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在談當代中國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簡要地解釋一下什么是當代中國史，也就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對象是什么。

　　所謂“當代中國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1949年后中共成為執(zhí)政黨，故而“當代中國史研究”要探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誠然，1949年后，由中央體現的黨與國家是社會的主導方面，但是主導方面并不就是一切，還有被主導的方面，也應是當代中國史的的研究對象--1949年后中國的地方，基層，人民生活，理所當然也應在研究的視野之內。

　　“當代中國史研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明顯的區(qū)別：“國史”以政治為主線，在研究對象方面，更側重于上層政治層面；
“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研究范圍較為寬廣，對社會的主導方面和被主導方面持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較多地吸取社會科學多種學科的資源，較少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研究的范圍相對較寬。

　　研究當代中國史有若干困難。以中國傳統(tǒng)而言，“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是一個約定束成的習慣。從大的方面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深厚影響；
在另一個方面講，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確實存在著資料、研究者的主觀價值判斷、利益關系的牽制等諸多難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當代人不研究當代史”的傳統(tǒng)被打破，魏源等首開先河，研究本朝史。

　　民國以后，社會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劍農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即是當代人修當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修當代史提不上議事日程。這主要的原因是，執(zhí)政黨有一個高度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提供了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部解釋，形成了對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對歷史研究者的統(tǒng)一的認識和敘述的要求。這種統(tǒng)一性的認識和敘述規(guī)范以“大敘述”、“大概念”為基本框架，在其指導下，再輔之以簡明化的材料，以凸顯“歷史的鐵的邏輯演進規(guī)律”，其特點是高屋見瓴，以點帶面；
不足之處在于：易忽略差異性和歷史面相的多重性。當然，對某些正在發(fā)生和不久前發(fā)生的事實，人們的認識需要一個沉淀的過程而不宜過早定論，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1978年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等諸方面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大敘述”、“大概念”繼續(xù)占據主導地位的同時，更具多元性的新敘述概念從兩個方面被發(fā)掘、引入到歷史研究領域，這就是被中斷數十年的中國史學中的私人著述傳統(tǒng)，以及強調作者自主性的西方歷史研究理論，隨著新敘述概念越來越被人們接受，故而當代人寫當代史已成為可能。

　　另一個更重要方面的變化是，黨和國家為了總結建國后的歷史經驗，進一步配合和推動改革開放，由官方機構在80年代陸續(xù)整理出版了許多重要文獻，從而為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

　　由于建國后的歷史全面深切影響到億萬百姓的生活和命運，社會各界對探討當代中國史的一些問題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坊間也隨之出現了大量有關1949年后的各類出版物，外國相關研究也被逐步介紹到中國。

　　總之，社會有需要，也具備了研究的初步條件，故而當代人可以研究當代歷史。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雖然存在著某些客觀限制，但也有諸多便利條件，例如距今時代較近，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可保持較鮮活的個人感受；
在資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遠而較為方便。

　　這就進入到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我將側重講具體的史料問題。對有關歷史認識問題，也會附帶提到。

　　一、 檔案極其重要，但開放限制很多；
地方檔案可資利用。

　　如何看待建國后的檔案。檔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最為寶貴和重要。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建國后檔案開放的步伐十分緩慢。1987年9月5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稒n案法》規(guī)定，從1988年1月1日起，開放1949年以后的3類檔案：清代檔案，民國檔案和中共檔案。同時規(guī)定，1949年以后的檔案從形成之日起，滿30年分期分批開放。所謂“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檔案保留20年，移送檔案館；
省以下機關檔案保留10年，移送檔案館。檔案被編成卷宗，移送檔案館之日謂之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國又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方法》，對開放檔案的步驟、方法做了說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問題的檔案，可以分期開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國國家檔案局更進一步對開放檔案的種類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凡涉及國防、外交、公安、國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開放有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檔案，其向社會開放的時間可以延長到形成之日起滿50年，滿50年開放仍然有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還可繼續(xù)延期開放。”

　　這些都是有關查閱檔案方面的一些具體的限制。

　　由此可知，雖然《檔案法》頒布已十多年，但建國后中央級的檔案的查閱仍有非常多的限制，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檔案館的查閱限制較少。近年來，一些學者利用地方檔案，寫出了很有分量的歷史論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檔案，完成他們的畢業(yè)論文。

　　80年代后，有關部門整理、出版了一些黨和國家歷史的檔案資料集和專題文獻集，但種類、數量皆不多�！饵h的文獻》雜志有時會刊登一些檔案，但發(fā)表的起因多為配合黨和國家一些重要的政治舉措，例如：強調科技對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發(fā)布毛、劉、周等的相關論述，該雜志所刊檔案的編輯指導色彩較為濃厚，當然，能發(fā)表一點，總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閣好。

