區(qū)所形成的那種國家具有很強干預能力的國家資本主義結局。③「White ，Gordon，1993.」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連續(xù)性、個人行為的一貫性上入手，指出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人們長期在計劃經(jīng)濟中所養(yǎng)成的某些習慣并沒有多少改變，因此在計劃與市場之間并不存在一條清晰的分界線。與懷特所強調(diào)的中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市民社會的觀點相反，蘇黛瑞并不認為中國已出現(xiàn)了符合標準的市民社會，因此，改革是弱化而不是強化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④「Solinger，DorothyJ .，1993.」

　　社會與國家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在分析中國農(nóng)村改革時，指出了社會與國家是如何共同作用從而促進了農(nóng)村改革的成功。他認為：如果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來看中國農(nóng)民與國家的關系，無論用什么標準都可以看到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關系體，這種結構不利于社會的發(fā)展。然而他指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農(nóng)民在創(chuàng)制一項改革目標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農(nóng)民協(xié)同一致，共同向國家提出政策倡議，國家面對著一場同質(zhì)性的社會運動，于是接受了農(nóng)民的政策創(chuàng)新。結果是國家與社會達成一致，促成了中國農(nóng)村的改革。⑤「Kelliher，Daniel，1992.」托尼·塞奇（Tony Saich）通過分析社會中介組織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生長過程發(fā)現(xiàn)，中國的社團組織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過程：一方面社團的成立必須得到國家的認可，幾乎每一個社團的成立都必須經(jīng)歷與國家談判的過程，而最終被法團化；
另一方面，國家尤其是"地方國家"也必須在談判的過程中作出讓步。因此中國社團組織的壯大與成熟既是國家與社會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原因，也是其結果。⑥「Saich ，Tony，2000.」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新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現(xiàn)了法團主義傾向，即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社會權力結構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組合形式，各種各樣的組織、社團采取多邊合作、角色混合、相互依賴的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而在這個網(wǎng)絡中，國家是核心的角色。以商業(yè)團體為例，國家有意識地吸收社會資源和商業(yè)技術精英，建立專業(yè)商業(yè)團體的目的不是為了自治，而是實現(xiàn)獲取資源、擴大聯(lián)系；
社會團體看重與國家的聯(lián)系，主動接近國家，則是因為這是一種榮譽和地位的象征。蘇黛瑞在分析企業(yè)家與國家的關系和舒秀文（Vivienne Shue ）、戴慕珍（Jean C.Oi）在研究農(nóng)村基層政府的經(jīng)濟行為時都采用了這種分析視角。⑦「Shue，Vivienne，1988，1996；
Oi，Jean C.，1995，p.1133.」

　　社會反抗國家

　　這派學者認為，隨著市民社會的成熟，市民社會將會抑制甚至反抗國家對于經(jīng)濟生活、私人領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干預，如果國家不能因此在權力上作出調(diào)整與讓步，社會的反抗可能會使政治出現(xiàn)不穩(wěn)定的狀況。美國學者對于社會反抗國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時期：一是90年代初期的研究，這些文獻主要集中于1993年《當代中國》雜志4月號題為"當代中國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研究"的專輯中；
二是對20世紀90年代或21世紀初中國政治中若干不穩(wěn)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分析了城市和農(nóng)村中的"群體性突發(fā)事件".白思鼎（Thomas P.Bernstein ）等人通過分析"中央國家"（central state ）與"地方國家"（local state）在征收農(nóng)民賦稅中的不同表現(xiàn)，來分析農(nóng)村中的暴力與抗爭，農(nóng)民如何希望與中央國家聯(lián)盟以制約和反抗地方國家；
⑧「Bernstein ，Thomas P.，2000；
O"Brien ，Kevin J .&Li ，Lianjiang ，1995.」郭小林通過對農(nóng)村土地征用過程的分析，認為隨著改革的深入，"大國家"從農(nóng)村社會退出，但是"小國家"卻強化了對農(nóng)村社會的控制與資源提取，在農(nóng)村社會的抗爭過程中，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出現(xiàn)了分歧，在農(nóng)民眼中，中央國家代表正義，而地方國家代表著非正義。①「Guo ，Xiaolin ，2000，pp.422～439.」此外，也有若干關于城市工人"群體性事件"分析的文章出現(xiàn)。②「如Elizabeth Perry 對當代中國工人協(xié)會角色的分析（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Contemporary China，in Davis，Deborah ，etc.（eds.），1995，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Ching Kwan的"勞工抗爭的道路"（Pathwaysof Labor Insurgency"，in Perry，Elizabeth &Selden，Mark，（eds.），1999，ChineseSociety ：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Routledge ，）等文章�！乖谥T多文獻的基礎上，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于2000年編輯了《中國會出現(xiàn)不穩(wěn)定嗎？》一書，比較全面地分析了社會反抗國家的可能性。③「O"Brien ，Kevin J .，2002，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in The China Journal，No.48.」歐博文（Kevin J .O"Brien）在2002年通過文獻綜述也提出："政治沖突的研究正在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主流。"④「Shambaugh ，David ，2000.」