　　顯而易見，原始檔案對于研究者是極為重要的，但對其也應具體分析，不應盲目。

　　A. 因為1949年后的檔案的背景極為特殊，幾十年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對檔案的形成、檔案的內容都有極大的影響。

　　例如：許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额櫆首允觥芬粫�是根據類似于檔案的原始文件而編輯出版的，均為顧準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全為自誣之詞。該書雖包含不少事實部分，但需認真剝離。

　　B. 因某種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動、重要事件并無檔案記載。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別是60年代初、中期，毛澤東召開的中央常委會，有些甚至無記錄。其原因：毛對記錄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謂赫魯曉夫似的“黑報告”，1961年的所謂“竊聽器事件”。

　　C. 還有其它一些情況。

　　所以，應該高度重視檔案，同時也應對檔案進行鑒別和分析。陳伯達晚年講過一句話：如果檔案一切皆可信，那還需要歷史學干什么？此話是正確的。檔案是極其重要的，但鑒別，分析更為重要。我覺得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的一段話，對如何鑒別、運用檔案也是有用的。這就是“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是正確的思維和研究方法。

　　二、 應高度重視蘇聯解秘檔案的價值。

　　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政府開始大量解秘前蘇聯檔案。世界各國學者紛紛前往莫斯科，與俄方接洽，購買這些珍貴的史料。北京的歷史研究者沈志華先生投入大量財力，購買了一批極為珍貴的蘇聯史和中蘇關系史檔案，并組織翻譯，已全部譯成中文。這些檔案中的蘇聯史部分幾經周折，終于在最近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內部出版。全套書共34卷凡36本，將大大改變我們以往對蘇維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歷史的認識。

　　有關中蘇關系史的蘇聯解秘檔案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目前尚不具備公開出版的條件。沈志華先生已將其中的一部分，分別贈送給國內的少數研究者。這批檔案得到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這是因為：1. 蘇聯是20世紀對中國、對中共影響最為深遠的國家。中蘇兩黨、兩國的交往覆蓋了1949年后中國歷史的大部分。蘇聯解秘檔案中的中蘇關系部分，較多反映兩黨兩國的上層來往，也兼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廣泛領域。2. 這些檔案都是原件。3. 在中國方面沒有全面開放檔案的條件下，蘇聯解秘檔案的公布將對認識1949年后的中國、中蘇關系有重要幫助。4. 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中國傳統(tǒng)單一化的對歷史的敘述，以致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說，若干年后，長期流行的那種敘述將會被改寫。

　　沈志華先生利用蘇聯解秘檔案和其他資料，纂寫了兩部有關朝鮮戰(zhàn)爭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澤東和韓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的歷史真相》。沈也在國內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中蘇同盟與朝鮮戰(zhàn)爭研究》。他最近寫的《蘇聯專家在中國》，對研究蘇聯對華經濟援助問題有重要的價值。

　　近年來，我有機會讀了一批蘇聯解秘檔案，時間跨度為二戰(zhàn)勝利至 七十年代。這批檔案涉及面很廣，反映了許多極重要的問題。這還僅是解秘檔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這些檔案會以各種形式向社會公開。

　　當然，當代中國史并不就是中蘇關系史，蘇聯解密檔案主要涉及中蘇領導的上層交往和國際共運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蘇經濟聯系。有關中國內部更復雜的情況，還有待中國學者對中國各種材料進行分析。我有一個看法，這就是在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國制度的運作方式，毛的決策對中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的型塑作用，對國人生活狀態(tài)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來影響，包括蘇聯的影響，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三、 使用領導人文獻集、年譜應注意的問題。

　　80年代以來，中國陸續(xù)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專題文集以及年譜等文獻資料。計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外交文選》、《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周恩來軍事選集》、《周恩來外交文選》〉、《朱德選集》、《鄧小平文選》、《陳云文選》、《葉劍英文選》、《習仲勛文選》、《張聞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陸定一文集》、《李維漢選集》、《萬里文集》、《陶鑄文集》、《董必武文集》、《鄧穎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喬木文集》、《鄧力群文集》等等。

　　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價值，提供了一種基本資料和基本線索，但它們也有局限，即相關研究不能僅憑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資料。

　　1. 對政治人物，不僅要看其言，更要觀其行。因為他們都不是單純的思想型或學院型的人物。他們的文字有時只是黨用他們個人的名義發(fā)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們的真實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義發(fā)表的〈人民戰(zhàn)爭勝利萬歲〉，反映的的是當時毛和中國黨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觀點。毛說過，他曾違心的寫過一些頌揚斯大林的文章。所以，僅憑政治人物的文字作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結論是會有偏差的。