　　總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是當代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中的主要視角，但近年來這種視角的缺陷性也開始顯現(xiàn)，一方面是國家與社會其各自構成的同質(zhì)性逐漸受到懷疑，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質(zhì)疑來自于歐洲經(jīng)驗的模型是否適于解釋中國的實踐，此外，僅僅從宏觀上分析中國政治，而忽略微觀領域是否能夠把握中國政治的本質(zhì)。對于這些缺陷，以下有關視角會給予補充說明。

　　二、精英分析視角

　　在美國政治學中，精英理論仍然是來自于歐洲土壤的理論，意大利學者莫斯卡（1896）、帕累托（1916），美國學者阿倫（1950）、米歇爾斯和拉斯韋爾（1965）是這個理論產(chǎn)生的主要貢獻者。這是一種從研究政治勢力高度集中的權力群的性質(zhì)和作用出發(fā)來解釋政治現(xiàn)象的理論，它認為人類社會必然存在著一個權力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通過一個權力團體直接或間接地實施權威分配或統(tǒng)治，組成這個權力團體的成員就是社會中的少數(shù)統(tǒng)治者，就是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研究必須以權力精英為中心。精英理論中更強調(diào)研究整個團體權力的稱為"集體權力精英理論"，偏重研究團體中個人權力的稱為"個人權力精英理論".

　　J .P.內(nèi)特（J .P.Nettl ）1967年在其《政治動員》一書中提出：傳統(tǒng)社會在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會出現(xiàn)精英制度向憲政制度的轉型。所謂精英制度，就是權力掌握在某些個人和統(tǒng)治階級的手中，階級的觀念被普遍接受，政治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
而憲政制度則表現(xiàn)為，權力的分配依據(jù)是法律，擁有權力和責任的是制度而非個人，分權和制衡的原則獲得普遍的認同。

　　在以后的研究中，美國政治學者通過對中國不同代際政治精英的轉型特點的梳理，通過對精英重組、觀念變革、政治戰(zhàn)略、政治資源以及知識分子的政治態(tài)度、政治體系內(nèi)部及外部的持不同政見者等的分析，把握中國政治的走向。由于政治精英分析不能不涉及到關于權力繼承、合法性與腐敗的問題，因此研究中往往伴隨著有關政治制度的分析。尤其是新制度主義誕生以后，學者們開始采用一些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這是第三代精英分析學者的一個最大特點。在分析對象上，精英分析往往集中于公共政策的產(chǎn)生與執(zhí)行過程等方面。第三代學者更加理性地采用一些學術用語來描述當代中國的政策過程特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分散的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軟權威主義"、法團主義等。此外，與第一、二代學者不同，在分析公共政策時，第三代學者更注意在分權的背景下強調(diào)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研究，而不僅僅集中于中央或地方的單方面分析。⑤「Harding ，Harry ，1994，p.701.」

　　美國政治學界對于中國政治的精英分析大致產(chǎn)生了三種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新興精英主要是技術精英，這一代領導人很少受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與派系聯(lián)系較少，他們樂于重組中國的政治體系，在面對大眾的壓力時能及時反應，肩負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新型領導與官僚仍然會受意識形態(tài)與個人考慮的約束，因此在政治行為上會謹小慎微，很難創(chuàng)新和改革現(xiàn)存的政治體系；
第三種觀點認為叛逆型精英會最終成為變化的主要力量，并最終與現(xiàn)有的政治結構發(fā)生沖突。精英分析學者認為中國政治發(fā)展會經(jīng)歷三個階段，即改革、停滯、沖突，這與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分析中國政治所得出的社會促進國家、社會與國家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社會反抗國家三個階段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三、政治文化視角

　　一些美國政治學者還采用政治文化視角研究中國政治。早期的學者主要從中國的家庭教育或儒學教育入手來研究中國政治的特點，而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則主要分析國家是如何通過宣傳媒體和教育制度來控制政治的社會化進程。在這里，政治文化成為一套制度、觀念，人們是如何主動去適應這套制度結構，反過來，各種制度結構的運行方式、發(fā)展方式又如何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這些都成為研究的內(nèi)容。

　　裴魯恂（Lucian W.Pye ）是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素負盛名的學者，他在20世紀80年代詳細分析了中國政治的基本特點以及中國人的政治心理。

　　在他看來，中國政治文化中存在著兩種互為矛盾的現(xiàn)象，一方面強調(diào)和諧與共識，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關系"，因此，派系、派系斗爭就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個特點。①「裴魯恂，1988，《中國政治變與常》，胡祖慶譯，臺北，五南圖書�！�

　　理查德·柯特·克勞斯（Richard Curt Kraus）研究了藝術與政治的關系這個大題目，在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中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他從研究書法與權力的關系入手，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中有一套精巧的傳統(tǒng)，就是權高位重的人的書法受到特別的尊重，具有特別的意義。

　　因此題字水平的高低也肯定會影響到政治溝通的效果，這在中國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現(xiàn)象。②「Kraus ，Richard Curt，1991.」

　　"關系"仍將是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羅德明（Lowell Dittmer）認為"，關系"是研究中國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概念，離開這一點，中國政治研究無從入手。③「Dittmer ，Lowell，1995.」

　　裴魯恂在其文章中強調(diào)，國家權力更多地依賴于個人權力和個人地位，只要沒有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大眾認可的合法性機制，"關系"就將在中國政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④「Pye ，Lucian W.，1995，p.52.」也有學者把"關系"從底層向高層劃分為工具維度、禮儀維度、道德維度和感情維度4個維度。工具維度的"關系"來自于個人收益和損失的計算，屬于最低層次。這種"關系"具有功利性特點，最不穩(wěn)固；
禮儀維度的關系主要來自于中國文化中的"人情"，屬于社會網(wǎng)絡中與禮儀責任以及與協(xié)調(diào)交際有關的聯(lián)系；
道德維度的"關系"主要與中國文化中的"忠"與"義"有關，這種"關系"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上下級之間、施惠者與受惠者之間；
感情維度的"關系"屬于最高層次，也最為牢固。當然，在中國精英政治中"，關系"并不僅僅表現(xiàn)為某種單一維度，而可能是多種維度的混合體。⑤「Gao ，Xuezhi，2001，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in The China Journal，No.46.」

　　四、結構、功能視角

　　在美國政治學中，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并非同一概念，但幾乎都來自社會學理論。在從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兩種視角觀察中國政治的學者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偏重對組織結構的分析，在《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一書中，他采用了靜態(tài)的組織結構視角并分析了從中國帝制到改革開放以后不同時期的政治體制與權力結構。⑥「李侃如，1998，《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臺北，國立編譯館�！笰.格爾斯坦（Avery Goldstein ）偏重對關系結構的分析，他對1978年以前中國政治的回顧采用了這種方法。⑦「O"Brien ，KevinJ .，1991.」歐博文則偏重歷史結構的分析，他從新制度主義中的歷史制度主義出發(fā)，分析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否成為有效的立法機構。⑧「Goldstein ，Avery ，1991.」