　　最近我與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澤東思想。但是他的研究特點是將毛的活動與思想剝離開來，僅根據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開他的敘述。他用兩個概念：一個是毛的理想主義，一個是毛的現實主義，再用這兩個概念貫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實踐，將其一網打盡。

　　國內也有學者是類似的情況，主要依據毛的文集，用兩個概念，“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來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領導下的中國的三十年，將30年的復雜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都為以后所編，其中有一些表述是根據以后的情況而加以 修潤的，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歷史原件，這種情況和毛在建國后修改《毛澤東選集》雷同。因此，使用這類文集，要謹慎、小心，需注意考辯、核查。

　　下面稍微談一些對毛有關文集的解讀問題。

　　除了上面談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編輯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也很有價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講話除個別外，大多未編入大陸出版的毛的各種文集中，其真實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種文集都極為重要，因毛澤東在長達幾十年間是中國的絕對主宰，其思想、態(tài)度決定黨和國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寫的是毛，說的是毛。

　　毛極復雜，須透過文字才能看清底蘊，這需要功力，一種穿透毛的語言壁壘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領導人的年譜，即有《毛澤東年譜》（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陳毅、聶榮臻、賀龍等年譜。

　　領導人年譜的重要性：

　　1. 詳盡。逐年、逐月反映傳主的活動、言論；

　　2. 年譜的編寫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甚至政治局會議記錄；

　　3. 編寫年譜的單位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領導人年譜還有一些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有較多的取舍和省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非有事必錄，如文革中周恩來的活動有大量地省略，對涉及敏感問題，都回避了。

　　四、 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資料：《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文革的歷史曾經牽動億萬中國人命運，對它的研究已經是一個專門的學科，吸引了許多中外學者。但是，有關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極為困難的，大批的資料未得開放，更無從提供給學者自由使用。為了總結歷史教訓，同時也是推動這門學科的發(fā)展，美國狄金森學院研究員宋永毅等八位華裔學者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歷經各種困難，在大陸、香港、臺灣學者的支持下，遍訪世界各主要圖書館，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資料和眾多的私人收藏，并對這些材料進行了編輯�？保�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發(fā)行《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這是迄今為止，全世界范圍內收藏文革資料，最豐富的一套文庫，有近三千萬字的容量。文庫共有七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等；
第二部分；
毛澤東關于文革的講話，指示等；
第三部分；
林彪關于文革的講話，指示等；
第四部分；
周恩來等中央首長關于文革的講話，指示；
第五；
有關文革的重要報刊社論等；
第六；
紅衛(wèi)兵，群眾運動的重要文獻；
第七部分；
文革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這套文庫還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對所收的每一篇文獻都例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盤可按“作者”，“標題”，“時間”，“主題檢索”，“分主題檢索”，“發(fā)文機構檢索”等查閱。

　　五、 從地方志、回憶錄、口述史料觀察社會的基層。

　　過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層的決策和政策的形成，對地方、基層關注很少。

　　地方、基層，更真實的反映社會的真貌和全貌。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異性。

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地方、基層的觀察，能反映民眾的生存狀態(tài)。

　　中國歷代都有修志的傳統(tǒng)，民國以后因戰(zhàn)亂，修志傳統(tǒng)中斷，但亦有不少地區(qū)修志。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導委員會（結構松散），省、市、縣政府設立地方志辦公室。

　　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縣、鎮(zhèn)志。它們都是根據當地政府的檔案編纂而成的，對了解該地方的一般情況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有極為豐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類地方志和專業(yè)志。

　　專業(yè)志和大型叢書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專業(yè)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區(qū)某一行業(yè)的發(fā)展情況，如江蘇林業(yè)志、水利志、鋼鐵志、糧食志、人口志等，價值較高，一般都較真實。

　　《當代中國叢書》是1985年前后由胡喬木、鄧力群發(fā)起編寫。《當代中國》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級的行業(yè)志，如中國的氣象、中國的農機等等，以經濟發(fā)展為主，已出版20卷（絕大部分行業(yè)）。雖有宣傳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況。近年來，廣州中山大學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控制，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回憶錄是一種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運用這類史料時需加以特別的注意。

建國以來，回憶錄出版有兩個階段：1949-1979；
1979至今。關于第一階段，出版的個人回憶錄較少，多為短篇的革命回憶文章。因受政治環(huán)境影響的絕對支配，有些回憶錄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存有問題。