　　詹姆斯·湯森的《中國政治》偏重于從功能主義視角來分析1985年以前的中國政治。湯森采用了阿爾蒙德和小鮑威爾的分析框架，從政治體系（包括體系功能）、政治過程（過程功能）及政策（政策功能）來分析中國政治。在分析政治體系時，他列舉了共產(chǎn)主義體制的起源、政治構架（包括機構與政策演變）、意識形態(tài)體制及變革，同時從三個方面分析了政治體制功能：政治社會化與傳播、政治溝通、政治錄用，在此基礎上考察了政府過程（利益表達、決策、政策實施）及政策的產(chǎn)生。湯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1985年以前的中國政治，分析的重點集中在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上。①「詹姆斯·湯森，1996《，中國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

　　五、宏觀與微觀分析的結合

　　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是美籍華裔學者鄒讜提出的，他認為單獨用宏觀或微觀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全面把握中國政治的實質(zhì)。因此，必須在宏觀上分析4個層面，在微觀上采用理性選擇途徑，從案例、個體入手，才能把握中國政治全貌。②「鄒讜，1994《，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中文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鄒讜的中國政治研究始終圍繞著民主化這一主題展開。在這個研究領域里，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研究屬于"現(xiàn)代化"理論研究的一部分，屬于一種"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的研究視角。③「甘陽，1994《，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一書序言。」

　　李普塞特和巴林頓·摩爾的著作突出強調(diào)了社會經(jīng)濟條件對于民主政治的制約性，或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階層的分布情況與民主的關系。70年代以來，這種研究視角開始受到實踐與理論兩個方面的質(zhì)疑：在經(jīng)驗上，60年代以來的大量經(jīng)驗研究和統(tǒng)計分析表明，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進程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在理論上，70年代以來，以博奕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等方法論為基礎，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心日益轉向集體行動的微觀機制，通過關注個人偏好來分析人們的行為互動。

　　這種轉向反映了宏觀歷史分析的決定論色彩，即似乎給定了某一社會經(jīng)濟條件，微觀個體無論怎么行動都只會有同樣的結果。問題恰恰在于，即使在相同的社會經(jīng)濟歷史發(fā)展條件下，個體和群體也絕非只有一種策略選擇，往往具有多種選擇，這些不同的策略選擇會導致不同的政治結果，從而也會影響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本身。

　　鄒讜認為，對于20世紀中國政治的分析必須在宏觀上把握4個層次：社會革命的層次、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層次、政權機構和政府制度層次、政治和經(jīng)濟的關系層次，這4個層次形成了研究中國政治的宏觀框架。此外"，還有另外一條將這4個層次連接為一個整體，貫穿和推動了這4個層次當中的巨大變化與相互作用的線索，這就是政治家、政治領導集團的政策與行動。要分析研究他們的決策過程和行動的效果，我們就需要利用30年來在美國越來越發(fā)展的幾種新的理論與方法，即人類決策的理論或理性選擇論、博奕論、戰(zhàn)略思維方法與集體行動論。這些理論的某些部分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中國政治家和政黨的決策、政治戰(zhàn)略和行為".為了說明微觀分析對于中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性，鄒讜又指出："20世紀中國政治的一個特征，就是政黨及其領袖的決策對政治發(fā)展的影響，在一個更長的時期中，比其他國家更直接、更重大、更顯而易見"，"這一特征就把政策的決定和理性選擇論提到研究中國政治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說應當成為新中國政治學的核心".④「鄒讜，1994，第18～21頁�！�

　　六、結語：對各種視角的評述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視角大體上有上述5種，但伴隨著這些視角的相關文獻卻舉不勝舉�？偟膩碚f，美國是海外中國政治研究的大本營，各種視角的互相競爭、補充，并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逐漸成熟，這對于形成對中國政治的本質(zhì)性認識是有幫助的。同時，其所開辟的各種研究領域和使用的各種研究方法，對于國內(nèi)政治學研究同行來說也是具有啟發(fā)意義的。盡管如此，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還是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模型取向及其缺陷。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模型取向。這個特點也影響到了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按照王景倫的歸納，海外（主要指美國）研究中國政治的模型大概有如下9種，分別是：傾向模式、派別模式、官僚模式、結構模式、規(guī)范模式、毛控制模式、世代模式、利益群體模式、合法性模式；
⑤「王景倫，1994《，走進東方的夢：美國的中國觀》，時事出版社，第66～71頁�！古狒斺�在《中國政治變與常》一書中提出了西方研究中國政治的5個模型傾向：云南圓桌模型、意識形態(tài)和組合模型、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模型、交棒模型，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共識、派系模型；
①「裴魯恂，《中國政治變與常》�！�

　　詹姆斯·湯森在總結第一、二代美國學者的中國政治研究模型時，從眾多模型中歸納出了三種傾向性：把中國模式等同于其他共產(chǎn)主義模式，統(tǒng)稱為集權主義模式；
把中國當作一個"發(fā)展中制度"，稱為"發(fā)展中國家"模式而有別于歐洲中心模式以及強調(diào)中國自身特色的"毛澤東主義"模式。②「詹姆斯·湯森，第17頁。」上述模型主要形成于第一、二代學者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中，第三代學者雖然在一、二代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發(fā)展，但建立模型的思維卻一脈相承，如新權威主義模型、社會反抗國家模型、軟權威主義模型、法團主義模型等等。模型取向的研究方法的確有利于人們從復雜的政治現(xiàn)象中抓住本質(zhì)，使復雜的政治現(xiàn)象簡單化，但模型也有可能阻礙人們對于現(xiàn)實的本來面目的認識，有可能凝固人們的思維，留下了曲解、誤導乃至無知的遺憾，這可以從大量的西方社會對于中國政治的判斷與中國社會現(xiàn)實存在巨大差異的實例中得到證明。

　　第二，現(xiàn)實中的消費者，而非生產(chǎn)者。從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大量吸收各種理論來研究中國政治，尤其是以從西方民主國家提煉出來的理論作為假設來剪裁、判斷中國政治仍然是當代美國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基本特點。因此，中國政治只是這些理論的實驗場，而非理論的產(chǎn)生地。例如，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是從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市民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
精英理論是從西方階級對立、階級分化過程中總結出來的；
政治文化理論是從歐洲社會學以及精神分析人類學中發(fā)展起來的；
結構、功能理論是從現(xiàn)代美國社會學大師帕森斯那里借用于政治分析的；
宏觀與微觀分析中所謂的理性選擇理論從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中借鑒對于人性的基本假設，更是具有明顯的西方特色。對于這些理論，即或是美國學術界也對中國政治研究中的這種片面依賴于西方理論的做法表示質(zhì)疑，并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問題即將挑戰(zhàn)西方理論給予肯定。

　　裴魯恂認為：中國政治研究中的建設性影響將會朝兩個方向發(fā)展：要么是大量使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超越中國現(xiàn)實；
要么是中國的發(fā)展將會對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③「Pye，Lucian ，1992，p.1162.」裴宜理也認為：中國不應該僅成為世界上其他地區(qū)政治研究中某種理論的實驗場，它應該成為產(chǎn)生某些新的分析途徑的肥沃土壤。在美國，中國的政治研究應該由一個"消費領域"（使用某些從其他國家研究中總結出來的理論）轉變?yōu)橐粋�"生產(chǎn)領域"（能夠產(chǎn)生一些令比較學者感興趣的某些原始理論或概念）。④「Perry ，ElizabethJ .，1994，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2Society Relation，inThe China Quarterly ，ISS.No.139.」由此可見，消費者而非生產(chǎn)者的地位是對中國政治研究在全美社會科學界尷尬地位的準確描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與中國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復雜現(xiàn)實是不相符合的。

　　第三，西方假設與東方文化的微妙差異性。長期以來，美國學者很容易形成一種"美國中心主義視角"或"歐洲中心主義視角"，當這些學者用這些有色眼鏡看待其他國家時，其分析問題所依據(jù)的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標準，并常常排除了受分析國的文化差異等因素，從而使結論與現(xiàn)實存在著差距乃至對立。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要尋找相關例子，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以下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假設偏離中國現(xiàn)實的三個例子。