　　在這一階段，出版了兩套大型的回憶錄：《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

1962年下半年，黨內生態(tài)環(huán)境急劇惡化，革命回憶錄的撰寫基本中斷�！巴醭�北事件”和小說《劉志丹》事件。

1964年后，有關劉少奇的回憶文章較多出現。

　　出版回憶錄的個人一般是重要的領導同志或革命前輩。吳玉章關于辛亥革命的回憶錄，請李新同志幫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都是由何家棟執(zhí)筆。朱德在1963年想寫回憶錄，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贊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傳的的少量回憶錄完全是為了配合政治斗爭的需要。如：楊成武《林總教我做師長》、鐘赤兵《跟隨林總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國的史料不開放，西方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十分重視這類回憶錄，但那個時期的西方中國學剛起步不久，所以他們的論著存在著較多的史實錯誤。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憶錄，稱1933年毛澤東、王明、博古在江西瑞金檢閱紅軍，以訛傳訛，連西人的論著也都跟著說王明曾從蘇聯返回，再回蘇京，以至王明事后專門澄清。

　　在毛時代，寫回憶錄是一件高危險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fā)明”， 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劉志丹》為突破口，將習仲勛、賈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黨集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情況發(fā)生重大變化。

　　1. 黨的實事求是方針的恢復；

　　2. 鄧小平、胡耀邦的態(tài)度，搶救史料；

　　3. 也有高級領導同志表示：將帶秘密去見馬克思

　　從80年代至今，大批回憶錄問世。涉及中國革命、建國后歷史的各個方面，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時須小心，應進行鑒別。

　　1. 時間久遠，記憶模糊，存在技術性方面的誤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認識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觀性是否有節(jié)制的問題，即有意回避自己的過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績；

　　3. 亦有人借寫回憶錄泄私憤。

　　所以應參照其他資料，對回憶錄進行考辯。盡管如此，回憶錄仍不失為重要史料。因為它提供了較生動的背景資料。

　　近二十年來，所出版的大量回憶錄，可大致分為幾類：

　　1.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回憶錄；

　　2. 軍隊高級領導人的回憶錄；

　　3. 地方領導人的回憶錄；

　　4. 有關外交問題的回憶錄；

　　5. 某些當事人就重大歷史事件纂寫的回憶錄；

　　6. 新聞出版界負責人的回憶錄；

　　7. 知識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憶錄；

　　8. 重要歷史人物家屬的回憶錄；

　　9. 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外國人的回憶錄；

　　10. 在美國和西方的中國人的回憶錄；

　　從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角度纂寫的回憶錄也有下列幾類：

　　1. 有關當事人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的回憶錄；

　　2. 有關胡風事件的回憶錄；

　　3. 有關“反右運動”的回憶錄；

　　4. 有關“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的回憶錄；

　　5. 有關文革的回憶錄；

　　6. 有關五十年代幾所著名高校大學生生活的回憶錄；

　　上述這些回憶錄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記，出版社給它起了個比較通俗的名字，叫《紅塵冷眼》，其實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個著名的知識分子，也是民主同盟過去的一個高級領導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者，他的日記提供了一份對那個時代很寶貴的個人的敘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關回憶肯定有其重要的價值，但從這類材料中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層民眾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天涯》雜志最先開辟了“民間語文”的欄目，陸續(xù)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當年的文獻資料�！豆饷魅請蟆烦霭嫔绯霭媪恕睹耖g書信》，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一個平民百姓的回憶錄》。據我所知，近年來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寫他們的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層政治運動記實》的個人回憶錄，作者蕭牧，1949年是一個21歲的青年，聽信去臺灣可讀臺大的宣傳，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臺灣，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陸的家鄉(xiāng)，從此一輩子在基層被整，被斗，那個當年和他一起去臺灣的好友，幾十年后成了臺灣的名詩人洛夫。蕭牧的回憶錄沒有出版，是自印本，對了解、研究建國后基層一系列重要問題都具有參考價值。我認為研究者應高度重視普通人的回憶錄，我一直有這樣一種看法，我們在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毛的時候，應該重視，考慮普通民眾在那個時代的生活和感受的問題。這個方面是我們過去忽略的，不重視的。當然對那個時代，不會有統(tǒng)一的看法，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復雜性。費爾巴哈說過：
“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沖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也要重視普羅大眾的經驗和感受。歷史學是一門關于人的學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tài)，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也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過往的歷史，比過去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因為他們組成我們社會的最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huán)境更能我們了解到歷史的多重面相。

　　結語

　　綜上所述，當代史的資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許多關鍵性的資料十分缺少，檔案的開放步伐很慢；
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對象距今不遠，有關資料既多又雜。從資料的情況上講，對當代史進行研究的基本條件已具備，國外和海外對中國的研究也越來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國，因為這是離當下不遠的時代，對認識今天和未來的作用更大。

　　對當代史的資料需要小心鑒別和判斷，需要史識的修養(yǎng)和眼光；
同時也需要研究者具備歷史學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夠讀懂這些語意曾被膨脹或修飾的浩如煙海的史料。

　　來源：高華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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