　　裴魯恂認為：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是"這一學科中存在的概念和理論來自于與中國文化有很大差異的西方體系總結出來的假設，中國更多的是一種文明，卻假裝成是一個民族國家".⑤「Pye ，Lucian，1992，p.1162.」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這在西方政治學界幾乎成為一個常識。以這種邏輯來看，中國是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但西方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中國的民族主義會對西方構成嚴重挑戰(zhàn)，這在理論上是前后矛盾的。實際上，中國盡管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長期以來的民族聯(lián)合和民族團結能力可能遠超過西方學者的想象力，這種團結，當中國受到外來勢力的侵略、壓迫時，尤其牢固。

　　又如，西方學者假設直接選舉、多黨競爭、新聞自由是政治改革的基本標志，依照這個標準，很多西方學者都不認為中國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改革力度很大，如黨政分開、機構改革、政企分開、村民自治、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人大地位加強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nèi)容，雖然這些成果離所謂的"西方標準"還很遠，但與改革前的"全能主義"相比（鄒讜），已經(jīng)大大地前進了一步。除此之外，中國人更容易接受漸進型而非激進型的改革文化也是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再如，西方學者往往從合法性視角來看待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認為合法性降低會使中國共產(chǎn)黨失去領導權。

　　實際上，這種預測一方面嚴重忽略了中國共產(chǎn)黨近年的改革及其取得的巨大經(jīng)濟成就，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中華民族追求和平、穩(wěn)定的政治心理。只要中國共產(chǎn)黨能控制腐敗，它就仍將是中國政治中的領導力量。

　　參考文獻：

　　1.Harding ，Harry ，1984，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of Scholarship，in World Politics ，No.30.

　　2.Harding ，Harry ，1994，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 The China Quarterly，p.701.

　　3.Walder，Andrew，1986，Communist Neo2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Shue，Vivienne，1988，The Reach of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Nee ，Victor and Mozingo，David （eds.），1983，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China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Oksenberg ，Michel，2001，China"s Political System：Challenges of the Twenty2FirstCentury ，in The China Journal，No.45.

　　7.Perry ，Elizabeth J .&Wong ，Christine （eds.），1985，The Political Economyof Reform in Post2Mao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Harding ，Harry ，1987，China "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The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9.White ，Gordon，1993，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Post2Mao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Solinger ，Dorothy J .，1993，China"s Transition f rom Socialism：Statist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Armonk：M.E.Sharpe，p.259，p.270.

　　11.Kelliher ，Daniel，1992，Peasant Power in China：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9，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03.

　　12.Saich，Tony，2000，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in China，in The China Quarterly，ISS.161.

　　13.Shue ，Vivienn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14.Shue ，Vivienne，1996，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Coun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Oi ，Jean C.，1995，The Role of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in The China Quarterly，p.1133.

　　16.Bernstein，Thomas P.，2000，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the Central and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in The China Quarterly，ISS.163.

　　17.O"Brien，Kevin J .&Li ，Lianjiang ，1995，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in Rural China，in The China Quarterly，pp.754～783.

　　18.Guo，Xiaolin ，2000，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 in China，in TheChina Quarterly ，pp.422～439.

　　19.Shambaugh，David ，（ed.），2000，Is China Unstable ？Armonk，NY；
M.E.Sharpe.

　　20.Nettl，J .P.，1967，Political Mobilization：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Methodsand Concepts，New York：Basic Books.

　　21.Kraus，Richard Curt，1991，Brushes with Power：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Art of Calli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Dittmer，Lowell，1995，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in The China Journal，No.34.

　　23.Pye，Lucian W.，1992，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4.Pye，Lucian W.，1995，F(xiàn)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China Journal，No.34，p.52.

　　25.Goldstein，Avery ，1991，F(xiàn)rom Bandwagon to Balance2of2Power Politics：StructuredConstraints on Politics in China，1949～197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6.O"Brien，Kevin J .，1991，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ū疚淖髡撸耗�，1972年生，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01級博士生，100871）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相關熱詞搜索：幾種 美國 學界 中國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